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是在疼痛中誕生的，那種疼痛類似於剖腹產。
僵化保守觀念的反對、自費開發的窘迫、縣區協調的掣肘、國家大環境下的開發風聲吃緊，這些攔路虎成群結隊地堵在經開區起步的路上。
然而，經開區還是以幹道建設為標誌，提前開張了。
1993年4月16日，省政府《關於同意設立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批複》終於下來了，距離4月3日的幹道建設開工典禮僅僅過去14天時間。
1993年7月6日，省編辦正式批複省委省政府的決定，同意成立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合肥市直屬副廳級事業單位，核定領導職數一正四副”。合肥市編辦又批複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下設“一室三處三公司”，辦公室、計劃項目財務處、工程建設處、規劃土地處、工業發展公司、建設工程公司、公用服務公司，後來又增設了經濟開發總公司，簡稱“一室三處四公司”，經開區核定事業編製70人。
1993年8月19日，合肥市委在市規劃局五樓召開會議，宣布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黨委新班子正式成立，杜平太任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黨委書記，不再擔任市政府副秘書長和市規劃局局長，保留市開發辦主任的職務，市土地局副局長梁建銀出任管委會副主任、黨委委員，劉自忠任管委會主任助理，不久，肥西縣副縣長李平、合肥鍛壓機床廠副廠長李兵陸續就任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助理，一正四副搭配齊全。8月19日上午11點開會宣布，下午2點新班子走馬上任。
這是一個臨危受命的班子，更是一個前途未卜的班子，不少參加那次會議的人員坐在台下掐著指頭在計算他們什麽時候卷著鋪蓋從二十埠農村逃回來。
倒不是那些人跟管委會的新班子有什麽深仇大恨，因為以他們的見識、眼光和對當時形勢的判斷，他們有足夠的理由這麽想象。
合肥高新區啟動時，國家科委及省、市各方幫助解決8000萬資金，蕪湖經濟技術開發區省市支持資金5000萬，而省政府在興辦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批文上明確表示：“要堅持自費開發，多渠道籌措建設資金，以項目帶開發，開發一片，建設一片，受益一片。”
項目在哪兒呢？
1992年下半年房地產項目來了好多家，十八崗往南意向性出讓土地7000多畝。一時間，談意向有話好說、論價格你來我往、簽合同觥籌交錯、交定金毫不含糊，尤其是深圳建設集團和萬科交來巨額定金5000萬和1000萬後，“以地生財”的招商政策似乎順風順水，運轉得心應手。
然而，1993年春節的空氣中就有些異樣，先是過年的菜價漲得厲害，年後大宗的土地不好賣了。又過了一段日子，早先簽下出讓土地的合同變得詭異，一些企業不按期交納購地款，有的企業連定金也不交了，接下來一些意向性合同就不了了之了。經開區的創始者們隱隱感覺到，好像出事了。合肥已是對外開放城市，因為有政策許可，開始他們以為辦國家級開發區遞一個報告上去，走一下程序，就萬事大吉了，可1993年春天遠沒有1992年春天那般令人激動，國家級開發區的批複杳無音信，無奈之下，市政府在開工典禮前隻好請求省政府先批一個省級的開發區。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的激勵下，1993年上半年全國的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同期增長25%。一場由十多億人共同駕駛的經濟快車一時根本刹不住車了，經濟過熱和金融市場秩序的混亂來勢凶猛。從1992年下半年開始，通貨膨脹如猛虎下山，一路狂奔。1993年，經濟運行繼續升溫，房地產熱、開發區熱在全國愈演愈烈。
廣西北海，一個20萬人口的城市。1993年人口一下子增加到近百萬，從事房地產的公司從6家猛增到1200多家，一幢幢還隻是立在圖紙上的花園別墅的價格在短時間內便被炒高幾十倍。還有海南特區的海口流行一個說法，台風吹倒的廣告牌砸死四個人，其中三個是倒地炒房的。經濟持續高燒導致生產資料價格猛漲，1993年，鋼材、水泥、木材的價格比上一年上漲了50%以上；這一年，全國消費品價格平均上漲了13%；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了50%以上。全國通貨膨脹率最高達到24.1%，老百姓買不起菜，建築工地買不起水泥了。海口和北海的爛尾樓以漏洞百出的形象矗立在海邊潮濕的空氣中。
1993年初，全國大大小小的開發區由100多個增加到了2700多個，是一年前的20多倍，宏觀調控開始後，開發區不僅不會批，而且要壓縮整頓。雖然當時有“三亂”“兩熱”的說法，但經濟過熱的罪過具體落實在了“房地產熱、開發區熱、股票熱”的頭上。
而6月國家開始宏觀調控，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幹道建設還沒完工，10.8公裏框型大道竣工的鞭炮聲還在空中回響的時候，國家已經著手對開發區實行全麵控製。
這個時候上任的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新班子走在框型大道上，看著四周茂盛的莊稼，一時陷入了巨大的迷茫和困頓之中。未來的路怎麽走？這不是一個工作性的命題，而是有關生死存亡的殘酷提問。
10.8公裏幹道很是風光體麵，由於原材料價格飛漲，路還沒修完，錢不夠了，宏觀調控的緊箍咒一勒，“以地生財”的靈丹妙藥迅速失靈，土地款到不了賬，到了賬的55%先給肥西用於征地拆遷安置，剩下的錢先上交一大批稅費然後放在市土地局的賬上，經開區要先打申請，經市政府批準才能用上錢。要命的是，土地局的賬上也沒錢了，因為早在開春後土地就賣不動了。
10.8公裏框型大道工程建設應付款8100萬，可完工的時候，隻付了6900萬，欠工程款1200萬．陳和平全權負責蓮花路一段和繁華大道至始信路一段工程，後來資金跟不上了，隻好靠感情聯絡，一要錢，就跟施工隊喝酒，有時拎兩瓶酒跟施工隊的隊長在麥田裏的工地食堂喝酒，有時被逼急了就拉著施工隊隊長到合安路邊的“舒樂大酒店”喝酒。說是“大酒店”，實際上就是路邊小飯店，裏麵蒼蠅蚊子橫飛，筷子上油膩膩的，陳和平說：“喝一次酒，輕鬆一個星期。”幹道建設隻能提前，不能拖後，這是硬杠子。
合安路邊管委會的10間小平房建好了，後來又建了8間，院子裏鋪上了彩色的水泥地磚，花壇盛開著鮮豔的月季，環境樸素而整潔，然而誰都沒心思關注這些。因為，管委會一成立，開發區一開門，1200萬的債務就壓在了新班子頭上。二三十年前，這是一筆能把人壓趴的巨額債務。管委會從小平房開門第一天起，迎接最多的就是上門討債的人，而不是投資興業的人。劉自忠回憶說，1994年年關將近的時候，管委會小平房院子裏最多的一天有100多人來要債，有的堵門，有的堵人；有的罵人，有的想動手打人；有的是緊跟，你到哪兒就跟到哪兒，不給錢就不走人。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後管委會的第一個正式文件，就是要錢的，我在檔案室查到了管委會“合發字（1993）01號”文件，《關於請求解決經濟技術開發區啟動資金的請示》，請求市政府幫助解決貸款3800萬作為啟動資金。招商引資正在進行中，10萬平方米標準廠房及一批新型建材項目年內亟待開工，相關的水電氣及電信配套和其他服務設施的建設也刻不容緩，文件中充滿了焦慮和期待，文件中也許意識到前景不妙，所以留了個退路，說眼下急需1000萬購置設備及建築材料訂貨。國家宏觀調控正在對銀行下手整頓，合肥市政府也貸不到款，開發區更是不被銀行信任，所以開發區的第一份正式文件等於是白費功夫，文件的意義是二十多年後讓我們看到了開發區創業初期的真實而殘酷的曆史。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1993）02號文件還是要錢的，《關於請求解決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開辦費的請示》，文件中訴說了開發區麵臨的尷尬，工程項目資金到不了位，但辦公桌椅、筆墨紙硯、鍋碗瓢盆的錢得幫助解決一下，幹道指揮部解散了，原來抽調征用的車輛、人員、設備都回去了，開發區一張白紙，開發區揭不開鍋了，文件中這樣一段文字能夠準確描述當時所麵臨的尷尬：“管委會成立後，工作人員已經逐步到位，但10月份工資還無著落，辦公用具及交通工具也亟待解決，為盡快建立正常辦公秩序，管委會黨委研究，唯一辦法是向政府求援，請求解決人員工資20萬元（全年）和必需的辦公用具及交通工具購置費181萬元（具體開支項目見附表）。”後來我查看了1993年所有下發的文件，幾乎都是請求政府幫助解決資金缺口的，實在解決不了，就向市政府臨時借一點錢渡過難關。市政府也沒錢，在一個沒有實現工業化的城市，維持吃飯的財政根本拿不出多餘的錢給開發區買鍋碗瓢盆，更不用談工程項目資金了。
自費開發，就得自己籌措，政府幫不上忙，你隻有自生自滅。
合肥經開區最早想借助高歌猛進的房地產快速地完成原始積累，用房地產開發的錢來建設開發區一流的基礎設施，為工業項目招商提供最優質的投資環境。若此，經開區房地產項目和工業項目兩輪驅動，比翼齊飛，經過五到十年的滾動發展，經開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就實現了，新合肥也就建成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席卷全國的房地產熱首先在深圳、海口和廣西北海留下了令人觸目驚心的爛尾樓，內陸城市合肥還沒起步就落下馬來，不要說在這看不到未來的鄉下麥田菜地裏，就是在老市區繁華地段，一些談好的地產項目要麽暫停開發，要麽放棄開發，銀根一緊，銀行的錢弄不出來了。經開區的地不僅賣不出去，賣出去的還有反悔的，萬科交過1000萬定金，看前景不妙，要退錢，鍾詠三讓市裏如數退還，萬科老總王石送了一套《胡雪岩》給鍾詠三。那時候，即使是徽商胡雪岩再世，也不敢在肥西的麥田裏投資房地產，王石不一定有這種暗示，但這種推理是符合邏輯的。
環城公園內當初反對建新合肥的人終於發現薑還是老的辣，他們一邊陶醉於自己的“英明判斷”，一邊在酒桌上給開發區判死刑：“誰去投資？酒喝昏了頭也不會去。除非黨中央、國務院去投資，可國務院連開發區都沒批。”
嘲笑、諷刺、挖苦的聲音由酒桌上延伸到會議上，說建那麽好的路讓雞鴨在上麵閑逛，太浪費了。還有的說，也不是一點作用沒有，給農民做打糧食、曬穀子的打穀場還是挺好的。在市裏召開的一個會議間隙，有一個人居然公開地對杜平太說：“老杜，聽說你那地方修的路練車挺不錯的，就是遠了點。”杜平太氣得臉色鐵青，但他一句話都沒說。
確實，框型大道修好後，很氣派，很漂亮，但上麵沒車，也沒人，兩邊沒項目，有時農田裏會突然鑽出一隻野兔從上麵疾速滑過。這種情形持續了兩年多時間，據參加幹道建設的一些當事人說，當年看到那種情形，相當迷惘，甚至有些灰心。一些堅持不下去的人走了，他們轉身離去的背影至今想起來都有些淒涼。可全國大環境如此，合肥經開區的尷尬不是大家不努力、不拚命，而是氣候變了，風向轉了。
新班子上任時除了10.8公裏框型大道，兩手空空。
1994春節就要到了，在這個難熬的冬天，不想辦法，年關是過不去的。到小平房要債的人越來越多，情緒越來越失控，開發區向市政府求援，借200萬救急，200萬來了後，隻能用150萬還工程款，開發區工資兩個月都沒發了。可欠債太多，不知從哪兒隨時都會冒出幾個討債的人來，當時計劃項目財務處副處長（主持工作）周玉說：“剛準備發工資，幾個村委會的頭堵住劉自忠、方世文、祖朝興、朱文峰要結清勞務費，老百姓要過年。”周玉就把勞務費結了，後來發工資的錢不夠了，1994年春節管委會一室三處的工資就沒發，過年連《白毛女》裏喜兒的三尺紅頭繩都發不出來。負責框型大道建設的劉自忠急得團團轉，錢來了後，生怕被人搶光似的，連夜把還債的名單開好交給周玉，打電話叫他立即開好支票，給人家回家過年。大年三十上午，又有上百號人來堵住劉自忠，逼著他多給一點，劉自忠也沒辦法，隻有多說好話，請求諒解，總共就這麽多錢，要給七八十家，隻能撒胡椒麵，按欠債數量，每家給個三五千，最多一兩萬，施工單位一個個哭喪著臉，沒有一個開心的。劉自忠說到動情處，用了三個字：“太苦了！”
在開發區采訪期間，至少有10位以上的人在說不下去的時候，都說過：“真苦！”鍾詠三對我是這樣說的：“你說他們受了多少罪呀，真難呀！”鍾詠三這樣說是有切身經曆的，1994年春節大年三十中午，六安建安公司找到市長鍾詠三要錢，鍾詠三雙手一攤，無奈地說：“我就130斤，還沒杜平太重，沒錢！”
有過切膚之痛的人都知道：能說出來的苦，都不叫苦，真正的苦是說不出來的。被采訪者說“真苦”，那就是難以說出的一個抽象的表述。
鍾詠三對開發區新班子說：“成功和失敗隻有一步之遙，關鍵在於在困難的時候咬著牙挺住，挺過去了就是成功。”
有關於事業和人生成敗的論述還有許多，諸如，“成功的人永不放棄，放棄的人永不成功”，很有哲理，被推到風口浪尖上的杜平太則說得更加直白：“我們本來就是幹別人沒幹過的事，幹別人幹不了的事。”
杜平太是這個團隊的核心，他知道，在這塊冒著熱氣的土地上，唯一不能泄氣的人就是他。哪怕虛張聲勢，他和開發區也必須站成強者的姿態。
1993年8月經開區新班子成立後，擺在開發區麵前的有兩大任務：首先是生存，其次是開發。
開發區的核心任務是開發，而合肥經開區從掛牌第一天起，居然是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