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開發區管委會機關各部門陸陸續續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從小平房正式搬遷到明珠廣場新辦公樓。這不僅是一次辦公地點的轉換，它還象征著開發區從“遊擊隊”轉為“正規軍”。寬敞明亮的新大樓一切都是新的，新的桌椅、新的文件櫃、新鮮的油漆味，新得有些陌生，因為大多數人的情感還停留在小平房的旮旮旯旯，他們最艱苦、最壯麗的五年時光是在小平房裏度過的。
1993年搭建的開工典禮的台子，就像一個曆史證人，見證著開發區發展的每一步，直到1996年合安路拓寬改造時才拆掉。小平房是開發區從無到有的指揮中樞，它像延安窯洞一樣有著至高無上的曆史地位，開發區第一批創業者們想把小平房保留下來，甚至有人提議，要把小平房改成“開發區曆史博物館”，這當然是一種情感想象。2002年，深圳建設集團的繁華世家項目開工，小平房終於被拆了。房子雖然被拆掉了，但那些崢嶸歲月和創業的曆史是拆不掉的。
體製改革帶著開發區走進了新時代，而不隻是走進了新的辦公樓。
獨立後，開發區人首先體驗到的就是“翻身解放，當家做主”的自豪與自由，再也不需要跑印章、跑批文、看衙門臉色了，賺來的不隻是汽油費、行政規費、時間和效率，賺來的還有優良的投資環境、高效的行政服務。以前來一個項目，要跑市裏的土地部門、規劃部門、經委、計委、建委、工商、稅務等無數個部門，而開發區擁有市級管理權限後，招商中心啟動“一站式”服務，所有項目入駐需要的手續在開發區當場搞定，一次性辦結。開發區駕駛員感受最深刻，他們說，以前他們送文件剛從市裏回來，發動機還沒熄火，又要去市裏另一個部門拿批文，車輪像陀螺一樣不停地高速旋轉著。
劉勇1997年從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來開發區後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參與開發區行政立法的製度設計，在他起草的一份《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行政立法總體方案說明》中，提出了立法“改革”前提下，政府“減事、減權”；政府運作“三級負責”，也就是“減程序”；政府橫向管理“走市場”，這是“減負擔”。整個行政立法設計的創新性體現為“用減法”設計。
在這個基礎上出台的《項目審批辦法》《工程建設管理辦法》《土地管理辦法》《開發區罰、沒及行政收費管理規定》《行政經費包幹辦法》《開發區行政三級負責製細則》《開發區鼓勵和促進投資的規定》《開發區稅收及行政收費優惠辦法》等15個行政立法的製度和規定，整體體現了“高效、服務、透明”的政府行政行為準則。中外投資商們的感覺是樸素而實際的，他們最大的感受是：“開發區沒有扯皮的事！”
“管委會領導加“兩辦八局”行政定編100人，而同等規模的市一級政府機構1000人是不夠用的，開發區“以一當十”就是這麽來的。“以一當十”不是表揚和鼓勵，而是事實，開發區工委辦、社發局等一個單位要對應市裏十幾個部門，所以，開發區社區建設啟動的時候，開發區所有的人、所有部門，從管委會領導到局辦負責人、主辦們集體出動，沒有當官的，隻有幹活的。這是當初開發區出現的一個奇特的政治景觀。比如杜平太要給客人上飯端菜，梁建銀要連夜到農民家裏談拆遷，劉自忠穿著膠鞋耗在工地上寸步不離，夏可政爬到車上卸水泥，盧崇福挖坑豎廣告牌的杆子，至於分來的大學生當服務員、推銷員、采購員、搬運工則更是家常便飯。搬到新大樓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局辦除了“兩辦”外，其他辦公室經常是空無一人，人都在第一線，這麽多年，大家已經習慣了在工廠、工地、田間地頭辦公和處理事務，管委會有要緊事，“兩辦”打傳呼或手機，緊急呼叫。
最初的日子裏，嚴格說來，開發區機關不像機關，幾乎看不到人坐辦公室，當然也看不到人喝茶、看報紙了，直到我2004年來開發區管委會掛職，情況依然如此。開發區像一個正在生產的企業，管委會基本不開大會，一年開一次全體員工參加的總結大會，平時部門開小會，就事論事，開完就散，有時個把小時，有時二三十分鍾。管委會領導在辦公樓二樓騰了一間小房子做臨時餐廳，中午吃飯時，杜平太和幾位副主任邊吃飯邊談工作，拆遷、汙水處理廠、熱電工程、聯合利華開工時間等許多項目都是在飯桌上討論和敲定的，吃完飯需要繼續討論的，就點上香煙，在煙霧繚繞中談工作。在小餐廳吃飯，我沒聽到過一次閑聊，更不會有討論摜蛋和節假日去哪裏的話題。
1997年10月，開發區“兩辦八局”首任當家人名單出爐，工委辦公室主任曹文林（兼管委會辦公室主任），經貿發展局局長王東明，社會發展局局長王剛，人事勞動局局長方正明，建設發展局局長張鵬，農村發展局局長夏可政，財政局局長周玉，工商局局長廖津民。公安局作為市局派駐機構，待成立。
市場化運作是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個新的亮點。開發區的城市建設運用的是市場化模式，最突出的就是農民安置，采用的是社區開發與建設並舉；城市管理也靠市場化運作方式來管理，開發區的園林、市容、綠化、環衛等全部實行市場化招投標，開發區出錢，但不養閑人，所以開發區沒有園林局，沒有環衛所這些行政事業機構。園林綠化由開發區香怡公司、公服公司，還有其他社區的苗木公司以及個體綠化公司招標承包。
社區、入區企業、駐區單位的物業由香怡物業公司、明珠物業公司按市場化運作實施管理。香怡物業公司重點做社區的基礎性的物業服務，雖實行市場化運作，但物業管理費要靠開發區補貼；明珠物業公司則做開發區窗口單位和部分入區企業的物業服務，相當於高端服務。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香怡物業公司的市場化運作，帶有鮮明的開發區色彩。社區物業管理費在2004年之前是免交的，是開發區讓我們住到樓房來的，衛生費當然開發區出了，可新成立的開發區財政捉襟見肘，連建設工程款都沒錢付，再給7個社區的農民付物業費，實在勉為其難。於是，香怡物業公司用做綠化、園林掙來的錢補貼社區物業管理費。據香怡物業公司原總經理彭桂貞介紹，最多的年份，香怡物業公司補貼物業費高達1000萬元以上。
園林、綠化、養護、環衛，在傳統的政府管理中，是要花錢的，但進入市場化運作後，開發區在花錢的同時，又以市場經營的方式把花出去的錢掙了回來。
管委會行使14項政府職能，政府旗下企業和事業與政府分開，企業是無條件地走市場，政府事業盡可能實行市場化，“兩辦”之間設立一個機關事務中心，“兩辦”辦不了不好辦的事交由機關事務中心按市場化原則辦理，管委會新大樓的清潔工、保安、駕駛員用市場招聘的方法錄用，可進可出，可上可下。政府無須為辦公室打掃衛生和打開水再去勞神費心，政府抓“七通一平”，抓招商引資，抓社區建設，而不要再去管路邊的花草樹木了。
除了機關事務中心，還有執法中心、建設管理中心、招商事務中心、財務管理中心、人才中心、房產交易中心、律師事務所、開發區規劃研究院等法定機構和中介組織，一個法定機構和一個中介組織依托一個局辦，比如發展研究中心依托“兩辦”，財務中心依托財政局，建管中心依托建發局。這些法定機構和中介組織除招商中心、財務中心、發展研究中心等少數不宜走市場的之外，到2002年時，都先後被財政“斷奶”，逐步走向了自找飯碗、自謀生路的市場化道路。
這是一條備嚐艱辛、備受考驗的道路。
與四大公司和其他開發區企業不一樣的是，法定機構和中介組織沒有實業做載體，沒有固化的產品形態，因而市場的虛擬性質更明顯，靠中介服務和無中生有的開發來走市場，難度相對更大。
執法中心第一任主任是盧崇福。盧崇福是軍人出身，掌管執法中心，算是人盡其才，可執法中心要走市場，自己掙錢養活自己，這就給老盧出了一個難題。到哪兒去掙錢呢？按說代表政府執法是不能收錢的，可開發區沒錢，養不起人，於是開發區給執法中心出台了一個政策，執法中心除了為開發區建設保駕護航外，可以拓寬思路，為駐區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看門護院，掙一點勞務費。
1993年開發區開張的時候，沒有公安局，也沒有派出所，後來設了一個治安辦，治安辦主任張學法帶了三四個人代表公安執法。由於開發區沒有獨立，治安辦執法受製於肥西和郊區，而且人手顯然不夠。為配合征地拆遷和維護53平方公裏土地上的社會治安，開發區招收了當地農民子弟20多人成立執法小分隊，掛在規土處下麵，後來“一室三處四公司”掛牌後，執法小分隊劃歸公用服務公司，1997年執法小分隊原班人馬全部轉到新成立的執法中心。
盧崇福接手的時候有二十幾個人，管委會正式員工隻有韓立偉、陳聖煒、潘成好等五六個人，其餘都是“雇傭軍”。兩輛三輪摩托車，盧崇福記得走市場第一個月的工資是從晨龍加油站借了兩萬塊錢發的。
最初開發區一切工作都是“就湯下麵”的運行模式，比如農業產業化結構調整的時候，區直機關、部門都得上，每個單位幫扶一個村。最初的執法小分隊除了配合治安辦執法外，還要承擔開發區接待中的保安、交警、城管、環衛等職責，有重大接待任務，要去清掃路麵、維持交通、清理亂停亂放和占用路麵曬的稻子、麥子，趕走到處亂竄的雞鴨和牲口。執法中心必須隨時隨地執行公共安全服務，不能講任何條件，以此換來的開發區支付的服務費是每年10.08萬，可執法中心很快發展到120多人，管委會支付的這點錢，人均隻有幾百塊，靠公共執法服務是吃不上飯的。
於是，給企業提供安全服務，是執法中心唯一的生財之道。入區企業需要保安，執法中心從農民子弟中招收素質好、有文化的青年，通過推薦、政審後到執法中心，派駐到企業去做保安。盧崇福按軍人標準培訓招來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的素質比社會上保安公司的素質更高，不少是部隊退伍的年輕人，而且是屬於在開發區執法中心的人。保安在企業內執勤，執法中心每天24小時在開發區道路上執法巡邏，企業由內而外都有了安全保障，入區企業花一份錢，獲得了兩份的安全。
所以，執法中心走市場等於是辦了一個“保安公司”。
在市場上討生活的艱辛難以想象。
大學畢業的韓立偉似乎就是辛苦命，在開發區先是開超市，1997年到執法中心後做辦公室主任，每天夜裏要帶班查崗。執法中心為23家企業和單位提供了保安服務，保安是執法中心派出的，企業被偷、被盜，開發區執法中心要負責賠償，他們每天夜裏都要督查。韓立偉說，冬天真冷呀，開著三輪摩托，裹著棉大衣，寒風還是直往骨頭縫裏鑽，車燈照著蒼白的水泥路麵，路上不是鑽出野兔就是野雞。夜裏督查回來的時候，人都下不來三輪車，腿凍僵了，伸不直了。到企業查崗和巡邏主要是在後半夜，大多數情況下，是夜裏兩三點，或四五點出門，這裏地曠人稀，要是出一起刑事案件責任就大了。韓立偉說，在執法中心，連續五年，年三十是在開發區度過的。
執法中心除了保安管理，還得要錢，保安屬於執法中心的勞務輸出。要按月準時發工資，可部分企業卻不按時把保安的勞務費打到執法中心的賬上來。韓立偉就帶著會計到企業去要，要不到錢就不走，一直到企業老板不好意思了，付錢走人。討債的日子比夜裏頂風冒雪巡邏還要辛苦。
老盧頗為自豪的是，執法中心市場化五年，維持了很好的運轉，最多的一年收入達110多萬。
人才中心通過人才培訓、勞務中介、檔案管理、勞務輸出等方式走進了市場，房產交易中心為企業和個人提供房產信息、交易、辦證等服務進行創收，律師事務所則是通過法律服務走向市場，所有走市場的法定機構和中介組織，都有一部闖**市場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史，他們為開發區減輕了財政壓力，更重要的是探索了一條政府社會管理與事業管理的全新道路。
開發區在最初四大公司基礎上曾繁衍出54個公司，這麽多的國有公司是開發區草創階段特定的曆史時期的產物，隻要投資商信心不足，想把開發區綁在一起幹，就成立一個合資公司，還有就是自己要開公司掙錢養活自己，這樣一來，公司就多到連管委會領導都記不清。隨著開發區主權獨立和開發區影響力的飆升，開發區財政收入的主體已不再是小打小鬧式的自我創收，而是整合資源壯大實力後的重拳出擊下規模化增收，而招商引資後的工業化加速所帶來的稅收收入將成為開發區財政的重心所在。從1997年起，開發區的大大小小公司陸續合並，有的撤銷了，除中外合資公司香馨公司和舉足輕重的新城社會化公司，杜平太不再兼任其他各個公司的法人代表，法人代表由各個公司的總經理兼任。
1997年3月，海恒工貿公司搬到開發區，這就意味著海恒工貿在市區倒賣黃沙、水泥、鋼材，開酒樓、做房產交易的業務已經終止。海恒工貿回遷後，開發區著手成立海恒集團，準備作為投融資平台來建設，像“長春經開”一樣做成上市公司，籌備組由管委會副主任李兵任組長。因形勢變化太快，體改方案已經由國務院批準，大規模的社區建設拉開了帷幕，海恒集團籌備組因沒有資金和人力，1997年10月暫停籌建，所有籌備組成員分散到開發區的新城社會化公司及社區建設辦，投入到了社區建設的熱潮中去了。
1997年10月16日，合經管辦（1997）131號文件下發了“關於合肥新城社會化服務公司更名的通知”，新城社會化公司更名為“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海恒置業發展公司”，開發區商業開發的主戰場從市區轉入開發區，市區的市政建設與舊城改造的開發正式結束，海恒置業首要任務是負責處理和盤活開發區2億多的國有資產，其中包括在市裏開發的1.2億房產，而到開發區最初的開發項目則是鄉村花園和明珠大酒店的改建。雖然，新城公司在老城區的開發使命已經完成，但新城公司為開發區生存與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卻永久凝固在開發區的曆史中。
1997年131號文件中明確海恒置業發展公司“負責開發區房地產開發、土地開發業務”。海恒置業發展公司托建海恒社區，房地產項目開發，主要是繼續1996年動工，占地400畝的開發區“鄉村花園”的項目開發。海恒置業在自己的大本營開發，如魚得水，明珠廣場保齡球館以及開發區的項目工程都由海恒置業來承建。而海恒工貿後來改名成立“丹霞房地產公司”，正式開始了在開發區自己土地上的規模化的房地產商業開發。
變化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開發區從建小平房和修路栽樹鋪管線，到建明珠廣場、鄉村花園、蓮花商城、7大社區，已經完成了基礎性建設向現代化城市建設的嬗變，用今天時髦的表述，叫作“華麗轉身”。
軍隊打仗講究“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城市建設注重“磚瓦未動，規劃先行”，中國許多城市的許多尷尬和無奈都是源於規劃的滯後和短視。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合肥新城，規劃不僅要有超前的現代性，而且要具有實用的功能性。來過合肥經開區的人都說“開發區的規劃做得好”。規劃局長出身的杜平太懂規劃、重規劃，所以合肥經開區首先在規劃上領先一步。
開發區規劃雖經過許多次調整，但規劃的整體思路卻沒有太多的改變。最大的亮點就是，提出了概念性規劃的理念。
項目是不確定性的，所以規劃圖上畫了許多圈圈，圈圈裏規劃了工業板塊、學院板塊、商業板塊、生活板塊。這種概念性規劃在今天很平常，但在1993年卻是非常超前的。明珠廣場最初規劃為“國際社區”，後來雖做了很大的調整，但明珠廣場的行政商務區還是體現了國際化色彩，合肥第一家五星級的明珠國際大酒店就是一個鮮明的國際化窗口。
杜平太在跟我談起開發區規劃時，顯示出了他駕輕就熟的自信和從容：“兩湖一場為主城區，迎接老城區的輻射。以明珠廣場為中心，以翡翠湖和南豔湖為兩個肺葉，串聯起7個城鎮，構成開發區的新城市。”
許多開發區規劃設計時，將工廠區和生活區分割開來，晚上工廠區黑燈瞎火，連買一包煙的地方都沒有，而生活聚居區人滿為患，交通堵塞，城市的功能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在環保的前提下，工業區和居住區不是對立的，而應該是統一的，大眾汽車在德國的基地沃爾夫斯堡就是一個小城市，日立建機在日本的基地也是一個小城市，叫日立市，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縣。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社區規劃中非常清晰地定位，合工大、安大邊上是芙蓉社區，安徽建工學院、合肥師院邊上是錦繡社區，合肥學院、168中學邊上是康利社區，7個社區和大學城、中學規劃在一起，連同轄區內的工廠，共同構成了7個小城鎮，每個城鎮三五萬人，7個小城鎮都具有城市的功能，學校、商場、醫院、餐飲、銀行、娛樂等一應俱全。
社區借助學校、工廠所興辦的三產服務業成為農民致富的最好的平台，更為重要的是，開發區的7個小城鎮實現了經濟與社會的均衡發展。這是令全國許多開發區為之羨慕和嫉妒的布局。
最初的規劃是由市規劃局做的。明珠廣場、鄉村花園、徽園、新管委會大樓都是由東南大學建築設計院深圳分院孟建民設計的。主權獨立後，開發區項目越來越多，建設速度越來越快，開發區自身建設需要規劃設計，入區企業的建設也需要規劃設計，招商引資的項目選址也需要出示規劃。1997年體改時，開發區成立了規劃設計院，規劃設計院的人馬基本上都是新城社會化公司設計科過來的，大多在市規劃局、重點辦有過規劃設計的經曆，而且大多是杜平太的老部下，如寧波、李應天、劉曉婕等。
開發區規劃設計院成立後，隻要招商引資的項目一來，立即就得和招商中心一起提前做好“項目意向圖”。這是一本圖冊，包括經開區在合肥的位置、經開區規劃、項目擬定選址位置等，擬定位置有可能是一處，也有可能是兩處，以供選擇。開發區前期招商是等米下鍋，入區企業來了後，往往是轉上一圈，指定要地。開發區雖然被動，雖然要尊重入區企業的意願，但大的規劃區域是不可更改和突破的，比如在啟動區框型大道周邊，規劃了精細化工區域、食品加工區域、機械加工區域，相關項目隻能在規劃區域內挑選地塊，化工企業是絕對不能跟食品企業放在同一區域內的。如果項目來了，隨心所欲地堆砌，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實現的，而且會因為布局不合理而釀成大禍。這在其他地區有過慘痛教訓。統一食品和洽洽瓜子來的時候，要自己選址，但選址隻能在挨著可口可樂區域內的“食品加工區。”
規劃設計院裏都是年輕人，他們能吃苦，幹起活來能玩命。海爾項目來的時候，上午10點多開始，寧波給劉曉婕打電話，杜平太正在跟海爾談項目入駐，要規劃院立即做一個規劃給海爾，規劃院和談判現場保持熱線聯係，“需要三幢標準廠房，一個辦公區域，一個生活基地，還有直升機的停機坪……”所有信息由專人用電話現場直播到規劃院，根據現場的變化，設計院年輕設計師們在電腦上隨時修改。下午2點，談判結束了，設計院的規劃也做好了，他們連午飯都沒吃，立即送到源牌酒店的談判現場，杜平太很興奮，他對海爾武副總說：“我們的規劃做好了，是不是符合你們的想法？”武總看了規劃圖後，非常驚訝，一臉的不可思議：“怎麽同步就做出規劃來了？”杜平太開玩笑說：“這就叫心有靈犀一點通。”海爾很牛，但還是被開發區出人意料的衝天牛氣震住了。
開發區規劃設計院由局部設計，到戰略性規劃設計，經曆了一段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崢嶸歲月，如今設計院已更名為合肥經開區建築規劃設計院，完全走向了市場。他們為開發區南部工業區做了整體規劃，在鐵路專用線、金源熱電和20萬噸汙水處理廠的基礎上，無中生有地規劃了2000噸級的派河港口，市政府被這一極具想象力的規劃打動，很快批準，河道清淤、拓寬隨即開工，如今已建成的港口船隻穿梭，一派繁忙。規劃設計院的業務早已拓展到省內外，而為市縣開發區所做的總體規劃設計在省內已經擁有了權威性的地位。規劃設計院的不平凡曆史應該是從1997年秋天翻開第一頁的。
開發區新體製運行後，一是抓製度建設，二是抓隊伍建設。
製度和隊伍是任何國家、任何政府走向強大和積聚實力的兩個核心抓手。
“97體改方案”全國領先，而一個好的製度設計成功後，需要好的執行者去實現，說白了，就是需要人才，需要一大批人才。
開發區人才隊伍在1997年之前，除了市裏配備的管委會班子，其基本隊伍是杜平太在市規劃局、重點辦、開發辦的部下，還有就是後來陸續招來的大學生、調進的年輕人。隊伍特點是“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年輕是最主要的特征。
“97體改”後，人才突然不夠用了，開發區管委會在體改方案還沒批準的時候，就決定在1997年春，到上海去招聘100名應屆的安徽籍優秀大學生來開發區，作為人才儲備，以後每年招100名，把開發區打造成人才集聚的高地。這個方案在1997年上半年出台的時候，顯得很浪漫，很多人也很不理解，因為開發區當時幾十號人發工資都緊緊巴巴的，人事局負責招聘的杜勤和局長方正明也很猶豫，一下子招這麽多人，怎麽養活呀！杜平太對他們說：“我們這麽多地，要釋放多少能量，把大學生放到農村去鍛煉，跟老百姓吃喝在一起，兩三年後肯定有人才冒出來。”
方正明和杜勤是懷揣著忐忑與不安的心情到上海去招聘的，盡管心裏沒底，但他們在招聘會上，還是不遺餘力地推銷著開發區的光輝前景，那時候就業形勢不像現在這麽糟糕，名牌大學的學生是挑工作的。在方正明和杜勤“建設家鄉，造福鄉梓”的煽動下，許多大學生紛紛表示願意回到家鄉工作，他們在報名表上簽下自己的名字。簽下自己名字的就有後來出任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的劉勇，他是西南政法大學的應屆法學碩士研究生。
當時，開發區對大學生們是沒什麽可保證的，有保證的就是未來的願景，願景在圖紙上。1997年7月10日，有應聘意向的大學生在市區集合，統一乘坐兩輛大客車到開發區參觀，而1997年夏天的開發區還是相當偏遠，明珠廣場雖已成型，但還沒有完全竣工，框型大道四周沒幾家企業，滿眼是稻田、菜地和崗坡上正在瘋長的黃豆、玉米，完全是一派繁榮的農業景象。
當時，不少人心裏就涼了。杜平太要求管辦和機關服務中心必須高規格接待，有專人介紹，有專人陪同，參觀了日立、兆峰陶瓷、佳通等企業，中午杜平太在繁華大酒店大廳裏，擺了十多桌，設宴招待大學生，他端著酒杯，豪情萬丈地發表了演講，他說：“我們是開發區的設計者和策劃者，而真正的建設者將是你們這些才華武裝到牙齒的大學生，很快，我們就將主權獨立，領土完整，開發區的未來是屬於你們的！”當天下午，劉勇就簽下了意向合同書。然而，盡管杜平太極盡煽動和**之能事，還是有不少人，吃了飯，喝了酒，卻沒簽合同，悄無聲息地溜了。
7月下旬大學生報到後，機構設置還沒到位，管委會對大學生先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軍訓，軍訓期間，大學生住集體宿舍，按軍事化管理和訓練，管委會主要領導都來講課，講政策、講形勢、講體改、講未來，劉勇等3個研究生沒參加軍訓，他們為軍訓做服務。
1997年，開發區跟應屆大學生共簽下了110多份的意向性就業合同。當時參加軍訓的有80多人，軍訓結束後，又走了10多人，100名優秀大學生引進計劃，最後落實了74名。
軍訓結束後，這些大學生怎麽用，管委會人盡其才地分了下去，學農的到農村，到農業產業化公司，學工的到各個公司，學建築的到工地去，他們全部散落到農村、企業、法定機構、中介組織，其中大部分到農村。開發區對大學生的成長規劃充滿了想象力和浪漫色彩，“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他們先到村委會幫忙、打雜、起草文件、協助征地拆遷、勞動力安置、推廣農業新技術、幫助農民養魚、養豬、養鴿子，管委會認為這會錘煉大學生的意誌品質，提升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培養吃苦耐勞的精神，在此基礎上，讓一些表現突出的大學生進入村委會班子。體改後為解決兩張皮的結合，在開發區幹部和村幹部的融合過程中，大學生是一支重要的預備隊。王斌、吳文利、徐光甫、薑學義、沈學智、潘冬、邵誌理、潘成好等一大批年輕大學生迅速成長為業務骨幹，吳文利、沈學智等許多人成為村委會幹部。
王斌、吳文利、汪庭歌、潘冬等大學生娶了當地農民的女兒，有的是村幹部介紹，有的是自由戀愛，開發區為他們籌辦了隆重而熱鬧的婚禮，管委會領導到會祝賀，擔當證婚人。
開發區是一個大熔爐，是一個“生鐵久煉也成鋼”的大熔爐。到2010年的時候，開發區的中層幹部80%以上是當年招聘過來的大學生，我在對他們采訪時，他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開發區最苦，卻最能鍛煉人”！如果將這批年輕人和同齡人相比，一個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們“單兵作戰、獨當一麵”的能力特別強。
開發區人少事多，剛來的年輕人，都得衝到第一線，征地拆遷，到老百姓家裏去做工作，話怎麽說，補償怎麽給，出現糾纏怎麽化解，必須自己處理，根本來不及匯報和研究，還有工地上勞務糾紛，勞務費結算扯皮，也是自己決斷，自己拍板。“那時候，開發區的年輕人能做主，敢做主，膽子大”，都是在風風雨雨中練出來的。
1997年春節前天寒地凍，合派路路邊凍死了一個流浪漢，施工單位不願施工，怕沾上晦氣，管委會副主任劉自忠把安大畢業的趙誌剛叫到合派路建設指揮部，說：“小趙，你是不是黨員？”
趙誌剛說：“是！”
劉自忠說：“交給你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跟治安辦的張政委聯係，把工地路邊的死人處理掉！”
趙誌剛心裏很怕，嘴上卻很豪邁地回答道：“是！”
趙誌剛聯係了去開死亡證明的張學法政委，又從財務上借了點錢，叫來了肥西縣殯儀館的車，趙誌剛跟三個公安，一人戴一副白手套，將屍體抬到車上，送到火葬場火化了。
趙誌剛說，從那以後，他幹什麽事都不害怕了，都跟死人打過交道了，還怕活人嗎？
開發區要接待國務院特區辦領導來視察，安農大畢業的張榮耀有些繪畫底子，管委會就限他在一個星期內，花50塊錢一天組織一幫從省藝校美術班雇來的學生，用油漆畫好16塊廣告宣傳牌，每塊牌子有二三十平方大，相當於一大間屋子。寒冬臘月天的夜裏，十八崗附近的一個廢棄的廠房裏，玻璃全壞了，西北風呼嘯著刮得窗子嘩嘩作響，天太冷，手凍得伸不直，抓不住刷子，藝校的十幾個孩子丟下手頭的工作，全跑了，把張榮耀一個人扔在空****的車間裏，張榮耀隻好一個人趴在地上畫，畫到夜裏兩點多鍾，還沒畫完，張榮耀累得坐在地上爬不起來，這時候又冷又餓的他突然鼻子一酸，坐在地上傷心得哭了起來，孤苦無助地哭了好半天，沒人知曉，屋外的風越刮越猛，他感到自己像是被扔到了無邊無際的大海上。
施政在建管中心從早到晚整天跑工地，有一天，施政從上午開始就覺得自己很難受，難受在哪兒，也不太清楚。下午的時候，腳踝總是疼，走路一跛一跛的，他就經常停下來，揉一揉腿，以為是腿出了問題。晚上歇下來吃晚飯，這才發現一隻皮鞋的鞋跟掉了，不知什麽時候掉的，也不知掉哪兒去了。從此，施政再也不敢穿皮鞋了。
李應天所在的設計院托建朝霞社區。一天，正在芙蓉路拆遷現場的李應天聽說在少兒活動中心建設工地上，老百姓與施工單位發生衝突，老百姓要做工程，施工單位不幹，在外麵找了上百號人與四五十名老百姓對峙。設計院副院長兼朝霞社區籌備組副組長李應天趕來時，雙方已經準備開打，李應天勸老百姓回去，在雙方僵持和對峙中，李應天遭到圍攻和毆打，小手指被打成了骨折，送進了醫院。關於這一細節，我曾找李應天進行核實，他說，其實當時的惡勢力一方是故意傷害他，由於對方一口咬定是李應天在拉架時誤傷，加上公安難以取證，最後也就沒有按故意傷害認定。李應天吃了個悶虧，但他也就忍了，他說：“開發區挨打的又不是我一個，想想也就算了。”李應天說得沒錯，開發區的年輕人在征地拆遷安置和處理勞務糾紛中，挨打、挨罵、挨圍攻是常事。後來，開發區工委辦下發了份《關於對李應天同誌通報表彰的決定》的文件，文件中說了一大堆讚美的文字，算是給他一個安慰。
劉岸到財政部經濟建設司投資處幫忙一年，也是單槍匹馬，怎麽做，怎麽融入財政部的工作，沒人知道，也沒人教她，完全靠她自己摸索和領悟。她住在筒子樓一間門窗鬆動的簡陋的屋子裏，每天第一個到辦公室，掃地、打水、倒煙缸，眼勤、手勤、嘴緊、多做、少說，她幫著財政部做計劃下達的工作，一個本子，幾萬個項目，從發改委過來，劉岸重新錄入、審核、擬文，幾萬個數據，一邊錄入，一邊核對，然後，再交給一個副處長和一個副司長審核。一年中，劉岸錄入的材料足有一人多高，可劉岸竟然沒出過一次差錯，司長說：“劉岸錄入的數據免檢。”劉岸幫忙結束的時候，財政部要調劉岸去，劉岸還是回到了開發區。臨走的時候，財政部經濟建設司從司長到員工一起設宴為劉岸餞行。劉岸出色的表現為開發區爭取來了優惠的財政政策，開發區建設貸款貼息從每年800多萬增加到了每年5000多萬。劉岸的表現又一次證明了開發區年輕人單兵作戰的能力和實力。
1997年從上海招聘來的大學生基本上全部都投入到了社區建設的熱潮中，根據管委會的部署，農發局批量接手大學生安排到村隊，做農村工作，到1999年的時候，叫作社區工作者。潘冬的《社區工作者周記一則》中生動而細膩地記述了大學生在農村的工作狀態，紫蓬路施工，電線杆要移走，村裏民兵營長帶著潘冬等幾個大學生去跟老百姓一起用粗繩拖電線杆，他們喊著號子，冒著高溫，累得全身被汗水濕透。潘冬他們晚上還要跟村幹部一起到村裏去巡查，將私拉亂接的電線清理掉，一晚上抬回來幾十斤電線。潘冬他們住在村裏的廣播室，晚上回來後發現黃鼠狼也鑽進了屋裏，幾個大學生關起門來還是沒鬥過黃鼠狼，被它溜了。一個潘冬獨處的晚上，一村民來村廣播室要潘冬播尋牛啟示，潘冬打開廣播，“沈河村農民朋友請注意，沈大郢某某戶的牛今天傍晚走失了，有發現者和知情者請與失者聯係，或送到村部來，不勝感謝！”連播三遍，寂寥的夜空裏回響著高音喇叭裏潘冬找牛的聲音。
大學生吃住在村裏，什麽都幹，這些毛頭小夥子們，有時抓計劃生育也得上，而劉雪峰等在南豔村的駐村大學生們，夜裏還要負責在南豔湖看魚，夏天蚊子咬得他們身上都是疙瘩。冬天魚陸續打撈上來，幾個大學生住在在南豔湖邊水站房裏，從村委會搬來幾張單人床，扛幾條被子，在凜冽寒風的呼嘯聲中守著村裏的魚。天還沒亮，六個大學生蹬著三輪車，分頭到各個農貿市場賣魚，晚上回來再將錢交給村裏。村委會對老百姓賣魚不放心，他們對大學生放心，所以，他們一連賣了十多天的魚。
孔秀娟從煤炭學院畢業後到開發區，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的時候，她被派到蔡崗村掛職任村委會副主任，她這個學財會的幹起了計劃生育、治安聯防、農業灌溉、調解糾紛等大大小小的瑣事，不久，她就跟村裏的農婦都混熟了。她覺得自己也是一名農婦，跟她們一起拉家常、搞苗圃經濟、挑水澆樹、買賣樹苗，夏天40攝氏度高溫下在工地上連續奔波，人曬得比農婦還要黑。
董國華來開發區的時候，分到最後一個開發的張團村，村委會連個辦公室都沒有，他隻能在配電房辦公，夏天的時候，熱得喘不過氣來，下大雨的時候，裏麵淅淅瀝瀝地下小雨。董國華吃住都在村裏，這裏沒有企業，沒地方搭夥，村幹部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安排他輪流在村幹部家吃飯。董國華從安徽科技學院畢業，因感念於村裏對他的關照，他聯係了母校老師，請他們過來跟農民做了一次麵對麵的農業科技對接，從早上8點一直到下午1點多，老師們為農民講解和指導施肥、嫁接、病蟲害防治等農業科技知識，村民們非常興奮，由於規模大、聲勢足，安徽電視台、《安徽日報》等媒體都派來了記者現場報道。
李長龍將學弟張浩然介紹到了開發區，夏可政在麵試張浩然時問他為什麽要來這裏，張浩然說：“我是農村出來的，我想把學到的東西帶回農村。”
確實，開發區招來的大學生基本上都是農村的，我在采訪中曾得到相關部門的非正式確認，開發區決定引進大學生的時候，有一個不成文的條件就是，要農村出來的。這在1997年是符合特定的曆史背景的，那時候，開發區還是一個郊區農村，一般的大學生尤其是名牌大學的學生都不願來，農村大學生一是能吃苦，不會輕易地被艱苦的條件壓趴下；二是沒背景，不會輕易地動用關係調走，有利於人才隊伍的穩定；三是對農村和農民有感情。確實，從1997年到2002年，開發區派駐到農村來的社區工作者有200多大學生，隻走了5位，其他人基本上都留在了開發區。
大規模引進大學生的工程在2002年終止。五年共引進大學生300多名，這批人現如今已成為開發區的骨幹和中堅力量。這批從當年的大學生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現在安徽各地出任市長、縣長、區長、局長、處長的不下百人。
開發區靠年輕人打天下，環境雖艱苦，但機會多，成長的空間大。從長春地質大學畢業的潘成好在卡丁車項目現場用英語跟外方人員交流，杜平太發現後，很快將其提拔到公服公司任副總經理，20出頭就走上了開發區中層領導崗位。周玉24歲出任主持工作的計劃項目財務副處長，28歲任開發區財政局局長，副縣級。祖朝興剛滿30歲就擔當起了開發區建設的現場總指揮。如今劉勇、王剛、謝濤、李應天、寧波、李誌奎、吳勁、何建埠、李命山、李孝鴻、張露等一批年輕人都走上了市、縣級領導崗位，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20多歲的時候就是獨當一麵的局長、副局長、總經理、副總經理了。到2010年前後，開發區各局辦的班子成員中正科級、副科級崗位的幹部幾乎都是在農村摸爬滾打中脫穎而出的。
開發區是一張白紙，在這上麵可潑墨最美最新的圖畫。對於那些沒有背景的農村大學生來說，開發區不隻是為他們提供了就業的飯碗，而是提供了實現自我價值的平台。
二十多年後，許多人對此越來越明白了。
300名大學生人才引進後，開發區兵強馬壯，壯的不隻是體格，而是壯在專業、壯在**、壯在敢於做夢。
在專業之外，**和夢想是專業人才投奔開發區原動力，王厚亮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清華博士王厚亮不想從政，他想回原先的高校教書，可清華不讓回原籍。春天的時候，一籌莫展中的王厚亮參加學校的社會實踐，跑了許多城市，跟地方政府官員頻頻接觸，他發現政府裏好多領導熱情滿腔，可一談到專業項目，立刻從滔滔不絕陷入沉默寡言。如同晚清張謇中了狀元後辦紗廠，王厚亮一直有產業報國的夢想，所以畢業前合肥市委組織部去清華要人，老家在山東的王厚亮不到一個禮拜就敲定：去合肥，去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去產業紅火的生產一線。王厚亮的崗位是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負責招商引資。他清晰地記得2000年5月13日到達合肥時，感受到這座城市的生機勃勃、動力澎湃。
王厚亮是要來實現自己夢想的。作為清華博士，他知道這個時代最需要什麽，產業的坐標應該定位在哪裏，電子信息和集成電路是現代製造業和加工業的核心與靈魂，王厚亮來開發區抓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做集成電路的國運電子（合肥晶體管廠）,2002年在南豔湖邊打造“合肥微電子工程基地”，獲得省計委支持。2007年至2012年先後引進捷敏電子（美國）等一大批電子信息產業的項目。
開發區引進王厚亮，也引進了招商引資的新的理念和新的產業方向，如今，以傳統製造業起家的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電子信息和集成電路高新技術產業地帶上一路呼風喚雨，高歌猛進，與二十年前王厚亮的提前布局有著曆史性紐帶關係。
後來，兜兜轉轉一大圈的王厚亮辭去了省經信廳副廳長的職務，出任長鑫電子的黨委書記、副董事長，專注芯片研發與生產。像是人生的宿命，他回到了原點，回到了夢開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