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辦事除了政策、製度、程序等必要的支撐外，還需要一些耳熟能詳的口號，一是便於每個人牢記，二是激勵鬥誌。比如淮海戰役的戰鬥口號是“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開發區最初的十六字精神叫作：團結拚搏，艱苦挺進，改革創新，無私奉獻！
這十六字精神是以標語口號的形式誕生的，今天看來，似乎有些誇張，甚至有些空乏，但在當時是開發區創業者們真實經曆的集體寫照。
國務院特區辦曾經對國家級開發區提出過“三為主，一致力”的辦區宗旨：以提高吸引外資質量為主，以發展現代製造業為主，以優化出口結構為主，致力於發展高新企業和高附加值服務業。
這個宗旨的關注點是在經濟發展這一層麵，而社會事業怎麽辦，並沒有對開發區提出明確要求。當時全國的開發區都是按照經濟特區的模式去辦的，一切都處於探索過程中。
“實踐出真知”，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幾年風雨飄搖的開發建設中，悟出了開發區建設的新內涵，悟出了開發區發展的新思路，總結出了開發區發展的“三個主旋律”。
“項目是生命線，改革創新是永恒的主題，帶領群眾致富是立身之本。”
“三個主旋律”至今一直沿用，開發區五任領導集體從未動搖過。這“三個主旋律”經過了時間和曆史的檢驗，已經升華為開發區建設與發展的綱領。“綱舉目張”，開發區在這一總綱下推進了經濟與社會的全麵發展。
“項目是生命線”，這是每個開發區的共識，隻是表述不同而已。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命運多舛，所以從開張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走一條劍走偏鋒的路子。“劍走偏鋒”就是出奇招，亮絕活，每個開發區也都在探索和實踐，隻是自費開發的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比起其他開發區來，膽子更大，力度更強，招數更多。
真正體現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新精神和改革意誌的，是“帶領群眾致富是立身之本”。
全國其他開發區為之焦慮不安和苦惱不已的“三農”問題，在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被作為發展的主旋律提升到了戰略高度對待，開發區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開發區解決“三農”問題的“合肥模式”不是作為一劑膏藥自己推銷到全國去的，而是國家商務部在各開發區麵對“三農”束手無策時上門來取的一個“真經”，並向全國推廣，同時還以內參的形式出現在了中央領導的案頭。
房子建好了，勞動力安置了，可“兩個安置”隻是解決了“住房”和“飯碗”，要把開發區建成一個工業化、現代化的新城，就必須帶領農民致富，讓失地農民共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建設成果，這既源於“共同富裕”的光輝理想，也是開發區對農民心存感激和報恩的心理驅動。
我在和第一任管委會班子成員的接觸中，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情感與道德取向，就是對開發區失地農民充滿了感恩和感激之情。農民為了開發區建設把土地丟了，把房子拆了，把家禽宰了，把菜地平了，把祖墳扒了，複建點沒建好，有的農民住在油毛氈搭建的帳篷裏跟蒼蠅蚊子搏鬥，有的背井離鄉去投奔親友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是農民的犧牲養活了開發區，所以，管委會要求做農村工作的所有幹部，必須清楚是農民給了我們飯碗，而不是我們幫著農民解決飯碗，要用感恩之心、感激之情去做農村工作，對釘子戶、對難纏的人要用對待家庭糾紛和家務爭執的態度去處理。即使被打、被罵了，也得把這當作是自家人的矛盾衝突。
“立身之本”，意思是生存的根本，所以，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2000年之前，用在“三農”上的人力、物力、財力要遠遠超過在“招商引資”上的投入。這是對“立身之本”的行動闡釋。
1997年體改後，16個行政村，243個村民組，3.1萬農民，1.68萬勞動力全交過來了，而當時的開發區四處欠賬，八方借錢，自己都揭不開鍋，帶領農民致富談何容易。
然而，作為一個奮鬥目標和開發理想，開發區尚未獨立的時候，就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了，在開發區“一窮二白”的時候，在傳統農業收入之外，帶領農民“致富”的唯一抓手隻有勞務，所以1994年管委會就專門下文要求組織群眾通過勞務來改善和維持生活，並與肥西和郊區聯手協調勞務。
然而，由於多頭管理，勞務糾紛此起彼伏，一直不斷，組織難，協調難，而一些有關係、有背景的人強行介入，企圖壟斷，甚至強買強賣，開發區責成執法小分隊和治安辦出麵進行堅決打擊，確保“五小工程”讓所有老百姓獲得利益。雖說當時失地農民很苦，但據統計，1993年至1997年之間，群眾的人均勞務所得每年在1000元以上，農民人均收入由700元增加到1700多元，加上青苗補償和未就業的基本生活費補貼，已經超過合肥市農民的人均收入。一些農民中的能人借助開發區建設開辦紙板廠、裝訂廠、拉絲廠、水泥預製件廠，他們已經率先致富了。
1994年佳通項目落地，項目占地麵積2000多畝，拆遷涉及黃崗村9個生產隊165戶，老百姓一開始很抵製，主要是對未來沒有信心，肥西的一位縣委副書記來開動員大會，硬是被轟下了台。夏可政、謝濤、張仁斌以及村支書孫道榮為此磨破了嘴，跑斷了腿，他們拍著胸脯對老百姓發誓：“房子拆了，地征了，不僅要讓你們有飯吃，還得讓你們吃好飯！”佳通廠房開工後，規土處和村裏配合，對一些強勢的大戶企圖搶占勞務和配送材料進行堅決治理，治安辦配合整治，最後村裏組織了一支40多人的由50歲以上婦女組成的“佳通中老年服務隊”，專門為佳通清運廢料，這個勞務隊一直運營到2006年，每年純利潤30萬—40萬元。那些不好就業的婦女，不僅能掙到錢，而且比種田掙得還要多，她們在家裏頓時就揚眉吐氣了。這件事最大的意義不隻是掙錢，而是失地農民發現，隻要跟著開發區幹，就能致富，就有好日子過。這種影響比開一百次動員會還管用。
1994年開發區工業公司和港商合資的香馨公司是開發區農民最早就業的一個平台，許多農民在預製水泥涵管和參加工程建設中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同時開發區管委會、公服公司、執法小分隊以及此後的香怡綠化、園林、物業以及明珠物業等市場化服務的用工大量吸納開發區農民和他們的子弟，開發區57家公司先後安置了1000多人在裏麵就業，或參加勞務。安置性就業不僅穩定了開發區的投資環境，也穩定了開發區農民的日常生活，這是他們走向致富道路邁出的最堅實的一步。
“跟著項目挖土方，隨著項目奔小康”，最初開發區農民收入相當一部分來自裝卸材料、便道鋪設、圍牆壘砌、平整土地等“五小工程”，每個村隊的勞務分成若幹小組，一小組幾人到十幾人不等，如果人不來齊，其他人就不幹活，尤其是工地現場卸貨，扯皮的事每天都有。“五小工程”雖能幫農民掙到錢，但出現的問題讓農民傷透了腦筋，首先是工程質量保證不了，施工標準偏低，而且任務分到村後，他們又沒有資質，業主單位意見很大，直接影響到了投資環境，但開發區又沒有更多的辦法和途徑幫助農民增加收入。得想辦法扭轉這一糟糕的局麵。
為此，開發區成立了香怡工程公司，公司將群眾的工程機械全部集中起來，由香怡工程公司監管，統一做工程，統一跟項目單位結算勞務費，然後再將工程利潤按每畝300塊錢提取出來，分給沒活幹的老百姓。2000年以後，“五小工程”逐步由開發區香怡工程公司來做，公司仍將利潤按比例分給群眾。開發區成立“優化投資環境辦公室”後，一畝地直補400元作為群眾的勞務補償，群眾從此不再幹“五小工程”以及其他勞務。這不僅優化了投資環境，更意味著，開發區日子剛有好轉，就開始讓農民共享開發的成果。農民不幹勞務可以做其他事掙錢，而每畝被征地的勞務報酬還照樣發。隨著開發力度加大，2000年後開發區農民致富的途徑越來越多，致富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以前，農民總是說“你們開發區不能讓我們沒飯吃”，到2000年以後，農民開始不知不覺地改口了，言必稱：“我們開發區的花不許亂摘！”
7大社區建成後，每個村推薦20個人到香怡公司的綠化、保潔、保安等崗位就業，培訓後上崗，將“待安置卡”換成“就業證”，算就業指標。小區配套的門麵房、農貿市場攤位全都賣給了開發區農民，隨著進區企業越來越多，開發區人口迅速飆升，緊接著大學城開發，高校不斷進駐，開發區的商貿、流通及服務業，每年以幾何級數增長。
當初，開發區社區建設中，開發性建設、市場化運作的舉措除了創新建設機製外，還有一個戰略性的目標，就是把農民引入市場，把農民變成市民，最終實現脫貧致富。7大社區門麵房開發在規劃設計中盡可能放大數量，海恒、蓮花等社區建設了獨立的商業街區，所有門麵房除了少部分抵建設單位的工程款，對外一律不出售。按梁建銀的話說，就是讓農民“放下鋤把子，拿起秤杆子”，社區市場建成後，農民自然就進入了市場。現在開發區一些富裕起來的農民，80%以上是從家門口起步的，是從社區門麵房走向市場的。蓮花社區的一位老太太在梁建銀退休前的一次偶遇中，情緒很激動地對他說：“梁主任，我靠賣稀飯，又買了一套房子。”分管社區建設和農村工作的梁建銀對我說：“政府應該幹什麽？應該給老百姓搭建致富的平台。這才是正道。”他還說，把農民當包袱甩，不僅甩不掉，而且是要吃大虧的。
姚自秀後來出任海恒社區委的書記、主任，現在是區綜治中心副主任。這個從農村妹子成長起來的開發區幹部，在她任芙蓉社區委書記的時候，轄區內的合工大新校區路還沒完全修好，她組織當地群眾，帶了十幾輛板車，為剛入校的合工大新生拉行李，幫新校區扛辦公桌。他們的熱情服務打動了工大領導，工大領導問姚自秀：“有什麽需要我們學校做的，盡管說。”姚自秀說：“請幫我解決征地農民的就業！”
工大領導一口答應。大學生公寓、食堂、保潔、保安等後勤保障崗位都用了芙蓉社區的農民，一口氣解決了200多人的就業問題。後來，香怡建設工程公司說：“隻要到芙蓉社區幹工程，人就輕鬆多了。”老百姓就業多，口袋裏錢多，所以工地上就相安無事了。
開發區自己沒有更多的錢給農民，但可以帶領農民一步一步地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合肥濱湖建設總指揮部，一個陽光很好的上午，杜平太向我深入解讀了“立身之本”。他說：“你拿農民的土地，把人家當包袱甩，是不講良心；人家把飯碗都給你了，你對農民沒感情，你不帶著人家致富，這是有罪的。我們要求每個人，把自己當農民看！”他說，這個指導思想一直貫穿於開發區的建設與發展的全過程。
杜平太沒有太多的政策性的闡釋，更多地從情感角度談農民問題。杜平太與梁建銀和夏可政不一樣，他不是出身農村，他對農民的感情緣自16歲下放青陽農村的經曆。那時候，他很小，農民給了他很多關心和照顧，有時送點醬，送點菜，上山砍柴往他口袋裏塞一塊鍋巴。一次上山砍柴，他的腳被竹簽戳破了，鮮血直流，天黑了，他下不了山，村民打著火把，滿山遍野去找，他們一遍遍喊著：“小杜，小杜——”，他們生怕小杜被山裏的狼吃了。
杜平太對農民心存感恩之心、感激之情，並影響著整個開發區團隊以及開發區的決策。1997年開始，開發區每年招100個大學生，他要求年輕人全都到第一線去，到農村去，和農民打成一片，他甚至帶著年輕幹部到他下放過的青陽大山裏采風，給故去的鄉親上墳、燒紙。
我看到了商務部向全國推廣的“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解決‘三農’問題的經驗”，經驗總結中有詳細的數據材料和紮實的工作思路、創新舉措，但唯獨缺少了一點，解決“三農”問題時，“感情到位了，工作就到位了”，這才是經驗中的經驗。
全中國乃至全球華人都知道“洽洽”瓜子，2014年我在台北的一個商場裏看到了“洽洽”瓜子，98克重，煙灰色外包裝紙袋上貼上的標價是56.8台幣，相當於14塊人民幣。2011年“洽洽”瓜子公司已經在深交所上市，老板陳先保是最早成為安徽首富的，當年“洽洽”食品營業收入高達27億元，2021年“洽洽”食品營業收入高達31.2億元。小小瓜子創造的成就充滿了傳奇性，而這一傳奇最初的幕後推手是杜平太和李兵。
1998年夏天，做兒童“棒棒冰”的華泰公司在市場飽和後，轉型開發國人鍾情的休閑食品瓜子，廠子在五裏墩，規模小，效益低，一年隻有幾萬塊錢產值，屬於剛剛起步。那時候從機關下海的陳先保還沒有進入大老板的行列，他想學年廣九炒瓜子，但沒門路，不知往哪兒去，自己就挖空心思琢磨絕招，想超越年廣九。杜平太和李兵得知陳先保的瓜子采用了以“煮”代“炒”的新工藝後，認為前景很好。於是，杜平太和李兵主動上門：“開發區土地多，勞動力成本低，稅收政策優惠，到開發區來，我們給你最好的政策。”幾次商談，最終把華泰食品項目引進到了開發區。
華泰食品在經開區飛速發展並成為開發區四大支柱產業之一的時候，人們更多地把華泰食品作為一個招商引資的成功案例來研究，實際上，據原任合肥經開區管委會主任、後出任合肥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和合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李兵介紹，當初他和杜平太去引進華泰食品的時候，最看重的是瓜子加工屬於勞動密集型用工，能夠大量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能夠帶動農民致富。當時的日立建機、佳通輪胎、正大飼料招工有一定的技術和文化要求，開發區二級勞動力很難進去，而瓜子的包裝、分揀等工序最適合的就是二級勞動力中的女性就業。
華泰依托開發區很快做大做強，當它成為上市公司和炒貨行業中國龍頭老大的時候，開發區記住的不隻是它的產值、利潤、稅收，還有它為開發區農民就業和致富所做出的貢獻：第一期工程投產的時候，就錄用了450名開發區農民，洽洽食品經過幾次增資擴建，現占地1600多畝，到2012年，洽洽食品共吸納了1866名開發區農民進企業就業。截至2021年，華泰全球十大工廠共吸納就業員工5000多人。
洽洽食品為開發區農民致富出了大力，也在開發區實現了上市，李兵很自豪地說：“洽洽瓜子也可以說是開發區培育出來的上市公司。”
很顯然，這是一次雙贏的合作。
“富民”不是應急措施，而是戰略工程，你很難想象，主攻招商引資的開發區區直各機關、局辦和公司集體出動，一對一對幫扶16個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開發區為此成立專門公司負責實施。
合肥經濟管理辦公室下發了《關於成立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農業產業化開發總公司的通知》（合經管辦〔1997〕127號文件）。農業產業化公司不是為開發區掙錢的，而是帶領失地農民致富的，文件中旗幟鮮明地宣布：“以發展農村經濟，致富一方為目標，促進農村經濟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發展高附加值的種植業、養殖業和其他副業，興辦公司加農戶聯合實體，實現農、工、貿一體化。”
汪晴是肥西縣副縣長兼桃花工業園管委會主任，開發區建設之初的許多水、電就是由他主政下的桃花工業園提供的。1997年縣政府換屆，汪晴放棄連任，投奔開發區，杜平太交給汪晴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組建農業產業化總公司並出任第一任總經理。
這是一個顯然比副縣長要難幹得多的工作。
汪晴帶著二十幾個剛分來的大學生，在農發局的配合下，開始實施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浩大工程。
這一帶傳統的種植業隻有水稻、小麥、油菜，它們被種在崗頭水尾，一遇天旱，甚至顆粒無收。調整產業結構的動員大會在桃花大酒店隆重召開，各村民組長以上的幹部以及區直對口幫扶單位負責人參加了會議，梁建銀做動員，將結構調整和帶領農民致富之間的聯係及意義闡釋得透徹而深刻。農發局黨委書記兼局長夏可政做報告，他跟開發區農民已經混得太熟，所以站在台上，就像站在村民家的鍋台邊，脫稿演講，朗朗上口。至今人們還清晰地記得，夏可政用打撲克的形象語言煽動說：“隻要膽子大，摸上來都是炸！”
膽子確實夠大的，農業產業化公司一出手，開發區土地上頓時就有換了人間的感覺，建塑料大棚種植優質果品和蔬菜，把土地推成魚塘養魚，帶領農民種花、種苗木、種優質水稻、種甜玉米，指導農民養豬、養雞、養鵝鴨、養獺兔、養鷓鴣、養鴿子、養奶牛，還有養狗的。
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聲勢浩大、轟轟烈烈，幾十個結構調整的立項獲得了市農委上百萬元的農業產業化幫扶資金支持。公司成立不到半年時間裏，合經農產（〔1998〕）4號文件中這樣寫道：“公司已落實優質高效種植項目有：甜玉米1000畝，香稻1700畝，養殖蛋雞30000隻，水麵養殖80畝。”
一開始農民不願種甜玉米，產業化總公司經開發區管委會批準，成立了“合肥金珠皇農業產業化服務中心”，和肉聯廠合作，專營甜玉米深加工，做甜玉米粒和玉米棒的速凍產品，銷路確定後，跟農戶簽訂包銷合同，同時給農民提供種子和無償技術服務。1998年第一年甜玉米種出來後，運氣不錯，產量高，品質好，由於甜玉米既能生吃，又能防止糖尿病、高血壓，在市場上也由陌生到漸漸熱銷。市場一熱，價格立馬高於公司包銷價格，市裏的小販們像特務一樣潛伏到了村裏，村民們不管合同不合同，偷偷地賣給了小販。汪晴急了，甜玉米供貨跟食品加工企業訂過合同，都賣到市場去了，不僅違約，而且無法往下合作了。汪晴帶著汪庭歌、王斌等一二十名年輕大學生們通宵不睡覺，在路口堵住私自賣甜玉米的村民，堵到了，按合同，強行收購，有的老百姓夜裏從河溝裏、從小路上溜出村，金珠皇公司人手不夠，眼見人跑了，追不上去。
因為合肥隻有開發區種甜玉米，汪晴就帶員工到菜市場去堵，一個販甜玉米的小販販了一口袋到銀河菜市場倒賣，汪晴跟蹤到菜市場，告訴他這是合同中的玉米，不能私自賣。為防止哄抬價格，汪晴命手下員工，以市場價再全部回購了過來，不然跟簽了供貨合同的食品公司沒法交代。在農業產業化公司夜以繼日的圍追堵截下，一部分甜玉米流向了市場，70%以上的農戶還是守信用重合同的。甜玉米一炮打響，1999年五十周年國慶，開發區邀請省市領導到明珠廣場看煙火，那天晚上，開發區就是端出了剛出鍋的香噴噴、熱騰騰的甜玉米招待省市領導，領導們在甜玉米清香的味道中意識到，這裏的農村已經變了。
農業產業化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就拿甜玉米來說，對種植技術要求很高，病蟲害、提前抽穗等問題經常出現，開發區引進的四喜黏水稻，米質很好，但對水、肥、光照的要求也很苛刻，好在產業化公司跟市農委、安農大專家保持了無縫對接，隨時解決問題。
然而有些問題雖有專家指導，文盲或半文盲的村民卻接受不了科技知識。尤其是養殖業，大多是農民分散養殖，有的人家奶牛養殖很成功，而有的人家奶牛則不產奶。還有獺兔項目，由於對習性把握不準，壓根就產生不了效益，區直各單位幫扶的熱情很高，但都沒搞過農業，所以常常出現失誤。那年頭，合肥人喜歡吃狗肉，金寨路一家“椒江狗肉館”火爆到從早到晚翻台子，於是，吳郢村準備從外麵引進一千條狗飼養，第一批引進了六百多條狗，沒兩個月，得痢疾全死了，剩下的狗，再也不敢去賣了。1998年前後，合肥龍蝦火遍天，每天晚上市民在路邊紮堆光著膀子喝啤酒吃小龍蝦。瞅準商機，開發區幾個小水庫開發養小龍蝦，市畜牧水產局免費提供了蝦苗養殖，可由於水庫的水太清，不宜於龍蝦生長，龍蝦長得又瘦又小，沒法繼續，最後的結論是“水至清則無蝦”。
汪晴點上一支煙，對我說：“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改變了農民傳統的種植觀念，讓科技致富深入到千家萬戶，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知道了開發區的心是跟他們連在一起的，感情是向著他們的，是真心實意帶著他們致富的。而且確實湧現出了一批致富能人和帶頭人，這期間還湧現出了吳文利、薑學義、王斌、沈學智、汪庭歌等一批大學生骨幹人才。”
李平引進了頂綠食品，沒想到對產業結構調整影響力度很大，頂綠做脫水蔬菜和大麥粉，出口日本市場，銷路出奇地好。於是開發區開始大規模行動，農發局將種植任務分解到村，引導農民大麵積種植大麥苗，可大麥苗收割期很短，得掐準時辰，10天左右得全部割完，不然就會抽穗。農民集中收割那幾天，就像以前農村的“雙搶”，是疾風暴雨式的。大量的麥苗割下來，頂綠倉庫容不下了，企業拒收，夏可政和汪晴跟企業協商，企業不幹，因為麥苗加工不了，捂黃了就報廢了。農民也不幹，麥苗是開發區要種的，收割的麥苗開發區要負責。夏可政沒辦法，一邊要求村裏有序收割，一邊叫老百姓把割下來的麥苗用拖拉機拉到農發局，發動農發局全體員工，將辦公室騰出來，晾麥苗。於是，農發局的辦公桌上、地上、過道裏全都是攤開的麥苗，夜裏開著吊扇，整夜吹，農發局員工定時巡查，不能讓麥苗受熱，防止發黃，第二天再送頂綠加工。夏可政說：“我們守著那些麥苗，就像守著村民家裏的口糧，一點都不敢馬虎。賠償也賠不起！”
種植大麥苗的老百姓至今都沒忘記，農發局機關曾是他們收割麥苗的中轉倉庫。
農業產業化當時必須搞，也不得不搞。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剛剛獲得批準的50多平方公裏土地上沒幾個項目，而未來又不知怎樣，3萬多農民問題不解決，開發區的發展隻能是紙上談兵，所以當時鋪天蓋地和操之過急的農業產業化都是特定環境逼出來的。
各個社區也在想辦法，開發門麵房、組織農民參加勞務。王波在出任錦繡社區籌備組長的時候，成立了“錦繡社區勞務管理中心”和“錦繡社區苗木中心”，從社區辦向財政局申請了5萬塊錢，利用錦繡小學西側的空地，組織農民開墾，種植雪鬆、意楊等苗木，他們給這塊地方起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百草園”，把小學叫作“三味書屋”，取自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錦繡社區的“五小工程”做得有聲有色，苗木後來都用於開發區綠化工程上了。王波回憶說，當時負責苗木的是新來的大學生葉玉穩，他隔三岔五要到南京江浦購苗，每次都是淩晨四五點鍾起床，趕最早的一班汽車去南京，為的是當晚能趕回合肥，如此起早貪黑，隻為省一晚上住宿費，隻可惜小葉後來英年早逝，王波說起來傷感不已。
在開發區基礎設施建設中，行道樹和花木的需求量非常大，各個社區包括公服公司、香怡公司等都相繼成立了綠化公司和苗木公司，大量種植，開發區下了一道死命令，開發區行道樹和社區建設的苗木一律先采購自己種植的。
一些精明能幹的農民從中冒了出來：王立平成立了自己的綠化公司，如今已是大老板了；劉正全也成立了自己的綠化公司；農村女孩徐琴由承包開發區道路清潔到成立自己的“合肥力超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員工後來發展到幾百號人。
陳義銀是習友村陳小郢生產隊的農民，家裏兄弟5個，沒開發前，兄弟們找老婆很困難，陳義銀16歲到合肥去學油漆工，為的是掙點錢回來，能討一個老婆。他是一個能吃苦、很誠實的鄉下人，在人家家裏做補油漆的零活，人家能把家裏鑰匙丟給他而絲毫不會提防他。開發區社區建設如火如荼拉開架勢的時候，在城裏已經有自己的裝飾公司的陳義銀坐不住了，他要回到自己的老家來發展。2000年海爾項目拆遷，識大體的陳義銀帶頭拆了自家的房子，開發區以8萬一畝的價格給了陳義銀8畝土地做公司的材料倉庫，現在繁華大道邊的“義銀大酒店”是一幢28層的高層建築，土地是陳義銀2006年拍來的。義銀裝飾公司現在是安徽裝飾行業的龍頭企業，擁有六個一級資質，在全國百強裝飾企業中它是安徽唯一的一家，有員工4000多人，其中開發區員工300多人。陳義銀真正的大老板之路是從開發區這片土地上起步的，開發區明珠國際大酒店、安徽國際會展中心都是由陳義銀參與裝修的特大工程，他最早成為開發區規模企業、致富典型、稅收大戶。
李龍球是土生土長的十八崗村的農民，早年在合肥鍛壓機床廠食堂做臨時工，燒一手好菜，1985年自己開飯店，1990年前後在衛崗開的“中亞酒店”年營業額300多萬，純利潤高達100多萬，他很快成為合肥“南門第一富”。李龍球和陳義銀一樣，都是商業嗅覺特別靈敏的農民企業家，他從開發區鋪天蓋地的建設中嗅到了商機，決定殺回老家創業。李龍球告訴我：“我是第一個回開發區投資的人。”我有些將信將疑，後來經多方證實，李龍球1996年買了蓮花商城360平方米的門麵房，當時開發的房子不好賣，又不允許賣給外人，李龍球經俞光遠介紹，跟周玉、王東明、竇實談價格，李龍球是爽快人，沒幾分鍾就談好了，開發區報價每平方米1600元，李龍球以每平方米1440元成交，當場簽合同，當天下午就打過來15萬定金。當時開發區連加油的錢都很困難，李龍球買商鋪的50多萬房款確實也能算是一筆可觀的投資了。李龍球在開發區困難的時候回來投資，所以，他得到的回報就會更豐厚。李龍球後來在開發區開了“太陽宮酒店”，開了食品加工廠，賺了錢後，又興建了明月麗晶酒店，成立了合肥錦華商貿服務公司。他於2009年進軍製造業，在臥雲路和龍蟠路交口自己原先錦華食品的36畝地塊上做起了“合聯機械製造有限公司”，自己任法人代表兼董事長，控股合鍛三分廠，給合鍛做配套，並貼牌生產合鍛液壓機。這個當年的合鍛廠的臨時工，後來成了合鍛三分廠的當家老板，這一戲劇性的變化，不隻是見證了一個農民奮鬥的傳奇，更是實證了開發區就是農民致富的最大的平台。李龍球如此，陳義銀、沈家忠也是如此，在他們的身後，是成千上萬走向了致富道路的農民。
在這些發家致富的農民典型的身後，是千千萬萬開發區農民實實在在的收入翻番：1993年開發區農民人均年純收入700多元，1997年1700元，2002年3008元，2003年達到4006元。2010年，祖居居民人均年收入13159元，2021年，開發區居民人均年收入49850元。2022年，開發區居民人均年收入52816元。
開發區“三農”問題的順利解決，在全國率先垂範，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與震動，各地大大小小的開發區前來參觀學習取經的幾乎一直沒斷過。我在開發區掛職期間，曾好多次代表管委會接待來自全國各地學習取經的考察團，先介紹，後參觀。
杜平太說：“以人為本我們早在1998年就開始實施了，比全國要早得多；全國取消農業稅是2006年，我們從2001年起就取消農村所有的稅負了。”
“創新”就是意識超前，就是領先一步。
“農民不是包袱，而是資源”，這是梁建銀在武漢開發區講座時的一個主題。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三農”經驗讓武漢開發區醍醐灌頂般豁然開朗，武漢市副市長兼武漢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在考察了合肥開發區後，邀請梁建銀去武漢開發區為全體中層以上的領導幹部傳經送寶。開發區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俞光遠陪同梁建銀去武漢，俞光遠說，他們在武漢受到了明星般的禮遇，武漢開發區上下都很激動，沒想到，全國開發區的僵局，被合肥盤活了。
農民是資源，這個提法是有創新價值的。梁建銀的解釋是，農民第一層麵是人力資源；第二層麵是環境資源，農民不穩，投資環境就難以保證；第三層麵是人文資源，農民安居樂業，素質提升，心跟開發區一起跳動，表現出來的就是一個地方的文明。正因為如此，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才把帶領農民致富作為“立身之本”。
2000年掛牌成為國家級開發區後，優質的投資環境、優良的配套服務、優惠的投資政策，使得開發區的潛能在憋了八年後終於爆發了。
2000年後的開發區整天忙於談判、看地、簽投資協議。征地拆遷量急遽增加，2001年拆遷量是前八年的總和，2002年是前麵累計的總和，2003年又是前麵累計的總和。到2003年，共安置回遷房屋100多萬平方米。
2004年土地新政實施，實行計劃用地、計劃管理、計劃報批，土地審批由以前開發區自己拍板，交由省土地部門審批，有的用地要報國土資源部批準，而開發區趕在2004年之前，大規模征地、拆遷，2003年征了幾萬畝土地，拆了六七千戶，一年建了100萬平方米安置房，趕在新政實施之前，開發區已經征完、拆完、規劃到位，3萬多農民整體轉戶。開發區由農村向城市轉變首先在身份上提前實現。
計劃趕不上變化，開發區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隨著開發區工業化進程的突飛猛進，農業和農村迅速消失了。199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批準“設立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現代農業綜合開發園”，開發區成立了以副市長楊振坦和開發區工委書記張維端、副主任梁建銀為正副組長的科技示範領導小組，王剛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兼產業化公司總經理。園區規劃總麵積23平方公裏，首期規劃麵積6平方公裏，建設勁頭和勢頭都很猛，除訂單農業甜玉米，還建了2個連棟大棚、30個鋼架大棚，大棚租金每年15萬，甜玉米每年掙15萬，靠申報項目獲得市裏專項扶持資金400多萬，如果申報國家級農業示範園區成功，國家就會無償支持1000萬，市裏配套1000萬。中科院、南農大已經做好了規劃和可行性報告，準備發展設施農業（噴灌）、觀光農業（采用太空種子種植番茄樹、辣椒樹、黃瓜樹等），一時間，農業產業化展示了非常迷人的前景。可領導小組成立不久，工業項目一個接一個來了，土地不停地被征用，拆遷不停地趕進度。本來想以現代農業、農業觀光旅遊為發展的目標不得不停了下來，工業化已逼近家門口了。
沒想到農業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消失了，農民致富已經不再依賴於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了，農民將投入現代工業和現代服務業的隊伍中去。
農業產業化結構調整還是留下了大量的拆遷難題，開發區直接扶持和鼓勵的種植業、養殖業所建設的蔬菜大棚、養豬場、魚塘、奶牛欄舍，重新征用和拆遷補償由於沒有標準，因而索要高價的扯皮事一直不斷：“是你們叫我們養豬、養牛、養魚的，現在又不讓我們養了，當然要賠償我們損失。”農發局和社區建管中心再深入每家每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開發區本來想辦好事，這下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掉進奶池子裏把自己淹死了，死不瞑目呀！”農民當然理解開發區是為老百姓著想的，但你是堂堂的一級政府，哪能少補呢？補償金額互不相讓，反複溝通交涉，雙方再相互讓一步，最終敲定。
隻要有項目，隻要不是漫天要價，多補一點也認了，反正是肉爛在自家鍋裏。
2000年一過，開發區的“三個轉變”是在潛移默化中完成的，農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市民，農村也在不動聲色中變成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