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區是幹工業化的，招商引資當然是重中之重。為招商引資打造一個穩定而和諧的投資環境當是工業化的前提和基礎保證。
1997年底，這個穩定而和諧的投資環境，在開發區的政策和觀念這一層麵上，已經沒有任何問題；而最大的問題是移交過來的3萬多農民問題，引進項目，幹工業化，要征人家土地。開發區建區之初就提出：“人人都是投資環境”。農民問題解決不好，開發區的招商引資的環境就得不到保證，其他先發地區已經提供了足夠多慘痛的教訓。
解決農民問題，首先是給房子住，給飯吃。
所以，開發區當前最大的一項工程不是全員招商，而是開發區上下全員發動，投入到一場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社區開發建設和農民就業安置浪潮中。
1998年初，《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征地拆遷安置暫行辦法》正式出台，以“合經區管（1998）28號”文件的形式下發，簡稱“28號文件”。這是開發區全方位、係統化解決農民問題的綱領性文件，也是後來國家商務部向全國推廣開發區實踐經驗的政策範本。
以工業化為奮鬥目標的開發區邁開的執政第一步居然是解決“三農”問題，這在當時是很多人都無法理解的一個決策。
改革和創新是什麽？
在開發區這裏，就是別人沒想到的，我們想到了；別人理解不了的，我們理解了；別人不願幹的，我們幹了；別人不敢幹的，我們也幹了。
體改成功後的開發區執政思路非常清晰，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以“三個主旋律”為指導思想，把“兩個安置，三個轉變”作為重點，探索一條“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超前與創新的發展思路。
這個後來被國家商務部向全國推廣的“合肥模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是創造性地推行“社區開發”戰略，建設與開發並舉，以建設帶動開發，以開發推動建設；一個是跳出“農”字謀“農利”，將農民的“教育、就業、養老、醫療”全都包了下來，以土地換保障，創新征地拆遷模式，將農民作為社會資源進行開發利用。
“三個轉變”是大勢所趨，農村向城市轉變，農業向工商業服務業轉變，農民向城市居民轉變。而這“三個轉變”的主要抓手則是“兩個安置”，即3萬多農民征地拆遷後的“住房安置和就業安置”。
“兩個安置”要解決的是農民的“窩”和“飯碗”，地征了，房子扒了，你得讓農民有個住的地方，得讓農民吃飽肚子。負責征地拆遷安置的管委會副主任梁建銀說得很動情：“土地既是農民的生產手段，也是他們的生產對象，人要講良心，拆一個窩還一個窩，還要還一個好窩，比建窩更重要的勞動力就業，這是核心的核心。這兩個問題解決不好，就等於建大樓從空中往地麵建。”
“窩”怎麽建？1993年至1997年，失地農民的複建點除了一部分統建和代建四幢六層樓之外，大多屬於自拆自建，沒有嚴格規劃，肥光新村、習友新村、朝霞新村、蓮花新村等建設由肥西縣新城建設指揮部和郊區常青鎮新城建設指揮部負責實施，想怎麽建，就怎麽建，管委會隻能起協調、服務、催促進度的作用，安置費在肥西縣和常青鎮手裏，管委會說了不算。
複建點規劃起點低，建設標準低，農民用原先老屋的磚瓦在指定的地點集中修建，規劃兩層，有的加蓋成三層、四層，用來對外出租，開發區沒權管，肥西郊區有權卻管不了，複建點房屋高低錯亂、電線亂拉、雞鴨亂養、菜地亂種，人員亂住，一個“亂”字概括了全貌，衛生創建、火災隱患都是大問題。體改後，給開發區留下的是六大塊城中村，3000多戶，1997年底的時候，開發區先前的幾個複建點，放在老城區就是麵臨拆除改造的“城中村”。
“城中村”的意思是“城中的鄉村”，它與“城市化”的方向背道而馳。
開發區用五年時間建起來的居然是“城中村”！所以，1998年春天，開發區管委會創新性地提出了“社區開發建設”的戰略性思路。
將複建點按城市的“社區”的標準去設計和建設，打破村級界限，集中連片建設社區，社區擁有幼兒園、小學、商店、農貿市場、物業管理等一係列配套設施。很顯然，“社區”建設是“三個轉變”中“農村向城市轉變”邁出的最堅實的第一步。
“自拆自建”的後遺症已經顯現，改“自拆自建”為“自拆統建”和“統拆統建”勢在必行。負責社區建設和農村工作的管委會副主任梁建銀認為，拆遷安置模式的改變已經具備了條件：“開發區人少地多的特殊性，有利於統拆統建，53平方公裏，隻有三萬一千人，崗衝起伏、十年九旱，兩個麵積二三百畝的小水庫，一到旱年，底朝天。經濟的極度貧困和百分之一二十的危房也有利於社區建設快速推進。”
1998年4月18日下發的9號文件，決定成立“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社區開發建設領導小組”，並設立了社區開發建設辦公室，財政局長周玉任主任，農村發展局局長、黨委書記夏可政任常務副主任，張鵬、郭敬、汪邦玉、寧波任副主任，下設綜合計劃處處長俞光遠、副處長邢施民，工程處處長寧波、副處長王波、何建埠，拆遷安置處處長汪邦玉，副處長謝濤、杜勤，行秘處處長郭敬。
開發區將在53平方公裏土地上建設7個社區，第一批集中連片開工建設五個社區，按100萬平方米規劃，在開發區管委會直接指揮下，由開發區五大公司托建，一個公司負責一個社區的籌備建設，采取公司加村兩委合作共建的模式。一是將黃岡、棗廟、習友三個村集中到繁華大道與飛龍路、習友路交叉口，建設海恒社區，由新城社會化服務公司托建，海恒社區籌備組組長是年僅29歲的李誌奎；二是在蓮花新村的基礎上擴大到蓮花路，建設蓮花社區，由公用服務公司托建，籌備組組長是陳和平；三是將十八崗村、瓦屋村合並到現朝霞新村，建設朝霞社區，由規劃設計研究院托建，籌備組組長是寧波；四是將蔡崗村複建點規劃一個社區，並在規劃中為沈河、吳郢兩村預留空間，在此建設錦繡社區，由建設公司負責托建，籌備組組長是方世文；五是在張團村範圍規劃農業產業化綜合開發園，建設康利社區，由農業產業化公司托建，籌備組組長由公司總經理汪晴擔任。
社區建設的組織架構強大而強勢，從社區開發建設辦公室到各社區籌備組，幾乎就是一個將開發區精英一網打盡的班底。
藍圖規劃好了，架子也搭好了，建設社區的錢在哪兒呢？
1997年開發區雖有佳通、日立、正大、兆峰、可口可樂號稱5大支柱企業投產，但都是剛起步，稅收還處在減免階段，社區開發建設啟動時，開發區財政可用財力幾乎為零，社區建設麵臨著建10萬平方米廠房和明珠廣場一樣的命運，沒錢！
3萬多農民，按人均20平方米安置，五個社區規劃100多萬平方米，基建成本價是每平方米400元，加上征地拆遷補償及勞動力安置，大約要10多個億，破繭新生的開發區又一次麵臨“無米之炊”，又一次要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或許是大家日子都難過，或許是覺得農民遲早得交給開發區，到開發區接收3萬農民的時候，發現肥西和郊區常青鎮在過去的五年中共有1.4億的征地拆遷安置資金被占用了。不僅如此，交割管轄權的時候，肥西還要開發區補償800萬道路和水利建設的錢。開發區連800萬也拿不出來，市委協調分期付款，而開發區背著的1.4億的虧空，一分都不能少，那是留給老百姓活命的錢。
在這種背景下建五大社區，管委會一班人夜裏當然是睡不安穩的。
好在已經習慣了走投無路、絕地反擊、死裏逃生的日子，所以，開發區管委會一班人的神經已經被錘煉得異常堅韌和固執。
辦法是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想出來的。
墊資建設是常用的套路，按老規矩，施工單位墊資25%至50%，一層基礎上來之前，不要花錢，鋼材、水泥都是施工單位帶來的，到房子全部建好後，付總造價50%的錢給施工單位。
墊資建設使得工程款少付了一半。
社區建設規劃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門麵房、農貿市場，甚至是商業街區。這些商業門麵房以微利的價格提前發售，相當於賣樓花，籌措點錢用於社區建設。這就是開發性建設的一個全新舉措。
門麵房本來是定向賣給農民的，既是開發，也是為解決農民就業安置，可這一帶的農民太窮了，700—800塊錢一平方米，一間門麵房2萬來塊錢也拿不出來，所有門麵房都不好賣。後來，沒辦法了，就把部分門麵房抵押給施工單位做工程款，施工單位也不想要。門麵房出售雖有反複，但大多數還是賣給了農民，三年後價格漲到了每平方米1200元，十年後每平方米漲到了1萬以上，翻了十五六倍。開發性建設的效果還是顯而易見的。
開發性建設社區的另一個創新舉措是，拆遷複建點不是“拆一還一”或“折扣式以房換房”，而是將社區複建點定位於住宅市場，以市場模式進行開發，人均20平方米，按低於成本價的每平方米400元價格向農民出售，超出部分則以市場價每平方米500—600元向有錢的農民銷售，但每戶隻允許多購20平方米。市場價格出售的部分形成的利潤用於彌補社區建設資金的不足。管委會經過深入調研，開發區大約隻有10%的農民手頭相對寬裕，他們也想住大一點的房子，所以市場開發的對象就是這部分本來就想改善住房的農民，他們為翻蓋新房手裏積攢了1萬至3萬不等的錢。他們多購市場價的房子，等於為社區建設添磚加瓦。
社區建設資金運作中最絕妙的是采用了“借力發力”這一絕招。
農民的房子拆掉後，社區一時還沒建好，房屋補償款如果發到農民手裏，一些農民就會把補償款吃光、喝光、賭光了，等到房子建好後，口袋裏不名一文，低於成本價的回遷房也買不起，這在許多先發地區已經得到了非常糟糕的驗證。任何一個開發區都不會看著老百姓沒房子住而坐視不管，這一後果最終還得由開發區來承擔。所以，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決定對拆遷的房屋補償款隻發存折，不發現金。點子想盡了，也想絕了，抓著存折，取不出錢來。
理由很充分，將房屋補償款由開發區代為存入銀行，作為回遷新居的定金和購房款，每人標準為8000元。
每家每戶房屋及附著物丈量、測算後，經三榜公布，確認無差錯和舞弊，得出最終的房屋拆遷補償款，每戶從一兩千到一兩萬不等。開發區統一存入銀行後，每家拿到了一本存折。
開發區跟農民講得很清楚，這些錢，我們用來給你們蓋房子，你們看圖紙、選套型、監督質量，大家共同建設新家園，農民手裏攥著存折，在圖紙上看到了自己的新家，心裏很踏實，也很有未來感，這一招數竟然沒有遇到阻力，推行得很順利。
所有的招數都是緩兵之計，為開發區緩解窘迫的財政贏得了時間差。
農民拿到了存折，心裏不慌了。而開發區給農民的拆遷房屋補償款不用現金支付了。
把農民的房屋補償款存入銀行後，管委會再從銀行將這些錢貸出來，用這些錢建設社區，這樣既保證了農民拆遷補償款的安全，也為開發區爭取了大量的建設資金。
管委會體改完成後，2.25億建設貸款批下來了，分管財政的管委會副主任李平向我詳細地敘述了她在財政部和國家開發行四處奔走的經曆。其中在北京懷柔的一次會上，當各地開發區猛批國開行不作為的時候，剛剛獲得資格擠進會議現場的李平卻對國開行充滿了期待，她在會上講了四點，其中最讓國開行感動的就是：“白手起家的各開發區創業之初，在商業銀行那裏壓根就貸不到錢，如果沒有國開行，開發區的創業之路很難往前走。”國開行隸屬於財政部，與四大商業銀行不同的是，貸款僅限於政策性貸款、政府性貸款，不需要抵押，而且低息。
國開行的2.25億對開發區加速發展至關重要，這筆錢緩解了開發區的經濟壓力，為社區建設提供了啟動資金。
當年的開發區農發局局長兼社區建設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夏可政在談起開發區建設資金運作時，仍然很自豪，他說：“開發區社區建設三年，建了60多萬平方米的樓房，可經俞光遠手付出的建設資金隻有2700萬。”俞光遠是社區建設辦的計財處處長，後出任副主任。
開發區社區開發建設是一個係統工程，“拆、建、分、管、賣”全都兜了下來。
拆房的難點在價格評估，價格談不攏，房子就拆不掉，開發區28號文件附上了三份評估表，涉及耕地補償、房屋補償、房屋附屬物補償三大塊。總體標準是按每畝3萬元由社區建設開發辦包幹使用，用於土地補償、拆遷、勞動力安置及供養等等，比肥西縣高一些，比合肥市低一些，這是一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標準。其中的房屋補償及附屬物補償細化到糞坑、草堆、紗窗、香台、自來水龍頭等100多項，光祖墳遷移就定了三種標準，雙棺每座150元，單棺每座100元，缸罐每座60元，花木樹木從幼苗到直徑35厘米的價格由0.18元到15元不等，今天看起來像看小品一樣趣味橫生，而在當時卻是嘔心瀝血製定出來的操作細則和標準。
拆遷大頭是房屋品質的評估，現澆麵樓房價格最高，最高每平方米199.50元，水泥砂漿預製板樓房每平方米最高180.50元，磚瓦房每平方米133元，半土半磚、半草半瓦的每平方米隻有95元和85.50元，簡易的土草房每平方米隻有47.50元。每一類房屋都分為五等，最低等是最高等的一半。拆遷的土草房最低的隻有每平方米23.75元。最窮的一戶拆遷補償開始隻有700多塊錢，調到900元，後來按1000元結算。房屋評估問題最多，你說是五成新，農民說十成新，一般在這種情況下，采取的是就高不就低的辦法。
問題在於，太低了拆不掉，太高了其他群眾有意見。
三榜公布，拆遷補償價格張榜貼在村裏，起到輿論監督作用。
一榜：公開，上牆公開每戶的評估價格。
二榜：複核，根據群眾意見，複核評估價格，此時的誤差已經很小。
三榜：公布，將最終的拆遷補償價格敲定認證，除極少數“釘子戶”外，評估工作基本結束。
對於“釘子戶”，開發區采取耐心、細心、愛心的方法進行突破，開發區有一整套辦法，先找“釘子戶”的朋友、長輩，說話管用；如果有就業的，就找所在單位領導做工作；有小孩就業的，就找小孩單位的領導，讓領導找小孩做工作，小孩再回家勸說家長放棄糾纏。
社區辦每天晚上都要開會研究，找打開“釘子戶”的“鑰匙”，每個領導分頭去解決“釘子戶”問題。
一般說來，經過幾個來回，工作基本上就做通了，開發建設辦做一個高姿態，給人家一個台階，讓千把塊錢，房子就拆了。
夏可政還有一個絕招，談不攏，眼看已是午飯時間，他就說：“肚子餓了，中午到你家吃飯！”於是，他從辦公室拎了兩瓶酒，到樓下剁一點豬頭肉、鹵鵝之類的到了村民家裏，邊喝酒邊談心。夏書記上門，還拎了酒、菜，村裏人都看到了，很有麵子，酒瓶打開，村民一激動，鬆口說：“夏書記，你看得起我，我不會為難你！”夏可政說：“先不談事情，喝酒！”於是碰杯，兩茶缸燒酒下肚，熱血沸騰，村民自己爬到屋頂上揭瓦去了。
夏可政在開發區被村民稱為“夏青天”，農民出身的他懂得農民、理解農民，所以隻要解決不了的農民問題，他一出麵，就解決得差不多了。夏可政說，農村工作講政策，還要講感情。開發區16個村的村幹部大部分都到夏可政家喝過酒，村幹部壓力大，任務重、工作難，農發局當家人夏可政就把他們請到家裏，讓愛人做皖南老家的醃火腿、油燜鮮竹筍，一大鍋熱氣騰騰的菜端上來後，大家喝得**洋溢。村幹部隻要願意出頭露麵，什麽事都好辦了。
都說天下第一難就是拆遷。
開發區有民房拆遷標準，但沒有企業和商業拆遷標準，主要是這一帶本來就沒有幾個像樣企業，都是小作坊，商業也就是開個小店什麽的，不好定標準，也沒必要定標準。錦繡社區拆遷時終於遇到了令人頭皮發麻的難題，合肥師範學院地塊上，蔡崗村許多私營小企業都在那兒，有拉絲廠、裝訂廠、紙板廠等七八家小作坊，開發區比照農房拆遷，再多給一點搬遷費，可小作坊要開發區給停產損失費，還要給一塊土地，不給，就不搬。都是蔡崗村村民，他們抱成團跟開發區較勁。謝濤和張仁斌是負責拆遷安置的，兩個年輕人采用各個擊破的辦法，一家一家地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還得做出補償上的讓步和妥協，他們都說，開發區發展了，將來你們的生意就會越做越大，大多數人還是通情達理。但其中有一戶預製材料的小老板，就是不鬆口。謝濤和張仁斌在他家從下午3點一直談到夜裏2點，將近12個小時，他們下決心必須當天談妥，太累，謝濤和張仁斌兩人香煙不斷火，夏天天很熱，小屋裏又不透風，蚊子都被熏死了。小老板不抽煙，也被熏得頭昏腦漲，他被兩人的“不達目的，決不收兵”的韌性拖垮了，最終雙方各讓一步，成交。
拆石門路二十埠的民房同樣困難重重，這裏原來是二十埠的一個自發的小集鎮，少數村民做點小買賣，大多是民房，可拆遷時他們一律要以商業門麵房標準補償，集體抵製拆遷，甚至請來了律師。以蓮花社區辦為班底的拆遷安置小組，用了一個多月時間，晝夜不息地做工作，采用政策戰、攻心戰等多種辦法，終於完成了拆遷。
拆遷難題是全國性的難題，急不得，也狠不得。負責拆遷安置的梁建銀和夏可政都來自農村，他們對農民就像對自家的鄰居一樣了解，梁建銀說：“之所以糾纏，說到底，就是我們的農民太窮了！”
分房子比建房子更複雜。
梁建銀在談到社區建設的目標和理想時，用了這樣表述：“保護最窮的人，照顧一般的人，抑製有錢的人。”
人均20平方米，大多數人家的拆遷補償款在1萬多元至2萬多元之間，3口人回遷房60平方米隻要2.4萬，4口人回遷房80平方米3.2萬元。大多數家庭隻要湊上幾千塊錢，再跟親戚朋友借一點，就能住上跟合肥市民一樣的設施齊全的樓房，有的家庭甚至都不需要貼錢。開發區經過精心調研和測算，這部分是基本群眾，是大多數家庭，所以把這中間的大多數抓好了，兩頭就好辦了。梁建銀在談起當年社區建設時，如數家珍，錢多的農民多買房，但不能買得太多，按市場價，隻許超出購買20平方米。難度大的是貧困家庭安置，有的家庭隻補償了一兩千塊錢，這批貧困的農民借錢也借不到，開發區出麵幫助貸款，由村委會擔保，簽字畫押，農民貸款買房後分期還款。社區建設還建了五保戶老人房，30—50平方米不等，雖小，但廚衛齊全，生活方便。
能想到的辦法都想到了。
28號文件裏第三章明確規定，房屋丈量發榜後，提前拆遷給予獎勵，提前1—3天每平方米獎勵6元，提前7天以上拆遷，每平方米獎勵10元。第三章第四條規定：“凡是前五名提前拆遷完畢的農戶，可優先挑選複建安置房的樓層和套型。”
在實際操作中，擴大到前十戶，激勵拆遷，加快進度。十戶後麵的拆遷戶，要在夜裏兩三點去排隊選房，自覺交錢，除特殊困難戶，大多一次**款。
開發區三年社區建設，由最初的五大社區建設到後來七大社區全麵開工建設，農民安居樂業的第一步“安居”工程在“窮則思變”中打了一個漂亮的大勝仗。
房子建好了，分好了，農民有窩了，可失地農民的飯碗怎麽辦？
農民安置比建房、分房要難得多，人多、麵廣、戰線長，這是一個與開發區建設和發展形影不離的浩大工程。
失地農民安置在全國各個地方做法各不相同。大多數地方隻是把開發區作為一個工業特區，隻負責招商引資，不負責安置農民。通常的安置模式是，開發區將地征來後，拿出一筆錢，讓農民搬出開發區，安置房建在區外，人歸地方區縣，給錢由地方區縣安置，住房和勞動力都交給地方安置，相當於用錢跟地方買斷。錢一付，農民與開發區就沒有任何關係了。1997年前的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失地農民雖沒有搬出開發區，但安置模式與此有些類似，留下的城中村後遺症短時間內根本消化不了。
還有一種模式，由開發區統拆統建，人也是開發區的，將幾個村建在一塊，成立街道，用錢跟農民買斷，錢付足後，不負責就業安置，不負責社保，不負責醫療保險。農民拿著買斷的錢，簽完合同，按市場化的法則，自謀生路。
這兩種安置模式實質上是甩包袱，在理論上也是成立的，比如開發區作為經濟特區，就應該全心全意搞招商和抓建設，開發區不應承擔過多的政府職能，加快經濟發展步伐才是正道。可在現實中，完全行不通。
農民進入城市化狀態後，他們沒有技能、沒有文化，失去土地後，生存能力很弱，他們完全無法融入城市的現代生產與生活中，他們手忙腳亂，無所適從，一些農民甚至用補償款賭博、花天酒地，土地補償買斷的錢，很快就坐吃山空。吃光、喝光、玩光後，農民很自然地就跑來找開發區要飯吃，是開發區把我們的地征走的，要是不征，我們的飯碗裏就有飯吃，所以開發區得負責。失地農民每到揭不開鍋時，就會到開發區管委會上訪、靜坐、示威，甚至鬧事。
很多開發區為此非常頭疼，投資環境不斷惡化。
本來想甩的包袱，根本甩不掉。這包袱重新背上後，壓得開發區氣都喘不過來。
武漢開發區管委會主任是由一位副市長兼任的，開發區農民雖已買斷，土地補償款早就足額發放到位，可花光後的農民還是堵住了開發區管委會的門，開發區就額外拿出6000萬按人頭發錢給農民渡難關，可農民花光後，第二年又來了，再拿6000萬買斷，花光後第三年又來了，開發區為此痛苦不堪。段副市長帶著武漢開發區的一班人馬在全國各地到處尋求靈丹妙藥，可每家都拿不出有效的招數來。到了合肥，一聽、一看，恍然大悟，如夢初醒。原來全國都為之頭疼的問題的“解藥”在合肥，在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絕門獨活是，把農民當資源開發利用，把農民的教育、醫療、就業、養老全包下來，以土地換保障，以保障謀發展。
這就是創新，這就是全國都為之眼睛一亮的製度設計。
開發區社區建設啟動後，原先的籌備組改為“社區開發建設管理中心”,7個社區建管中心全方位負責轄區內的征地、拆遷、安置和社區管理。
既然是全包，住房安置後，還得包人員安置，人員安置分兩大塊，一塊是勞動力就業安置，一塊是到一定年齡後實行供養。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合經管（1998）28號”文件中，將勞動力分為兩級，一級勞動力（男18—35周歲，女18—30周歲），二級勞動力（男36—55周歲，女31—50周歲）。
男55周歲以上，女50周歲以上，由開發區實行供養，供養人員每月獲得50元生活費。50元在1998年可以買到70斤大米，可以買22斤油，買18斤豬肉。也就是說，50塊錢讓供養人員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與此同時，開發區社會保障中心還要為每個農民辦理養老保險。
農民安置麵臨兩大問題，一是怎麽安置，二是安置的錢從哪兒來？
安置的總體原則思路是：少有所學、中有所為、老有所養、貧有所助、病有所醫，簡稱“五項保障製度”。後兩項是2004年開發區農民整體轉戶後實施的。
這“五項保障製度”今天看來已經不算新奇，但在二十多年前，不要說安徽農村，就是在全國的發達地區的農村，都沒有幾個。梁建銀說，“民生工程”“以人為本”，我們都是搶先一步，領先全國的。創新體製主要體現在“人無我有”和“人所不及”上。
在社區開發建設規劃中，幼兒園、小學、中學雖是配套工程，但卻擁有戰略性地位，開發區雖窮，但再窮不能窮教育，“砸鍋賣鐵辦學校”，這是開發區管委會的共識，要把開發區農民的後代培養成有文化、有技能的新型城市建設者，不能出現新的文盲。深圳許多億萬富翁，孩子仗著家裏錢多，從小不學無術，長大後吃喝嫖賭，甚至參與黑社會，人就廢了。開發區把抓教育放在和住房與勞動力安置同等重要的地位來對待，號稱“三駕馬車，並駕齊驅”。
梁建銀是這樣跟我闡釋教育的戰略價值的：“農民後代培養出來後，長大了升學、參軍，回來優先安排，父母就不會有後顧之憂，你要是踢出去一個孩子，就會有十個農民站出來反對你；安置一個孩子，等於安撫了一大片。”
7個社區每個社區都建起了幼兒園和小學，原來的許多小學都是危房，吳郢小學的窗戶冬天釘著塑料布，59中要打著雨傘上課，可新建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成了當時開發區最漂亮的建築，電化教學、微機室、圖書室、運動場一應俱全，有的學校操場上還鋪上了塑膠跑道。在蓮花小學新校舍啟用儀式上，分管教育的副市長張雪平聲情並茂地描述著開發區新建的8所小學和3所中學，“朝霞滿天，蓮花盛開，錦繡前程，方興未艾”，因為這些小學比市裏的小學建得更氣派，更漂亮。
開發區的孩子除了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對18周歲以下的孩子，每人給予教育補助10000元。有的人家拆遷還沒有補償到10000元。
這就是“少有所教”。
1998年8月下發的50號文件，對征地勞動力安置實施細則做了係統性的設計，其中最具亮點的是實行“兩卡一證”管理，即“待安置卡”“就業證”“供養人員卡”。
“中有所為”是安置的重頭戲，一級勞動力由人事勞動局免費組織培訓，由人才市場勞務中心推薦到入區企業工作。入區企業招工，本著“先區內後區外”的原則製定招工簡章。二級勞動力年齡稍大，組織起來參與社區開發建設和相關的勞務活動，幹“便道、圍牆、土方、整平、裝卸”等“五小工程”，到華泰食品包裝“洽洽瓜子”。社辦企業如果接納征地農民就業，按人頭給企業補助每人1000元標準的“社辦企業扶持金”，與此同時，還鼓勵自謀職業，自主創業，對自謀職業自主創業的，每人一次性發給3000元，後來漲到了5000元。社區建成後，商業、餐飲、娛樂、修理、家政服務都需要大量的自謀職業人員，但在安置早期，自謀職業的人仍然是極少數。
每人按自己的年齡辦證，就業的辦“就業證”，由用工單位保管；沒有就業的辦“待安置卡”，兩年內包安置。如果一年內沒有安置，第二年起每月發40塊錢生活補助，直到就業為止。一旦就業，就將“待安置卡”換成“就業證”。
符合供養年齡的每人辦“供養人員卡”，憑卡領取每月的50塊錢生活補助。“老有所養”得到了初步解決。供養標準隨著開發區的發展不斷增加，後分別漲到每月60、80、120塊，如今已漲到每人560塊錢，是合肥市乃至安徽省失地農民最高標準的養老金。
“兩卡一證”上有照片、年齡、審核公章，全區所有農民的就業安置情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農發局、人事勞動局隨時都可以將每個村每個人的安置情況在兩分鍾內調出來分析研究。
中國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中國革命是靠農民起家的，淮海戰役的勝利是靠民工的小車推出來的。開發區抓準了農民問題，等於是抓住了發展的關鍵所在，後來開發區的高速發展和迅速崛起以此休戚相關。
體製創新、觀念創新、長遠眼光對於開發區來說直接影響到決策是否具有戰略價值。與社區開發性建設一樣，在勞動力安置和就業上，也是采用了開發性安置的舉措，同時推行了創業性分流、自主性擇業的措施，圍繞項目辦三產，圍繞社區搞服務，以就業確保穩定，以穩定確保投資環境，形成了開發區經濟社會良性互動的政治生態。
然而，大凡創新、超前的理念都是對現實的挑戰，開發區除了以土地換保障外，後來撤村建居的時候，村級資產一律上繳管委會，每個村有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的資產，老百姓都想分光、花光、吃光、喝光，但管委會想到的是健全和完善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體係”，比如醫療保障、生活救助需要大筆的錢，管委會派幹部進村入戶宣傳教育，闡明用村級資產完善社會保障的意義，頂住壓力、苦口婆心，最終實現了“五項保障製度”全麵實施。到2004年的時候，供養補助每月增加到每人120元，待業人員每人每月60元失業補助，已就業的一級勞動力每人每月給予80元養老保險補助，自謀職業者每月40元養老保險補助，沒有就業的勞動力每人提供1000元培訓補助，並逐步建立農民醫療保險和大病統籌製度。
將心比心。時間一久，再遲鈍的人也能感覺到，開發區雖然沒錢，也沒放棄對失地農民一家老小的責任。
表麵上看是解決農民問題，實際上是解決了投資環境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