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據氣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於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麽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氣，是讚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據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據說，至早，亦不過起於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先懷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據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庵先生，他甚至於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1〕，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於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於低能之談，這裏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裏發掘出來的泥人兒。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於纏小腳而穿大鞋子，裏麵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確已有一種“利屣”〔2〕，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著爽利，“潭腿〔3〕”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於為裙子所礙，甚至於踢下裙子來。那耐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著“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於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4〕“摩登女郎”之列，於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後是摩登女郎尖，再後是大家閨秀尖，最後才是“小家碧玉”〔5〕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於利屣製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聽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鷟作的《朝野僉載》〔6〕罷，他說武後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這一種玩意兒，不過還不是很極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於普及了。由宋至清，綿綿不絕，民元革命以後，革了與否，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於以三寸為度。這麽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於過激的。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7〕。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癡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概自辮子肅清以後，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黨的母親們，鑒於自己在皮鞋裏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確給她的女兒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極端”的，不多久，老病複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它離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後，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聖人為什麽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於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點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爾夫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裏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8〕以孔子交遊之廣，事實上沒法子隻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麽，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並非百萬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於這麽奢侈的，除了隻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撤薑食”〔9〕，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於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裏，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遊列國〔10〕，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麵〔11〕，尚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麵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裏袋著沉重的麵食，坐在車子裏走著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吃“生薑”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後。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於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於“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雲：“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12〕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13〕；三月一日《大晚報》載新聞雲：“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於政治方麵，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口（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當局派駐郵局檢查處檢查員查獲，當將索詐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離於“學”，而以“考古”為限的。
【注解】
〔1〕《雜事秘辛》：筆記小說，全書共一卷，舊題無名氏撰，偽托為東漢佚書，實為明代楊慎（號升庵）作。寫東漢桓帝（劉誌）選梁瑩為妃的故事。
〔2〕“利屣”：一種古代用來跳舞的鞋。
〔3〕“潭腿”：相傳由清代山東龍潭寺的和尚創立的一種拳術。
〔4〕炎漢：指劉邦建立的漢朝。
〔5〕“小家碧玉”：語出南朝樂府《碧玉歌》。
〔6〕《朝野僉載》：唐代張族鳥作，內容係記載唐代的故事和瑣聞。該書中沒有魯迅所引一事的記載。
〔7〕“除惡務盡”：語出《尚書·泰誓》。“食肉寢皮”，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8〕語見《論語·子路》。
〔9〕“割不正不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不撤薑食”等語，都見《論語·鄉黨》。
〔10〕孔子周遊列國，孔丘於魯定公十二年至魯哀公十一年離開魯國，周遊宋、衛、陳、蔡、齊、楚等國。
〔11〕花旗白麵：指由美國進口的麵粉，花旗即美國國旗。
〔12〕“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當時國民黨政客戴季陶等宣揚的所謂“八德”。國民黨教育部於1933年2月20日宣布以此為“小學公民訓練標準”。
〔13〕“忘八”：指忘記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的最後一個“恥”字，即“無恥”的意思。
【精品賞析】
這篇文章寫於1933年2月4日，發表於同年3月16日的《論語》第十三期，後收入《南腔北調集》。
這是魯迅為《論語》雜誌所寫的一篇文章。《論語》雜誌是林語堂於1932年9月16日在上海創辦的半月刊，主要提倡幽默的小品文。故此魯迅的這篇文章並不嚴肅，行文間充滿了幽默感，由其題目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不過文章表麵的幽默感並不能抹殺文章的真實內涵，而且文章的題旨也並非僅僅意在幽默，而是緊扣深刻的社會現實，以借古諷今的方式，對現實中的某些問題進行了有力的針砭。1933年東北淪陷之後，國民黨當局一方麵對日本帝國主義采取“綏靖”的投降主義政策，一方麵加強對國內文化的“圍剿”。魯迅正是通過這篇文章，以嬉笑怒罵的方式對國民黨當局的這種政策進行了批判和揭露。
文章首先諷刺了中國一些無聊的考古學家對中國女人纏足習俗的考證。魯迅以戲謔的語言對女人纏足的考證史進行了一番梳理，同時也闡明了自己在女人纏足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它‘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於以三寸為度。……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由此魯迅由女人纏足的問題引申到中庸的問題上。他通過對女人纏足之走了極端而推測“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於過激的”。對於中國人言行之間的對立，魯迅先生解釋為，根據中國人議論什麽就是缺乏什麽的邏輯，大講中庸的人正是缺乏中庸。於是又把問題引申到國民黨反動當局對國內革命者和日本帝國主義缺乏“中庸”的態度上來：“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接著，魯迅又從孔夫子之“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推論出他晚年有胃病；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推論他們正是忘了這八個字；又從郵檢處截留對宋慶齡女士的索詐信一事，推論出國民黨當局監視宋女士且私拆信件的無恥勾當。通過這些逆推的方法一步步揭穿了國民黨當局的醜惡行徑。
關於女人
國難期間，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製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墮馬髻”，“愁眉啼妝”〔1〕，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嚐是女人!不過，隻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氣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靡隻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製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麵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著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2〕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的嫖男，那裏會有賣**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賣**的機會那麽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幺二〔3〕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人”，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美國一個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共匪（原文無匪字，謹遵功令改譯），我們的妻女就要使我們破產，等不及工人來沒收。”中國也許是惟恐工人“來得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趕緊的浪費著，享用著，暢快著，那裏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注解】
〔1〕“墮馬髻”、“愁眉啼妝”：出自《後漢書·梁冀傳》。
〔2〕阿剌伯古詩人：指穆塔納比（915 965年）。
〔3〕長三幺二：舊時上海妓院中妓女按等級排名，頭等的叫做長三，次等的叫做幺二。
【精品賞析】
本篇文章最初發表於1933年6月15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後收入《南腔北調集》。這篇文章與《真假堂.吉訶德》以及《偽自由書》中的《王道詩話》、《伸冤》、《曲的解放》、《迎頭經》、《出賣靈魂的秘訣》、《最藝術的國家》、《內外》、《透底》、《大觀園的人才》，《準風月談》中的《中國文與中國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時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據魯迅的意見或與魯迅交換意見後寫成的。魯迅對這些文章曾作過字句上的改動（個別篇改換了題目），並請人謄抄後，署自己的筆名，寄給《申報·自由談》等報刊發表，後來又分別將它們收入自己的雜文集。
文章通過國難期間“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引起話題，談論了關於女人的一些看法。對於正人君子的責備，作者說：“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這就諷刺了這些人荒謬偏激的論調。同時還尖銳地指出：“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麵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著肉感的大腿文化”。這又指出了這些所謂的正人君子虛偽的一麵。文章還對女人的處境和地位從曆史以及現實的角度作了剖析，深刻地指出了中國婦女備受壓迫和奢侈**靡之風盛行的社會根源。作者說：“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製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而且指出“奢侈和**靡隻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這就從根本上為女人進行了辯護，並且把問題的根源直接指向了自古以來罪惡的社會製度以及社會製度的主宰者——男人。作者說：“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正是因為男女的不平等，女人處於男人的所有品這樣一種附屬地位才產生了各種關於女人的扭曲現象和表現。作者說出了女人在家庭中揮霍浪費，竭力修飾自己其實不過是在和娼妓競爭，為的是要“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是因為女人是社會中的被壓迫者，處於從屬於男人的地位，才使得她們有此現象，而且“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文章通過對女人問題的論述，揭露出中國幾千年來舊文化、舊體製的罪惡和弊端，同時也對正在腐敗墮落，卻在口頭上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國民黨政府給予了辛辣的嘲諷。
真假堂·吉訶德
西洋武士道〔1〕的沒落產生了堂·吉訶德那樣的戇大。他其實是個十分老實的書呆子。看他在黑夜裏仗著寶劍和風車開仗〔2〕，的確傻相可掬，覺得可笑可憐。
然而這是真正的堂.吉訶德。中國的江湖派和流氓種子，卻會愚弄堂.吉訶德式的老實人，而自己又假裝著堂·吉訶德的姿態。《儒林外史》上的幾位公子，慕遊俠劍仙之為人，結果是被這種假吉堂.訶德騙去了幾百兩銀子，換來了一顆血淋淋的豬頭〔3〕，——那豬算是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訶德的做傻相是由於自己愚蠢，而假吉堂.訶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給別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
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未必都還這麽蠢笨，連這點兒手法也看不出來。
中國現在的假吉堂.訶德們，何嚐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國，他們卻偏要舞弄著，每天“殺敵幾百幾千”的亂嚷，還有人“特製鋼刀九十九，去贈送前敵將士”〔4〕。可是，為著要殺豬起見，又舍不得飛機捐〔5〕，於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傳，一麵作為節節退卻或者“誘敵深入”〔6〕的解釋，一麵又借此搜刮一些殺豬經費。可惜前有慈禧太後，後有袁世凱，——清末的興複海軍捐建設了頤和園，民四的“反日”愛國儲金〔7〕，增加了討伐當時革命軍的軍需，——不然的話，還可以說現在發現了一個新發明。
他們何嚐不知道“國貨運動”〔8〕振興不了什麽民族工業，國際的財神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氣也透不出，甚麽“國貨”都跳不出這些財神的手掌心。然而“國貨年”是宣布了，“國貨商場”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國全靠一些戴著假麵具的買辦多賺幾個錢。這錢還是從豬狗牛馬身上剝削來的。不聽見“增加生產力”，“勞資合作共赴國難”的呼聲麽?原本不把小百姓當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豬狗牛馬還是要負“救國責任”!結果，豬肉供給假吉堂訶德吃，而豬頭還是要斫下來，掛出去，以為“搗亂後方”者戒。
他們何嚐不知道什麽“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念幾千萬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9〕，也不會觸發日本地震，使它陸沉大海。然而他們故意高喊恢複“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麽祖傳秘訣。意思其實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這固有文化本來毫無疑義：是嶽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10〕，是聽命國聯爺爺的孝，是斫豬頭，吃豬肉，而又遠庖廚〔11〕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約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麽“學術救國”，引證西哲菲希德〔12〕之言等類的居心，又何嚐不是如此。
假吉堂.訶德的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癡假呆當做真癡真呆，當真認為可笑可憐，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注解】
〔1〕武士道：原指日本幕府時代武士所信奉遵守的封建道德。西洋武士道，指西歐的騎士精神。
〔2〕堂·吉訶德仗著寶劍和風車打仗的事，見《堂·吉訶德》第八章。
〔3〕《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寫有婁姓兩公子被張鐵臂騙取白銀五百兩的事。
〔4〕“特製鋼刀”的事，見1933年4月12日《申報》：上海有個叫王述的人，特別定製大刀九十九把，捐贈給當時防守喜峰口等處的宋哲元部隊。
〔5〕飛機捐：1933年年初，國民黨政府決定舉辦航空救國飛機捐並強行募捐。
〔6〕“誘敵深入”：“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采取“不抵抗”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國土不斷淪喪，卻妄說是戰略上的“誘敵深入”。
〔7〕“反日”愛國儲金：民國四年（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侵略中國的《二十一條》，北京、上海等地群眾為了反日救國，曾發起救國儲金，並成立了救國儲金團。
〔8〕“國貨運動”：1933年，由上海工商界發起將該年定為“國貨年”，並在元旦舉行遊行大會，宣揚“國貨救國”。
〔9〕金光明咒：指《金光明經》，佛經的一種。九一八事變以後，上海、北平等地國民黨“要人”發起的所謂“佛法救國”活動。
〔10〕嶽飛奉旨不抵抗：嶽飛是抗金名將，屢立戰功，但主張議和的宋高宗聽信內奸秦檜的讒言，在一天內連下十二道金牌把他從前線召回，並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下獄處死。
〔11〕遠庖廚：出自《孟子·梁惠王》。
〔12〕菲希德（1762 1814年）：通譯費希特，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著有《知識學基礎》、《人的天職》等。
【精品賞析】
本篇文章作於1933年4月11日，最初發表於同年6月15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六號，署名洛文，後收入《南腔北調集》。
堂·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1547—1616年）所寫的小說《堂·吉訶德》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沒落的貴族，因為讀中世紀武俠小說上癮，便模仿中世紀的騎士仗劍遠遊，同他心目中的“惡勢力”去進行鬥爭。他分不清理想和現實的區別，一路上惹出了不少笑話，最後還是失敗了。
作者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可以分成真假兩種。真的堂·吉訶德是十分老實的書呆子式的人物，他的做傻相是由於自己愚蠢；而假的堂·吉訶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給別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
堂·吉訶德就是“中國的江湖派和流氓種子”，即國民黨反動當局。他們做出傻相來想要愚弄的就是中國的老百姓，“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未必都還這麽蠢笨，連這點手法也看不出來”。這就充分揭露和諷刺了國民黨反動當局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危難時刻，不切實抗日，卻打出各種各樣的招牌欺騙和愚弄人民的現實。文中列舉了國民黨反動當局——這個假堂·吉訶德的自以為得計的種種愚民手段：“大刀救國”、“誘敵深入”、“國貨運動”以及“勞資合作共赴國難”等。他們妄圖通過作這些表麵文章表明自己對敵鬥爭的立場，但在暗地裏卻幹著剝削人民的勾當。讓人民群眾捐錢捐物，說是為了抗日，卻都借機攬入了自己的腰包。而“國貨運動”、“國貨商場”的一番大張聲勢的舉動其實也不過是騙騙人而已，況且那些錢也都出自於中國的百姓。不僅是剝削，還有鎮壓：“豬肉供給假吉堂.訶德吃，而豬頭還是要斫下來，掛出去，以為‘搗亂後方’者戒”。
文章諷刺了國民黨當局種種愚弄人民的政策，最後提醒人們要認清真相，不要把他們的“假癡假呆當做真癡真呆，當真認為可笑可憐，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談金聖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歎，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於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1〕輩的唾餘；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
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2〕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後小半〔3〕，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於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於流寇，隻痛恨著一半：不在於“寇”，而在於“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麽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為王，敗則為賊”的成語，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為便於譬喻起見，姑升為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齧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後來能夠比較的不複狼吞虎咽，則他們就以為如天之福。所區別的隻在“流”與“坐”，卻並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
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聖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鬆獨手擒方臘》〔4〕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聽說四川有一隻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艇〔5〕，價值既遠過於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發，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注解】
〔1〕袁宏道（1568 1610年）：字中郎，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明代文學家，公安派的領袖。
〔2〕《西廂》：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為元代王實甫所作的雜劇。金聖歎曾在批注時作過改動。
〔3〕截去《水滸》的後小半：明中葉以後，《水滸傳》有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多種版本流行。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左右，金聖歎隻保留《水滸》七十回的內容並偽造了一個“驚噩夢”的結局（盧俊義夢見知州“嵇叔夜”擊潰了梁山隊伍，並殺絕起義者一百零八人），又把第一回改為楔子，成為七十回本。
〔4〕《武鬆獨手擒方臘》：按《水滸傳》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擒方臘的應是魯智深。
〔5〕飛艇：當時對飛機的一種稱呼。
【精品賞析】
文章作於1933年5月31日，最初發表於同年7月1日《文學》第一卷第一號，後收入《南腔北調集》。
文章首先通過具體的分析，糾正了人們對金聖歎的錯誤認識，還金聖歎以本來麵目。魯迅選取了兩點進行了簡要的評論：一是說他“抬起小說傳奇”“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二是評論他對原作的點評，“原作的誠實之處”“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但魯迅並沒有把思想停留在文學批評本身，而是著重談了由金聖歎引出的關於“流寇”的看法。金聖歎是明末清初的封建文人。在他生活的時代，封建統治集團極端腐敗，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廣大農民紛紛揭竿而起。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金聖歎對農民起義軍是十分恐懼和仇視的，他利用各種手段對其加以惡毒的攻擊和咒罵。魯迅從政治上分析金聖歎，指出他的立場、觀點同人民群眾是完全對立的。接著魯迅談到了人民群眾的立場，即相對於“流寇”，人民群眾更痛恨的是“流官”與“坐寇”。魯迅尖銳地指出：“小百姓的對於流寇，隻痛恨著一半：不在於‘寇’，而在於‘流’”，“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這些議論即是從文化問題轉入到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現實的批判。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就是“永遠填不滿”的“坐寇”，他們對老百姓的剝削嚴重，危害很大。國民黨反動官僚們坐的是汽車飛艇，其價格比舊封建官僚們的大轎馬車更昂貴，他們搜刮了錢財要存入外國銀行，自己住進租界裏去揮霍享受，依賴“洋大人”的庇護，因此，即使把老百姓的筋肉刮盡，也永遠填不滿他們的貪欲。
魯迅指出：“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這說明了要想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民族的覺醒和奮鬥。
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鬥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麵褲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時髦的女人。這在商店裏最看得出：挑選不完，決斷不下，店員也還是很能忍耐的。不過時間太長，就須有一種必要的條件，是帶著一點**，能受幾句調笑。否則，也會終於引出普通的白眼來。
慣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覺著這種自己所具的光榮，同時也明白著這種光榮中所含的危險。所以凡有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像一切異性的親人，也像一切異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這神氣也傳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們有時會看見她們在店鋪裏購買東西，側著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自然，店員們是能像對於成年的女性一樣，加以調笑的，而她也早明白著這調笑的意義。總之：她們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們在日報上，確也常常看見誘拐女孩，甚而至於淩辱少女的新聞。
不但是《西遊記》裏的魔王，吃人的時候必須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類中的富戶豪家，也一向以童女為侍奉，縱欲，嗚高，尋仙，采補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饜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豬芽茶一樣。現在這現象並且已經見於商人和工人裏麵了，但這乃是人們的生活不能順遂的結果，應該以饑民的掘食草根樹皮為比例，和富戶豪家的縱恣的變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國是連少女也進了險境了。
這險境，更使她們早熟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體卻還是孩子。俄國的作家梭羅古勃曾經寫過這一種類型的少女，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1〕。然而我們中國的作家是另有一種稱讚的寫法的：所謂“嬌小玲瓏”者就是。
【注解】
〔1〕指梭羅古勃的長篇小說《小鬼》。
【精品賞析】
文章作於1933年8月12日，最初發表於同年9月15日《申報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洛文，後收入《南腔北調集》。
這是一篇關於女性問題的文章，隻不過魯迅在這裏把關注的對象從婦女轉移到少女的身上，尤其是以上海的少女為主要對象。在中國，婦女一向隻是男子的奴隸和附庸，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處於被壓迫、被奴役的不平等地位。辛亥革命後，婦女仍然遭受著封建製度的壓迫和摧殘，隻不過方式改變了。這種摧殘和壓迫有時還體現在社會心理層麵，並且變本加厲地壓向了中國的少女，使她們尚未發育成熟的身心過早地經受磨難。
文章首先揭露了上海這個城市所具有的一個不良風氣，那就是勢利。在許多場合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都著眼於衣著和外貌，以至於“時髦的女人”是得了便宜的了。由此培養出上海的女人追求時髦的傾向。但她們既要充分享受時髦“所具的光榮”，同時也要防備著“光榮中所含的危險”，“所以凡有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像一切異性的親人，也像一切異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可悲的是，這種勢利、賣弄的表演，無形中也傳染給本來應當天真純潔的少女，所謂的“側著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即是。而說穿了，在這樣一個腐朽墮落的社會裏，女人的外貌和衣著是為了供男人欣賞乃至於玩弄的，因此時髦的女人看起來是得了便宜的，實際上不過是換了一種方式遭受社會的歧視和摧殘。於是造成上海少女“進了險境”以及過早的成熟，“這險境，更使她們早熟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體卻還是孩子”。這險境就是人們所生活的社會，所成為的人也是畸形社會中畸形的人。魯迅引用了俄國作家的一句話，把他痛切的心情表現出來，說這一類型的少女“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
小品文的危機
仿佛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種日報上見到記載著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擺設”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小擺設”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跡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麽是“小擺設”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隻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就也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鏽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小擺設”。先前，它們陳列在書房裏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為“蟾蜍硯滴”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它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紮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隻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幾十畝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幾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為安閑，在客棧裏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癮足心閑，摩挲賞鑒。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衝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麽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1〕，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掛在萬裏長城的牆頭，或供在雲岡〔2〕的丈八佛像的足下，它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種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撲麵，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於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麽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地知道。然而對於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著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著《六朝文絮》，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後，淹得僅僅露出水麵的樹梢頭。
但這時卻隻用得著掙紮和戰鬥。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隻仗著掙紮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3〕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4〕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铓。明末的小品〔5〕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閑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製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紮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紮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雅片雖然已經公賣，煙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裏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遍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裏拉扯她的生意，隻好塗脂抹粉，在夜裏蹙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複。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於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注解】
〔1〕《蘭亭序》：即《蘭亭集序》，晉代王羲之作，全文三百二十餘字。
〔2〕雲岡：指雲岡石窟，在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始建於北魏中期。
〔3〕羅隱（833 909年）：字昭諫，餘杭（今屬浙江）人，晚唐文學家，著有《甲乙集》十卷、《讒書》五卷等。
〔4〕皮日休（約834 約883年）：字襲美，襄陽（今湖北襄樊市）人，晚唐文學家，著有《皮子文藪》十卷。陸龜蒙（?約881年）：字魯望，姑蘇（今江蘇蘇州）人，晚唐文學家，著有《笠澤叢書》四卷。
〔5〕明末的小品：指晚明作家袁宏道、鍾惺、張岱等人創作的散文作品。
【精品賞析】
文章作於1933年8月27日，發表於同年10月1日的《現代》，收入《南腔北調集》。
文章是針對30年代初期文壇上林語堂、周作人等人大力提倡閑適小品而寫的。大革命失敗後，林語堂於1932年起陸續創辦了《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鋒》等刊物，提倡抒發“自我”的情感，格調“閑適”、“幽默”的小品文，鼓吹“無關社會學意識形態鳥事，亦不關興國亡國鳥事也”。在當時具有一定影響，起到了麻痹人民、弱化民眾的反抗意誌的消極作用。對此，魯迅多次寫文章進行批判。
文章先借“小擺設”“在中國怕要絕跡”的話引出話題，把生活中的“小擺設”和美術上的“小擺設”以及文學上的“小擺設”聯係在一起，引出對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發展前途問題的關注。這三種“小擺設”具有相似的性質，它們都應和了封建社會一些文人的玩賞情趣，而與社會上的勞苦大眾沒有關係。當“世界的險惡的潮流”到來的時候，它們就被“衝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同時，文章對於小品文的曆史作了梳理，指出小品文在曆史上並不像“性靈派”所提倡的一貫是“小擺設”一類的東西。因此，林語堂等人提倡清玩式的閑適小品文的做法是不合時宜的。魯迅認為小品文的真正出路在於根本改變“小擺設”的身份，成為“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
這篇文章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今天看來，林語堂等人所提倡的文學樣式在文學園地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魯迅在對待文學問題時強調文學要與時代和社會緊密結合，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於婦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1〕女子與小人歸在一類裏，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後來的道學先生們，對於母親，表麵上總算是敬重的了，然而雖然如此，中國的為母的女性，還受著自己兒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
辛亥革命後，為了參政權,有名的沈佩貞〔2〕女士曾經一腳踢倒過議院門口的守衛。不過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們男人去踢罷，他一定會還踢你幾腳。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還有，現在有些太太們，可以和闊男人並肩而立，在碼頭或會場上照一個照相；或者當汽船飛機開始行動之前，到前麵去敲碎一個酒瓶〔3〕（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說不定，我不知道那詳細）了，也還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樣的職業，除女工，為的是她們工錢低，又聽話，因此為廠主所樂用的不算外，別的就大抵隻因為是女子，所以一麵雖然被稱為“花瓶”。一麵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榮的廣告。男子倘要這麽突然的飛黃騰達，單靠原來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變狗不可。
這是五四運動後，提倡了婦女解放以來的成績。不過我們還常常聽到職業婦女的痛苦的呻吟，評論家的對於新式女子的譏笑。她們從閨閣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是又成為給大家開玩笑，發議論的新資料了。這是因為她們雖然到了社會上，還是靠著別人的“養”；要別人“養”，就得聽人的嘮叨，甚而至於侮辱。我們看看孔夫子的嘮叨，就知道他是為了要“養”而“難”，“近之”“遠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緣故。這也是現在的男子漢大丈夫的一般的歎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沒有消滅“養”和“被養”的界限以前，這歎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的。
這並未改革的社會裏，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並無兩樣。拿一匹小鳥關在籠中，或給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變了，其實還隻是一樣的在給別人做玩意，一飲一啄，都聽命於別人。俗語說：“受人一飯，聽人使喚”，就是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別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別，然而地位卻應該同等。必須地位同等之後，才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消失了歎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鬥。但我並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槍，或者隻給自己的孩子吸一隻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隻以為應該不自苟安於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鬥。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為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鬥爭，也還是必要的。
我沒有研究過婦女問題，倘使必須我說幾句，就隻有這一點空話。
【注解】
〔1〕這段話見《論語·陽貨》。
〔2〕沈佩貞：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時組織“女子北伐隊”，民國初年曾擔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
〔3〕這是西方傳入的一種儀式，叫擲瓶禮。在船艦、飛機首航前，由具有一定社會聲望的女性將一瓶係有彩帶的香檳酒在船身或機身上擲碎，以示祝賀。
【精品賞析】
本篇文章作於1933年10月21日，是魯迅針對婦女解放問題所寫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的中國婦女無法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從曆史來看，中國婦女的地位一直十分低下，她們是作為男人的從屬存在的。辛亥革命後，婦女的權利和地位似乎得到了提高，但這隻是希望中的一線曙光，婦女的解放運動還需要不斷地努力：“我們還常常聽到職業婦女的痛苦的呻吟，評論家對於新式女子的譏笑。她們從閨閣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是又成為給大家開玩笑，發議論的新資料了。”魯迅對於婦女問題的分析是深刻而獨到的，他並沒有看到表麵現象就盲目樂觀，而是從現象中看到了背後所隱含的婦女仍處於受壓迫地位的現實。
魯迅指出在“並未改革的社會裏，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並無兩樣”，“在沒有消滅‘養’和‘被養’的界限以前”，婦女的痛苦“是永遠不會消滅的”，由此展現出婦女解放問題在中國的真實狀況。魯迅還說：“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但經濟權的取得要求政治上的進步，所以解放婦女的問題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政治的鬥爭是需要人們為之戰鬥的，唯有戰鬥才會有婦女的真正解放。在此，魯迅向婦女提出了鬥爭的號召，但他並不是說要讓婦女像男子那樣作衝鋒陷陣式的鬥爭，而是倡導她們“不自苟安於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鬥。”最後，魯迅說：“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明確地說明了婦女解放與全社會的解放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作文秘訣
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聽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並非全沒有，逢蒙殺羿〔1〕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種古氣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後來的“狀元癮”，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最先”。遇到有“狀元癮”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教徒弟時，卻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為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於三四手，於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秘方，做廚子的有秘法，開點心鋪子的有秘傳，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聽說這還隻授兒婦，不教女兒，以免流傳到別人家裏去，“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於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卻好像偏偏並無秘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麽“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名稱，仿佛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麽秘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係，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麽，作文真就毫無秘訣麽?卻也並不。我曾經講過幾句做古文的秘訣〔2〕，是要通篇都有來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並沒有說什麽；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據”。到這樣，便“庶幾乎免於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氣，哈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朦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著《爾雅》，《文選》〔3〕了，其實是隻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4〕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5〕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隻做得一句，所以隻配在雜誌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著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蛙聲，餘分閏位”〔6〕，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揚雄〔7〕先生的“蠢迪檢柙”，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8〕，有句雲：“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為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裏，以嗅花香，他嫂嫂為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這算是對於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揚班並無不合的，錯隻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裏保住了威靈。
做得朦朧，這便是所謂“好”麽?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醜。但是，“知恥近乎勇”，掩了醜，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發，中年婦人罩上麵紗，就都是朦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著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借此掩掩醜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讚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挽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它外麵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嗬!?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裏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醜，所以還不如做得它“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後，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氣的，每餐吃三碗飯，誰也不以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裏，挖一個洞，化為西洋鏡，人們就張著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是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並不費力而達到的可貴。譬如到什麽廟裏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才到廟裏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抬到的廟，即使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裏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才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裏，成了所講的不但隻是做古文的秘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秘訣了。但我想，做白話文也沒有什麽大兩樣，因為它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朦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卻並沒有秘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
【注解】
〔1〕逢蒙殺羿：見《孟子·離婁》。
〔2〕指魯迅1930年寫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
〔3〕《爾雅》：我國最早的解釋詞義的書，大概成書於春秋至西漢初年，今存本共十九篇。《文選》：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選的從先秦到齊、梁的各體文章的總集，共六十卷。
〔4〕《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間張玉書等奉旨編撰，共四十二卷，收四萬七千餘字，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開始印行。
〔5〕班馬：指班固、司馬遷。他們都是漢代史學家、文學家。
〔6〕“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語見《漢書·王莽傳》，指王莽“篡位”這件事。
〔7〕揚雄（公元前53 18年）：一作楊雄，字子雲，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文學家、語言文字學家。他的著作，明人輯有《楊子雲集》五卷。
〔8〕《綠野仙蹤》：長篇小說，清代李百川著。這裏所說塾師詠“花”的故事，見於該書第六回《評詩賦大失腐儒心》。
【精品賞析】
《作文秘訣》最初發表於1933年12月15日的《申報月刊》第二卷第十二號，署名洛文，後收入《南腔北調集》。1933年，上海文化界一批文人墨客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反倒勸人學篆字、做古詩，讀《莊子》、《文選》，形成一股複古逆流，以配合國民黨當局的文化圍剿。媒體報刊上也充斥著艱澀難懂、“典麗堂皇的祭文，挽聯，宣言，通電”（《作文秘訣》），為了諷刺這種華而不實、隻做表麵文章的文風，魯迅先生寫下了這篇《作文秘訣》。
文章的題目就很獨特，能夠引起人們強烈的好奇心，尤其是對於一些不願做艱苦的探索，而想通過求秘訣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寫出好文章的人來說有著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作者開頭並沒有直奔主題。似乎是故意把話題岔開，談了拳術，又談了醫術，然後才說到古文的晦澀、難懂，進而引出對當前空洞無物、故作高深的文風的批判；揭露了提倡這種文風的文人不過是在施展“障眼法”來遮醜掩飾而已。最後，先生中肯地提出了正確的創作方法：“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讀過全篇我們發現，作者沒有長篇累牘地指導我們如何寫作，寫作的秘訣也隻有兩個字——“白描”。但是在國民黨壓製進步的思想文化而使文化界變得真假不辨、逢迎賣弄的情況下，能夠做到“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確實很難的，先生不但自己身體力行，還鼓勵青年們堅持樸實的文風，由此可見魯迅求真、求實的作風，以及對青年們的關心與期望。
魯迅的雜文，曾被人稱為“中國的百科全書”，這主要是因為魯迅在文章中融合了多方麵的知識，這一點在本文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而本文又秉承了魯迅雜文一貫的風格：隨意而談、無拘無束、跌宕起伏、妙趣橫生，語言簡練、機智幽默。三言兩語就把複雜深奧的理論說清點明，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思考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