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梁實秋先生為了《拓荒者》上稱他為“資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雲“我不生氣”〔1〕的文章。先據《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頁上的定義，“覺得我自己便有點像是無產階級裏的一個”之後，再下“走狗”的定義，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恩惠”，於是又因而發生疑問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麵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隻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XX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麽能知道呢?……”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於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2〕那一篇裏，很巧妙地插進電杆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裏又寫出“到XX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X，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指示著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3〕卻道學生為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4〕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5〕的通信上便說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為給主子嗅出匪類（“學匪”〔6〕），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讚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則電杆上寫字和“XX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麽，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XX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麵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注解】
〔1〕梁實秋所說的“我不生氣”以及本篇所引用的他的話，都見於1929年11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按實際出版日期當在1930年2月以後）《“資本家的走狗”》一文。
〔2〕《答魯迅先生》：也見於《新月》第二卷第九期。梁實秋在文中說：“講我自己罷，革命我是不敢亂來的，在電燈杆子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我是不幹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幹的，現時我隻能看看書寫寫文章。”
〔3〕《晨報》：梁啟超、湯化龍等人組織的政治團體研究係的機關報。1918年12月在北京創刊，1928年6月停刊。
〔4〕自由大同盟：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簡稱。中國共產黨支持和領導下的一個革命群眾團體，1930年2月成立於上海。宗旨是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魯迅是它的發起人之一。
〔5〕《革命日報》：國民黨內汪精衛改組派刊發的報紙，1929年年底在上海創刊。
〔6〕“學匪”：1925年12月30日國家主義派刊物《國魂》旬刊第九期上，載有薑華的《學匪與學閥》一文，辱罵在北京女師大風潮中支持進步學生的魯迅、馬裕藻等人為“學匪”。當時的現代評論派也對魯迅等進行過類似攻擊。
【精品賞析】
文章作於1930年4月19日，原刊於同年5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副題是“社會雜觀之三一”。
1930年2月，《拓荒者》第二期刊載了馮乃超的《文藝理論講座（第二回）·階級社會的藝術》，文中對梁實秋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吧?》一文中的某些觀點進行了批駁，文中說：“無產階級既然從其鬥爭經驗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階級的存在，更進一步意識其曆史的使命。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所謂‘正當的生活鬥爭手段’。‘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隻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那末，這樣一來，資本家更能夠安穩的加緊其榨取的手段，天下便太平。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對此，梁實秋於1929年11月《新月》第二卷第九期（實際出版日期當在1930年2月以後）發表了《“資本家的走狗”》進行辯駁。
魯迅則就梁實秋的辯駁發表了這篇文章進行更進一步的批駁，把梁實秋等人喻為“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走狗。針對梁實秋的“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的話，魯迅巧妙地加上一個“喪家的”；對於梁實秋所說的“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的辯駁，魯迅則順水推舟地說：“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麵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同時，魯迅還指出梁實秋為獻媚當局，竟不惜在文章中采用誣陷的手段：“很巧妙地插進電杆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並暗示“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
文章通過鞭辟入裏的分析，層層遞進的證明和有理有據、一針見血的反駁表現了魯迅先生對事物獨特的判斷能力。也正是因為這樣，賦予了這篇文章強烈的戰鬥性和獨特的諷刺藝術魅力。
宣傳與做戲
就是那剛剛說過的日本人，他們做文章論及中國的國民性的時候，內中往往有一條叫作“善於宣傳”。看他的說明，這“宣傳”兩字卻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1〕，而是“對外說謊”的意思。
這宗話，影子是有一點的。譬如罷，教育經費用光了，卻還要開幾個學堂，裝裝門麵；全國的人們十之九不識字，然而總得請幾位博士，使他對西洋人去講中國的精神文明；至今還是隨便拷問，隨便殺頭，一麵卻總支撐維持著幾個洋式的“模範監獄”，給外國人看看。還有，離前敵很遠的將軍，他偏要大打電報，說要“為國前驅”。連體操班也不願意上的學生少爺，他偏要穿上軍裝，說是“滅此朝食”。
不過，這些究竟還有一點影子；究竟還有幾個學堂，幾個博士，幾個模範監獄，幾個通電，幾套軍裝。所以說是“說謊”，是不對的。這就是我之所謂“做戲”。
但這普遍的做戲，卻比真的做戲還要壞。真的做戲，是隻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複為平常狀態的。楊小樓做《單刀赴會》〔2〕，梅蘭芳做《黛玉葬花》〔3〕，隻有在戲台上的時候是關雲長，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並沒有大弊。倘使他們扮演一回之後，就永遠提著青龍偃月刀或鋤頭，以關老爺，林妹妹自命，怪聲怪氣，唱來唱去，那就實在隻好算是發熱昏了。
不幸因為是“天地大戲場”，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台的時候，例如楊縵華女士用自己的大足，踢破小國比利時女人的“中國女人纏足說”，為麵子起見，用權術來解圍，這還可以說是很該原諒的。但我以為應該這樣就拉倒。現在回到寓裏，做成文章，這就是進了後台還不肯放下青龍偃月刀；而且又將那文章送到中國的《申報》上來發表，則簡直是提著青龍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裏來了。難道作者真已忘記了中國女人曾經纏腳，至今也還有正在纏腳的麽?還是以為中國人都已經自己催眠，覺得全國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相像的還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注解】
〔1〕“Propaganda”：英語，譯為宣傳。
〔2〕楊小樓（1877 1937年）：安徽懷寧人，京劇演員。《單刀赴會》為京劇劇目，內容是三國時蜀將關羽到吳國赴宴的故事。
〔3〕梅蘭芳（1894 1961年）：江蘇泰州人，京劇表演藝術家。《黛玉葬花》是梅蘭芳根據《紅樓夢》中黛玉葬花的情節改編的。
【精品賞析】
《宣傳與做戲》一文最初發表於1931年11月20日《北鬥》第一卷第三期上，署名東華。魯迅先生在文中深刻地揭露出“善於宣傳”的國內報刊是國民黨政府掩飾謊言、控製人民思想的工具。魯迅先生的火眼金睛看到了可怕的事實：中國人普遍地做戲，“這普遍的做戲，卻比真的做戲還要壞”，因為“真的做戲，是隻有一時；戲子做完戲，也就恢複為平常狀態的”，而“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台的時候”了。文章切中“宣傳與做戲”的要害，對報紙和全民性的作戲進行了無情的抨擊。對報紙的抨擊，本篇並不是唯一的，魯迅在雜文《偽自由書》中，對國內報刊的愚民政策也有相類似的分析。可見，魯迅對國內新聞媒體的本質有著清醒認知。作為政府的喉舌，新聞媒體的“善於宣傳”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麻木人民，最終達到全民的麻木。魯迅先生正是發現了這個危機，所以，才在這裏呼籲中國人和中國政府能夠坦坦****地接受所有**裸的現實，呼籲我們這個民族的真正成熟。魯迅先生雖然對時事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是，他並沒有對中國的前途放棄希望，“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宣傳與做戲》這樣的收尾常見於先生的雜文中。這說明，先生對國人、對國家雖然“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始終沒有放棄對於國家未來的希望和信心，他的心中始終回響著理想的旋律，所以，前麵抨擊的越猛烈，結尾處的希翼就越動人。
魯迅先生的雜文具有實效性和前瞻性，又具有警醒的作用。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麵時著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和軍閥混戰的政治局麵，魯迅先生沒有絲毫的畏懼，沒有絲毫的奴顏，沒有絲毫的媚骨，口誅筆伐，始終挺立在新文化戰線的最前沿。所以，“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友邦驚詫”論
隻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1〕，是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2〕，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夥。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麵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於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3〕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嗎?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裏，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攢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麽東西!
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麵具。擺什麽“驚詫”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象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隻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幾句電文，說得明白極了：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借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
因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無法勸阻”，學生們怎會“無法勸阻’?每月一千八百萬的軍費，四百萬的政費，作什麽用的呀，“軍政當局”呀?
寫此文後剛一天，就見二十一日《申報》登載南京專電雲：“考試院部員張以寬，盛傳前日為學生架去重傷。茲據張自述，當時因車夫誤會，為群眾引至中大〔4〕，旋出校回寓，並無受傷之事。至行政院某秘書被拉到中大，亦當時出來，更無失蹤之事。”而“教育消息”欄內，又記本埠一小部分學校赴南京請願學生死傷的確數，則雲：“中公死二人，傷三十人，複旦傷二人，複旦附中傷十人，東亞失蹤一人（係女性），上中失蹤一人，傷三人，文生氏死一人，傷五人……”〔5〕可見學生並未如國府通電所說，將“社會秩序，破壞無餘”，而國府則不但依然能夠鎮壓，而且依然能夠誣陷，殺戮。“友邦人士”，從此可以不必“驚詫莫名”，隻請放心來瓜分就是了。
【注解】
〔1〕學生的請願：指1931年12月間全國各地學生為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請願的事件。
〔2〕哀求國聯：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多次向國聯申訴，11月22日當日軍進攻錦州時，又向國聯提議劃錦州為中立區，以中國軍隊退入關內為條件請求日軍停止進攻；12月15日在日軍繼續進攻錦州時再度向國聯申訴，請求它出麵幹涉，阻止日本帝國主義擴大侵華戰爭。
〔3〕馮庸大學：奉係軍閥馮庸所創辦的一所大學，1927年在沈陽成立，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停辦。
〔4〕中大：南京中央大學。
〔5〕中公：中國公學；複旦：複旦大學；複旦附中：複旦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東亞：東亞體育專科學校；上中：上海中學；文生氏：文生氏高等英文學校。【精品賞析】
《“友邦驚詫”論》是魯迅針對1931年12月18日國民黨反動政府通電各地軍政當局的電文而寫的駁論。文章通過對國民黨反動政府致電文中“友邦人士，莫名驚詫”的謬論的批駁，尖銳地戳穿了所謂的“友邦人士”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妄圖瓜分中國的野心，無情地撕碎了他們偽善的麵具，揭露出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內鎮壓、對外勾結、與人民為敵的反動本質。文章從學生請願的緣由寫起，夾敘夾議地交待了反動政府誣蔑學生的事實，引出“友邦驚詫”的謬論。接著，以敵論點的荒謬來回擊他們，指出“國將不國”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荒謬邏輯。然後又歸納概括出“友邦”與“黨國”的主奴關係，揭露“黨國”聽命於“友邦人士”的可恥行徑。最後敘寫事實，揭穿電文不過是無恥的誹謗。作者在揭露和批駁反動謬論的同時，嫻熟地運用了諷刺藝術，或疾言厲色，或打趣訕笑，或無情嘲弄，或辛辣挖苦，增強了文章論辯與抨擊的力量。
文章大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威風，大長了中國人民的誌氣，義正詞嚴，雄辯有力，堪稱駁論文中的典範。一篇短小的雜文，何以產生如此大的作用?這主要歸功於魯迅諷刺藝術的成功。首先，魯迅的諷刺，是從事實出發的。在文中，魯迅列舉了許多確鑿的事實，以澄清黑白、明辨是非的洞察力分析事實，總結事實，使得事實本身成了對謊言的絕妙諷刺。其次，魯迅故意做反麵文章來進行諷刺。他抓住國民黨反動派的荒謬邏輯，並把荒謬邏輯的方方麵麵都展現給了讀者，深挖開去就更見其荒謬。第三，傳神地模擬敵人的語氣來進行諷刺，惟妙惟肖、詼諧有趣，含蓄有力地嘲弄了敵人的無恥行徑。第四，魯迅善於運用對比的手法來進行諷刺。先生將諷刺對象的前後、表裏作了對比參照，深刻地揭示出敵人的虛偽、卑劣與可恥。先生的《“友邦驚詫”論》以幽默的語言、辛辣的諷刺讓人們在忍俊不禁的捧腹中認識敵論的乖謬和敵人的險惡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