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國人的臉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發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於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隻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隻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兌生童話》中的插畫〔1〕，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麽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隻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麽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麵的事。
日本的長穀川如是閑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2〕；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麽。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麽。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麽，是漸漸淨盡而隻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隻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種人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隻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隻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隻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3〕，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4〕，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注解】
〔1〕《天方夜談》：原名《一千零一夜》，古代阿拉伯民間故事集。安兌生（H．C．Andersen，1805 1875年），通譯安徒生，丹麥童話作家。
〔2〕長穀川如是閑（1875 1969年）：日本評論家，著有《日本的性格》、《現代社會批判》等。《貓·狗·人》：日本改造社1924年5月出版，內有《中國人的臉及其他》一文。
〔3〕吳友如（? 1893年）：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蘇元和（今吳縣）人，清末畫家。
〔4〕拆梢：上海一帶方言，指流氓製造事端詐取財物的行為。
【精品賞析】
這篇文章作於1927年4月6日，首次發表於《莽原》，文末注為4月8日，後收入《而已集》。
自新文化運動興起以來，魯迅就對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問題深為關注，他從各個方麵去解剖中國人的國民性，希望從中找出阻礙國家民族進步的問題所在。這篇《略論中國人的臉》從對中國人麵相的研究深入到對中國國民性的剖析，從而發現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文章從中國人再熟悉不過的“相麵”之術談起，諷刺了這種舊社會的痼陋的文化現象。接著，魯迅由“相麵”的問題想到了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相貌的區別，並由此把文章轉到對中國人相貌的研究上。通過對中國人相貌的研究，魯迅用看似輕鬆調侃的筆調，闡釋了一個深刻的文化命題：中國人麻木、冷漠的“看客”心理和昏庸、愚昧的精神狀態。文章寫中國人“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是一副鬆弛、昏庸、呆滯、醜陋的麵相，也正是魯迅對中國人“看客”嘴臉的形象勾勒。它揭示出中國人精神上的頹靡麻木。而造成中國人如此相貌的是他們“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麽機件”。同時，魯迅還認為，中國人和西方人相比缺乏鬥誌，臉上帶著“馴順”之相。魯迅為此列出了一個算式：“人+家畜性=某一種人”。這種“家畜性”正是中國人奴性的表露，它說明中國人缺乏反抗意識和鬥爭精神。而統治階級正是利用了中國人的這種“馴順”的國民性，才得以維持他們的統治。這種奴性也是幾千年來封建文化道德對人民長期腐蝕的結果。然而，更為可悲的是，中國人往往自己都不能認識到自身的民族劣根性，反而將其視為值得賞玩的東西呈現出來。在中國人自己拍攝的電影中總是有兩種多餘的東西：舊戲子式的昏庸和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國民自身的愚昧和麻木是一件讓魯迅感到悲哀的事，而麵對自身的麻木，中國人仍然以“看客”的眼光津津有味地“欣賞”就更令人感到悲哀了。
讀書雜談
——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
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裏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麽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麽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隻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1〕，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麽分別，並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麽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頁每一頁裏，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於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並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於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隻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裏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幹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裏研究的，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麽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並不計及那些，就如遊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隻限於文學方麵，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於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曆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嚐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麽關係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麽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裏麵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麽，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裏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人發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麽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麽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問久雄的《新文學概論》〔2〕，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3〕，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嚐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麽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鞽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歎息道，我們隻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隻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4〕，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隻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裏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幹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曆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麽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隻好先行泛覽，然後抉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注解】
〔1〕博物：舊時中學的一門綜合了動物、植物、礦物等學科內容的課程。
〔2〕本問久雄：日本文藝理論家。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
〔3〕廚川白村（1880 1923年）：日本文藝理論家，曾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苦悶的象征》是他的文藝論文集。
〔4〕培那特蕭：即蕭伯納。
【精品賞析】
這是魯迅先生1927年7月16日在廣東知用中學所做演講的講演稿，後於同年發表在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上。
文章就青年學生讀書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由於是針對中學生的講演，文章內容深入淺出、平易近人，在講述的時候總是先提出觀點再闡述含義，所舉的事例也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理解的。
魯迅首先把讀書區分為“職業的讀書”與“嗜好的讀書”，而他主要討論和提倡的是後者。魯迅認為，讀書的魅力在於“超越了功利”目的的“深厚的趣味”。真正的讀書不是在讀“書”，而是在“讀”中所達到的“境界”，隻要能領會書中的含義，就會感到無窮的樂趣。魯迅提倡一種“隨便翻翻”式的閱讀，同時還提倡“讀閑書”，什麽書都讀，即“泛覽”。此外，魯迅要求學生在讀書時應博采百家、謹慎思考，去偽存真。他希望愛好文學的青年把注意力更多地用在文學創作上。同時，魯迅還為主張研究新舊文學的學生應該看哪些書提供了一些書目作為參考。對主張研究新文學的，魯迅主張先看《新文學概論》、《苦悶的象征》、《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的各種小冊子。對於批評家的態度，魯迅認為應該正確對待，不能盲從。他舉了印度一個幽默的小故事說明他的看法：“凡中國的批評文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所以他主張，看了批評後必須看看原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總之，魯迅從關心和愛護青年人的角度出發，有針對性地提出了關於讀書的一些意見，表達了他對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
魏晉風度及文章 與藥及酒之關係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著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曆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麵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1〕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誌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麵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曆史，在曆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麽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麵有清嚴可均〔2〕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其中於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麵有丁福保〔3〕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麵三種書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裏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麵，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麽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倔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裏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麽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麽便說甚麽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隻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妓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4〕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麵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裏麵，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孝文帝曹丕〔5〕，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6〕，還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裏麵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7〕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8〕（Art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麵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9〕，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麵，政治方麵不甚得誌，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麵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10〕。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裏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隻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麽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借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隻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11〕，後來給黃祖殺掉的。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12〕。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13〕。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鍾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14〕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裏麵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雲：“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隻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15〕，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裏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16〕。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於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麽，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宇，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隻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誌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17〕。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18〕一書裏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係，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裏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19〕。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20〕和阮籍〔21〕。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裏麵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於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22〕。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23〕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麽進我的褲子中來〔24〕?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25〕裏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隻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隻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26〕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裏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27〕，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28〕，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29〕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麽，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麽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麽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頒的《崇有論》〔30〕，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31〕，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係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劄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嚐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有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裏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鹹，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隻打鐵，不理鍾會。鍾會沒有意味，隻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麵，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麵，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憂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裏，雇花匠種數十盆**，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麽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裏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曆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注解】
〔1〕黃巾：指東漢末年張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起義，參加者以黃巾纏頭為標誌，稱為“黃巾軍”。起義給東漢政權以沉重的打擊，最終失敗。
〔2〕嚴可均（1762 1843年）：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今吳興）人。清嘉慶時期舉人，曾任建德教諭。
〔3〕丁福保（1874 1952年）：字仲祐，江蘇無錫人。清末肄業於江陰南菁書院，後習醫，曾到日本考察醫學，歸國後在上海創辦醫學書局。
〔4〕陸機（261 303年）：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鬆江）人，晉代詩人。
〔5〕曹丕（187 226年）：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曹操長子名昂字子修，隨操征張繡陣亡，故一般都以曹丕為操的長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廢漢獻帝自立為帝，即魏文帝。
〔6〕曹植（192 232年）：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東阿王，後封陳王，死諡思，後世稱陳思王。他是建安時代重要詩人之一，傳世作品以清代丁晏所編的《曹集詮評》搜羅較為完備。
〔7〕《文選》：南朝梁昭明太子簫統編選。選秦漢至齊梁間的詩文，共三十卷，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唐代李善為之作注，分為六十卷。曹丕《典論·論文》，見該書第五十二卷。
〔8〕“為藝術而藝術”：19世紀法國作家戈蒂葉（T．Gautier）提出的一種資產階級文藝觀點。認為藝術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創作的目的就在於藝術作品的本身，與社會政治無關。
〔9〕文章小道：曹植《與楊德祖（修）書》：“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
〔10〕“建安七子”：這個名稱始於曹丕的《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馬錄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後人據此便稱孔融等為“建安七子”。
〔11〕禰衡（173 198年）：字正平，平原般（今山東臨邑）人，漢末文學家。
〔12〕何晏（? 249年）：字平叔，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曹操的女婿。齊王曹芳時，曹爽執政，用他為吏部尚書，後與曹爽同時被司馬懿所殺。《三國誌·魏書·曹爽傳》說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13〕關於何晏服藥的事，《世說新語·言語》載：“何平叔雲：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14〕巢元方：隋煬帝大業中，為太醫博士，奉詔撰《諸病源候論》五十卷。
〔15〕“捫虱而談”：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 375年），字景略，北海劇（今山東壽光）人。《晉書·王猛傳》說：“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麵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16〕葛洪（約283 363年）：字稚川，句容（今江蘇句容）人。《晉書·葛洪傳》說他“為人木訥，不好榮利，……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17〕“正始名士”：《世說新語·文學》“袁彥伯作《名士傳》成”條下梁劉孝標注：“宏（彥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浚仲為竹林名士。”正始（240 249年），魏廢帝齊王曹芳的年號。
〔18〕《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記述了東漢至東晉間一般文士學士的言談風貌軼事等。有南朝梁劉孝標所作注釋。今傳本共三卷，三十六篇。劉義慶（403 444年），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襲爵為臨川王，曾任南兗州刺史。
〔19〕“竹林七賢”：《三國誌·魏書·王粲傳》內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說：“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鹹、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世說新語·任誕》亦有一則，說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20〕嵇康（223 262年）：字叔夜，譙郡錘（今安徽宿縣）人，其著作現存《嵇康集》十卷，有魯迅校本。
〔21〕阮籍（210 263年）：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詩人，與嵇康齊名。仕魏為從事中郎、步兵校尉。《晉書·阮籍傳》說他“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又說：“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其作現存《阮籍集》十卷。
〔22〕關於阮籍能為青白眼，《晉書·阮籍傳》說：“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母亡故，“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23〕“口不臧否人物”：見《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24〕關於劉伶裸形見客的事，《世說新語·任誕》記載說：“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我中?’”
〔25〕《大人先生傳》：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來抒寫自己胸懷的一篇文章。此處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26〕顏延之（384 456年）：字延年，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南朝宋詩人。《文選》卷二十三阮籍《詠懷》詩下，李善注引顏延之的話：“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誌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27〕《難自然好學論》：嵇康為反駁張邈（字遼叔）的《自然好學論》而作的一篇論文。
〔28〕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兩個兄弟。
〔29〕《與山巨源絕交書》：山巨源，即“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205 283年），河內懷（今河南武陟）人。
〔30〕裴頒（267 300年）：字逸民，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晉惠帝時為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遷尚書左仆射，後為司馬倫（趙王）所殺。
〔31〕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曾任桓溫參軍，長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晉陽秋》等。
【精品賞析】
1927年9月，魯迅離開廣州之前，應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的邀請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上做了一次演講，題目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正處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白色恐怖中，魯迅目擊時艱，以曹操、司馬懿父子捏造罪狀，排除異己的史實，借古喻今，抒發了他對國民黨反動派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激憤。後來他在1928年12月30日致陳潛的信中說：“弟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同時，整篇文章又聯係漢末魏初的政治、社會、時代潮流對魏晉文學做了十分精辟的論述，依據中國文學史上魏晉時期文學的發展變化，深刻闡述了文學與社會政治、時代風尚、作者個性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對當時的文人生活、心態，也做了詳盡的剖析，是魯迅在1927年大革命時期比較重要的一篇學術論著。
魯迅在文章中指出，魏晉文學所產生的社會政治環境是那一時期文學變化的根本原因。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導致東漢末年社會大動**，政治一片黑暗，因此出現了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建安文學對當時的社會動亂和軍閥混戰給老百姓帶來的痛苦進行了真實的反映，風格悲涼慷慨。而到了兩晉，門閥製度確立，社會矛盾加劇，作家時時麵臨殺身之禍，使得玄學盛行，反映在文學方麵，就是作品大多內容消沉，空洞玄虛，表現了出世求仙和逃避現實的願望。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將其發展變化的根源追述到社會政治生活這一領域，這體現了魯迅對於文學源於生活的唯物主義認識。
此外，對於被評論家認為超脫的東晉詩人陶淵明，魯迅先生也做了深刻的分析：“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事實上，陶淵明的思想是當時社會政治所形成的矛盾體。所以，魯迅認為陶淵明的詩文，不論是那些寄情山水、樂天安命的作品，還是詠古諷今、批判現實的作品，都是東晉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反映。
這篇學術報告采用演講的形式，托之以雜文的筆法，深入淺出、揮灑自如，將魏晉時代的文學現象和產生現象的根源剖析得深刻全麵。
文學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1〕對人講文學，以為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例如英國，莎士比亞和別的一兩個人所寫的是永久不變的人性，所以至今流傳，其餘的不這樣，就都消滅了雲。
這真是所謂“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越說我越胡塗”了。英國有許多先前的文章不流傳，我想，這是總會有的，但竟沒有想到它們的消滅，乃因為不寫永久不變的人性。現在既然知道了這一層，卻更不解它們既已消滅，現在的教授何從看見，卻居然斷定它們所寫的都不是永久不變的人性了。
隻要流傳的便是好文學，隻要消滅的便是壞文學；搶得天下的便是王，搶不到天下的便是賊。莫非中國式的曆史論，也將溝通了中國人的文學論歟?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變的麽?
類人猿，類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來的人，……如果生物真會進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變。不說類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氣，我們大約就很難猜得著的，則我們的脾氣，恐怕未來的人也未必會明白。要寫永久不變的人性，實在難哪。
譬如出汗罷，我想，似乎於古有之，於今也有，將來一定暫時也還有，該可以算得較為“永久不變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長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這問題倘不先行解決，則在將來文學史上的位置，委實是“岌岌乎殆哉”〔2〕。
聽說，例如英國，那小說，先前是大抵寫給太太小姐們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紀後半，受了俄國文學的影響，就很有些臭汗氣了。那一種的命長，現在似乎還在不可知之數。
在中國，從道士聽論道，從批評家聽談文，都令人毛孔**，汗不敢出〔3〕。然而這也許倒是中國的“永久不變的人性”罷。
【注解】
〔1〕指梁實秋。
〔2〕“岌岌乎殆哉”：語出《孟子·萬章》，即危險不安的意思。
〔3〕汗不敢出：語出《世說新語·言語》：“戰戰栗栗，汗不敢出。”
【精品賞析】
《文學和出汗》最初發表於1928年1月14日《語絲》周刊第四卷第五期，是魯迅於1927年年為批駁梁實秋所鼓吹的“人性論”文學觀而寫的。梁實秋在1926年10月27日、28日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文學批評辯》一文，宣揚“普遍的人性是一切偉大的作品之基礎”。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鬥爭激烈，在文化戰線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得到廣泛傳播，左翼文藝運動逐漸興起。這期間，“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梁實秋陸續發表了《文學批評辯》、《文學與革命》、《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等文，宣揚“人性論”，鼓吹文學應當寫“普遍的、永久不變的人性”，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論，否定文學的階級性。魯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分析方法，陸續寫了《文學和出汗》、《“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戰鬥性極強的雜文，批駁了對方的觀點，捍衛了新生的革命文學，也推動了革命文學理論的建設和發展。
文章的題目新穎別致、獨具匠心。以“出汗”為例，指出“出汗”雖然是人的生理現象，但也有“香汗”和“臭汗”之別，形象地說明在階級社會裏人的階級性是不同的，標題即“文學和階級性”的意思。它深刻地揭示了文學的階級性和人的階級性的內在聯係。文章嚴格按照駁論的結構展開，層次嚴謹，脈絡分明，全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擺出敵論論點和論據：“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第二部分，批駁敵論論點和論據；最後一部分總結全文，揭露和諷刺敵論的荒謬。雜文不像八股文那樣起承轉合，沉悶推理，煩瑣地演繹，而是要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而這一點，是關鍵、是要害。本篇針砭時弊，有感而發，抓住梁實秋所鼓吹的“人性論”文學觀進行無情的批駁。而且，文章中的比喻機智幽默，反問尖銳辛辣，語言精煉形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體現了魯迅雜文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