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中國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1〕講
以我這樣沒有什麽可聽的無聊的講演，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竟還有這許多來聽的諸君，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
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無聲的中國》。
現在，浙江，陝西，都在打仗〔2〕，那裏的人民哭著呢還是笑著呢，我們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這裏的中國人，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別人也不知道。
發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這也怪不得我們；因為那文字，先就是我們的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還是難於運用。因為難，許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於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或者簡直不會寫，或者說道：chang。雖然能說話，而隻有幾個人聽到，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結果也等於無聲。又因為難，有些人便當作寶貝，像玩把戲似的，之乎者也，隻有幾個人懂，——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數的人們卻不懂得，結果也等於無聲。
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雖然有文字，現在卻已經和大家不相幹，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隻等於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將文章當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認識，使人懂得為好，也許是有趣的事罷。但是，結果怎樣呢?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3〕，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入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曆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4〕。所謂讀書人，便隻好躲起來讀經，校刊古書，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有些新意，也還是不行的；不是學韓，便是學蘇。韓愈蘇軾〔5〕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那當然可以的。我們卻並非唐宋時人，怎麽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韓愈蘇軾的聲音，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卻還耍著這樣的舊戲法。人是有的，沒有聲音，寂寞得很。——人會沒有聲音的麽?沒有，可以說：是死了。倘要說得客氣一點，那就是：已經啞了。
要恢複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你活過來!”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奇跡”一樣。
首先來嚐試這工作的是“五四運動”前一年，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學革命”〔6〕。“革命”這兩個字，在這裏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革命”，卻沒有法國革命〔7〕的“革命”那麽可怕，不過是革新，改換一個字，就很平和了，我們就稱為“文學革新”罷，中國文字上，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那大意也並不可怕，不過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然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結果，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這運動一發生，自然一麵就發生反動，於是便釀成戰鬥……
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麽一回事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8〕。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得不得了了，於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
其實，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例如，有的說：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話就各處不同，反而不能相互了解了。殊不知這隻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至於古文，何嚐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裏，也沒有許多人懂得的。有的說：如果都用白話文，人們便不能看古書，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其實呢，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麽心驚膽戰。他們又有人說，外國尚且譯中國書，足見其好，我們自己倒不看麽?殊不知埃及的古書，外國人也譯，非洲黑人的神話，外國人也譯，他們別有用意，即使譯出，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
近來還有一種說法，是思想革新緊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對。這話似乎也有理。然而我們知道，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
因為我們說著古代的話，說著大家不明白，不聽見的話，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痛癢不相關了。我們要活過來，首先就須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孟子和韓愈柳宗元們的話。時代不同，情形也兩樣，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孔子口調的“香港論”是無從做起的，“籲嗟闊哉香港也”，不過是笑話。
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他們說白話文卑鄙，沒有價值；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貽笑大方。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餘的都隻能說白話，難道這許多中國人，就都是卑鄙，沒有價值的麽?至於幼稚，尤其沒有什麽可羞，正如孩子對於老人，毫沒有什麽可羞一樣。幼稚是會生長，會成熟的，隻不要衰老，腐敗，就好。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於這樣蠢。她的孩子學走路，即使跌倒了，她決不至於叫孩子從此躺在**，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麵來的。
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隻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我們此後實在隻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注解】
〔1〕青年會：即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進行社會文化活動的機構之一。
〔2〕這裏說的浙江陝西在打仗，指1926年末至1927年年初北洋軍閥孫傳芳在浙江進攻與廣州國民政府有聯係的陳儀、周鳳岐等部，和1926年12月馮玉祥所部國民軍在陝西反對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戰爭。
〔3〕中日戰爭：指1894年（甲午年）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而引起的戰爭。拳匪事件，指1900年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民元革命，即1911年（辛亥年）孫中山領導的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國的民主革命。
〔4〕指清初統治者多次施與漢族人民的文字獄。其起因都是由於在著作中記載了漢族人民（特別是宋末和明末）反抗民族壓迫的事實，或涉及了當時一些敏感的政治事件，因而遭到迫害和屠殺。
〔5〕韓愈（768 824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唐代文學家，著有《韓昌黎集》。蘇軾（1037 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宋代文學家，著有《東坡全集》等。
〔6〕胡適之（1891 1962年）：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右翼的代表人物。這裏說他提倡“文學革命”，是指他在《新青年》雜誌第四卷第四號（1918年4月）上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
〔7〕法國革命：指1789年至1794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摧毀了法國封建專製製度，促進了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推動了歐洲各國的革命。
〔8〕錢玄同（1887 1939年）：浙江吳興人，文字學家，“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精品賞析】
這是魯迅先生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上的演講，最初刊於香港報紙（報紙名稱及日期不詳），1927年3月23日漢口《中央日報》副刊轉載，後收入《三閑集》。
魯迅先生在這次香港青年會的講演中提倡青年人使用白話文，不再“之乎者也”、迂腐不堪，“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這裏，“無聲”指的是一味地使用並不是所有百姓都能夠明白的古文來寫文章，以至於“大多數人”都不懂文章意思，結果等於無聲。
魯迅先生發表這次演講意在指出文字特權的背後是掌權者對獨立思想和自由聲音的壓製，無畏的魯迅以犀利的眼光看到了中國曆史上曆朝曆代的“無聲”：正因為發不出聲音，不敢發出聲音，才使得中國貧窮落後，“無聲”成了中國向文明進步、階級平等、國家昌盛靠攏的最大障礙。作為白話文小說的倡導者，魯迅先生認為，文言文的“無聲”，是統治者“刻意”造成的：“到乾隆年間，人民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其實，魯迅先生對於古文並沒有全盤否定，他說：“即使古書裏真有好東西，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用不著那麽心驚膽戰。”隻是，在當時那種統治者壓製言論自由的情形下，魯迅先生要讓青年們清醒過來。文章中，魯迅也批判了中國人的“奴性”，他認為，“他們”血液裏都流著“無聲”的奴才文字，這些“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決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從而表達了自己想讓中國社會變得“有聲”，直至盡情吐露“真聲”的情感。
書籍和財色
今年在上海所見，專以小孩子為對手的糖擔，十有九帶了賭博性了，用一個銅元，經一種手續，可有得到一個銅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專以學生為對手的書店，所給的希望卻更其大，更其多——因為那對手是學生的緣故。
書籍用實價，廢去“碼洋”的陋習，是始於北京的新潮社——北新書局〔1〕的，後來上海也多仿行，蓋那時改革潮流正盛，以為買賣兩方麵，都是誌在改進的人（書店之以介紹文化者自居，至今還時見於廣告上），正不必先定虛價，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騙的把戲。然而將麻雀牌送給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對於這樣簡捷了當，沒有意外之利的辦法，是終於耐不下去的。於是老病出現了，先是小試其技：送畫片。繼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對折，但自然又不是舊法，因為總有一個定期和原因，或者因為學校開學，或者因為本店開張一年半的紀念之類。花色一點的還有贈絲襪，請吃冰淇淋，附送一隻錦盒，內藏十件寶貝，價值不資。更加見得切實，然而確是驚人的，是訂一年報或買幾本書，便有得到“勸學獎金”一百元或“留學經費”二千元的希望。洋場上的“輪盤賭”〔2〕，付給贏家的錢，最多也不過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買書，那“希望”之大，遠甚遠甚。
我們的古人有言，“書中自有黃金屋”〔3〕，現在漸在實現了。但後一句，“書中自有顏如玉”呢?
日報所附送的畫報上，不知為了什麽緣故而登載的什麽“女校高材生”和什麽“女士在樹下讀書”的照相之類，且作別論，則買書一元，贈送**畫片的勾當，是應該舉為帶著“顏如玉”氣味的一例的了。在醫學上，“婦人科”雖然設有專科，但在文藝上，“女作家”分為一類〔4〕卻未免濫用了體質的差別，令人覺得有些特別的。但最露骨的是張競生〔5〕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麵呆站著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給買主可以問她“《第三種水》出了沒有?”等類，一舉兩得，有玉有書。可惜“美的書店”竟遭禁止。張博士也改弦易轍，去譯《盧騷懺悔錄》〔6〕，此道遂有中衰之歎了。
書籍的銷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員賣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給買主又有得到“勸學”，“留學”的款子的希望。
【注解】
〔1〕新潮社：北京大學部分學生和教員組成的文化團體，主要成員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和周作人等。1918年年底創立。刊物有《新潮》月刊、《新潮叢書》和《新潮社文藝叢書》。北新書局，1925年3月成立於北京，由原新潮社成員李小峰主持，當時主要出版新文藝書籍。
〔2〕“輪盤賭”：歐洲賭場中的一種賭博方法，當時盛行於上海租界。
〔3〕“書中自有黃金屋”：相傳為宋真宗（趙恒）所作的《勸學文》中說：“讀，讀，讀!書中自有黃金屋；讀，讀，讀!書中自有千鍾粟；讀，讀，讀!書中自有顏如玉。”
〔4〕“女作家”分為一類：張若穀曾編輯《女作家雜誌》，1929年9月由上海女作家雜誌社出版。
〔5〕張競生：廣東饒平人，法國巴黎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觀》、《美的社會組織法》等。
〔6〕《盧騷懺悔錄》：盧梭於1778年寫的自傳體小說。張競生曾翻譯過它的第一、二部分，1929年上海美的書店出版。
【精品賞析】
本篇文章作於1930年，最初發表於同年2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後收入《三閑集》。
這篇文章是魯迅針對當時出版界中存在的銷售圖書時以財色吸引讀者購買的不良現象所提出的批評。文章首先從以小孩子為銷售對象的糖擔引起話題，指出現在的書商、書店所采用的方法已經與此無異了，即通過變相賭博的手段來吸引學生們購買圖書。除了用財來吸引人以外，更有甚者竟是以色的名目來吸引讀者購書了，其手段也就更為低劣不堪了。在畫報上登載什麽“女校高材生”和什麽“女士在樹下讀書”的照相之類已經算不得什麽，最直接的是“買書一元，贈送**畫片的勾當”。還有一些出版者將女作家另歸一類加以宣傳，甚至用年青漂亮的女店員站在書店前以招攬顧客。這正應合了古人那句話“書中自有顏如玉”了。對於這兩種不良現象，魯迅最後諷刺，“書籍的銷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員賣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給買主又有得到‘勸學’，‘留學’的款子的希望。”把這些用財色誘人的所有方法都合在一起使用也許是使書籍能夠暢銷的最合理的手段了，於此魯迅也就把對這種做法的諷刺和挖苦推到了極致。
書籍本是傳承人類文化的工具，而財色則是物質和感官層麵的需要，二者不可同日而語。文化出版界的以財色誘人買書的做法，無異於把崇高拉下來將其等同於物質感官的欲望，從而腐蝕了文化的精神，敗壞了真正讀書人的胃口。而且這種做法不僅為讀書人所不齒，且已接近於**裸的引人墮落了。魯迅在批判時，保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敏感和良知，而他的這種擔心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是不過時的。
流氓的變遷
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家夥，則都是“天”〔1〕。
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儒者，柔也”〔2〕，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於以“死”〔3〕為終極的目的。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饋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4〕，“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5〕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6〕，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7〕，《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麵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麵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
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奸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淩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發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麵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8〕中的章秋穀，以為他給妓女吃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杠，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由現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為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的近作。
【注解】
〔1〕“天”：指儒、墨兩家著作中的所謂“天命”、“天意”。
〔2〕“儒者，柔也”：許慎的《說文解字》有：“儒者，柔也，術士之稱。”
〔3〕“死”：指遊俠中流行的所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的一種俠義精神。這些遊俠多為權貴豢養，其道德信條為“士為知己者死”。
〔4〕“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語見《韓非子·五蠹》。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也曾引用此語。
〔5〕“五侯”：漢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外戚王譚、王逢時、王根、王立、王商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當時稱為“五侯”。據《漢書·遊俠傳》載，“五侯”豢養許多儒俠之士。
〔6〕《施公案》：清代公案小說，作者不詳，共九十七回。寫康熙年間官員施仕綸任用黃天霸為他辦案的故事，1838年印行。
〔7〕《彭公案》：清代公案小說，署貪夢道人作，共一百回。寫康熙年間一幫江湖俠客為三河知縣彭鵬辦案的故事，1891年印行。
〔8〕《九尾龜》：張春帆作，描寫妓女生活的小說，1910年出版。
【精品賞析】
文章作於1929年，具體日期不詳，最初發表於1930年1月1日的上海《藍牙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後收入《三閑集》。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上充斥著流氓類型的人物，他們在政壇上和文壇上依仗著反動勢力恣肆橫行，做著種種坑害人民、敗壞社會風氣的勾當。在文壇上就有在此文中被魯迅提到的“才子+流氓”型的創造社成員張資平等人。他們以“革命文學”的名義寫作“三角戀愛小說”，在廣大革命青年中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魯迅在這篇文章中直接點出了他所要批評對象的姓名，但並沒有將這種批評簡單化、直接化，而是通過曆史分析的手法解析了中國社會從古至今的流氓演變史，從文化上追根溯源，揭示其產生存在的社會條件，這就使得文章有著較深的批判力度。
魯迅認為，流氓的演變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儒家和墨家，即所謂的“儒”和“俠”。但“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他們的“亂”和“犯”都不過是鬧點小亂子，並不是從根本上對不合理的舊製度進行顛覆，因此他們不具備革命性，而隻具備了流氓的雛形。隨之是俠的消隱和強盜的抬頭。而這些強盜仍然是“俠之流”，即流氓雛形的發展。因為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而天是天子，所以“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因此他們“終於是奴才”了。滿清入關後，統治者采取了更嚴厲的措施，於是這些強盜之流又繼續墮落了，他們淪為了“保鑣”，聽命於“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因此“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著加足”。最後再降下去，則發展成為真正的流氓——“十分安全的俠客”。他們以傳統勢力為靠山，對手是被反動勢力壓迫剝削的黎民百姓，於是他們“就在其間橫行過去”。寫到這裏，魯迅又繼續向下推去，說出了比這種流氓還要卑劣的一類人，從而把矛頭指向了所要批判的對象“‘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
魯迅的這篇文章，從對曆史的分析著手，以邏輯推理為手段，采用層層推進的方式，最後把要批判的對象指出來，有一種“水落石出”的效果。同時在行文中還讓人領略到魯迅先生在曆史和文化問題上獨到而深刻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