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任可澄將要上台做教育總長的時候，一天，我同適之在某處吃飯。我因任可澄這三個字好像有些不見經傳——其實是我讀的經傳太少——就問適之：你看這人怎樣？不要上了台也同老虎一樣胡鬧嗎？適之說：“不會不會！他決不會！他是個好好先生。”
後來，好像又在什麽報上看見記任可澄的事，說他做省長多年，調動的知事隻有兩三個。
其實調動知事的多少，我是絕對不要注意的。不過，拿這件事來做參考，似乎適之所說的好好先生一句話，總還有點可靠。
好好先生也並不是什麽一個大不了的考語；換句話說，隻是個“全無建白的庸人”；譯作白話，乃是“糊裏糊塗的大飯桶。”
但是，在這個年頭兒，白米飯吃不飽，窩窩頭也就可以將就：鴉片煙吃不著，吞土皮也就可以過癮。所以，苟其任可澄真是好好先生，也就算啦！
於是我就睜著眼睛來看這位好好先生：
他第一個下馬威，便是用武力接收女師大。
第二件事，便是他上台之後沒有籌到一個鏰子，卻要分潤別人所籌到的錢。
再次一件大事，便是活活的燒死了兩個女生。
再次一件事便是不能為中小學籌錢，反從中搗亂，鬧出京保兩派的大風潮。
抹去零的不說，單說這四件事，也就夠了罷。
或曰：任可澄屢次說過“以人格為擔保”這一句話，他的人格既已做了擔保品不放在自己家裏，也就難於怪他。
如此說，他可真是個公而忘私的好好先生呢！
（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