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fi Sándor的詩
我的父親的和我的手藝
從幼小以來，親愛的父親，
你的誠實的嘴囑咐我，很諄諄，
教我該像你似的，做一個屠獸者——
但你的兒子卻成了文人。
你用了你的家夥擊牛，
我的柔翰向人們開仗——
所做的都就是這個，
單是那名稱兩樣。
願我是樹，倘使你……
願我是樹，倘使你是樹的花朵；
你是露，我就願意成花；
願我是露罷，倘使你是太陽的一條光線；
我們的存在這就打成一家。
而且，倘使你，姑娘，是高天，
我就願意是，其中閃爍的一顆星；
然而倘使你，姑娘，是地獄，——
為要和你一處，我寧可永不超生。
太陽酷熱地照臨……
太陽酷熱地照臨
周遭的穀子都已成熟；
一到明天早晨，
我就開手去收獲。
我的愛也成熟了。
紅熾的是我的精神；
但願你，甜蜜的，唯一的，——
但願你是收割的人！
墳墓休息著……
墳墓裏休息著我的初戀的人兒，
而我的苦痛就如月亮，當墳墓的夜中。
新的愛從我這裏起來了，太陽似的，
而那月亮……在太陽的威力下柔融。
我的愛——並不是……
我的愛——並不是一隻夜鶯，
在曙紅的招呼中覺醒，
用了受白晝的親吻而赤熱了的妙音，
來響徹這人境。
我的愛並不是鬱鬱蔥蔥的林藪，
有白鵠浮泛於閑靜的魚塘，
而且以雪白的頸子點首，
向了照耀在川水裏的月亮的影光。
我的愛並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裏霸著；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語絲》第九，十一期。）
咬嚼之餘
我的一篇《咬文嚼字》的“濫調”，又引起小麻煩來了，再說幾句罷。
我那篇的開首說：“以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
第一回通信的某先生似乎沒有看見這一句，所以多是枝葉之談，況且他大罵一通之後，即已聲明不管，所以現在也不在話下。
第二回的潛源先生的通信是看見那一句的了，但意見和我不同，以為都非不能“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各人的意見，當然會各式各樣的。
他說女名之所以要用“輕靚豔麗”字眼者，（一）因為“總常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別。”但我卻以為這“常想”就是束縛。小說看下去就知道，戲曲是開首有說明的。（二）因為便當，譬如托爾斯泰有一個女兒叫作Elizabeth Tolstoi全譯出來太麻煩，用“妥妳絲苔”就明白簡單得多。但假如托爾斯泰還有兩個女兒，叫做Mary Tolstoi et Hilda Tolstoi，即又須別想八個“輕靚豔麗”字樣，反而麻煩得多了。
他說Go可譯郭，Wi可譯王，Ho可譯何，何必故意譯做“各”“旺”“荷”呢？再者，《百家姓》為什麽不能有偉力？但我卻以為譯“郭”“王”“何”才是“故意”，其遊魂是《百家姓》；我之所以詫異《百家姓》的偉力者，意思即見前文的第一句中。但來信又反問了，則又答之曰：意思即見前文第一句中。
再說一遍罷，我那篇的開首說：“以擺脫傳統思想之束縛……。”所以將翻譯當作一種工具，或者圖便利，愛折中的先生們是本來不在所諷的範圍之內的。兩位的通信似乎於這一點都沒有看清楚。
末了，我對於潛源先生的“末了”的話，還得辯正幾句。（一）我自己覺得我和三蘇中之任何一蘇，都絕不相類，也不願意比附任何古人，或者“故意”淩駕他們。倘以某古人相擬，我也明知是好意，但總是滿身不舒服，和見人使Gorky姓高相同。（二）其實《呐喊》並不風行，其所以略略流行於新人物間者，因為其中的諷刺在表麵上似乎大抵針對舊社會的緣故，但使老先生們一看，恐怕他們也要以為“吹敲”“苛責”，深惡而痛絕之的。（三）我並不覺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鄭重，來維持已有的名，以及別人的信仰。縱使別人以為無聊的東西，隻要自己以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礙，便總要發表曝露出來，使厭惡濫調的讀者看看，可以從速改正誤解，不相信我。因為我覺得我若專講宇宙人生的大話，專刺舊社會給新青年看，希圖在若幹人們中保存那由誤解而來的“信仰”，倒是“欺讀者”，而於我是苦痛的。
一位先生當麵，一位通信，問我《現代評論》裏麵的一篇《魯迅先生》，為什麽沒有了。我一查，果然，隻剩了前麵的《苦惱》和後麵的《破落戶》，而本在其間的《魯迅先生》確乎沒有了。怕還有同樣的誤解者，我在此順便聲明一句：我一點不知道為什麽。
假如我說要做一本《妥妳絲苔傳》，而暫不出版，人便去質問托爾斯泰的太太或女兒，我以為這辦法實在不很對，因為她們是不會知道我所玩的是什麽把戲的。
（一月二十日。）
（一九二五年《京報副刊》第四十四號。）
咬嚼未始“乏味”
對於四日副刊上潛源先生的話再答幾句：
一、原文雲：想知道性別並非主張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別加上小巧的人工，於無須區別的也多加區別者，又作別論。從前獨將女人纏足穿耳，也可以說不過是區別；現在禁止女人剪發，也不過是區別，偏要逼她頭上多加些“絲苔”而已。
二、原文雲：卻於她字沒有諷過。答曰：那是譯She的，並非無風作浪。即不然，我也並無遍諷一切的責任，也不覺得有要諷草頭絲旁，必須從諷她字開頭的道理。
三、原文雲：“常想”真是“傳統思想的束縛”麽？答曰：是的，因為“性意識”強。這是嚴分男女的國度裏必有的現象，一時頗不容易脫體的，所以正是傳統思想的束縛。
四、原文雲：我可以反問：假如托爾斯泰有兩兄弟，我們不要另想幾個“非輕靚豔麗”的字眼麽？答曰：斷然不必。我是主張連男女的姓也不要妄加分別的，這回的辯難一半就為此。怎麽忽然又忘了？
五、原文雲：讚成用郭譯Go……習見故也。答曰：“習見”和“是”毫無關係。中國最習見的姓是“張王李趙”，《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趙錢孫李”，“潛”字卻似乎頗不習見，但誰能說“錢”是而“潛”非呢？
六、原文雲：我比起三蘇，是因為“三”字湊巧，不願意，“不舒服”，馬上可以去掉。答曰：很感謝。我其實還有一個兄弟，早死了。否則也要防因為“四”字“湊巧”，比超“四凶”，更加使人著急。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京報副刊》第五十七號。）
雜語
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鬥了，並非爭奪天國，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所以無論誰勝，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
兩大古文明國的藝術家握手了，因為可圖兩國的文明的溝通。溝通是也許要溝通的，可惜“詩哲”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戰鬥，因為……，——我不知道要怎樣。但先前隻許“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現在卻也準ABCD的“文士”入場了。這時戲子便化為藝術家，對他們點點頭。
新的批評家要站出來麽？您最好少說話，少作文，不得已時，也要做得短。但總須弄幾個人交口說您是批評家。那麽，您的少說話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貴，永遠不會失敗了。
新的創作家要站出來麽？您最好是在發表過一篇作品之後，另造一個名字，寫點文章去恭維：倘有人攻擊了，就去辯護。而且這名字要造得豔麗一些，使人們容易疑心是女性。倘若真能有這樣的一個，就更佳；倘若這一個又是愛人，就更更佳。“愛人呀！”這三個字就多麽旖旎而饒於詩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才可望得到奮鬥的成功。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第一期。）
編完寫起
近幾天收到兩篇文章，是答陳百年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的，據說《現代評論》不給登他們的答辯，又無處可投，所以寄到我這裏來了，請為介紹到可登的地方去。誠然，《婦女雜誌》上再不見這一類文章了，想起來毛骨悚然，悚然於階級很不同的兩類人，在中國竟會聯成一氣。但我能向那裏介紹呢，飯碗是誰都有些保重的。況且，看《現代評論》的豫告，已經登在二十二期上了，我便決意將這兩篇沒收。
但待到看見印成的《現代評論》的時候，我卻又決計將它登出來，因為比那掛在那邊的尾巴上的一點詳得多，但是委屈得很，隻能在這無聊的《莽原》上。我於他們三位都是熟識之至，又毫沒有研究過什麽性倫理性心理之類，所以不敢來說外行話。可是我總以為章周兩先生在中國將這些議論發得太早，——雖然外國已經說舊了，但外國是外國。可是我總覺得陳先生滿口“流弊流弊”，是論利害，不像論是非，莫明其妙。
但陳先生文章的末段，讀來卻痛快——
“……至於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不妨比法律嚴些，法律所不禁止的，道德盡可加以禁止。例如拍馬吹牛，似乎不是法律所禁止的……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拍馬屁，認為無損人格麽？”
這我敢回答：是不能容許的。然而接著又起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例如女人被強奸，在法律上似乎不至於處死刑，然則我們在道德上也可以容許被強奸，認為無須自殺麽？
章先生的駁文似乎激昂些，因為他覺得陳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後，攻擊者便源源而來，就疑心到“教授”的頭銜上去。那麽，繼起者就有“拍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學者的話比起一個小編輯來容易得社會信任，卻也許是實情，因此從論敵看來，這些名稱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
（十一日。）
（《莽原》第四期。）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阿Q正傳》序
這在我是很應該感謝，也是很覺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著深通中國文學的王希禮（B.A.Vassiliev）先生的翻譯，竟得展開在俄國讀者的麵前了。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卻依然存在，並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於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卻不能借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裏麵的一切人眾，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隻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為是病的，也有以為滑稽的，也有以為諷刺的；或者還以為冷嘲，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裏真藏著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麽，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於北京。
著者自敘傳略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麽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複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係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隻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匯印成書的隻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呐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語絲》第三十一期。）
田園思想（通訊）
白波先生：
我們憎惡的所謂“導師”，是自以為有正路，有捷徑，而其實卻是勸人不走的人。倘有領人向前者，隻要自己願意，自然也不妨追蹤而往；但這樣的前鋒，怕中國現在還找不到罷。所以我想，與其找胡塗導師，倒不如自己走，可以省卻尋覓的工夫，橫豎他也什麽都不知道。至於我那“遇見森林，可以辟成平地，……”這些話，不過是比方，猶言可以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難，並非真勸人都到山裏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莽原》第八期。）
流言和謊話
這一回編輯《莽原》時，看見論及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投稿裏，還有用“某校”字樣和幾個方匡子的，頗使我覺得中國實在還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國事大有可為。但其實，報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載過許多次了。
今年五月，為了“同係學生同時登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了……”那些事，已經使“喜歡懷疑”的西瀅先生有“好象一個臭毛廁”之歎，（見《現代評論》二十五期《閑話》，）現在如果西瀅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覺得“世風日下”了罷，因為三個相反，或相成的啟事已經發現了：一是“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二是“楊蔭榆”；三是單叫作“女師大”。
報載對於學生“停止飲食茶水”，學生亦雲“既感饑荒之苦，複慮生命之危”。而“女師大”雲“全屬子虛”，是相反的；而楊蔭榆雲“本校原望該生等及早覺悟自動出校並不願其在校受生活上種種之不便也”，則似乎確已停止，和“女師大”說相反，與報及學生說相反。
學生雲“楊萌榆突以武裝入校，勒令同學全體即刻離校，嗣複命令軍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楊蔭榆雲“蔭榆於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學生肆行滋擾……故不能不請求警署撥派巡警保護……”是因為“滋擾”才請派警，與學生說相反的；而“女師大”雲“不料該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謾罵極端侮辱……幸先經內右二區派撥警士在校防護……”是派警在先，“滋擾”在後，和楊萌榆說相反的；至於京師警察廳行政處公布，則雲“查本廳於上月三十一日準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函……請準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來校……”乃又與學生及“女師大”說相成了。楊蔭榆確是先期準備了“武裝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為臨時叫來，真是離奇。
楊先生大約真如自己的啟事所言，“始終以培植人才恪盡職守為素誌……服務情形為國人所共鑒”的罷。“素誌”我不得而知，至於服務情形，則不必再說別的，隻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師大”和她自己的兩啟事之離奇閃爍就盡夠了！撒謊造謠，即在局外者也覺得。如果是嚴厲的觀察和批評者，即可以執此而推論其他。
但楊先生卻道：“所以勉力維持至於今日者非貪戀個人之地位為徹底整飭學風計也”，竊以為學風是決非造謠撒謊所能整飭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來說話了，或者西瀅先生們又許要聽到許多“流言”。然而請放心，我雖然確是“某籍”，也做過國文係的一兩點鍾的教員，但我並不想謀校長，或仍做教員以至增加鍾點；也並不為子孫計，防她們在女師大被誣被革，挨打挨餓，我借一句Lermontov的憤激的話告訴你們：“我幸而沒有女兒！”
（八月五日。）
（《莽原》第十六期。）
通信
黴江先生：
如果“叛徒”們造成戰線而能遇到敵人，中國的情形早已不至於如此，因為現在所遇見的並無敵人，隻有暗箭罷了。所以想有戰線，必須先有敵人，這事情恐怕還遼遠得很，若現在，則正如來信所說，大概連是友是仇也不大容易分辨清楚的。
我對於《語絲》的責任，隻有投稿，所以關於刊載的事，不知其詳。至於江先生的文章，我得到來信後，才看見了一點。我的意見，以為先生太認真了，大約連作者自己也未必以為他那些話有這麽被人看得值得討論。
先生大概年紀還青，所以竟這樣憤慨，而且推愛及我，代我發愁，我實在不勝感謝。這事其實是不難的，隻要打聽大學教授陳源（即西瀅）先生，也許能夠知道章士釗是否又要“私稟執政”，因為陳教授那裏似乎常有“流言”飛揚。但是，這不是我的事。
魯迅。九月一日。
（《莽原》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