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癡華鬘”題記
嚐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明徐元太輯《喻林》，頗加搜錄，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經，以譬喻為名者，亦可五六種，惟《百喻經》最有條貫。其書具名《百句譬喻經》；《出三藏記集》雲，天竺僧伽斯那從《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鈔出譬喻，聚為一部，凡一百事，為新學者，撰說此經。蕭齊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說法者，本經雲，“如阿伽陀藥，樹葉而裹之，取藥塗毒竟，樹葉還棄之，戲笑如葉裹，實義在其中”也。王君品青愛其設喻之妙，因除去教誡，獨留寓言；又緣經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癡華鬘》竟”語，即據以回複原名，仍印為兩卷。嚐稱百喻，而實缺二者，疑舉成數，或並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為二事也。尊者造論，雖以正法為心，譬故事於樹葉，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牽；今則已無阿伽陀藥，更何得有藥裹，出離界域，內外洞然，智者所見，蓋不惟佛說正義而已矣。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魯迅。
“窮人”小引
千八百八十年，是陀思妥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巨製之一《卡拉瑪卓夫兄弟》這一年；他在手記上說：“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底特質。在這意義上，我自然是民族底的。……人稱我為心理學家（Psychologist）。這不得當。我但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人的靈魂的深，顯示於人的。”第二年，他就死了。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隻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麵目和身體也表示著。又因為顯示著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靈魂的深處並不平安，敢於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因此有些柔軟無力的讀者，便往往將他隻看作“殘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們，有時也委實太置之萬難忍受的，沒有活路的，不堪設想的境地，使他們什麽事都做不出來。用了精神的苦刑，送他們到那犯罪，癡呆，酗酒，發狂，自殺的路上去。有時候，竟至於似乎並無目的，隻為了手造的犧牲者的苦惱，而使他受苦，在駭人的卑汙的狀態上，表示出人們的心來。這確鑿是一個“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
然而，在這“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的實驗室裏，所處理的乃是人的全靈魂。他又從精神底苦刑，送他們到那反省，矯正，懺悔，蘇生的路上去；甚至於又是自殺的路。到這樣，他的“殘酷”與否，一時也就難於斷定，但對於愛好溫暖或微涼的人們，卻還是沒有什麽慈悲的氣息的。
相傳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歡對人述說自己，尤不喜歡述說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糾結的卻正是困難和貧窮。便是作品，也至於隻有一回是並沒有豫支稿費的著作。但他掩藏著這些事。他知道金錢的重要，而他最不善於使用的又正是金錢；直到病得寄養在一個醫生的家裏了，還想將一切來診的病人當作佳客。他所愛，所同情的是這些，——貧病的人們，——所記得的是這些，所描寫的是這些；而他所毫無顧忌地解剖，詳檢，甚而至於鑒賞的也是這些。不但這些，其實，他早將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從年青時候起，一直拷問到死滅。
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汙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汙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
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但將這靈魂顯示於人的，是“在高的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雖那最後的十年很偏重於正教的宣傳了，但其為人，卻不妨說是始終一律。即作品，也沒有大兩樣。從他最初的《窮人》起，最後的《卡拉瑪卓夫兄弟》止，所說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謂“捉住了心中所實驗的事實，使讀者追求著自己思想的徑路，從這心的法則中，自然顯示出倫理的觀念來。”
這也可以說：穿掘著靈魂的深處，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創傷，又即從這得傷和養傷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蘇生的路。
《窮人》是作於千八百四十五年，到第二年發表的；是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為大家的作品；格裏戈洛維奇和涅克拉梭夫為之狂喜，培林斯基曾給他公正的褒辭。自然，這也可以說，是顯示著“謙遜之力”的。然而，世界竟是這麽廣大，而又這麽狹窄；窮人是這麽相愛，而又不得相愛；暮年是這麽孤寂，而又不安於孤寂。他晚年的手記說：“富是使個人加強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滿足。因此也將個人從全體分開。”富終於使少女從窮人分離了，可憐的老人便發了不成聲的絕叫。愛是何等地純潔，而又何其有攪擾咒詛之心嗬！
而作者其時隻有二十四歲，卻尤是驚人的事。天才的心誠然是博大的。
中國的知道陀思妥夫斯基將近十年了，他的姓已經聽得耳熟，但作品的譯本卻未見。這也無怪，雖是他的短篇，也沒有很簡短，便於急就的。這回叢蕪才將他的最初的作品，最初紹介到中國來，我覺得似乎很彌補了些缺憾。這是用Constance Garnett的英譯本為主，參考了Modern Library的英譯本譯出的，歧異之處，便由我比較了原白光的日文譯本以定從違，又經素園用原文加以校定。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冊中，這雖然不過是一小分，但在我們這樣隻有微力的人，卻很用去許多工作了。藏稿經年，才得印出，便借了這短引，將我所想到的寫出，如上文。陀思妥夫斯基的人和他的作品，本是一時研鑽不盡的，統論全般，決非我的能力所及，所以這隻好算作管窺之說；也僅僅略翻了三本書：Dostoievsky’s Litterarsche Schriften，Mereschkovsky’s Dostoievsky und Tolstoy，升曙夢的《露西亞文學研究》。
俄國人姓名之長，常使中國的讀者覺得煩難，現在就在此略加解釋。那姓名全寫起來，是總有三個字的：首先是名，其次是父名，第三是姓。例如這書中的解屋斯金，是姓；人卻稱他馬加爾亞列舍維奇，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兒子馬加爾，是客氣的稱呼；親昵的人就隻稱名，聲音還有變化。倘是女的，便叫她“某之女某”。例如瓦爾瓦拉亞列舍夫那，意思就是亞列舍的女兒瓦爾瓦拉；有時叫她瓦蘭加，則是瓦爾瓦拉的音變，也就是親昵的稱呼。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之夜，魯迅記於東壁下。
通信
魯迅先生：
我們學校裏也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雖說不到國內的報章刊物雜誌一切盡有，大概也有一二種；而辦學者雖說不到以全副力量在這裏辦學，總算得是出了一點狗力在這裏廝鬧。
有一天，一位同學要求圖書館主任訂購《莽原》，主任把這件事提交教授會議——或者是評議會，經神聖的教授會審查，說《莽原》是談社會主義的，不能訂。然而主任敵不過那同學的要求，終究訂了。
我自從聽到《莽原》是談社會主義的以後，便細心的從第一期起，重行翻閱一回，始終一點兒證據也找不著。不知他們所說的根據在何處？——恐怕他們的見解獨到罷。這是要問你的一點。
因為我喜歡看《莽原》，忽然聽到教授老爺們說它談社會主義，像我這樣的學生小子，自然是要起恐慌的。因為社會主義這四字是不好的名詞，像洪水猛獸的一般，——在他們看起來。因為現在談社會主義的書，就像從前“有圖畫的本子，就要被塾師，就是當時的‘引導青年的前輩’禁止，嗬斥，甚而至於打手心”一樣。因為恐怕他們禁止我讀我愛讀的《莽原》，而要我去讀“人之初性本善”，至於嗬斥，打手心，所以害怕得要死。這也是要問你的一點，要問你一個明白的一點。
有此兩點，所以要問你，因為大學教授說的話，比較的真確——不是放屁，所以要問你，要問你《莽原》到底是不是談社會主義。
六，一，未名於武昌。
我並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別號，也不是像你們未名社沒有取名字的意義。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經取好了，隻是怕你把它宣布出來，那末他們教授老爺就要加害於我，所以不寫出來。因為沒有寫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
未名先生：
多謝你的來信，使我們知道，知道我們的《莽原》原來是“談社會主義”的。
這也不獨武昌的教授為然，全國的教授都大同小異。一個已經足夠了，何況是聚起來成了“會”。他們的根據，就在“教授”，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們的話在“會”裏也一定不會錯。為什麽呢？就因為他們是教授。我們的鄉下評定是非，常是這樣：“趙太爺說對的，還會錯麽？他田地就有二百畝！”
至於《莽原》，說起來實在慚愧，正如武昌的C先生來信所說，不過“是些廢話和大部分的文藝作品”。我們倒也並不是看見社會主義四個字就嚇得兩眼朝天，口吐白沫，隻是沒有研究過，所以也沒有談，自然更沒有用此來宣傳任何主義的意思。“為什麽要辦刊物？一定是要宣傳什麽主義。為什麽要宣傳主義？一定是在得某國的錢”這一類的教授邏輯，在我們的心裏還沒有。所以請你盡可放心看去，總不至於因此會使教授化為白癡，富翁變成乞丐的。——但保險單我可也不寫。
你的名字用得不錯，在現在的中國，這種“加害”的確要防的。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因為投稿用了真名，已經被教授老爺謀害了。《現代評論》上有人發議論道，“假設我們把知識階級完全打倒後一百年，世界成個什麽世界呢？”你看他多麽“心上有杞天之慮？”
魯迅。六，九。
順便答複Ｃ先生：來信已到，也就將上麵那些話作為回答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