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名家的筆墨丹青是中國的國粹，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但也正因為它珍貴，以致價值連城，所以傳世書畫中，冒名頂替者，以假亂真者，瞞天欺人者，數量委實可觀。筆者見到一幅清成親王書法。成親王名永瑆，是乾隆皇帝第十一子，自幼專精書法，深得古人用筆之意，書法名重當時，與劉墉、翁方綱、鐵保並稱清中期四大書家。此書軸為紙本行書，紙已泛黃，看似真跡，然仔細端詳，發現字與字間雖有些變化的行楷間出的節奏，但缺乏成親王書法所固有的挺峭和堅實。這種有形無神的作品顯然不是出自成親王之手。筆者還見到一件龔賢的山水冊頁。乍看起來，冊頁中8幀山水小品墨氣濃重，但由於過分追求用墨的層層染漬，畫麵顯得過於沈拙而毫無清疏之趣。這無非是偽造者有意誇大龔賢畫風，設法使人認定其為真跡。名人書畫中，這類以假充真的例子可謂舉不勝舉。所以，近人趙汝珍說：“書畫之作偽由來甚久，為之精者每有混珠之可能，今世所存古玩十九皆魚目也，鑒別者若不深悉其作偽之內蘊而徒事作品之判別，鮮有不受其欺騙者。”（《古玩指南》第二章）這絕非誇大其詞。
書畫的作偽可以上溯到南北朝時期。南朝梁武帝蕭衍就曾與陶弘景討論過《樂毅論》、《太師箴》的真偽問題。王羲之的法書，在其過世不久，甚至於當時，就出現了偽作。隋唐以降，以複製品或偽造冒充真跡的更是屢見不鮮。尤其是複製、偽造大名家作品之事，不但見於文字記載，而且有為數不少的複製品、偽品傳世。除了有意偽造，也有在當時並不是有意作偽，而是有人照範本臨學，臨本流傳下來卻被後人當作了真跡；有的本是小名家作品，或無名款作品，被改款偽托或誤定為某大名家作品。此外，還有一些是大名家的親屬或其門人的代筆書畫，竟也成了此大家之真跡。據說，唐寅是周臣的門人，後來唐寅的名氣超過了周臣，於是周氏為唐寅代筆。也有的說，周臣與唐寅畫風相近，後人為了牟利，將周畫的款印挖去，改書唐伯虎之作。又據鄧之誠《骨董瑣記》雲：“西園左筆壽門書，海內朋交索向予，短劄長箋都去盡，老夫的贗作也無餘。文人遊戲何所不至，恐自來作贗者不止板橋，而板橋所贗者不止壽門耳。”這就是說，鄭板橋也做過假畫騙人。而鄭家中之木工譚子猷經常看鄭板橋寫字畫畫，久而久之，對鄭的筆法和特點比較熟悉了，便畫些竹石，冒鄭板橋的名字去騙人。由於書畫作偽並非始於近代，同時又間有多種複雜情況，書畫的辨偽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近現代的書畫作偽，不僅延襲了前代的各種手段，而且形成了規模和體係。特別是一些專事偽作的店鋪和作坊，對偽造各大名家之作，已經有了明確具體的分工和與之相應的紙絹及工具。據北京籍的一位老先生講，他的父輩在民國年間就是專為一家店鋪承擔偽作之勞的。其父輩書法基本功深厚，但為生活所計，每每為店鋪仿製名家墨跡。店家往往出示某名家真跡於他，同時送來已經作舊的紙絹，由他在上麵書寫與某名家書風完全一致的手卷或中堂，然後由店家取走，再加蓋印章。印章由擅刻某家印章的人專門刻製，紙絹和印泥是由專事此道的作坊或個人特製的（也有用書畫家那一時代紙、墨的），裝裱也有專人負責，多方偽裝作舊。經過如此一番加工製作，偽品即可亂真。老人還講，當時幹偽作行道的人根據每個人的書法特征，仿造某家作品是各有側重的。如有的書風蒼潤嚴謹，則專仿文征明；有的書風波磔而得“六分半書”之法，則專仿鄭板橋；有的具貌豐骨勁之味，則專訪劉石庵；有的具淳厚超脫之氣，則專仿翁同龢。所作之書，皆與真跡相差無幾。其中有一位無名之士仿清代大書家王文治之作，竟比真品更具神韻。可惜這些人因聲名不重而一味作偽，一個個埋沒了自己的才華，而且以他們的亂真之作給書畫的鑒藏帶來了難以理清的混亂。
與這種作偽手段配套進行的，還有一套令人難測的售偽辦法。根據民國時的資料記載，我們將舊社會北京的一些不占門市的古玩商號製造和兜售偽書假畫的行徑一並作一介紹。
這些欺人的商號往往雇用10歲上下的學徒，先讓他們任意書寫繪畫，半年後，掌櫃斟別何人長於寫字、何人長於繪畫，凡有一長者則留，不行的就遣散出去。又過半年，掌櫃將他們每個人作品詳細審查，看何人之字類何人之體、何人之畫類何人之筆。然後，為他們選擇與其書其畫相類的古人書畫，專事摹仿。如有的學徒的字近似董其昌，則由掌櫃覓來董其昌的真跡，令其學習；有的學徒的畫類似唐伯虎，則由掌櫃尋得唐伯虎的真跡，令其學習。分定之後，學徒照指定的書或畫終日終年臨摹不止，而且不許他們看其他任何人的作品，也不準參與任何事情。以防亂目擾神。這樣10年、20年、30年過去，雖不能個個學成，終有一兩個可以亂真者。這時，掌櫃才拿來該名人（如董其昌、唐伯虎）平常所用的紙、墨，令其以該名人生平故實設詞立意，以該名人筆法寫字作畫，使之與該名人真跡完全相同，毫無破綻。書畫作偽即成，這隻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偽售階段。
推銷偽書假畫一般不在本地，而多選在該名人的出生地或滯留最久的地方。他們串通那裏的書鋪、小攤或舊貨鋪，托為代售，而且不將全部偽作擺出來，每次隻懸掛一幅。當地書鋪、小攤的主人故意裝作不了解這件作品的真正價值，且於言談中流露出這類作品在當地常有發現、本地人不以為寶的意思。到此地遊曆或前來收買古玩的外鄉人，必然想到這是某某名人的故鄉或滯留之地，本來就抱有得見該名人真跡的希望，隻要見到這類作品，大多不存真偽之考慮，不管素價高低，必定設法購得；而且一旦購得，便秘不示人，自以為平生奇遇，大占便宜，卻不知是中了售偽者的奸計。作偽之術，可謂高矣!售偽之法，堪稱絕矣!古今中外，收藏者由於不能辨真偽與明是非而上當受騙的，是大有人在的。可見，購藏名人書畫必須慎之又慎。不知實情的人憑著想當然的推斷，或心存僥幸，不作認真思索和判別，極易陷入他人圈套，最終後悔莫及。
偽書假畫除了有摹仿和臆造的，還有對不落款、不蓋章的舊書畫補款改題以增其身價的；有以“金蟬脫殼”之法，將原書畫本身挖去，利用原裝裱嵌進偽本的；有的通過改款將晚期的書畫之作改為早期的書畫家之作的；也有的專幹拚湊的把戲，從幾件作品中各取一部，組織成章，乍看起來各部分好像都有來曆，組合在一起並不諧調。現今，一些畫店、畫廊甚至與作偽者相互勾結，沆瀣一氣，欺騙買家。更有一批“專業戶”專幹作偽的營生。有人曾在一座破廟裏看到一家作坊。坊主自稱不論什麽名人傑作，他們都能仿造。這裏有人仿畫，有人仿落款，有人仿題詩，有人仿印鑒，一環扣一環，流水作業，應有盡有。作為書畫鑒賞者，隻有對偽品作深入的研究，明其心機，知其底蘊，方能獲得“真寶”。所謂“既想知真，必須知假；不能知假，亦難辨真”，就是這個道理。
怎樣才能在大量的書畫中知真辨假並從中獲得“真寶”呢?故宮博物院的徐邦達先生說過這樣的話：“以古書畫為師。”這確是至理名言。據先生自己講，他早年買過假王原祁的畫軸，從中他吸取了教訓，進而得出“多看實物，多作比較，以便逐步認清各個時代各個重要作家的作品的麵貌”的深刻體會。他不但自己收集書畫藏品，還結識了不少書畫收藏家和古玩商，使他有更多機會目驗古往今來許許多多真跡或神品，有的畫他還反複臨摹，揣摩其中的精蘊，這樣他才逐步從“吃”進假畫的窘境中解脫出來。他在《我和書畫鑒定》一文中說：“古書畫的真偽，主要在筆墨的異同區別上，要熟悉這一點，依靠相片、影印本都不行。必須麵對書畫實物才能把一筆一劃看得清楚。臨摹更好，臨一遍比看十遍更易理解原作和加深印象。”有人提出，鑒定古書畫主要靠“目鑒”與“考訂”。“目鑒”是麵對作品憑視覺觀察辨識：“考訂”是借文獻對作品的真偽優劣考核訂正。“目鑒”與“考訂”均以“多看實物，多作比較”為前提。受人尊崇的書畫鑒定家無一不是飽覽書畫實物的人。他們高水平的判斷力正是他們數十年觀察、體會、研究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