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曉英
四十來歲的時候，職場上忽然就不順起來，如坐過山車一般。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自覺兢兢業業，不搞人際關係，隻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可惜，曆來的職場都如戰場，隻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會有人情世故、往來交際，說白了，這就叫“情商”。《紅樓夢》裏，一個家族生活在一起，懂得人情世故籠絡人心的，就活得隨順滋潤深得人心；那種不善與人交往自認品潔高的人，總是會被人鄙屑為自作清高，不近人情，生活中多少被人掣肘，少不得生出諸多的閑氣。前者叫寶釵，後者如黛玉。
北宋大才子蘇東坡才華橫溢，出口成章，行文寫字，頗有魏晉之風，豪氣奔湧，甚是了得。可惜，職場情商甚少，如一塊雞肋，被皇帝捏來弄去，總覺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用人之時，就想起蘇軾的才華，放到一地為官，但那種桀驁不馴、仗義勇為的性格，又如一根尖利的魚刺在喉，咽不下去，於是提拔了，貶去；又提拔了，又貶去，貶到湖北黃岡的黃土坡去還覺得不行，最後眼不見為淨，幹脆直接貶到被稱為“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讓他在那裏與海濤風聲為伍，喝一口淡茶，遠離朝廷。於是，蘇軾的一首《汲江煎茶》就這麽誕生了：“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勺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處腳，鬆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
自唐代茶聖陸羽寫了一部《茶經》，到了明清之後，喝茶似乎就漸漸成了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明代大畫家唐寅在除夕的時候，一個人獨自在寺廟雪後看梅，感到孤獨寂寞，隨口吟誦了一首《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般般都在別人家。歲暮天寒無一事，竹時寺裏看梅花。”
雪天賞景寫茶詩的，還有當年留學美國的徽州績溪人胡適。1914年1月的時候，伊薩卡下了一場大雪，胡適賞完雪景，回家烹茶寫了《大雪放歌》，其後幾句雲：“歸來烹茶還賦詩，短歌大笑忘日昳。開窗相看兩不厭，清寒已足消內熱。百憂一時且棄置，吾輩不可負此日。”提及大博士胡適，真是聲名遠揚、大名鼎鼎，出生在徽州績溪茶莊，十來歲就出去讀書，後來還在新文化運動中做出了卓越貢獻，在此暫且不提，但其愛茶、嗜茶也是有名的。當年在美國留學、任職期間，多次讓家人寄黃山毛峰。他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前寄至毛峰茶，兒飲而最喜之，至今飲他種茶，終不如此種之善。即常來往兒處之中國朋友，亦最喜此種茶。”後來家鄉某叔茶莊希冀以其“胡博士茶”之名來打廣告，卻被他以“不喜出風頭”拒絕了。
徽州人愛喝徽茶，已成為徽州百姓的一種生活習性。一位出生在徽州的文友在《晨起一杯茶》中，回憶父親每天清晨第一件事情就是喝茶：“茶具不講究，一隻深綠色的搪瓷缸布滿茶垢，年紀絕對長於我；茶葉亦不講究，‘炒青’為主，味道極釅且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泡。隻是水一點馬虎不得，非‘滴篤翻’不可。當滾開的水遭遇炒青，升騰出一團氤氳時，我就得揉著惺忪的眼睛去河邊小吃店買油條了。”這是他父親的日常生活，也是作為孩童的作者渴望的未來過下去的日子。
“琴棋書畫詩酒茶”，茶在文人雅士的詩**裏，也是須臾不離的雅物。梁實秋先生在《雅舍小品》裏的《喝茶》篇中寫道：“茶是我們中國人的飲料，口幹解渴，唯茶是尚。茶字，形近於荼，聲近於檟，來源甚古，流傳海外，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茶。人無貴賤，誰都有份，上焉者細啜名種，下焉者牛飲茶湯，甚至路邊埂畔還有人奉茶。”他覺得：“其實，清茶最為風雅。抗戰前造訪知堂老人於苦茶庵，主客相對總是有清茶一盅，淡淡的，澀澀的，綠綠的。”知堂老人即周作人先生，彼時也有《喝茶》一文，與梁先生似有呼應。他說：“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寫《駱駝祥子》的老舍先生有一篇文章《戒茶》，倒別有異趣：“我是地道的中國人，咖啡、可可、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獨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萬物靜觀皆自得。”隻是怯於1944年民國物價飛漲，老舍連茶葉也買不起，隻好一戒了之。對於一位嗜茶如命的文人，戒茶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在我處於人生低穀的時候，會寫字的友人送了一盒當年新茶黃山毛峰，外加一副手寫的濃墨重彩、拙稚樸厚的對聯：“若能杯水如名淡，應信村茶比酒香。”掛在牆上，日看日悟，常看常新，浮躁的心隨之也安靜下來。一天忙完了俗務，用滾開的水泡一杯黃山毛峰，坐在書房的黃昏之中，看杯上嫋繞雲霧，嗅茶中輕靈之魂，恍惚中，喝茶的心境就落入了徽州昏暗的客堂，在那昏暗的客堂中，天色一點點暗下去，心裏卻亮堂與清晰起來：一天中最安靜祥和的時刻就這樣到來了。
（本文獲“徽茶文化故事”主題征文優秀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