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可怕的戰爭疑雲
在帕金斯的潛意識中，希特勒始終就是一個令人不安的x因素。德國一行讓他知道了花旗銀行在德的資產是多麽不安全，同時也督促他必須將視野擴展到花旗銀行所有的海外分行上。
希特勒威脅的不隻是花旗銀行在德的利益，他威脅的是全球利益。希特勒的野心不隻是在德國國內，而是在整個歐洲，甚至是全世界。也許希特勒會用全世界作為舞台來體現他的政治能力。
並且這種跡象越來越明顯。從德國回來後，帕金斯每天的工作內容就增加了一條：加強對德國政局尤其是對希特勒動態的關注。每天的新聞都讓他心驚肉跳，每條新聞的背後都充滿未知的凶險。
1935年3月中旬，美國媒體報道希特勒正式撕毀《凡爾賽和約》，開始重裝軍備。花旗銀行的董事雷蘭和帕金斯開玩笑說：也許是希特勒對德國的治安不夠滿意，他隻是增強治安力量。
這隻是玩笑。美國人對凡爾賽和約並不是很在意。法國人很在意，他們恨不得置德國於死地。而美國人甚至認為《凡爾賽和約》的條款過於苛刻，國會曾兩次拒絕政府參加《凡爾賽和約》。他們知道德國民眾對和約條款的反叛是遲早的事情。現在，希特勒終於明目張膽地幹出來了。
但帕金斯知道希特勒絕不是在和國際社會開玩笑。希特勒重裝軍備的背後，必然是發動戰爭。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一個撕毀和約的人必然會通過武力來讓旁觀者覺得他的舉動無可指責。
帕金斯靜靜地等待著希特勒打響二戰的消息。希特勒繼續為大規模發動戰爭作準備：1936年3月進軍萊茵蘭非軍事區；同年7月同意大利武裝幹涉西班牙內戰；1938年3月和1939年3月，對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實施兼並。這些戰爭在帕金斯看來，隻是希特勒在測試他的武器裝備。
1939年9月，德國閃擊波蘭的消息傳出後，帕金斯知道在歐洲地麵上大規模的戰爭極有可能會爆發。他立即下令花旗銀行在歐洲的最後一批分行全部關閉，並要求這些駐外代表立即回到國內。
帕金斯對戰爭的恐懼是有曆史淵源的，兵敗俄羅斯的疼痛並沒有完全從花旗銀行身上消失。
兵敗俄羅斯的當事者是花旗銀行前任總裁範德尼普。當時花旗銀行的主席是史蒂爾曼。早在1902年，範德尼普就寫了一片鼓吹俄羅斯經濟形勢的文章，他一直認為俄羅斯是美國資本的黃金機會。
範德尼普始終有到俄羅斯建立分行的願望。花旗銀行是俄國沙皇政府的存款銀行，這使得花旗銀行的董事和俄國沙皇政府保持著暢通的溝通渠道和良好的關係。1916年前後，俄國沙皇政府曾邀請花旗銀行在俄羅斯設立分行。這個消息讓範德尼普喜出望外，他第一時間將消息傳給史蒂爾曼：
“如果我們能夠在俄羅斯開設分行，俄國政府能夠提供許多幫助。我們收到了他們的邀請。”
盡管史蒂爾曼已經退居二線，公司的日常運營由範德尼普負責，但任何重大事務的決定必須要向他請示。範德尼普以前曾向史蒂爾曼提到過在俄羅斯開設分行的想法，史蒂爾曼都未準許。
這次之所以又提出來，除了沙皇政府邀請外，範德尼普還收到了客戶的建議。
美國的公司在19世紀末期就開始在俄羅斯開展業務。第一家到俄羅斯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是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緊隨其後的是美國國際收割機公司。隨後，有很多公司業務的觸角都伸到了俄羅斯。
這其中就有花旗銀行的客戶。這些客戶向範德尼普建議：花旗銀行應該到俄羅斯設立分行。
其實花旗銀行到俄羅斯設立分行，美國政府也是大力支持的。美國駐俄大使在向美國總統匯報工作中說：花旗銀行如果能夠在俄羅斯開設分行，將使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業務變得更為直接和便捷。
受美國總統的指示，美國商務部長曾邀請範德尼普到商務部商談在俄羅斯開設分行的事情。
當時在1914年11月，剛剛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史蒂爾曼和範德尼普都覺得未來的形勢不可預期，在這個時候到俄羅斯開設分行風險太高。他們婉拒了美國政府的好意。
但是現在形勢不一樣了：戰爭勝利的天平已經開始傾向於俄羅斯。在1916年春天的反擊中，俄羅斯不僅擊退了德國軍隊，還乘勝收複很多失地。協約國開始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勝利指日可待。
更為重要的是，俄羅斯是世界上幾個最大的穀物出口國之一，一戰前俄國的經濟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的工業化時期，它的經濟增長率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由此可以斷定，一旦戰爭結束，這個國家的經濟形勢將會好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金融業將在這裏獲得無法想象的發展機遇。
如果在這個時候接受俄國沙皇政府的邀請，花旗銀行將會獲得對手無法獲得的先機。
前景實在太誘人了。史蒂爾曼和範德尼普決定派人到俄羅斯進行實地考察，花旗銀行的兩名副總裁受命負責這件事情。他們一到俄羅斯就難以掩飾興奮之情，他們在給範德尼普的信中說：
“我們被你派到這裏考察，你無法想象這是一件多麽明智的事情。”
他們的調查報告寫得十分翔實。這份報告印證了範德尼普對俄羅斯經濟形勢的判斷：任何一家銀行都會在俄羅斯賺到在別的地方無法賺取的大錢。他們立即開始著手準備在俄開設分行的事情。
但令人遺憾的是：範德尼普忽視了俄國內部正在發生巨變的政治形勢。
這隻能怪他們經驗不足。花旗銀行才在1914年開始邁出海外發展的第一步，範德尼普當時隻是單純地認為花旗銀行隻是在做金融生意，在為客戶提供金融服務，而忽視了對政治形勢必要的分析。
和花旗銀行保持良好關係的俄國沙皇政府在1917年初倒台，這個信號並沒有引起花旗銀行的重視，甚至沒有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美國政府派出代表團同俄國臨時政府談判，美國認為他們在俄的商業利益不會遭受損失。在這種情況下，範德尼普沒有理由減弱花旗銀行在俄的業務。
但形勢的變化有點令人猝不及防。在1917年11月，俄國的當權派變成了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的政治主張是社會主義，它在12月宣布俄國全部銀行業收為國有。這個消息傳到範德尼普的耳朵中時，他甚至有點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花旗銀行1917年1月才在俄開設第一家分行。
沒有人能夠想到，僅僅在11個月之後，完全被布爾什維克沒收。更令人感到難以接受的是：在之前的判斷中，所有人都認為俄國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分行前景一片大好。他們絲毫沒有覺察到危險。
範德尼普欲哭無淚。這是花旗銀行第一次遭遇海外資產國有化問題。兵敗俄羅斯的教訓像是一個永不停息的警鍾始終響在花旗銀行曆任主席的耳畔。所以，當希特勒打響歐洲戰爭時，帕金斯唯一的做法就是關閉花旗銀行歐洲分行業務，最大程度地確保花旗銀行的資產不受一分一厘的損失。
5．美國會參戰嗎
帕金斯一刀切式地關閉花旗銀行在歐洲的所有分行，這個提議在董事會上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
花旗銀行畢竟隻是一家金融公司，雖然和美國政府關係密切，但也犯不上和戰爭去抗衡。
何況出身美國以及和美國政府有著良好關係，在美國的對手那裏，反而會成為花旗銀行的致命傷。
所以當戰爭來臨時，花旗銀行隻能選擇退縮。這看起來是一個保全財產的明智手段。
但有一位董事提出異議：危險和利潤是成正比的，越危險也就意味著利潤越高。當所有的美資銀行從歐洲市場上撤出時，這是不是意味著任何一家有膽量留在歐洲的銀行都會獲得巨大的商業機會？
而冒險在歐洲市場上攫取高額利潤，是不是保全資產的另外一種方式？
這等同於體育賽場上最常說的一句話：最好的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這位董事還說出了他對花旗銀行將歐洲分行全部撤出的另外一種憂慮：如果我們的客戶還沒有從歐洲市場上撤回來，客戶會如何看待我們？他們應該享受的服務如何才能得到保障？
這個問題很現實。雖然帕金斯對撤出歐洲市場進行了周密的計劃和謹慎的行動，但依然有客戶對花旗銀行感到不滿。這些客戶心有怨氣，但戰爭作為不可預知因素，他們也無權要求花旗銀行留下來。
這些怨氣雖然暫時沒有發作，但誰能保證客戶永久不會發作呢？
帕金斯八年前在上台時曾將恢複花旗銀行的榮譽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做。在帕金斯眼裏，榮譽是無價的，並且具有很強的生產力——客戶隻會選擇值得信任的銀行，而不是不值得托付的銀行。
帕金斯單獨約見了這位董事。他虛心向這位董事請教董事會做何種決策是最完美的。
他們會麵的時間在上午十點左右。太陽剛剛從地平麵上爬出來不久，斜斜地掛在窗戶的東南角。
“我覺得我們至少應該在倫敦保留分行。”這位董事坐在帕金斯麵前，開門見山地說。
帕金斯也是這麽想的：英國作為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倫敦是世界的經濟和金融中心，美國和英國之間有著頻繁的商業貿易，即便是戰爭有一天燒到英國地盤，美英之間的貿易也不會被割斷。這就需要花旗銀行必須在倫敦保留分行，以滿足美英兩國貿易商的業務需求。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考慮：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和英國保持著密切的商業關係，保持在倫敦分行的運營，也就保持著花旗銀行與其他發達國家的聯係。這是花旗銀行伸在美國之外感知世界的觸角。
聽到這位董事的話，帕金斯欣慰地笑了一下，誇張地站起來和他握了握手：
“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是這樣想的。就按你說的辦，我們在倫敦的分行不停業。”
倫敦分行就這樣成為了花旗銀行二戰期間在歐洲市場唯一未關閉的分行。盡管是從二戰開始後不久就徹底陷入了虧損狀態，但花旗銀行董事會一直在努力維持著它的運營。它成了花旗在歐洲的象征。
從國外撤回來，是不是就意味著加大國內業務拓展的分量？
答案是否定的。這個答案幾乎超出所有董事的預料。
一戰的經驗尚在董事的腦海中銘記：戰爭的前半程，美國政府保持中立，同協約國做起了關於軍事物質的巨額生意；戰爭後期，協約國和同盟國皆已筋疲力盡，為了保證協約國對自己的欠款不打水漂，美國政府宣布加入協約國對同盟國宣戰。除此之外，美國還有另外一層考慮：它還想作為戰勝國來攫取戰後利益。否則戰後勝利的一方分錢的時候，美國沒有任何理由來分得一杯羹。
在整個一戰期間，其他國家都是用戰爭的方式在進行利益維護，而美國卻用一種生意的方式和經濟學家式的思維來獲得利益。包括花旗銀行在內，美國的任何一家銀行都在一戰中獲得了巨大利潤。
所以花旗銀行的董事們有理由依然樂觀地認為：他們將如在一戰中那樣成為戰爭的贏家。
況且他們這樣認為有充足的現實根據：美國民眾不希望政府參戰，幾乎百分之百的人希望國家保持中立政策，就像是在一戰中那樣，別人利用戰爭消費軍事物資，他們用貿易的形式提供軍事物資。
中立主義在美國社會中占據著主流地位。同樣，在花旗銀行董事會上，一種鼓吹“為國內企業主做好新一輪服務”的論調在彌漫。鼓吹這種論調的董事認為戰爭的耗費將會為美國的工業帶來商機和投資熱潮。花旗銀行理應為未來的經濟熱潮提早作好各項準備，而不是被動地等待需求找上門。
而帕金斯卻在未來銀行業務走向的判斷上保持著異於常人的冷靜。他覺得盡管目前中立主義成為民眾的共同願望，但這種願望難免會失望。當敵人主動侵略過來的時候，難道你還會要求中立？
他的這種認識和羅斯福總統一脈相承，羅斯福總統曾在1937年發表過一次防疫演說。在這次演說中，羅斯福曾冷酷地向民眾表示：保持中立有可能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在將來戰火燒遍整個歐洲甚至整個世界的時候，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得以被戰火排斥在外。美國民眾應該作好參與戰爭的準備。
這是羅斯福三年前的觀點。現實的形勢似乎並不支持他的判斷：美國政府實行的政策正是一戰前的翻版：無論是在歐洲戰場還是亞洲戰場，在美國政府眼裏沒有敵人，隻有商業夥伴，參戰的雙方誰都能從美國政府那兒買到軍事物資，隻要價錢合適。而羅斯福本人正為二次連任總統悄然布局。他傳出的政治主張就是：我主張和平，我們防禦的目的就是防禦，如果我連任，保證不讓孩子們上戰場。
這是羅斯福的真心話，還是討好民眾的鬼話？帕金斯不敢斷言。
如果一個人已經確立了某種觀點，他的行為總是會暴露的。這是帕金斯的讀人經驗。
1940年6月17日上午，帕金斯從白宮得到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美國陸軍部長伍德林被解雇。
這意味著什麽？陸軍部長伍德林是一個徹底的中立主義者，他被解雇，是不是意味著白宮開始了伍德林不願意參與的動作？顯然，一個不願意配合上司行動的人，其唯一的結局就是被解雇。
踢開不執行命令的人，一貫是羅斯福總統的做法。他一旦決定做某件事，絕不允許存在任何障礙。
帕金斯給羅斯福打了個電話：“我始終認為伍德林是一個不錯的高級將領，你或許認為我沒有資格來評價你手下的將領們，但我認為他一貫堅持的中立主義正契合了美國廣大民眾的意願。”
這是帕金斯的違心話，其實他並不是很喜歡伍德林。他知道羅斯福是一個很強勢的人，不喜歡別人指責他的任何決策。他這樣說，就是為了激起羅斯福的怒氣，趁機套出他解雇伍德林的真實原因。
羅斯福果然上套，也許是他覺得帕金斯是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沒必要隱瞞他。“我需要他來執行我的命令，向英國輸送戰機。他不願參與這樣的任務，為了確保任務順利進行，我隻能將他解雇。”
輸送戰機？聽到這個敏感的詞語，帕金斯似乎有點語無倫次，他急切地問：“我們要參戰嗎？”
羅斯福並沒有直接回答他的話，隻是輕描淡寫地說：“老朋友，你想得太多了。或許我應該提醒你看看5月29日的報紙。上麵有一條可以幫助你的重要新聞。”說完，羅斯福就掛斷了電話。
帕金斯站在電話機前冷靜了一會兒，才覺得剛才的問話很冒失。是否參戰是國家機密，總統是不會輕易說出來的。並且這樣的決策並不是總統一個人說了算，還需要國會的批準才行。
事實上當時的羅斯福並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美國的民眾不願意參戰，而羅斯福本人始終覺得參戰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英國首相丘吉爾早已代表全世界問了羅斯福和帕金斯同樣的問題，羅斯福始終沒有明確答複。在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時期，羅斯福不想因為過早地表達觀點而使自己的局麵被動。
對於這種重大的事情，隻要依靠自己的判斷。帕金斯仔細思考著羅斯福說的最後那句話：看看5月29日的報紙？那上麵有可以幫助自己的新聞？為了弄明白羅斯福的意思，他急忙找到那天的報紙。
那天的報紙上有一條關於白宮動態的新聞：昨天，羅斯福宣布重新啟動一戰時的國防理事會。美國各大工業資本家幾乎都上了這一屆理事會谘詢委員會名單。這說明了什麽呢？
帕金斯恍然大悟：羅斯福其實一直在為參戰作準備，邀請這些工業資本家進入理事會谘詢委員會，主要是因為戰爭物資需要工業生產做後盾。羅斯福讓自己看這條新聞也許暗示自己他要參戰。
這個判斷讓帕金斯興奮異常，他立即將花旗銀行除了他之外最重要的三個人叫來分享他的重大發現。這三個人分別是：瑞斯切爾、伯吉斯、布雷迪。帕金斯神秘地對他們說：“我們一定會參戰，你們要仔細研究一下一戰的資料，尤其是要搞明白在戰爭環境下花旗銀行應該怎麽做才能利潤最大化。”
6．財政部編排的忠字舞
應該說，帕金斯頗有先見地讀懂了美國在未來五年的經濟動態密碼。
這個密碼就是資本與戰爭的關係：戰爭需要資本，資本隻有服務於戰爭，才能獲得最大利潤。
帕金斯在他的辦公桌上擺起了遊戲：圓珠筆代表的是美國政府，剪刀代表的是美國軍隊，一枚硬幣代表的是花旗銀行，電話機代表的是軍火商。他將一張空白的紙張撕碎，碎片代表的是普通民眾。
假設戰火已經燒到了美國邊境。代表著美國軍隊的剪刀需要奔赴前線，緊跟著就是軍火商要向軍隊提供軍火。接下來，為了使軍工廠的生產不被停止，而美國政府隻有源源不斷地向軍工廠提供資本。
但美國政府有多少錢呢？帕金斯找來當年美國政府的財務報表。從這份報表上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大蕭條給美國帶來的創傷並沒有徹底撫平，美國政府的收支剛剛平衡。如果戰爭一旦打響，政府就會立即陷入嚴重的赤字困境之中。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必須解決資本的來源問題。
資本從哪裏來？顯然，隻有從民眾中來。世界各地已經燃起了熊熊戰火，民用產品已經沒有市場可供銷售，和平時期的資本家會陷入無生意可做的境地。美國政府解決資本的主要來源隻能是民間。
他們怎麽才能從民間收集到資本呢？這個時候，花旗銀行就有機會大顯身手。美國政府會向公眾發行國債，通過銀行業的購買和代銷而完成資本的聚集。帕金斯將代表花旗銀行的那枚硬幣擺在了美國政府和普通民眾之間。他知道，花旗銀行在起著橋梁作用的同時，將會獲得他所需要的利潤。
也就是說，花旗銀行一定要作好為戰爭進行融資的準備，這可能是戰爭期間花旗最應該做的事情。
後來局勢的發展果然如帕金斯所料。
羅斯福在競選中向民眾承諾：如果敵人不主動入侵，美國絕不會參與戰爭。
但日本成全了羅斯福的參戰夢想。1941年日本偷襲美國在珍珠港的軍事基地，這為美國參戰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同時也改變了美國民眾原有的中立觀念，他們決心要教訓一下囂張的法西斯。
源源不斷的軍隊被派往歐洲戰場。為了募集戰爭需要的資本，美國政府充分利用了銀行業：他們發行了大量銀行債券，既要求銀行進行購買，又要求銀行業做好這些債券的代銷工作。
這正是花旗銀行管理層所期待的。為了激發銀行業參與政府募集資本的熱情，美國政府出台了很多優惠政策。花旗銀行積極響應政府的各種號召，不僅成為了政府的最大存款銀行，還成為購買和承銷政府債券最多的銀行。同樣，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利潤。花旗銀行在和政府的配合中賺個盆滿缽滿。
並不是所有銀行都像花旗銀行一樣有先見之明。有些銀行預判美國政府會像對待一戰那樣對待二戰，熱衷於投資民用工業。然而隨著戰爭的延伸，美國政府實行了管製經濟：所有銀行的民用業務都受到了限製，工業生產也都全部轉向為軍用物資服務。他們在政府債券業務上遠遠落後於花旗。
這應該感謝帕金斯的預見，其實更應該感謝帕金斯身後的團隊。羅斯福謀求二次連任總統寶座，成為美國曆史上首位連續三個任期的總統。羅斯福連任可能性很大，變幻莫測的國際形勢促使美國民眾小心行事，他們不願在這個節骨眼上因更換總統而使美國的對外政策變得不是那麽統一和連貫。
美國民眾希望羅斯福能夠在總統位置上再幹一任，羅斯福本人對於連任也信心十足。帕金斯曾和羅斯福描繪了兩人在戰爭期間合作的美好前景：你率領美國人民對抗戰爭，我率領美元來滿足你。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40年7月，剛剛62歲的帕金斯卻因為心髒病突發而突然離世。
接替他就任花旗銀行主席職位的是瑞斯切爾。瑞斯切爾和帕金斯共事多年，從1929年起就一直擔任著花旗銀行的總裁職務，他對帕金斯為花旗銀行製定的政策有著深刻的理解。接替瑞斯切爾成為新任總裁的是花旗銀行國內業務負責人布雷迪。伯吉斯還繼續擔任花旗銀行的副主席。
這是一個優秀的三人組。他們不僅遵循著花旗銀行業務政策的連貫性，還具有極強的預見性。
伯吉斯從帕金斯手中接過和羅斯福總統的關係棒，他代表花旗在政府募集資本的各項演出中擔當主角。他本人不僅是美國財政部在戰略融資方麵顧問委員會的委員，還擔任了美國銀行家協會的總裁。無論是私人會談，還是公開演講，他都不遺餘力地表達了對政府的支持。花旗銀行因而成了美國政府最信任的銀行，政府融資的各種機會都優先給予花旗，從而使花旗成為贏利能力最強的銀行。
瑞斯切爾的主要任務是做好客戶關係。這是一項著眼於未來的工作。按照美國政府的要求為政府作好服務，雖然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但這僅僅是當前需要幹的事情。戰爭不可能一直打下去，終究有結束的那一天。一旦戰爭宣告結束，支撐花旗繼續向前走的必然不再是政府，而是企業。出於對未來的考慮，瑞斯切爾每天都去拜訪大客戶，和他們喝喝茶，聊聊天，始終保持著聯係和良好的關係。
花旗銀行在戰後的發展勢頭依然強勁，這和瑞斯切爾在戰爭期間精心維護的客戶關係密不可分。
布雷迪一直是花旗銀行國內業務的總負責人。伯吉斯忙於和政府的外交關係，瑞斯切爾忙於拜訪大客戶，布雷迪隻好待在家裏做好總管工作。他有著很強的業務能力，被譽為銀行家中的銀行家。有他坐鎮，花旗銀行的業務始終處於一種有條不紊的狀態當中。他是花旗銀行平穩發展的堅強後盾。
正是由於這樣優秀組合的存在，使得花旗銀行成為二戰期間同行中的魁首。帕金斯應該含笑九泉。
7．跟著美國艦隊混
花旗銀行在戰爭期間完全效忠於美國財政部，這種選擇看起來很不錯。
但戰後呢？花旗銀行在戰後該如何進行業務布局？尤其是如何麵對滿目瘡痍的國際市場？
這是一個始終困擾著花旗銀行主席瑞斯切爾的大問題。
1945年8月16日，這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次日，彌漫在全世界的戰爭煙火終於在昨天宣布結束。華爾街和美國民眾一起在歡慶和平時期的到來，華爾街的街道上甚至出現了張燈結彩的景象。
每個和瑞斯切爾打招呼的人都喜氣洋洋，但瑞斯切爾卻憂心忡忡。
他的憂慮來自於美國商界對戰後國際形勢的判斷。
“硝煙彌漫的戰爭結束後，必然會開啟一場誰都讀不懂的經濟戰爭。” 一位客戶這樣說。
按照這位客戶的判斷，任何戰爭之後都會伴隨而來一場經濟危機。爆發於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就是一戰的產物。經濟危機和戰爭之間的邏輯是這樣的：戰爭之後急速增長的各種需求會帶來無比高漲的投資熱潮，經濟泡沫在投資熱潮中悄然產生，當泡沫達到一定大時，經濟危機就隨之發生。
花旗銀行前任主席帕金斯就持有這樣的觀點，他在1940年初期在寫給股東的信中說：
“經濟危機是戰爭的必然結果，我們在過去的十年間所抗爭的經濟危機都是從一戰中引發的。”
經濟的發展規律真的是這樣的嗎？難道經濟發展總會因為戰爭而始終有一個逃不出去的怪圈？
瑞斯切爾無從得知這種判斷是否正確。其實這種判斷是否正確隻能在未來檢驗，也就是說，隻有當新的經濟危機出現後，這種判斷才能被證明是正確的。所以他對未來是否發生經濟危機並不擔心。
他所擔心的是這種判斷對美國經濟甚至世界經濟的影響：如果所有美國企業家都悲觀地認為戰後一定會出現經濟危機，那就意味著他們的投資熱情將會銳減，他們的資本需求將會被遏製。
而花旗銀行玩的就是資本遊戲。當資本不再被需要的時候，花旗銀行該怎麽辦？
這正是瑞斯切爾所真正擔心的問題。
除了經濟預期不被看好之外，政治因素也成了一把懸在花旗銀行管理層腦袋上的冷劍。
1945年10月的一天早晨，瑞斯切爾被一條新聞標題所吸引：二戰之後，誰是歐洲最大的侵略者？
歐洲的局勢一直是瑞斯切爾所關注的重點對象。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認真地讀起來。
這篇新聞絕不是駭人聽聞：共產主義熱潮在侵蝕著歐洲各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運動熱潮中充斥了蘇聯共產主義分子的身影；希臘共產黨的遊擊隊員在蘇聯的幫助下極其活躍地進行各種鬥爭；法國共產黨在國內逐漸贏得更多人的信任和支持；意大利最主要的工會組織被共產黨控製著。
歐洲的局勢正如這篇新聞的結論一樣：共產主義正在全麵向歐洲的各個國家進軍。
共產主義開展得越普遍，花旗銀行的生存空間就越狹小。一戰期間花旗銀行在俄分行被共產主義國有化的疼痛還未完全消失。任何一名花旗人寧願放棄市場，也不願意再到共產主義的地盤上做生意。
瑞斯切爾粗暴地將報紙扔在了一邊，內心極其沉重。他不知道該如何麵對歐洲市場。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中國市場上。
中國一直被認為是花旗銀行的福地。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花旗銀行海外分行幾乎全處於虧損狀態時，唯有在華的業務一直處於盈利階段。正是依賴於在華賺取的利潤，花旗投資人才拿到分紅。
但戰爭讓花旗不得不停止在華進行的各種業務。
瑞斯切爾找出1939年花旗銀行在華業務的年度報告。這份報告裏有他感到最驚詫的一句話：1939年9月，花旗銀行中國上海分行每天有將近九千位顧客前來辦理業務，他們幾乎擠爆了整個營業廳。
每天有九千人？這該是一個多麽壯觀的場麵。瑞斯切爾沒見過這樣的場麵，他想不出來。
正是對中國分行業績的念念不忘，二戰剛剛結束，瑞斯切爾就急不可待地要求召開有關何時在華恢複經營業務的董事會。董事會的大部分董事和他一樣，都將中國市場列為最值得相信和期待的市場。
瑞斯切爾恨不得立即回到中國市場，但花旗銀行副主席伯吉斯卻有著另外的考慮。伯吉斯一直是美國政府的經濟顧問，能夠早於別人獲得有關世界各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報告。他異常關心中國的政局。
“中國的政局並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樣穩定，共產主義在這裏有著廣闊的民眾基礎。”伯吉斯對瑞斯切爾說。伯吉斯並沒有反對在華開展業務的意思，他隻是將存在的風險作了必要的提醒。
瑞斯切爾依然主張盡快恢複在華業務。他有著自己的根據，他在白宮的一位朋友給他作了這樣的分析：“美國政府願意幫助中國國民政府，這是美國防止共產主義的必要措施。”有了美國政府的支持，瑞斯切爾相信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一定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美國的武器很先進，軍事經驗也很豐富。
瑞斯切爾覺得，如果不能相信美國政府幫助蔣介石的決心，花旗銀行將會在華失去重建的先機。中國人民有著龐大的資產階級，這些人很有錢。但他們並不隻是相信花旗銀行，隻要是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來的，他們都會相信。花旗如果不能搶先一步，二戰前建立的信譽將有可能變得一文不值。
出於搶占中國市場的考慮，1945年12月10日，二戰結束後還不到四個月，花旗銀行中國上海分行就急不可待地宣布複業，上海分行的建立被認為是花旗重建中國業務的第一步。很多人都認為，花旗銀行緊跟著將會重新開設武漢、北京、哈爾濱的分行，花旗銀行將在中國市場重振雄風。
他們對形勢的估計太樂觀了。隨後不久，中國的政治形勢逐漸明朗。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節節敗退，而共產黨的勢力範圍卻一天比一天擴大。對共產主義一直很忌憚的花旗銀行不得不撤回美國。
幾年之後，花旗銀行在華業務總負責人麥肯凱回憶說：我們重返中國市場時雄心勃勃，但我們的信心很快就被打擊得支離破碎，隨著共產黨的不斷勝利，我們隻有撤退一條路，我們別無選擇。
中國的共產主義切斷了花旗銀行在中國發展的道路。那麽歐洲市場呢？
對待歐洲市場，花旗銀行始終是一種慎之又慎的態度。
應該說，花旗銀行高層對待中國市場的態度，還是樂觀情緒在起主導作用。
即使中國市場有風險存在，他們也覺得有必要和值得冒險。中國的市場太好了，全世界都難找。他們不想因為自己的保守政策而失去這塊市場。盡管最終的結果證明他們賭輸了，但他們不後悔。
對歐洲的市場，他們不願意去賭。雖然歐洲國家和美國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商業聯係，但歐洲各國本國的銀行業也相當發達。花旗銀行與這些國家的銀行相比，並沒有明顯的優勢。
也就是說，花旗銀行之所以在歐洲開設分行，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美國企業在歐洲市場的需要。但如今美國商界對戰後經濟形勢普遍不看好，這勢必會影響美國企業在歐洲的投資熱情和業務量。
如果美國企業對歐洲市場都不熱情，花旗銀行憑什麽能熱情起來？
何況歐洲的共產主義熱潮越演越烈。
除了保持倫敦分行繼續營業之外，1948年花旗銀行法國巴黎分行在一種極其複雜的心情下重新開業。新的營業點並沒有選擇原來的香榭麗舍大街60號——這裏太繁華了，花旗銀行不想被人注意，他們選擇在美國國際銀行公司的舊倉庫裏辦公。也許他們覺得他們在巴黎的時間並不能長久。
當時的形勢給了他們這樣的感覺：不斷崛起的世界超級大國蘇聯好像能夠在一夜之間統治整個歐洲，花旗銀行巴黎分行的員工老是擔心一覺醒來發現有蘇聯的大炮頂在花旗銀行的門口。
他們有著隨時撤離的心理準備，這是他們對營業地點並不講究的根本原因。
瑞斯切爾於1948年3月在去古巴考察業務的路上突然去世，花旗銀行總裁布雷迪被選為花旗銀行主席。在談到歐洲市場業務的未來時，他說：“我們不要關心資本主義，而是要讀懂共產主義。”
中國市場铩羽而歸，歐洲市場殺機重重。花旗銀行高層將眼光轉移到其他海外市場。
但他們很快就理解了禍不單行的含義。人到倒黴的時候，喝口涼水都塞牙。
二戰期間，花旗銀行在阿根廷和巴西的業務得到了蓬勃發展。因為在戰爭期間，這兩個國家出現了對原材料和食品的急劇增長需求，經濟得到了快速增長的機會。花旗銀行從中撈取了不少油水。
但隨著戰爭的結束，好日子也一並結束。如華爾街對戰後經濟形勢的預言一樣，這兩個國家立即迎來了經濟發展近乎停滯的痛苦生活。花旗銀行在這兩個國家開設的分行所獲取的利潤立即銳減。
但是細心的花旗高層還是從日本和菲律賓市場讀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現象。
花旗銀行在戰後第一時間內恢複了在這兩個國家的經營。很快，花旗銀行就從這兩個國家獲得了豐富的業務量和巨額利潤。它們並不是花旗銀行海外市場中的優勢地區，是什麽給予了花旗機會？
瑞斯切爾召集花旗銀行董事會對日本和菲律賓市場所表現出來的現象進行了認真的分析。
他們發現了影響業務的一個關鍵因素：美國在當地的駐軍。菲律賓一直受美國的殖民保護，美國派到菲律賓的高級將領一直是菲律賓政府日夜供著的爺。花旗銀行在此經營業務自然毫無風險。
日本是二戰戰敗國，為了對抗遠東的共產主義熱潮，美國對日本采取了扶植政策。美國政府派兵駐紮在日本國土，日本人看見美國人就像老鼠見了貓。花旗銀行在日本的業務自然也是相當安全。
因為美國駐軍的存在，這給在當地經營的企業和與當地有業務往來的企業一個重要的提醒：這是美國人的地盤，在這個地盤上出身美國的銀行是最安全的。另外，駐軍本身也為花旗帶來很多生意。
看到這個分析結果，瑞斯切爾對董事會說：“如果我們不考慮政治因素，兵敗俄羅斯的悲劇將會重演。如果我們不能迅速地讀懂一個國家的政局，那我們唯一的考慮就是要緊跟著我們的軍艦。”
跟著美國艦隊混，成為花旗銀行開辦分行時必須遵循的第一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