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養虎為患
我向來反感按照儒家的思想，將亡國的罪名安在女子身上，或者簡單地把亡國之君作為討伐對象。國家走到盡頭之時，亡國的原因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末代君主昏庸無能。那些亡國之君中，有的垂死掙紮，有的抱憾而終，但無論怎麽掙紮，從古到今，任何製度在不適合曆史發展時，都將被時代屏棄。力量總是此消彼長的，當皇權壓不住衍生權力之時，便是被取代的結果。
唐王朝從女主天下又重歸李姓之後，國家經濟迅猛發展，出現“開元盛世”，玄宗的功勞由此被載入史冊。但被載入史冊的除了他當政初期的勵精圖治，還有盛世之下的奢侈無度。李隆基將大好的一個盛世王朝揮霍完之後，給後世子孫留下一個爛攤子，甚至為唐亡埋下了定時炸彈。因為被他寵信的安祿山、史思明導演出的“安史之亂”，便是唐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安史之亂背後的藩鎮割據是整個唐朝中後期擺脫不了的災禍，如果說大唐是與後妃藩鎮共天下，那麽唐玄宗以前是與後妃共天下，在這之後就是與藩鎮共天下了。
為何藩鎮這股勢力發展得如此之大，又無法控製，甚至在唐亡之後還能持續百年之久？本章重點講一下藩鎮的起源與發展。
（一）地方行政結構的變化
秦朝建立郡、縣兩級行政結構，到了漢代開始逐漸發展為州、郡、縣地方三級行政結構，而後隋代改為州、縣兩級製，但又偶爾將州改稱郡，恢複秦代的兩級郡縣製。
唐從隋手中接過天下之後，初期仍舊采用前朝舊製，地方行政實行州、縣或郡、縣兩級製。唐在最盛時有州（郡）358個，縣1573個。但是唐在地方實行的是中央集權製，州縣的長官地方上均無權任用部署，全部由中央吏部分發，人事任命權在尚書省吏部。
節度使最開始是邊疆駐地的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受有此全權印信者，便可全權調度，故稱節度使。節度使最開始僅作為軍事統帥，主要掌管軍事、防禦外敵，而沒有管理州縣民政的職責，後來戰爭需要，漸漸總攬一區的軍、民、財、政，所轄區內各州刺史均為其節製。
中宗時期，作為監察機構的禦史台分化成為左、右禦史台，左禦史監察中央政府，右禦史監察州縣地方政府，分別為“分察”和“分巡”。
“分察”在德宗年間出自尚書和六部，而“分巡”則分為全國若幹道，派去監察的禦史成為“監察使”，後改為“觀察使”。
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將天下按照山川形勢、交通便利分為十個“道”。唐玄宗時期改十道為十五道，設置觀察使常駐地方。
“安史之亂”後，為適應戰爭的需要，朝廷在內地增置節度使。同時，在軍事地區，觀察使和節度使也多由一人兼任。
節度使在其區域之內，可以指揮軍事、管理財政、處置行政，甚至有該地區的用人權，說白了有很大的獨立性，很快成了割據一方的政治軍事集團。中央的監察官變成了地方行政長官，軍隊首領擔任當地的行政首長，二者再進行合並，獨立性非常強的藩鎮割據局麵隨之形成。
節度使在自己所轄的割據區內自行練兵征戰、自收租稅、自用官吏。節度使死後，子孫世襲，兵將擁立新的節度使。到了後期，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事後承認。
（二）兵製的變化影響
唐代前期的兵役製度是府兵製。府兵的府是地方行政區域州縣之外的另外一種軍事區域的名稱，指的是軍隊屯紮地，唐代稱之為折衝府。當時唐朝的戶口分為九等，政府從中選取上等中等之家中願意當兵的民戶（當時下三等民戶沒有資格入伍）單獨編入折衝府，稱為“府兵”。府兵平時務農，政府可以免其租庸調（純收入），農閑時接受軍事訓練。從二十歲開始服役，服役時自備兵器資糧，分番輪流宿衛京師，防守邊境。
折衝府又稱軍府，唐代全盛時期有六百多個。中央政府直轄有十六個衛，各衛都設有大將軍。外出打仗，就由大將軍統領出征，而征兵的是上麵的折衝府。戰事結束後，兵歸於府，將歸於衛，各歸其位。最大的好處就是政府不用花一分錢、不用一粒米就可以征用到幾十萬大軍。而武將使之能戰，又不預問政事，幹涉政治活動。其次，府兵製是與均田製及租庸調製結合的製度，與當時的經濟狀況相適應。
但是府兵製在唐中期就崩潰了。主要原因在於唐朝太平時期，府兵的工作本質丟失，逐漸淪為貴族官僚的苦力，開始被人瞧不起，出現了大批量府兵逃亡規避現象。
同時即使是在大戰獲勝之後，陣亡的府兵士兵也得不到及時的撫恤褒獎，導致府兵士兵和家屬的積極性不高。這就等同於自己帶刀帶糧為國捐軀，死了連個烈士都不追認，誰還願意去打？因此到了後期，府兵自行逃亡、出外不返等導致府兵資源日益枯竭，府兵製自此崩潰。
唐玄宗天寶年間正式廢除了府兵製，取而代之的是“募兵製”，也就是政府出錢招募社會上願意當兵的人。自此開始，義務兵成了吃皇糧的職業兵，兵將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府兵製下的兵將隻有出征時的從屬關係，戰事完後誰也不搭理誰。但是募兵製下的兵將關係出現了長期統領關係，這種戰時統領戰後服從的關係逐漸成為個人武裝割據的重要來源。這種兵製下士兵易於轉化為將領的私兵，他們之間不僅有雇傭關係，長此以往還有感情的牽製。
唐玄宗開元末年，因為好大喜功，募兵製成為主要的兵役形式。邊將的權力也逐漸增加，除了軍隊指揮權，還有行政、財政、監察、人事任命權。加之晚年的唐玄宗不理朝政，朝廷任用李林甫為相，邊疆任用胡人當兵作將、衛國戍邊。胡人壓根兒沒有忠君愛國思想，隻是為了邊陲的財力、物力使用權，最終導致軍隊布防由內重外輕轉變為內輕外重，導致安史之亂的爆發。
養虎為患，安史之亂之後，唐代藩鎮割據局麵的形成，各節度使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自攬數州的政權，與中央抗衡不斷，不同的節度使之間也是戰爭頻繁。這期間，四十多個藩鎮或互毆攻擊混戰，或聯合對抗唐廷。
藩鎮自京畿長安洛陽，自內而外有唐廷直屬控製藩鎮、親近唐廷藩鎮、外交中立藩鎮、死敵對抗藩鎮（河北三鎮）。各藩勢力鎮此消彼長，立場不定，縱橫捭闔，連年征戰，荼毒天下。
◇ 安史之亂
唐初全國實行府兵製，共置634個折衝府，其中有261個位於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故軍力是外輕內重，以保證唐室有足夠的兵力保衛京師及政權。
唐玄宗在開元十年設置節度使，並允許這些節度使率兵鎮守邊地。隨著節度使軍力日漸強大，出現了淩駕中央的氣勢。天寶年間，邊鎮累積的兵力甚至高達五十萬，僅安祿山一人就兼任了平盧、範陽、河東三個鎮的節度使。然而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於諸鎮之中最強，擁兵三十萬，是所有藩鎮中實力最強大的。而唐中央兵力加起來還不滿八萬。這就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麵，造成的結果是地方開始反過來威脅中央。
安祿山兼三大兵鎮，獨掌大軍，其中精銳正規軍已達到十五萬，擁兵邊陲，手下驍勇善戰。因安祿山得到唐玄宗寵信，引來宰相楊國忠忌恨，兩人因而交惡，而唐玄宗又不加幹預。所以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有裂隙。
範陽起兵
唐朝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為借口，在範陽起兵。
《資治通鑒·唐紀》記載：
祿山乘鐵輿，步騎精銳，煙塵千裏，鼓噪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範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
關於這場起兵的描述有些誇大，說是安祿山乘著鐵車，尾隨其後的步兵和騎兵卷起的沙土綿延千裏，行軍的鼓噪之聲響徹蒼茫大地。然後說唐朝的太平盛況持續了很久，老百姓已經幾代人沒有見過戰爭了，所以聽說安祿山在範陽起兵後，都感到非常震驚。本來河北就是在安祿山統轄範圍內的，叛軍經過河北的州縣時，這些人都望風瓦解，當地縣令或者開門迎接叛軍，或者棄城逃跑，或者被叛軍擒殺。叛軍很快就控製了河北。
然後最諷刺的是，安祿山都造反了，有人奏報唐玄宗，唐玄宗卻認為這是厭惡安祿山的人編造的假話，不相信。
等到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祿山確實率兵造反了，速速召來安祿山的死對頭宰相楊國忠商議應變之策。一麵派畢思琛往東都洛陽募兵防守，一麵召回遠在邊陲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兼任範陽、平盧節度使，以防守洛陽。接著任命他的第六子榮王李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為副元帥東征，抵擋安祿山叛軍。
由於唐朝的精銳邊軍大多還沒有趕回，高仙芝、封常清臨時在長安、洛陽募兵，得到的大部分是市井子弟，缺乏戰鬥經驗，而且還沒有經過訓練。安祿山的大軍雖然遇上阻礙，但由於楊國忠根本沒有指揮經驗，使安祿山於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陽。
唐玄宗接到洛陽失守的消息，聽信宦官監軍邊令誠的讒言，在這關鍵時刻殺大將封常清、高仙芝，使朝廷喪失了兩員經驗豐富的大將，為後麵的驚天禍患埋下了伏筆。
潼關大敗
能打仗的兩個大將被殺之後，朝中無人，此時唐玄宗不得不起用半身不遂、病廢在家的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讓田良丘充任行軍司馬，馬軍指揮王思禮、步兵指揮李承光等人擔任屬將令，率軍二十萬，鎮守潼關，以抵擋安祿山軍隊。
天寶十五年正月（756年），安祿山命他兒子安慶緒出兵進攻潼關。好在潼關地形險要，易守難攻，哥舒翰進駐潼關後，立即加固城防，深溝高壘，閉關固守。安軍主力被阻於潼關數月，擋住了向西進的道路。安祿山眼見強攻不行，開始轉變戰術，先命女婿崔乾佑將老弱病殘的士卒屯於陝郡，而將精銳部隊隱蔽起來，想誘使哥舒翰棄險出戰。哥舒翰深知其中有詐，仍舊閉關不出。
無奈之下，安祿山抓住唐玄宗好疑的性格，開始派人放假軍情。唐玄宗接到叛將崔乾佑在陝郡“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的假情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前去收複陝郡。
當時，郭子儀、李光弼等人正在河北攻打叛將史思明，打了幾個大勝仗，進展十分順利。此時形勢也確實向有利於唐軍的方向發展，各地捷報頻傳，令唐玄宗充滿了必勝的信心，聽到假情報後的楊國忠也不停地在一旁煽風點火，要求唐軍兵出潼關，與叛軍決戰。
哥舒翰再三向皇帝表奏：“安祿山久在軍中，精通兵法，現在有備而來，利在速戰。叛軍暗藏精銳，以老弱病殘引誘我軍，肯定有詭計，如果我軍輕出，必然落入叛軍的圈套，到時悔之不及。”
唐玄宗此時已經被衝昏了頭腦，聽不進哥舒翰的金玉良言，反而嚴詞苛責。唐玄宗以“賊方無備”為由，催促哥舒翰出關迎敵，使者“項背相望”，給哥舒翰造成極大壓力。有了高仙芝、封常清的前車之鑒，哥舒翰當然知道抗命的後果是什麽。
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陰曆六月四日，哥舒翰“慟哭出關”，駐紮於靈寶（今河南靈寶）西原。叛軍故意示弱，隊伍不整，唐軍果然中計，一路前行，被誘進隘路。山上無數滾木檑石如冰雹般砸下，唐軍在隘道上卻沒有周轉餘地，死傷無數。
關鍵時刻，哥舒翰指揮剩餘軍隊渡過黃河，跑回潼關。二十萬大軍，僅僅剩下八千人。叛軍潛鋒蓄銳，引誘唐軍棄險出戰，決戰之際，又假裝不敵，引誘唐軍進入埋伏圈，使哥舒翰遭到平生未有的失敗。他常勝將軍的聲名，也因此付諸東流。
睢陽之戰
長安城內，滿朝文武得知潼關失守後一片混亂。倉促之下唐玄宗等人逃往西蜀避難，命令太子李亨鎮守長安，把平叛部隊召集到靈武設防。就在唐太宗出逃之時，太子李亨在宦官李輔國的慫恿下，在靈武自行登基，遙奉逃亡在西蜀的玄宗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為唐肅宗。
757年正月，安慶緒封尹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帶領十三萬人南下。尹子奇率領大軍掃**河南，河南城鎮紛紛陷落，打到最後隻剩下軍事重鎮睢陽還沒有被攻陷。睢陽太守許遠此時隻剩不到四千兵力，急急忙忙給寧陵的張巡告急。張巡接到求救信號後，率兵三千自寧陵入睢陽，與許遠合兵共六千八百餘人。然而尹子奇此時正率領著他的十三萬人全力攻城，十三萬人打六千八百人，兵力懸殊，可見一斑。張巡率領將士，晝夜苦戰，連續戰鬥十六晝夜，借助睢陽的防守優勢，共俘獲叛軍將領六十餘人，殺死士卒兩萬餘人。
最後，苦撐了十個月，終因病餓力竭，寡不敵眾，睢陽城被叛軍攻破，張巡及其部將三十六人遭殺害。睢陽之戰屏障了江淮半壁江山十個月之久，牽製了安慶緒大軍幾十萬人，從而使郭子儀等人能夠從容收複兩京之地。
長安被攻占之後，朝廷僅剩下長江、淮河流域的賦稅支撐著，剛好睢陽位於大運河的汴河河段中部，是江淮流域的重鎮，如果失守，運河阻塞，後果不堪設想，大唐的命數也可能直接終結於此。
從安祿山範陽起兵到睢陽之戰，前後有兩年時間，其後緊接著史思明再次叛亂，唐王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創。俗話說惡人自有惡報，安祿山、史思明先後被自己兒子謀殺，寶應二年（公元763年）春天，史思明之子史朝義無路可走，於林中自縊而死，其餘部分叛將投降，曆時七年又兩個月的安史之亂結束。
至此，唐王朝又進入到了藩鎮割據的惡化狀態。
◇ 占山為王
上章講了藩鎮的起源，本章主要分析藩鎮的崛起和分立天下的藩鎮類型。
安史之亂以後，為鎮壓叛亂而形成的藩鎮，成了合軍區、政區與監察區為一體的特殊地方機構，其與中央爭權乃是自然正常的行為。所以表麵看起來，中央、藩鎮與州是三層直線關係，實際上是三角關係，三者各為一角，互相“繃著”。因為就全唐範圍而言，各藩鎮之間也是互相繃著，唐後期就這樣繃了一個半世紀才壽終正寢。
為什麽會持續繃著，而非直接剿滅，收回中央集權呢？放出去的權想要收回來，並非易事。
玄宗天寶年間，全國共有十節度使：
範陽節度使(河北北京軍區）
平盧節度使(東北朝鮮軍區，後遷為山東齊魯軍區）
河東節度使（山西太原軍區）
朔方節度使（陝北河套軍區）
河西節度使（甘肅河西走廊軍區）
安西節度使（新疆西域軍區）
北庭節度使（內蒙外蒙軍區）
隴右節度使（甘肅隴右軍區）
劍南節度使（四川巴蜀軍區）
嶺南五府經略使（兩廣嶺南軍區）
剛開始這些節度使還按照中央任命，按職責行使權力。後來勢力逐漸增強之後就想要擺脫朝廷的控製。
當時玄宗寵信的安祿山兼任了三大節度使——範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管轄區域等同於現在華北五省和陝西河南兩省，也是借此反叛，爆發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入蜀避難，肅宗在陝北寧夏另立朝廷。各個軍鎮也開始以平叛之名，擴大募兵，斂收財政，增強勢力。一時之間仿佛回到了先秦時期，各國諸侯（藩鎮）打著“勤王”的口號，各懷鬼胎，指桑罵槐。
朝廷以藩鎮平定藩鎮，雖然安史之亂的河北叛軍首腦被滅，但是藩鎮實質控製權仍未收回。又因為平叛增加了藩鎮數量和增強了它們的權勢，出現親近朝廷的藩鎮與叛亂獨立藩鎮對峙的局麵。安史之亂結束後，朝廷元氣大傷，麵對平叛有功的藩鎮，不是打壓時機，這是未收回藩鎮權力之初始。
禍不單行，安史之亂後，邊陲藩鎮的大多數兵力被調回長安平亂，邊陲地帶的吐蕃又開始猖獗起來。當時由於奸宦程元振當道，襄陽節度使來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先後被程元振陷害致死，各節度使害怕被權奸謀害，更加疏遠朝廷，導致吐蕃進攻長安時，無一人出兵勤王，使吐蕃一舉攻下長安。
麵對內憂外患，中央朝廷的重心全用到了退兵吐蕃上，壓根兒沒有心思剿滅藩鎮。這是未剿滅原因之二。
同時，募兵製下，戰爭結束之後，大量的職業兵除了經濟上需要雇主之外，因長期的雇傭統領關係，牽帶著感情基礎。中央若是此時出力削藩，很有可能適得其反，引火上身，因此不敢輕易動手。這是未剿滅原因之三。
在此基礎上，藩鎮割據越演越烈，終於大唐天下徹底被藩鎮分割了。原來的十節度使後來也分化成了“元和四十八藩鎮”的割據狀態。
因此史學界有的觀點是根據藩鎮的功能和地域特點，將藩鎮劃分成四大類型：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非割據性藩鎮）、邊疆禦邊型（非割據性藩鎮）、東南財源型（非割據性藩鎮）。
（一）河北藩鎮，也叫河朔藩鎮
河朔藩鎮其實看來屬於進奉功能，簡單點說就是為中央的財力進行補充。其所轄的位置來看：魏博鎮、成德鎮、幽州鎮、義武鎮、橫海鎮五鎮等地方富饒繁榮，經濟發達，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也是全國數一數二的。這些條件也給河朔藩鎮的強盛奠定了經濟基礎。
也由於這個物質的保障，自安史之亂至唐末，河朔藩鎮與中央朝廷幾乎始終處於對立狀態，記載稱之：
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
河朔與中央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對立狀態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向中央進奉。因為割據的程度相當有限，他們並不能完全擺脫中央威權而存在，誠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
河朔藩鎮和中央的關係一直很微妙，一方麵遊離在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製之外，一方麵又不能完全脫離，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權力在皇權之下仍屬於依附關係。河朔為何一直不鬧獨立，一則為上述原因，二來該藩鎮內部矛盾重重，驕兵悍將隨時威脅著節度使的生存。一旦節度使脫離中央的“任命”，就會因為名不正言不順而產生危機。其三則是藩鎮彼此之間存在著矛盾，他們虎視眈眈，互相爭奪。為了避免慘遭吞並的厄運，各鎮節度使必須用朝廷授予的旌節作擋箭牌，避免給對方的吞並行動提供口實。
為了維係這種微妙的關係，河朔藩鎮以經濟的優勢作為關係的契合點，於是進奉成為維係唐廷和河朔藩鎮關係的紐帶。但是這種進奉不是強製性的，而隻是形成了定期歲貢和臨時進獻兩種形式。通過定期歲貢或臨時進獻，河朔藩鎮部分履行了作為地方政權所應承擔的財政義務，獲得了朝廷的官爵和任命，從而為自己的統治提供有利條件。唐王朝則通過接受進奉而從河朔地區獲得部分經濟收入，維持一定的中央權力。進奉是河朔藩鎮在唐後期履行經濟義務的基本方式，是對中央政府在河朔地區喪失的政治權力的補償。
也正因為如此，當兩者矛盾尖銳化，唐王朝準備武力討伐時，往往要先聲明拒納河朔藩鎮的進奉，以示勸懲。唐王朝用斷絕河朔諸鎮的朝貢或進奉作為武力討伐的先聲，對跋扈的河朔藩鎮進行警示，說明河朔藩鎮與中央政府之間存在一種比較有規律的朝貢和進奉關係。
於是，河朔藩鎮對中央政府的進奉由於其政治上的特殊性，盡管並不完全叛離中央，但是河朔藩鎮是唯一與唐廷割據的藩鎮，也是最令唐廷頭痛的割據勢力。甚至，中原藩鎮就是唐廷為了遏製河朔藩鎮而設置的。
（二）中原藩鎮
其所在地區是宣武、武寧、忠武、澤潞、河陽、義成等，這些地方的藩鎮在安史之亂中經過整頓之後，有了另外一種重要的功能，就是幫助唐廷防遏河朔藩鎮。
“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然而這一帶卻成了安史之亂期間廝殺最激烈的地方。按照幾大藩鎮的分布來看，中原藩鎮正好居於河朔、東南、邊疆三角區的中心，的確還具有扼住河朔、保衛京師、溝通東南的戰略作用。利用藩鎮遏製藩鎮，同時保護著中央的財源，但是這些特殊的需求致使中央需要養著中原藩鎮，必然造成經濟上的負擔。中原型藩鎮的特殊性質使它除了自身的本道軍費之外，還有朝廷特批的一筆“出界糧”。
但是，中原藩鎮也不完全聽命於中央，因為它們自認為中央依靠本鎮遏防驕藩，從而擁兵自重，自覺功德無量，往往無視中央調遣。除此之外，居功自傲的內部將領之間也時常發生摩擦，產生動亂。據統計，中原藩鎮的動亂高達五十二起，其中兵變達三十二起，僅次於河朔而居第二位。
盡管這樣，在關鍵時刻，中原藩鎮還是唐廷的一道重要屏障。
（三）邊疆藩鎮
邊疆型藩鎮的前身是開元、天寶時緣邊節度使中朔方、河西、隴右、劍南、嶺南等鎮，設置得最早。它的所在地包括西北（京西京北）和西南兩部分。早年間西北邊疆就是軍務之地，為了抵禦吐蕃、黨項的進攻，唐廷設置這些兵鎮成為軍事鬥爭的重心。從此消彼長的角度來說，如此龐大的武裝隊伍在皇權中心附近聚集，對中央朝廷會形成巨大的軍事壓力和威脅。
從財政影響上來看，這些地方土地貧瘠，人煙稀少。這裏的藩鎮不像河朔那樣富饒可以自給，所以軍餉自然耗費巨大，結果唐政府“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來補給西北邊疆藩鎮。但是唐廷後期財政上嚴重不足，加上西北藩鎮的節度使幾乎都是武人，某些軍帥的苛刻暴斂，引起不少邊軍動亂，這成為西北藩鎮騷亂的重要原因。但這與河朔藩鎮的割據不能混為一談，因為這些騷亂並沒能對唐廷構成嚴重威脅，並且他們還是防遏蠻夷進犯的主要力量。邊疆型藩鎮仰給度支的情況，一方麵固然加強了其對中央的依賴；另一方麵則由於供饋不足、衣糧欠缺以及節度使的暴斂而頻頻引起邊軍動亂。
在邊疆型藩鎮的四十二起動亂中，這類兵變達二十九起，占全部動亂的百分之七十。可見，邊疆型藩鎮隻是唐廷的一種不穩定因素，總體來說，這些藩鎮不屬於割據藩鎮。
（四）東南型藩鎮
東南型藩鎮的存在意義比較突出，因為地域關係，管轄浙東、浙西、淮南、江西、福建、湖南、荊南等地區的藩鎮，由於經濟發達，是唐廷財賦的重要來源地，幾乎成了唐中央賴以存延的經濟基礎。所謂“唐立國於西北而置根本於東南，屢經大難，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為之根本也”，所以唐朝必須牢牢控製好東南藩鎮，限製東南諸道的兵力。因為如果兵力增長，再加上經濟優勢，東南的藩鎮一旦反抗朝廷，比前麵三大類型的藩鎮更加危險。
對此，朝廷做出的應對方針就大肆壓製該地區藩鎮的軍隊，比起西北邊疆藩鎮的統帥，這裏的藩帥多儒士而少武人。這樣，有效地限製了藩帥在本鎮培植盤根錯節的勢力，保證了中央對東南藩鎮的控製。廣德、乾符間，東南型藩鎮動亂僅十二起，占這一時期全部藩鎮動亂的百分之七。因為軍隊少、軍餉少、財賦多，上繳朝廷的賦稅自然多，中央對東南藩鎮的控製自然牢固，因此“天下藩鎮，東南最寧”。
各大類型的藩鎮有著自己的特點，但它們同在大唐的天空之下，就如同唐朝生出的幾個性格迥異的孩子，總會有互相影響、互相牽製的關係。它們內部的動亂和互相之間的相持，也在一定層麵上維係著整個大唐江山的延續。
同樣，藩鎮與中央的關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統治階級的矛盾：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藩鎮與朝廷的離合是統治集團內部功臣、宦官、相權和皇權等各種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而不單單是中央和地方關係這麽簡單。
◇ 憲宗削藩
藩鎮割據是安史之亂的“後遺症”，藩鎮割據的主觀原因是自安史之亂開始，整個中原興起了“否君臣之節，營自家社稷”的思想。
（一）平定劍南
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唐憲宗李純登基。因憲宗自小便熟知太宗、玄宗之盛，欲複大唐之威，“誌平潛叛”。他早就看不慣那些藩鎮的飛揚跋扈，所以，自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憲宗進行了長達十五年的削藩戰爭。
公元805年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皋病死，他的心腹劉辟不經朝廷同意就自立為留後（代理節度使）。當時憲宗李純剛剛即位，打擊劉辟的時機還不成熟，隻好暫時采取安撫手段，在同年十二月任命他為節度副使，代理節度使事。劉辟立刻驕橫起來，認為這個年紀輕輕的憲宗皇帝在藩鎮事務上絕對不可能比當年的德宗更有能耐，於是得寸進尺，公然向朝廷要求得到三川之地。
憲宗給劉辟的答複是——門兒都沒有！
於是劉辟叛亂，讓憲宗打響了“削藩”的第一槍。憲宗派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等率軍前往討伐。高崇文最早在平盧軍從軍，並隨鎮淮西，頗為熟諳兵事，直接打爆了劉辟，劉辟屢戰屢敗。
元和元年九月（公元806年），高崇文攻克成都，劉辟徹底潰敗被俘，被送到長安斬首。
但是叛亂平定之後，憲宗封高崇文為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元和二年十月，憲宗任命宰相武元衡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十二月調任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京西諸軍都統。
因此憲宗在滅掉叛亂的藩鎮節度使後，又新增了一批節度使，藩鎮割據狀態始終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掉。
（二）平定鎮海
平定劍南後，“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搞得各大藩鎮人心惶惶。到了唐憲宗元和二年，鎮海節度使李琦亦不自安，手下人勸他申請調任回洛陽，以表不反的決心。憲宗非常高興，以為不費一兵一卒就能收回鎮海大權，因此立即批準，同時派遣宦官前往鎮海宣慰三軍，實際上是督促李琦進京。
對於李琦來說，他本來就不想入朝，上一秒鍾還答應調回洛陽，下一秒馬上就反悔了，畢竟誰願意從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回到天子腳下天天被盯著。於是他就拖，遲遲不肯動身。等王澹和宦官再三勸告他趕緊回京，李琦幹脆上疏說自己患病，請求年底再入朝。
九月，李琦帳下親兵突然嘩變，把接管軍府事務的留後王澹給殺了，並剁成肉塊吃掉。李琦手下大將趙琦出麵阻攔，也被亂兵殺掉了。慌亂之間，亂兵隨後把刀架在欽差宦官的脖子上，一邊叫罵一邊作勢要殺。就在這節骨眼上，李琦“及時”出現，製止了亂兵，救了宦官一命。
當時的宰相武元衡上奏說：“陛下才剛剛即位，李琦說入朝就讓他入朝，說不入朝就不用入朝，有沒有把您放在眼裏，皇上的威嚴何在，今後如何號令天下？”
這一奏章正中憲宗下懷，本來他還怕滿朝文武沒人支持他的計劃，現在好了，武元衡的想法正與自己不謀而合，於是下詔征召李琦趕緊入朝，同時命禦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鎮海節度使。這詔書剛下，果然這李琦就捺不住性子叛亂了。
於是憲宗下令奪了李琦的所有官爵，同時命令淮南、鄂嶽、宣歙、江西、浙東等五道兵馬合攻李琦。
戰鬥還沒有打響，李琦的後院就起火了。他的外甥裴行立聯合鎮海兵馬使張子良等三位心腹大將共同背叛了李琦，投降朝廷。
不久，李琦父子被生擒並押解到長安，一同腰斬。
自登基以來，憲宗一直著手於平定大大小小的藩鎮叛亂，除了平定劍南西川、鎮海之外，從元和二年到元和九年區間，先後取得了平定義武、平定少數民族地區張伯靖叛亂、收複魏博六州等成功之舉。
（三）平定淮西
原本憲宗自平蜀之後，就想要立刻拿下淮西。淮西節度使駐蔡州汝陽，地處中原，戰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來，一直保持半獨立狀態。憲宗想對其用兵，改變這種狀態，可是時機一直不到。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九月，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密不發喪，對朝廷稱其父生病臥床，自領軍務。李吉甫將淮西實情密奏憲宗，憲宗認為淮西勢力過於強勢，應該采用先禮後兵的態度，於是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吊祭，還追贈吳少陽為尚書右仆射，以示恩寵，其實則是讓李君何前往蔡州探查吳元濟的動向。
可吳元濟卻不迎敕使，而是發兵四出，屠舞陽、葉縣，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憲宗大怒，決意舉兵討伐淮西。同時宰相李吉甫也力挺皇帝，主張拿下淮西：“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宿存數十萬兵以備之。失今不取，複難圖矣。”
於是第二年正月，憲宗決定對淮西用兵。
憲宗授予嚴綬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的頭銜，加淮西招撫使，讓他率大軍進抵蔡州。
可是嚴綬是個文職出身，並沒有什麽具體的方略。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率數萬大軍，屯於淮西邊境，天天消耗軍糧，卻是閉壁自過，並不與叛軍交戰。
憲宗坐不住了，當時宣武的節度留後（代理節度使）韓弘鎮守宣武，十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看嚴綬也幹不了大事，於是試圖一搏，倚靠韓弘以製吳元濟，調遣宣武等十六鎮的兵力共討吳元濟。
淮西戰事連著山東、河北割據勢力的存亡，吳元濟舉兵抗衡，王承宗、李師道暗中配合，給予政治聲援和軍事援助，致使朝廷遲遲不能拿下淮西。淮西之役，注定是一場十分激烈的鬥爭。
等到元和十年三月，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和吳元濟在臨潁交戰，終於打敗了吳元濟。接著吳元濟又在南頓、時曲先後兵敗，淮西兵終於大潰。麵對兵敗，吳元濟趕緊遣使求救於恒、鄆兩大節度使。王承宗、李師道數次上表請求赦免吳元濟，憲宗自然是不答應。
憲宗趁勢派遣李師道攻打吳元濟。李師道假意遣大將率二千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吳元濟，實際上在軍事上掣肘官軍。同時李師道又派刺客數十人、強盜數十人攻河陽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
整個淮西亂成一團，群臣多請就此罷兵，憲宗堅決削藩，不許罷兵。
前前後後五年，直到元和十二年，吳元濟兵敗被俘，在長安被斬首。淮西割據三十多年後，才複歸唐中央統治。
整整十五年，憲宗全心致力於削藩，曆史上稱這段時期為“元和中興”。但從經濟、政治上來說，元和都算不上真正意義的興盛。
憲宗削藩的結果是成功的，但卻是短暫而且不徹底的，唐憲宗去世後，以此為起點，藩鎮割據再次開始。
◇ 藩鎮存在意義
從公元755年安祿山範陽起兵開始，到公元907年唐滅，飽受藩鎮割據之苦的唐王朝起起伏伏地走過了152載。雖然中央政權急遽衰弱，卻也曾在憲宗時期又逐漸複興，但最終還是隨著憲宗的駕鶴西去而走向滅亡。
從安史之亂到黃巢起義，唐廷前前後後設置了八十九個大大小小的藩鎮，參加過割據叛亂的有十一個。
憲宗削藩，在鎮壓了叛亂的藩鎮，絞殺了亂黨之後，又重新安排新的替代者。從根本意義上說，憲宗對於藩鎮的措施不叫削藩，而是通過鎮壓叛亂，讓各地的藩鎮老實點，並沒有收回藩鎮的實際權力。而真正處於割據狀態的其實隻有河朔三藩。憲宗在世時的“元和中興”大大打擊了藩鎮的氣焰，但是等到他去世，河朔三藩再次反叛。其餘的藩鎮則相對來說一直保持著穩定。
這就不得不深思安史之亂後到唐亡的一百五十餘年間，各地的“藩鎮割據”算不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分裂割據。
前麵曾簡單說過唐代地方政府的結構。唐朝地方行政實行州、縣或郡、縣兩級製，但是到了後期，藩鎮內的各項自主權致使它具有強大的獨立性。而藩鎮內部的選官也隨著藩鎮的獨立變得自主起來。地方政府逐漸演化成為節度使自主治理藩鎮的狀態。即便朝廷插手到藩鎮內部的官僚人選，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各地獨立的局麵。更是隨著節度使官位的繼承，越發地難以控製，頗有一種回到秦以前的以天子為天下共主，分封諸侯的狀態。
但是藩鎮割據和分封狀態又有本質的不同。藩鎮的存在其實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要聽從中央的政令、服從中央的指揮，整個國家的體係、製度仍舊是一套的。而分封則有著自己內部的專項製度。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剖析。憲宗削藩采用的是“先弱後強，各個擊破”的戰略。藩鎮由唐玄宗時期的十個增加到元和四十八鎮，唐廷通過不斷地將原本比較大的版塊分割，致使各個藩鎮之間互相牽製，以求王朝雖有內亂而不至於急速滅亡。
因此說藩鎮是一種唐代特殊的地方政體結構，並且在唐朝後期有著它本身存在的價值。這裏就介紹一下藩鎮存在的價值。
（一）以新治亂
安史之亂時，唐玄宗在逃亡途中下令設置了山南東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黔中等節度使，由永王李璘、盛王李琦擔任，其目的是用皇族血脈穩住大半江山。到了肅宗時期，又在長安東都設置了同、華兩州節度使，在與安祿山鬥爭激烈的河南設置玄武、豫許等節度使。這種以設置藩鎮來抵抗叛亂藩鎮的手段，在安史之亂時期顯得尤其重要。
這種措施和漢初劉邦剿滅異姓王而重用同姓宗族的手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當朝廷的部署傳至各地時，地方“始知乘輿所在”，這些新的節度使又有了抵抗的信心和動力，這就是《黃石公三略》講的：“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顯而易見，藩鎮的增設是適應當時軍事鬥爭的需要的。全國已經進入到戰時緊急狀態，唐廷動用所有的戰爭機器，將戰時體製、軍事、政治都融入到了“藩鎮地方政治”中去。在難以製止的內戰麵前，選擇以新治亂的手段也是一種積極有效的措施。
（二）以分求和
安史之亂後，為什麽唐廷沒有及時削藩以收回地方的自主權？前麵講過，安史之亂後，朝廷元氣大傷，麵對平叛之功臣藩鎮，不是打壓的時機，這是未收回藩鎮權力之初始。同時募兵製下的藩鎮兵將一體，有著長時間的雇傭和從屬關係，戰後兵民的妥善安置對於國家穩定來說非常重要。
安史之亂後的河朔三藩與中央貌合神離，對朝廷虎視眈眈，邊疆的遊牧民族又像餓狼般隨時覬覦長安，同時黃河流域在戰亂後滿目瘡痍，唐廷內部架構紊亂，國庫空虛。
此刻的唐廷命懸一線，不論哪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會使國家陷入癱瘓，隨時可能崩盤。對這樣岌岌可危的唐王朝來說，“維穩”是第一步，要維持藩鎮的存在，以求在這樣的分割狀態下得到喘息的機會。
此時藩鎮對地方強有力的控製，讓節度使能夠在藩鎮內部進行有效的政治、經濟、軍事一體化管理。隻有各個零件良好運作起來，才能保證唐王朝這個機器的複蘇。《白居易集》中所謂“方隅未寧，務先經略，則專委方伯以總統之，及兵革甫定，思弘風化，則並命連帥以分理之”就是講的這個道理。
（三）以分定擾
安史之亂後，唐廷本身亂成一團。到代宗時期，邊陲藩鎮的大多數兵力被調回長安平亂，邊陲地帶的吐蕃又開始猖獗起來，並一舉攻下長安。這幾年間，鳳翔以西，邠州之北，全部被吐蕃占據。同時南部的南詔國與吐蕃會盟，給唐廷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因此在邊防地區布置重兵是必須之舉措。鳳翔節度使具有“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功能，邠寧有“華夷要地”“以威西戎，以護中華”的使命。西北西南十六鎮在戰略地位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藩鎮也要肩挑起殿邦禦侮的職責。據《舊唐書》記載，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諸州，邠寧節度使韓遊環夜襲敵營，擊退吐蕃，收複鹽州；涇源馬璘，“以破虜為己任”，劉昌在鎮十三年，而“邊障妥寧”。
穆宗時期的盧簡求先後坐鎮涇源、北庭、鳳翔、河東，對邊陲地帶的少數民族“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至撫禦，便鄙晏然”。
所以說，藩鎮在保護唐王朝不受外患侵擾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財政支持
同時，在講藩鎮類型中談及的“東南型藩鎮”是唐廷財賦的重要來源地，幾乎成了唐中央賴以存延的經濟基礎。
如浙東地區“財富之所出，公家之所給，歲以萬計”。
淮南地區“控荊衡以淞泛，通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比為咽頤”。《新唐書·食貨誌》載，貞元二年，唐廷增加江南漕運，令浙江兩道每年進米七十五萬石，另以本道兩稅折納一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嶽、福建亦百二十萬石，淮南二十萬石。
這些富饒高產之地不管是為唐廷戰後的元氣恢複還是憲宗削藩軍事費用的提供，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不得不說，在安史之亂後大傷元氣的情況下，唐王朝能夠屹立百年而不滅，就是有力地利用了藩鎮的獨特性和特殊的政治手腕，致使整個江山呈現類似“割據”而未分裂的局麵。
藩鎮的存在對於唐代中央政權來說是把利刃，利用得好，能使李唐衰而不倒，起起伏伏地維持上百載，繼而在日薄西山之際能夠出現“元和中興”“會昌中興”“大中之治”這樣的振興。
不過，仍舊像錢穆先生所說的“政治的好壞仍舊需要人來運作”。因此在唐宣宗之後，唐懿宗與唐僖宗的無能昏庸，使得唐朝一直走下坡路，此後一蹶不振。唐朝後期，戰爭不斷，經濟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爆發農民起義，唐朝經濟的命脈江南地區遭到黃巢的沉重打擊，唐朝統治名存實亡。黃巢起義後，唐朝的統治基礎被徹底打破。整個唐朝中後的治亂，結局正如黃巢那首《詠菊》：
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藩鎮便在此時借著農名起義的風勢，著黃金盔甲而滅唐於朝夕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