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妃
◇ “文藝”女青年——唐後妃幹政起源
後妃也是皇權政治下的一個特殊群體，在曆代政治生活中都扮演著特殊角色。後妃幹政現象在中國封建社會層出不窮，不同時代顯示出不同的風貌特征。在外戚專權中曾簡單提到作為其助推器的後妃幹政現象，根本原因是新繼承者年紀尚小，需要作為“太後”的後妃協助，以保證皇室血脈和皇權的正常延續。
雖然自古至今後妃幹政時有發生，但唐代的後妃幹政較之前，在其本質上還是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在《新唐書》《舊唐書》兩部著作中，先後提及記載了三十六位後妃，其中被廢、被殺者共十三人，這十三人中九人被殺，僅四人得以保全性命。實際上整個唐朝被殺被廢的後妃遠不止此，被記入史冊的後妃，不得善終的原因就是或多或少卷入了政治鬥爭。有的是自身政治欲望強烈的，積極投身到政治鬥爭中而慘敗，有的是被迫卷入，還有的是無辜的政治鬥爭犧牲品。
自武則天開始，曆經中宗韋後，至肅宗張後，其中還有公主，後宮女眷對於權力的幹涉對整個社會都產生了極大影響。為何唐朝後妃幹政的力度如此之強、影響如此之廣？對於此等皇權的偏房群體的崛起深度分析，我們似乎能夠在幾百年前看到似如當下社會的女子特色。
（一）社會的開放
《唐代婦女》作者高世瑜說：“三百年的大唐帝國正值輝煌的封建盛世，封建禮教對於婦女的束縛相對較輕。”
由於唐朝繁榮昌盛，統治者有著充分的自信，在各方麵都實行著比較開明，甚至是開放的政策，這種開放的風氣自然也涉及婦女生活。而且唐代又是一個漢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少數民族的文化習俗影響十分強烈，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有力衝擊了中原漢族的禮教觀念。
正如朱熹所說：“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成長生活的女子，養成了特立獨行的行止風格、思想觀念。
（二）各國文化的交流衝擊
同時，唐朝是一個兼容並蓄的國家，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不同文化之間碰撞衝擊，這樣便更加助長了胡風的日漸盛行。這樣的社會生活，讓盛唐中人更加視野開闊，思想越發衝破牢籠。特別是周邊許多少數民族國家，不管是鮮卑、突厥、黨項，還是來朝的日本、東女等國都有女王、女官。加之李唐貴族女子大多有著胡人的血液，她們出自貴族之家，社會地位比較高。並且少數民族的女子身上都有著強悍、勇武、雄健的基因，崇尚的是北朝時期“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氣魄，養成了騎馬、放牧、馳騁大漠的瀟灑氣質。這些都對唐朝女子造成了巨大影響。
（三）女子自身的學識修養
這些被選入宮闈的女子大多數來自於世代為官或者富裕的家庭，她們入宮之前，從小便獲得了良好的教育。即使部分女子兒時教育欠缺，入宮後也能夠重新接受文化教育，學習當時最盛行、最繁榮的文史知識。比如最受李世民尊重的長孫皇後，就有很好的文化修養，曆史稱其“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又如太宗賢妃徐氏：
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嚐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嚐廢卷，而辭致贍蔚，文無淹思。帝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
還有武則天：
後素多智計，兼涉文史。
楊貴妃則：
資質豐滿，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
此等出身名門、國色天香又才華過人之女子，怎能不被唐朝的文藝青年皇帝們所摯愛？所以她們不但受寵至尊，還能憑著過人的聰明才幹指點江山。
（四）地主經濟的支持
唐朝初年，一般地主的經濟實力蓬勃發展，但在政治上無權無地位，參與到朝政中的女子便利用到了庶族地主強烈的參政之心。後妃利用受寵，網羅了一大批庶族地主，他們一方麵成了後妃的黨羽，一方麵也在經濟上為這些後妃提供支持。研究唐代後妃與公主經濟生活可知，這些女子在消費上除了日常的生活消費，還有部分是政治消費。
那麽，當遇到聖明有為的皇帝時，這樣有著較高文化素養的後妃便是一個好幫手、賢內助，便能夠對國家治理起到積極的作用，如太宗時期的長孫皇後、賢妃徐氏；若是遇到皇帝懦弱昏庸，這些聰明有文化的後妃便會趁勢而上，擾亂朝綱，如“武韋之亂”。
自漢朝到清朝，後妃幹政並不是什麽稀奇之事，隻不過是朝廷權力爭奪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漢朝的呂後幹政開始，到唐朝出現的女皇帝，或者往後宋朝太後的“垂簾聽政”，即便是在壓抑之下，最終還是以合理的方式存在著。一方麵是皇權允許她們存在，隻要皇帝不停止“三宮六院、七十二妃”這種模式，後妃們勢必會因為家族利益的關係打通渠道，嗅到皇權的味道而做出出格的事情。曆代幹預朝政的後妃無非位及巔峰，要麽是皇後，要麽是貴妃，其餘的小嘍囉還真沒這個本事。
而她們對朝政的幹預無非也不過兩種：一種是皇帝聖明，後妃自身的修養也高，這種算得上是相得益彰，舉案齊眉之際能對國家起著積極的作用，如長孫皇後、徐賢妃等；當然有好就有壞，如果凡事運用四象限法則來劃分，前者屬於特別優良的界限，對比起來，最差的情況則是皇帝昏庸，懦弱無能，後妃的修養差，那麽對於國家則是十分消極，這種才算得上儒家一直認定的觀點“紅顏禍水”。
唐朝的後妃幹政，在時間劃分上有極大的講究，唐中葉之前的後妃幹政對於唐朝政權確實在一定層麵上起著作用。但是自唐中葉之後，由於朝政亂套，宦官群體加入權力鬥爭，藩鎮割據，還有朋黨之爭，種種亂象把後妃幹政排除到了主要博弈群體之外。簡而言之，即便此時後妃想加入，也不過是充當打醬油的角色。在玄宗以前，以武則天為代表的幾個女人，的確掀起了一場波瀾，浪花打得再高，其實也算是為李氏王朝效力，並沒有引起政權的頻繁更迭，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其他權力角逐者有一定的壓製作用。但是自唐玄宗以後，後妃自身素質相對較差，也無力控製朝政，此時隻得拉入新的助手以博弈求取勝利，從而再次助長了宦官的勢力，也進一步加速了王朝的毀滅。
◇ 貞觀之魂——長孫皇後
上一章說到唐朝開放風氣下走入宮闈的女子們，遇到聖明的皇帝之時，較高文化修養的後妃便是皇帝的賢內助。
《貞觀政要·論政體》記載：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誌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鬥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嚐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複製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
根據唐太宗繼位之前和繼位之後的風氣對比，我們不難看出唐初貞觀年間，百姓安居樂業，國家欣欣向榮。如此清明的政治風貌，人們無不讚揚唐太宗的曆史功績。但是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搞事”的女人，這個助太宗創造輝煌的賢妻良佐就是長孫皇後。
初結良緣 武德斡旋
長孫皇後於隋文帝仁壽元年（公元601年）出生，出自名門之後。長孫氏的父親長孫晟是右驍衛將軍，母親高氏是北齊樂安王高勱之女。長孫皇後是長孫晟的幼女，她的伯父長孫熾十分欣賞當時唐國公李淵睿智大氣的妻子竇氏，因為竇氏年幼時曾勸說舅父周武帝宇文邕為了北周大局優待突厥皇後。長孫熾認為竇氏這樣一個有見識且優秀的女子必然也會教出出色的子女，因此勸說長孫晟為年幼的長孫氏與唐國公家結下姻親。
一個是“少好讀書，造次必循法則”，且能觀古善惡以自鑒的女子，一個是聰明驍勇、識務過人的男子，此乃良配。
然而，在婚約定下後不久，長孫晟於大業五年（公元609年）去世了，隨後長孫兄妹與母親被同父異母的兄弟斥還舅家。長孫氏的哥哥長孫無忌和李世民是少時好友，舅舅高士廉見李世民非常人可比，又知曉長孫氏幼年時的婚約，便在長孫氏父喪期滿後，就開始促成此事，將長孫氏許配給李世民。
於是在大業九年，十三歲的長孫氏便在這豆蔻之年與時年十六歲的李世民完婚，從此開始了與李世民互愛互信、相知相伴的一生。
隋末暴政，民怨沸騰，各地反隋勢力紛紛揭竿而起，群雄紛爭。
大業十三年五月，李家舉義旗而起義，很快異軍突起，一路過關斬將，於同年十一月入主長安，先奉代王楊侑為隋帝，改當年年號為義寧。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被封為秦國公，次年三月初九，又改封趙國公。因此長孫氏隨丈夫李世民先後為秦國夫人和趙國夫人。
義寧二年（公元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淵受禪登基為帝，國號唐，改元武德。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發動玄武門政變，殺死太子和齊王。不久，唐高宗李淵立李世民為太子，長孫氏亦隨之受冊為太子妃。同年八月，李世民即皇位，長孫氏被立為皇後。
顧全大局 拾遺補闕
在說長孫皇後對朝政的影響之前，我們還是需要講一講她本身所具有的美德，畢竟前麵講到後妃在影響皇權的“四象限法則”中，是積極還是消極，後妃自身的素質影響頗深。
比如說，曆史記載中說長孫皇後生性簡約，不喜歡浪費，所需的東西夠用就可以。而且對皇子要求也很嚴格，她經常訓誡諸位皇子，要求他們以謙恭節儉為先，即便對自己的親生子女也不例外。
太子乳母遂安夫人以總管東宮的日常用度為契機，以覺得東宮之內器物還不夠為借口，屢次在長孫皇後麵前要求增加費用。長孫皇後雖然愛護兒子，但並不想助長東宮的奢侈之風。她對遂安夫人說：“身為儲君，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患器物之短缺與用度之不足啊！”駁回了遂安夫人的請求，貞觀的風氣從此處也有所體現。
史料記載唐太宗和她談及朝廷上賞罰大事，每一次她都推辭說：“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豫聞政事？”
太宗一再追問的情況下，她就幹脆正襟危坐，一言不語。
貞觀七年，長樂公主下嫁其舅長孫無忌之子長孫衝。太宗因為公主是長孫皇後而出，特別寵愛，命令備置長公主出嫁嫁妝的兩倍給長樂公主。按照唐朝的製度，皇帝的姐姐長公主和皇帝女兒公主按照官爵都是視一品，因此魏徵勸諫說道：
“昔漢明帝時，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
仍是勸太宗皇帝按照標準配置。太宗下朝後，將魏徵的話原封不動告訴長孫皇後，長孫皇後說：
“嚐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製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發為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為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
簡而言之就是非常讚同魏徵之諫，並且因此事還專派宦官到魏徵家給他賞賜，並且鼓勵他永遠都要按照這樣的進諫態度對待皇帝。
抑退外戚 防微杜漸
長孫皇後經常和唐太宗談論古事，常常言及太宗心腹之事，所道己見，太宗頗為受益。
她的哥哥長孫無忌與太宗年幼相交，加上又是外戚，又有佐命大功。太宗對他也是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對其禮遇群臣莫及，他可以隨時進出太宗皇帝寢宮。按理說這樣的恩寵，丞相之位非他莫屬。但是擋住長孫無忌官道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妹妹長孫皇後。長孫皇後說：
“妾既托身紫宮，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漢之呂、霍可為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執。”
長孫皇後以前朝外戚亂政之鑒勸諫太宗，可是太宗不聽，還是執意把長孫無忌封為左武侯大將軍、吏部尚書、右仆射，官位均是按最高俸祿供給。長孫皇後勸不了皇帝，又改勸兄長長孫無忌。太宗皇帝不得已，隻好改變主意，改封長孫無忌為散官開府儀同三司，變個法兒給長孫無忌了個類似於丞相俸祿的官兒，長孫皇後這才罷休。
同時，在她纏綿病榻、臨死之前，勸諫太宗：“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為幸矣。”
她不僅在世之時斷了兄長的官路，死前也怕娘家人因自己的福蔭而身居高位，引禍上身。
長孫皇後生前曾以古代婦女得失的事跡作《女則》三十卷，還曾經著文駁斥明德馬皇後（漢明帝之後）不能從根本上抑退外戚，而是僅僅告訴他們不要過於奢靡，認為這不過是先開其禍源，後防其末事而已。等長孫皇後逝世，宮人們將《女則》一書奏呈太宗，太宗看罷異常悲痛，拿著《女則》給近臣們看，說道：“後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
長孫皇後雖然不主動出麵幹涉朝政，但她一直都重視賢良。唐太宗本身就是一個性情中人，手下諫臣眾多，盡管他善於調整心態，聽取意見，但是天天麵對一群所謂的諫臣，難免有被衝撞的時候，盛怒之下，也會有失體麵。這個時候，身為妻子的長孫皇後就會發揮她的柔性力量，安撫丈夫，護佑賢良。
魏徵經常衝撞唐太宗，夫妻之間有時都有互相掐死對方的想法，何況魏徵這種直言不諱的臣子。所以也得益於長孫皇後對唐太宗的影響，才免得因為一時之氣，怒罰魏徵。同樣受惠於長孫皇後的還有房玄齡，房玄齡曾因過錯被遣回家，長孫皇後便對唐太宗說：“玄齡侍奉陛下時間最久，為人小心謹慎，頗有奇謀秘計。他知道的事情從無泄露，如果不是有大的過錯，希望陛下不要放棄這麽一位大臣。”
太宗聽了妻子的意見，覺得有理，之後便再次重用了他。
自古國家將興，必有明君臨朝，而又有哲後作配。關雎美後徳，長孫皇後維護中正之臣，實不負關雎之美。
縱觀長孫皇後的一生，她與太宗從少年結發，一起互相扶持，走過了二十三載。對於貞觀之治的嘔心付出，亦是萬世稱頌。長孫皇後的“文德”這兩個字皆為美諡，尤其是“文”這個字。唐人認為“文”是最好的諡號，“為美無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諡裏，也沒有哪個諡號能比“文”還要美好。可見在唐太宗的心目中，隻有“德”這個單諡並不足以表現出妻子的美好，隻有再加上唐人最為尊崇的“文”這個諡號，才能表現出長孫皇後的盛德。
後世賢相張居正曾在《帝鑒圖說》中稱讚長孫皇後：
嚐考自古創業守成之令主，雖聖明天挺，然亦有內助焉。觀長孫皇後之於唐太宗，雖夏之塗山，周之太姒，無以過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內有賢後，天下安得不太平。
由此可見長孫皇後在曆史上的美好名聲與崇高地位。其實也不難看出，長孫皇後也不是不幹預朝政，但是她的策略更為巧妙，更能夠使唐太宗接受，用現代職場上的套路來說就是：不要替代你的領導，而是去影響你的領導。因為當長孫皇後在勸唐太宗對於長孫無忌的任用時，就已經屬於幹預朝政的行為了。但是她的目的是好的，為了避免外戚參與到權力的角逐裏麵。試想若是這麽一位被唐太宗看得如此重要的女人，沒有以國家大計為重的心胸，可能外戚權力從唐初就開啟了。那麽唐朝的國運是不是將縮短，提前結束？有的時候這類“蝴蝶效應”的影響的確不容小覷。
◇ 女主天下——武則天
上章講到長孫皇後對於貞觀之治的功勞，在評論唐朝的後妃時，主觀意義上還是帶著褒義的態度。那麽作為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女皇帝的武則天，到底是“亂政”還是“治政”？
對這個充滿爭議的女人，我們從她登上皇位之後對於國家的手段來分析，一觀武曌的真麵目。她具體的一生請參考下圖：
經濟形勢
在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唐代的經濟形勢呈U型，即貞觀（唐太宗）、開元（唐玄宗）時期是唐朝經濟的巔峰，武則天時期是低穀，這種觀點也成了否定武則天治政的根據。而事實上，唐代經濟在貞觀之後並未跌入低估，武則天當政後采取的一係列發展經濟的措施，使得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有了武則天打下的基礎，玄宗繼位後，唐朝經濟又出現了太平盛世。
學術界批評的主要是武則天當政時期，大肆禮佛，廣建佛寺，多度僧尼，修建明堂，營造天樞等奢侈腐朽的動作。
的確，武則天當政時期是佛教大肆發展階段。修建明堂和天樞無疑是武則天時期兩項最宏大的工程，動用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單從建築消耗成本來說，算得上是鋪張浪費。而從深層探究，武則天的明堂是極具政治紀念碑性質的禮製建築，它建成後就成為武則天的政治活動中心，也是武則天上符天命的重要證據。
比如置“鳥鳥族”於九龍之上，往往被解釋為代表女性權力淩駕於男權之上。實際上這是武周政權的重要符號。從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到長壽三年(公元694年)，每年春正月，武則天都要親享明堂，在這裏頒布法令、訓誡百官、大饗群臣，主持三教論爭，甚至“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而天樞則是許多少數民族酋長請立的，資金大部分由這些酋長出。至於人力，這並非築長城般的大工程，並未動用多少人力。
同樣的，我們對比武則天在高宗後期被尊為“天後”，輔佐朝政的記載：“常著七破間裙。”登基之後也提倡返樸還淳。可見她並非後世批評的那樣。
並且武則天當政時期頒布的一係列經濟措施，對於當時的社會發展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1．繼續推行均田製
均田製是唐朝初年實行的土地政策，自她輔佐高宗時期，就曾予以保護，登基之後，更是繼續推行。她在《以鄭汴等州為王畿製》中說：“朕以鼎寶惟初，寶祚伊始，斟酌今古，申畫封疆。征賦科徭，實資寬簡；沃塉勞逸，宜有平分。”
鑒於“隆平日久，戶口滋多”，有些州縣“土狹人稠，營種辛苦”，甚至百姓沒有田業的情況，她放寬了對百姓遷徙的禁令，移京兆三十餘萬戶於田地較寬的都畿附近，緩和了雍州城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唐高宗後期，人口基本上翻了一番，大部分地區都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均田製的劃分大大緩和了這一矛盾。並且人口的遷移開墾了較大麵積的荒地，這對於人口和田地的處理是合理的，因此當時並沒有出現所謂的武氏腐朽、饑民四起的局麵。
2．減輕剝削
在帝製時期，不可能沒有剝削，問題在於剝削的程度如何。如果統治者橫征暴斂，竭澤而漁，就會搞得民不聊生；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就會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武則天對此十分清楚，她認為：“征賦科徭，實資寬簡。”因而采取了輕徭薄賦的政策。
她通過嚴格執行租庸調製和多次減免賦稅、賑濟災荒，有利地促進了社會發展。
3．勸課農桑
農桑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居於主導地位，自古就有統治者以勸農為務，多有“祁穀”“籍田”之舉。武則天輔佐高宗時期就組織並親自刪定了《兆人本業記》一書，登基後又將此書散發各地，使之成為廣為流傳的農業教科書。
除了以上的措施，當時社會的手工業、城市、商業都齊頭並進地發展著。因此可以說武則天時期的經濟是在貞觀之治的基礎上，持續發展，給開元盛世奠定了相應的基礎。
政績考評——吏治
如果單從經濟方麵來看，不足以說明武則天有為，那我們就從最能體現帝王的政績方麵著手，也是最重要的評價指標——吏治。
吏治問題是曆代統治者都必須麵對的重要問題，關乎一個王朝的興衰存亡。武則天在唐太宗時期被召入宮，和唐太宗接觸機會是比較多的，加之唐朝民風開化，女子有特立獨行之氣質，使得武則天對於貞觀君臣如何治理天下有所了解。唐太宗重視吏治，書天下刺史姓名於屏風之事想必也給武則天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宗時期，她曾上書高宗“建言十二事”，就提到過關於吏治的建議。後來她當政時期，頻繁更換宰相，創立科舉製度的殿試、武舉、試官製度，任用酷吏、鼓勵告密等，就反映出她對吏治的重視。武則天認為“萬方之事，不可獨臨，故置群官，以備爪牙耳目，各盡其職，則天下自化”，這也導致她當政時期“冗官”局麵的發生。她又言“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心安則體安，君泰則臣泰”，強調君臣同體，君臣一心。
同時撰寫《臣軌》兩卷，用以訓誡百官，所謂“為事上之軌模，作臣下之準繩”。該書從同體、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信、廉潔、縝密、良將、利人十個方麵，提出了為人臣子應具備的為政之德和行為準則，教導臣子要做一個德才兼備、忠君愛民的好官，是反映武則天時期吏治思想的重要資料。
武則天時期關於地方官吏的選任，隨著唐代社會的發展，從太宗時期的武夫刺史轉向了科舉出身的刺史縣令，這對於提高官員的素質、改善地方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是積極的。對於地方官吏的監察，唐初沿用隋製，中央設禦史台作為最高監察機構，設有禦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副之等。貞觀年間“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太宗采納禦史大夫李乾祐建議，增設殿中侍禦史和監察禦史各兩人，以加大監察力度。
到了武則天時期，為了打擊政治上的反對派，鞏固統治地位，對原有的監察機構進行了調整，加強對內外官員的監督和控製，並且在《改元光宅詔》中對禦史台機構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
縱觀武周時期，我們可以看到通過改善和加強地方吏治，總的來說，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除了徐敬業、越王李貞等唐氏宗室起兵反對武則天的戰事外，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造反。
邊防軍事
武則天時期對於邊防的措施相對於她國內的政治製度和手段來說，就顯得毫無建樹，甚至被批判得更加嚴重。在邊防問題上，為維護國家統一，她做了大量的應付工作，卻毫無效果。武則天時期，唐朝的北部、西部邊防一直處於不安定狀態，以至於出現“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究其原因，實際上並非武氏之過。
在唐朝初期，貞觀十三年，吐蕃的發展就已經達到寇略鬆洲二十萬軍的局勢，顯示出強大的軍事力量。唐太宗時期也不能與之強硬相碰，而是采用和親的態度，以圖和平。等到唐太宗逝世，吐蕃將領便有侵略之心，時時寇略西北。雖與唐保持和親之盟，但是早已將手沿著河湟以北，積極向河西和天山南麓伸張，嚴重影響到唐朝對蔥嶺以東諸國的統治。就連當時大將薛仁貴督師大戰吐蕃，也是大敗而歸。直到武則天長壽元年（公元692年），派王孝傑“大破吐蕃，複取四鎮”，可是到了公元698年，王孝傑、婁師德再次率軍大戰吐蕃於素羅天山時，卻大敗。自始至終，唐與吐蕃的戰鬥始終處於不利地位。
究其原因，陳寅恪先生曾說：“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國之力以取高麗。僅得之後，旋即退出，實由吐蕃熾盛，唐世為西北之強敵所牽製，不得已乃在北方取消及退守之策略，然則吐蕃與高麗不接壤，而二者間同之連環關係，實影響於中夏數百年國運之隆替。”
而另一方麵，唐朝時期的募兵製也是邊防戍守無力的重要原因。大多數募兵而來的士兵遇到戰事選擇逃亡，這是影響戰事的直接因素。
因此武則天時期對邊防的措施，如狄仁傑提出“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的政策，是符合當時的曆史環境的。
簡單從國家主要的三個模塊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武則天當政的那些年，國家保持著平穩的發展速度。縱觀曆史上先後出現的皇帝，若不是女性不得當政的傳統儒家思想以及宋明時期女性地位降低，導致史學界對她大肆抨擊，她的評價並不會比大部分男性帝王差。反觀她在位的幾十年裏，時刻頂著巨大的政治輿論壓力來治理天下，在位時間之久而又未有流民四起而盜賊猖獗，或是揭竿起義滅周於朝夕之間的情況，足以說明她是個頗有才幹的政治家。
◇ 東施效顰——三個女人的戰爭
武曌當政期間，在她的統治下，國富民強，為開元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武則天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受到她當權的影響，當時的女子們紛紛以她為偶像進行效仿。繼武則天之後，受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接著又出現了影響較大的三位仿效武則天的女強人。可憐她們有著強大的當權理想，卻少了帝王之氣。
太平公主
首先，我們要說的第一位女強人便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作為武則天與皇帝李治的小女兒，自小便備受寵愛。可能是因為武則天失去了自己的大女兒，這種偏執的愛全部濃縮給了太平，所以她被稱為“幾乎擁有天下的公主”，從小便養成了驕橫跋扈的習慣。也許是繼承了武則天強勢而又機智的性格，長大後的太平公主為人爭強好勝，聰慧過人，但又權力欲極強，想要同武則天一樣做女皇帝。
但武則天生前從不讓太平公主過多參與政事，太平公主從來都畏懼母親，因而行事比較收斂，對外隻大肆裝修府邸，購買別業，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
但財力上的擴張根本滿足不了她天生帶有的“皇權角逐”基因，雖然她名為太平，一生卻頗不太平，不斷插手政治生活讓她命運跌宕起伏，可以說得上是一副好好的公主牌，卻被自己一步步打爛。
武則天統治末年，武李兩家矛盾尖銳化。武則天召回廬陵王李顯，立他為繼承人，並通過一係列聯姻將武李兩家聯係起來，以圖能消弭未來的政治鬥爭。恰好太平公主本身的家族姻親關係是最適合做“武李矛盾”的調和劑，因為她不僅是太子李顯、相王李旦的兄妹，還是武則天侄兒的妻子，作為兩派之間的調劑者，她的位置舉足輕重。最關鍵的是她姓李而不是姓武，所以雖是武家兒媳，但政治上一直是李姓天下擁護者，這就是她在武則天死後，大肆參與政治鬥爭的基礎。
所以武則天死後，唐中宗李顯繼位，太平公主已不滿於現狀，開始積極參與到政事當中。作為兄妹，她受到李顯的尊重，李顯曾特地下詔免她對皇太子李重俊、長寧公主等人行禮。中宗朝，韋後與安樂公主亂權，唯懼太平公主多謀善斷。太平公主屢立大功後，權勢地位更加顯赫重要，李顯經常同她商量朝廷的大政方針，每次她入朝奏事，都要和李顯坐在一起談上一段時間。有時她沒去上朝謁見，李顯會派宰相到她的家中征求她對某些問題的處理意見。
中宗被韋後毒死後，太平公主又參與了同李隆基一起誅殺韋後的計劃，成功後擁立李旦為皇帝，是為唐睿宗。太平公主因擁立有功，晉封萬戶，權力達到了頂峰，《新唐書》中記載：
主每奏事，漏數徙乃得退，所言皆從。有所論薦，或自寒冗躐進至侍從，旋踵將相。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太平公主的勢力有多大。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太平公主在與李隆基誅殺韋氏之後，二人的關係便逐漸惡化。太平公主想盡一切辦法阻止李隆基繼位，李隆基也不甘示弱，處處與太平公主針鋒相對，朝廷內外一片風聲鶴唳。結果兩人兵戎相見，太平公主全麵頹敗，潛逃過程中被李隆基抓住，賜死。
這一爭奪還不是皇權的較量，畢竟李隆基還未即位，可以說得上是“王權”的爭鬥。同室操戈，各朝各代權力爭鬥中典型的宮廷爭鬥，整個唐朝前期都籠罩著這一爭鬥。或許是“玄武門之變”就沒開好頭。
唐中宗之妻——韋皇後
一開始，可以說韋皇後是最不幸的人，雖然被選為太子妃，但卻在武則天的強勢下與太子李顯一直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後李顯又被武則天廢黜太子之位，並流放房州，韋氏一直隨行。原本就提心吊膽的生活變得更加難以平靜。韋氏隨時麵臨與李顯一起被賜死的危險，然而在這種危險的局勢下，韋氏選擇了與李顯共患難，所以才有了李顯對韋氏的承諾“如能複位，定任她所為，不加禁製”。
神龍元年（705年），鳳閣侍郎張柬之、鸞台侍郎崔玄暐等五人，發動兵變，逼迫武則天禪讓，李顯複辟，史稱神龍政變。韋氏也重新當上了皇後。也因為李顯流放時候的承諾，才使得韋後權力欲極具膨脹到一發不可收拾。桓彥範上表勸阻中宗，陳述後宮幹政的禍害，可是中宗念在韋氏在他最落魄時的陪伴之情，並沒有接受桓彥範的建議。
韋氏的心思大家心知肚明，既然前有武則天做榜樣，並且當時昭容上官婉兒也屢次勸說韋後走武則天的道路。韋氏便開始著手為自己女主天下之路做鋪墊。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作為母性的角色當然走的是“母愛”無限的套路：上表請求規定全國士民百姓一律為去世的母親服喪三年。除此之外，又請求中宗規定天下百姓二十三歲時才算成丁，到五十九歲就免除勞役，改易製度，用這些套路來收取人心民望。不過既然是彰顯皇室的德行，所以李顯就都準許了。
特別是武三思進宮後，由於上官婉兒和韋氏的強力推薦，武三思開始參與到政事當中，此後張柬之等人都受到了武三思的遏製。但武三思也隻不過是韋氏登上權力寶座路途中的一個墊腳石。
當然，韋氏的偶像是武則天，自然也是效仿武則天的權力之路。
武則天登上權力寶座的道路可以稱為“權力三部曲”，首先她得是個皇後，這一步等於是首先得是個老板娘；如果老板娘不能幹掉老板，代替老板，就隻能走上第二步，做“老板的娘”——當太後；那麽第三步則是幹掉自己的兒子，這比幹掉自己的丈夫容易，走完後直接升級成為女皇帝。
所以韋氏也想照著這三步走，當韋皇後走到第一步時，她就迫不及待很想趕快當上太後，再接著當女皇帝。但是要由皇後變成太後，必須是皇帝逝世後，兒子輩的皇子繼位，原來的皇後才能升格為太後。韋皇後一直想升格為太後，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唐中宗身體一直很好，完全沒有要死的跡象。韋皇後實在等不及了，於是下毒毒死中宗，使自己可以直接升格為太後。
唐中宗死後，韋氏並沒有因此走上權力的巔峰，因為博弈局的另一批權力角逐者為了自己的利益，也開始著手分割這塊蛋糕。此時的上官婉兒與太平公主起草了一份遺詔，立李重茂為皇太子，李旦輔政，韋後為皇太後攝政，以平衡各方勢力。
就在韋後想效法武則天自居帝位時，卻被太平公主與李隆基先下手為強，聯合誅殺。
上官婉兒
相對上麵兩位天生自帶“女主”基因的女性來說，上官婉兒的權力追逐之路顯得更為不同。畢竟她既不姓李，也沒有“後命”，從一個剛開始官位極低的宮廷女官一步步走到了中宗時期政權核心，其官職也隨著中宗對於朝政的掌控力度而變化。所以把上官婉兒作為切入點，可以最真實地一睹中宗時期看似混亂的權力爭鬥實況。看這三大博弈者——李氏江山主導人、韋氏集團、太平公主集團是如何操縱權力，進行權力分配和鬥爭的。
上官婉兒因祖父上官儀獲罪被殺而淪為內庭婢女，然而上官婉兒從小便天資聰穎，十四歲便會作詩，文學天賦極高，因此被女皇武則天重用。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上官婉兒極力貼近和依附於武則天。可以說，在武則天執政時期，上官婉兒的身份可以說是一升再升，到最後成為武則天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因此，上官婉兒在輔助女皇處理政務時，便對政事日益了解。從公元696年開始，武則天又讓她處理百司奏表，參決政務。這使得上官婉兒權勢日盛。
神龍政變後（705年），唐中宗恢複李氏江山主導權，令上官婉兒專掌起草詔令，對其無比信任。接著上官婉兒又被拜為昭容，權勢進一步增強，成功進入到帝國的權力中心地帶。中宗複位後，首要任務就是樹立自己的威信，從《舊唐書·中宗紀》的記載中可以看出，中宗對權力群體有明顯的劃分：依附在武則天身邊的張氏兄弟、太平公主和李旦皇族。
周旋在幾大權力群體之間的上官婉兒非常懂得平衡權術，在確保自己周全之際還能借勢而上。前麵說到在武則天執政時期，上官婉兒依附於武則天，地位一升再升。那麽現在江山姓李不姓武，拉攏依附對象自然變更成另外一個群體——韋氏。這種依附關係不是單方麵的，而是兩大群體之間互相支撐。同樣的，韋氏群體也借著上官婉兒的受寵大力發展。這種政治群體之間的聯盟不是什麽稀罕的現象，因為自始至終，周旋博弈的主導人都是中宗。借勢打勢的手段在運用過程當中，自然就會出現類似上官婉兒這類棋子。
上官婉兒也對中宗初期的朝政布局起到了轉變的作用，按照中宗前期的計劃：借用韋氏和武氏（武三思）力量來抵抗李氏其他子孫對皇位的覬覦（也就是太平公主和李旦等群體）。隨著權力的此消彼長，韋氏、武氏聯盟勢力大增。
景龍二年，同一年內史料對上官婉兒官職的稱呼從上官昭容變成了上官婕妤。因此這段時間內上官婉兒是有所降職的。但是從次年發生的太子黨為了保住太子之位發動政變的情況來猜測，應該是上官婉兒得罪了中宗。因為當時除了皇權本身，“韋武聯盟”勢力異常龐大，另外一個則是太子黨。而從中宗對幾大群體的維護來看，他對“韋武聯盟”的寵信度要高於太子黨。這種曖昧的態度讓極善於弄權的上官婉兒也摸不清楚方向：依附“韋武聯盟”勢必將得罪太子黨，一旦太子上位，權力之路將就此終結；但是反過來，太子黨勢單力薄，得罪“韋武聯盟”可能導致自己立馬陷入危機。所以當中宗以上官婉兒當槍手出擊時，她選擇了暫時退出戰局，靜觀其變，這就導致了她的降職。
太子政變結束之後，“韋武聯盟”因武三思等人的被殺而遭受重創，韋氏以橫掃朝野之勢迅速清除了太子亂黨，借此機會，進一步增強了自己的權勢。這一次中宗開始調整布局，重新借助太平公主和李旦等皇族的手打壓日漸龐大的韋氏集團。在同年的十一月，上官婉兒再次從婕妤變成昭容，說明在太子黨覆滅之後，她迅速依附上了韋氏，才讓自己的官位重新恢複。
整個朝廷看似風平浪靜，但穩定政局下的兩大權力鬥爭體——韋氏集團和太平公主集團之間的較量並沒有停歇。鑒於“神龍政變”的影響，中宗被兩大權力鬥爭體推到了風口浪尖，這場對決出現了短暫的三角平穩局麵。而上官婉兒始終周旋在“三足鼎立”之中。
但是這種格局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因為一旦其中一方開始躁動，平衡局麵就會被打破。而打破這個局麵的就是上文中的韋氏，迫切想做太後的韋氏開始加大了較量的力度。這次的鬥爭異常激烈，較之前麵的太子黨來說，太平公主等人的勢力更加強勢，因為這次太平公主集團加入的新成員是李隆基。
同樣的，這一次上官婉兒仍舊想效仿之前的做法，暫時退出爭鬥，靜觀其變。可是這一次她的運氣似乎沒有那麽好。景龍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李隆基發動“唐隆政變”，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聯手消滅了韋氏集團，同時也沒放過上官婉兒，將其一並殺之。
上官婉兒的官位升降變化數次，也從另外一個方麵說明當時政局的波動詭譎。在這個男權社會裏，她既不是李氏子孫，也非後非嬪，隻是一個政治的附庸。
這三個女人的戲碼上演得如此激烈，太平的呼風喚雨，韋氏的步步驚心，上官婉兒的左右平衡，隨著中宗手中所握皇權的強弱，不斷發生變化，這一場鬥爭恰好反映的是整個王朝的權力格局。
太平公主、韋皇後、上官婉兒的政治地位、管理才能、宮廷心術，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較之武則天，少了帝王的氣度和格局。她們的命運都是悲哀的，都在權力的角逐中被殺。太平公主與韋後都過於追求權力和地位，甚至都有仿效武則天成為女皇的野心，最終因自己野心太大而斷送了性命，而上官婉兒權力雖大，卻也隻能依附他人，是無法與太平公主、韋後相比的。她隻不過是想在幾大群體博弈之時，抓住一方勢力，依附一方勢力，讓自己處於久立不倒的位置。
在權力的角逐中，她們雖然都曾權傾一時，不可一世。但回顧她們的一生，都是非常悲哀的，隻不過是皇族宮廷鬥爭中的失敗者、犧牲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