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何苗眼看局勢大亂，隻得改變對象，開始勸何進：“我們當初一起從南陽來，出身貧賤，都是依靠宦官的扶助，才有今天的富貴。國家大事，又談何容易，覆水難收，應該多加考慮。應暫且與宦官們和解。”
何進本身就是一個猶豫不決之人，他自身倚仗何太後得勢，況且目前所做之事不但未得何太後支持，反而被一再地勸阻，尷尬到了極端。偏偏又遇袁紹不斷催促，頓時覺得誅滅宦官這事拖得太久，很多機密已經泄露了。
何進的糾結拖延急死了袁紹，袁紹怕何進改變主意，便威脅他說：“矛盾已經形成，行動跡象已經顯露，將軍還想等待什麽，而不早作決斷？事情拖得太久會發生變化，你想要重新上演竇武被害的慘劇嗎？”
聽不得半句勸的何進又變卦了，任命袁紹為司隸校尉，有不經請示就逮捕或處死罪犯的權力，意思已經非常明確，就是袁紹你看著辦吧，要搞死哪個宦官你隨便選。這時何太後開始慌了，果斷把中常侍、小黃門等宦官都罷免回家，隻留下一些何進所親信的人守在宮中。由此可見陳琳、曹操等人所反對之事的正確，根本用不著詔董卓入洛陽。
八月二十五日，何進入長樂宮，再次奏告何太後，請求殺死全體中常侍。但是何進沒想到的是，不但未如願以償，反倒賠了自己性命。
麵對何進咬死不放的剿滅，宦官群體終於反撲。之前被罷免回家的張讓、段珪等派人去竊聽何進兄妹的談話，獲知全部談話內容，然後馬上采取行動，率領自己的黨羽數十人，偷偷從側門進去，埋伏在殿門下，假傳太後的旨意召何進。等到何進入宮，一群人圍上去將他綁住，責問說：“天下大亂，也不單是我們宦官的罪過。先帝曾經跟太後生氣，幾乎廢黜太後，我們流著淚進行解救，各人都獻出家財千萬作為禮物，使先帝緩和下來，隻是要托身於你的門下罷了。如今你竟想把我們殺死滅族，不也太過分了嗎！”
說完尚方監渠穆拔出劍來，在喜德殿前殺死何進。
這下可開心死了另一波崛起的勢力。何進被殺，對袁紹來說卻是消滅宦官的大好時機。一來可以名正言順消滅宦官，二來可以籠絡住何進老部下。勢力和人心大增的袁紹率兵攻入宮中，關上北宮門，派兵捉拿宦官，不論老少，一律殺死，一場格鬥下來，共二千餘人斃命，可笑的是有人因為未長胡須而被誤殺。袁紹乘勢率軍進攻，掃**宮禁。
至此，十常侍之亂徹底結束。
你以為宦官的撲滅就是這場權力鬥爭的結束？所謂真正的大陰謀家袁紹沒有笑到最後，因為黃雀背後還有“捕鳥之人”，就是那個按他的計謀召入的董卓。十常侍之亂中，外戚與宦官同歸於盡，從涼州飛奔而來的軍閥董卓，率先一步找到因袁紹入宮圍剿宦官而出逃的劉辯與劉協，並起了廢立之意。
昭寧元年（公元189年）九月，董卓廢劉辯改立劉協為帝，不久又弑殺劉辯與何太後，袁紹、袁術、曹操、鮑信紛紛被逼逃離洛陽，組成關東聯軍討伐董卓，從此，各路諸侯並起，漢王朝名存實亡。
各路心懷鬼胎的宦官、外戚、士人甚至被稱為豪傑的地方勢力群體，把這光武之興後的東漢攪得怨聲載道，把活脫脫一手好牌打成了爛牌。前有黨錮之爭的重力加速摧毀，十常侍之亂更是這懸在漢王朝背上的最後一根壓死駱駝的稻草，壓死了這苟延殘喘的劉氏江山。
◇ 番外：千古賢宦第一人——唐初宦官的發展
自黨錮之禍、黃巾起義、東漢滅亡以來，至魏晉南北朝，中原群雄割據，政權頻繁更迭。即使後世皇帝深知宦官當權的危害，可是這個群體始終未被從曆史上抹掉。就連相隔東漢滅亡不久的北魏，也在三朝之後開始重用宦官劉騰，致使宦官再次當權，掀起腥風血雨。
唐朝建國後，鑒於漢亡的教訓，規定宦官官職不得超過三品，以限製宦官的權力，禁止其幹涉朝政，禍亂朝綱。我們在說外戚專權之時，東漢之初為了限製外戚，設立製度來防範外戚專權，真是怕什麽來什麽，整個東漢後期始終逃不過外戚的權力爭鋒。唐朝在限製宦官的措施中，同樣也難逃宦官亂政的厄運。
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因為宦官在生理上缺失了男人最在乎的部分，所以雖然身處泱泱大國的權力和財富中心，卻往往在人格和心理上扭曲和不完整，要麽陰險狠毒，要麽溜須拍馬。
但是有一個出類拔萃之人，身體強壯，辦事得力，有著大將風範。他與唐玄宗不離不棄、終生不渝的關係，更是超越了君臣，超越了主仆，那是一種生死與共的兄弟、知己情誼。
高力士自幼聰慧過人，公元698年得武則天欣賞而入宮侍奉，後因小過被逐出宮外，一年後又複召入宮。景龍二年，當時皇子李隆基尚在藩國，二十四歲的高力士遇到了二十三歲的李隆基，兩人一見如故，引為知己。
一直守護著李隆基的高力士日後所有的榮耀的確都是他的忠誠與勇氣換來的。
景龍四年，李隆基發動宮廷政變，清除了韋皇後、安樂公主和武氏黨羽。唐睿宗複位，立李隆基為皇太子。高力士因參與謀劃有功，擢升朝散大夫、內給事。李隆基登基之後，高力士又參與誅殺蕭至忠、岑羲等人有功，破格授官銀青光祿大夫，任內侍同正員。到開元初年，高力士又擢升為右監門衛將軍，執掌內侍省事務，一路飛升至驃騎大將軍，其家產富有非當時王侯能比。
此時高力士權傾朝野，甚至常宿禁中，並且四方進奏文表，必先讓其過目，不少小事也能自行裁決。但他並非是靠著阿諛奉承獲得的寵愛，他與玄宗互為知己，頗得玄宗信任，這般的上升環境造就了他與前朝宦官的不同。
前朝宦官大部分靠著皇子年幼，幫太後幼帝孤兒寡母爭奪權力而上位，又善於阿諛奉承，深得後妃和幼帝依賴和重用，後期權力膨脹，加之心術不正，往往會禍亂朝綱。而高力士與李隆基相識時，李隆基已經二十三歲，心智成熟。大權在手的高力士從不曾有篡奪皇權之心，甚至在關鍵時刻為唐玄宗在政治上提供有力的幫助和情感上的傾心關懷。高力士雖為閹人，卻有非凡的政治眼光和決斷性格，後世評價其為“善於騎射，一發而中，三軍心服”，確實頗有大將之風。
正史中一直記錄的宦官大部分都為後世所不齒，而高力士算得上是自秦以來宦官群體中的一股清流。前有魏徵時刻提點太宗，今有高力士不斷勸諫玄宗。
《新唐書·宦者傳》記載：
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
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製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眾。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複事。
都知道晚年的唐玄宗逐漸沉迷聲色，無意朝政之事。當時的宰相李林甫探知他有心隱退，就與牛仙客謀劃，通過增加京畿近道粟賦，又采用和糴之法（和糴法始於漢武帝時期，在豐收的年份或糧食盛產地區，政府用低價收購糧食，來避免糧食歉收的時候出現饑荒），以充實關中。沒有幾年，京畿蓄積殷富。國富民強的盛世局麵，更助長了玄宗退隱的想法。
一天，玄宗於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便悄悄地對高力士說：“愛卿，朕自住關內快十年了，國家昌盛，一片安寧祥和之景，不如把國家大事都交李林甫來辦，朕也可以與卿置酒作樂，豈不快哉。愛卿認為如何啊？”
高力士聽後大驚，便極力規諫玄宗道：“林甫利用變造之謀，牛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
這是什麽意思呢？這裏涉及的倉儲製度稍稍需普及下。
上述的正倉指的是以皇糧國賦為來源的官倉，而義倉是地方建立的公共儲備糧食以備災荒年賑災之用。自武則天當政後期，國家因頻繁出師，官倉糧食大肆揮霍，加之唐使用的是租庸調製的田賦製度，戰事告急之年，天下戶口逃亡過半，租調減少，國用不足。就開始出現義倉糧食挪用的混亂局麵，典型的拆東牆補西牆。現在李甫國和牛仙客通過增加賦稅和低價買入義倉糧食填補正倉，假意正倉（官倉）充實，欺瞞玄宗國富民強。長此以往，義倉之糧食收購完了，而正倉再無真實來源，正倉義倉都將耗盡。而天下百姓僅通過變相的和糴之法便可投機倒把，賺取差價，不再務本重視農業發展，於是有了棄本逐末一說法。如此操作也致使“安史之亂”爆發之時“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製壞”的結局。
唐玄宗聽後，頓時感到十分不快，仔細想想覺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接著就改變了態度，有點尷尬地說：“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
可是這個糊塗皇帝想隱退是真心的，因為在天寶十三年，玄宗又對高力士說：“朕今老矣，朝事忖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複何憂！”
嘿，還真來勁兒了，又一次想把國事甩給宰相楊國忠，這可苦了看得明明白白的高力士，於是高力士再次進行規勸：“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製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複救，何得謂無憂也！”
玄宗當即表示：“好了，你別說了，我想靜靜。（卿勿言，朕徐思之）”
高力士的勸諫並未能使玄宗改過，玄宗依然寵信宰相楊國忠和藩鎮的將領。不聽規勸，唐玄宗即將為他的昏庸糊塗付出代價。但是不管唐玄宗後期有多麽昏庸，高力士始終忠心於他。
安史之亂時，他隨玄宗奔西川，行至馬嵬驛時，軍士們都圍在馬嵬驛邊叫苦連連。唐玄宗聽到賬外喧嘩不止，便問何事驚擾，嘈雜不斷。玄宗走出驛門，慰勞軍士，命令他們撤走，但軍士不答應。玄宗又讓高力士去問話，陳玄禮回答說：“楊國忠謀反被誅，楊貴妃理所應當不能侍奉陛下，願陛下能夠割愛，把楊貴妃處死。”
玄宗哪裏肯答應，說道：“楊貴妃居住在戒備森嚴的宮中，不與外人交結，怎麽能知道楊國忠謀反呢？”
高力士當然知道玄宗寵愛貴妃，但是大局當前，他必須保全玄宗安危。怎能命都快沒了還想著女人，故勸諫玄宗說：“楊貴妃確實是沒有罪，但將士們已經殺了楊國忠，而楊貴妃還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們怎麽能夠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慮一下，將士安寧陛下就會安全。”
被逼到死胡同的玄宗無可奈何，不得不命令高力士把楊貴妃引到佛堂內，用繩子勒死了她。然後把屍體抬到驛站的庭中，召陳玄禮等人入驛站察看。這下安撫了眾將領的情緒，陳玄禮等人脫去甲胄，叩頭謝罪。玄宗安慰他們，並命令告諭其他的軍士。可見玄宗對高力士的建議大部分是十分聽從的，高力士對玄宗也是考慮得細致入微。
安史之亂之後，唐玄宗被迎接回朝，並被尊為“太上皇”。兒子肅宗不希望太上皇管朝政，肅宗的皇後張良娣及宦官李輔國就暗中配合，常常挾製迫害玄宗。一班舊臣早都忙著投靠新主子邀寵去了。倍感寂寞的唐玄宗，左右隻有一個人陪伴，那就是高力士。高力士甚至不惜為了玄宗而得罪權傾朝野的另一大宦官李輔國。
後來，高力士因得罪李輔國而遭到流放，到巫州之時，高力士回顧往事，無限傷感，即席賦詩曰：“煙熏眼落膜，瘴染麵朱虞。”
公元762年四月，玄宗去世。流放在巫州的高力士得到玄宗去世的噩耗，“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屢次哭死過去。他對左右說：“吾年已七十三，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可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升遐，攀號不逮；孤魂旅櫬，飄泊何依？”
高力士於當年八月八日在朗州開元寺的西院去世。代宗以高力士為前朝耆舊，保護先帝有功，遂詔令恢複他過去的官爵，並贈揚州大都督，許配葬玄宗的泰陵。
後世之人對於高力士的一生都是頗為讚賞的，不管他當權之時是否做過有違道德倫理之事，畢竟他對玄宗一生忠心耿耿，也洗淨了那些少有的汙漬。在宦官當權破壞朝綱的曆史之中，高力士一人，足以摒棄傳統偏見的中允不二的閹宦無人儻論。最為可惜的是皇權和宦者專權的這次配合，未曾描出一幅大唐的雄壯藍圖。若是高力士貪心一點兒，足以掌握朝權，或者再將政治謀略戰線看得長遠一點兒，利用手中的權力限製外戚專權，即使不能保證安史之亂不能發生，至少能護玄宗安享晚年，而非悵然而逝。
◇ 番外：欺壓皇帝的老奴
上一章講高力士實乃宦官中的一股清流，這一章我們終得又回到血淋淋的不快中來。唐朝中後期始終逃不掉宦官當道為所欲為的怪狀。在準備痛罵這些閹黨之前，我想注明自唐建國以來的政治背景和官僚體係，以說明唐朝背景製度的合理與完善。
唐代的中央政府製度是以三省六部製為主體的組織架構，這一製度是在繼承隋朝三省六部製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和完善的結果。
三省六部製約皇帝，多位宰相都沒有絕對的權力，隻有相對的權力，同時他們的權力也受到其他部門、其他官員的製約和限製。以權力製約權力，盡量防止權力的濫用和膨脹，它有利於政務決策和執行的科學化、合理化。從古往今來的政治製度上講，它絕對算得上當時一種很先進、很科學的製度。整個唐朝前期，由於這一政治製度的科學合理性，加之運作它的參與者的努力，從貞觀年間的明君賢相絕妙搭配，到玄宗開元年間的垂拱而治相得益彰，大唐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穩定局勢。直到天寶年間，唐玄宗怠於政事，從此君王不早朝，任用奸臣，導致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大唐逐漸走向了滅亡。
唐朝到“安史之亂”前後，外有藩鎮持續割據，邊陲地帶流民少數民族混亂，內有奸宦當道，為所欲為。
李輔國則是唐朝這個時期的第一大奸宦，在史冊中臭名昭著。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叛軍所到之處，勢如破竹，直逼京都長安，唐玄宗倉皇出逃。李輔國以國家大義勸說太子留下抗敵，加上安土重遷的百姓們也希望太子留下抗擊叛軍。太子於是與玄宗兵分兩路，北上靈武。在唐玄宗逃亡蜀地之時，李輔國趁機勸太子迅速稱帝，借此以安民心。
公元756年，太子李亨即位，是為唐肅宗。肅宗為人性格懦弱，此刻見李輔國忠心擁戴，便視其為左右臂，賜名“護國”，後又改名“輔國”，竟把軍政大事都委托於他。安史之亂後，唐玄宗回到了長安，唐肅宗與李輔國心知這帝位是自己立的，並沒得到玄宗的詔書，所以都怕玄宗複位。於是在肅宗的默許下，李輔國與肅宗皇後張良娣合謀，對玄宗步步緊逼。李輔國先把對玄宗忠心耿耿的心腹太監高力士流放，後強令玄宗的親信官員陳玄禮致仕。這樣，徹底成了孤家寡人的太上皇唐玄宗在寂寞、淒涼中走完自己的一生。肅宗曾數次想看望重病中的玄宗，也因李輔國的阻撓而未成行。李輔國權勢之大由此可以想見。
得勢後的李輔國變本加厲，開始打壓異己。《新唐書·宦者列傳》中記載：
既得誌，乃厭然驕觖，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勳力何任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己。帝密擿蕭華使喻止冕。
李輔國因有功升為兵部尚書，赴尚書省上任時，讓武士全副武裝，夾道歡迎自己，同時還有藝人表演跳丸舞劍雜技，百名騎兵開道，禦廚供奉食品，太常寺設樂隊奏樂，宰相和群臣都集中等候，好一個洋洋得意的樣子。
李輔國得誌之後，更加驕縱而野心勃勃，轉向肅宗謀求宰相一職，肅宗表示不認同，麵有難色地說：“愛卿啊！以你的功勳能力，什麽官職不可以擔任呢？但是任宰相這個提議，大家意見不一致，這可怎麽辦呢？”
話音剛落，李輔國非常不高興，想法暗示宰相裴冕，讓大臣們聯名上表推薦自己。其實肅宗心裏知道不可讓他獨掌大權，便密令肖華去告訴裴冕不要這樣做。肖華由此而得罪李輔國，等到肅宗逝世，肖華被罷免逐出宮外。
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走多了夜路總會遇到鬼，李輔國的專權行為讓張良娣非常憎恨。張良娣也不是個省油的燈，她本也想效法武則天、韋皇後，來個女主幹政。李輔國的發跡，成了張皇後的一塊心病。先發製人，後發製與人，為了扳倒李捕國，張皇後準備借刀殺人，借太子之手殺李輔國及程元振，可惜太子不同意。張皇後實在等不及了，一日不除李輔國，實在難以安寢，於是又勾結越王李係、兗王僴、宦官段恒俊等，準備發動政變，廢掉皇太子李豫，逮捕宦官李捕國，篡位自立。
正當張皇後緊鑼密鼓準備政變的時候，她的這一陰謀被另一大宦官程元振察覺。畢竟程元振也在誅殺名單之中，得到消息的李輔國立馬令程元振調集禁軍，以備不測。雙方暗地裏已經做了一切準備，箭在弦上，隻看誰先發號施令。當然，打響這第一槍的是宦官團夥，程元振先是派兵將皇太子李豫“保護”起來，之後與李輔國率領禁軍衝入長生殿，直接逮捕了張皇後、越王李係、兗王僴等，沒想到竟一石二鳥，本來就窩囊的唐肅宗經此驚嚇，竟然一命歸天了。皇帝都死了，還有什麽不敢做的，李輔國借此機會，殺死張皇後等，與程元振等一起擁立李豫繼位，這就是唐代宗。
代宗即位，念在李輔國和程元振有擁立之功，便冊封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李輔國終於實現了他的宰相夢。這還得了，飛上枝頭的李輔國從此以後更加跋扈，之前僅僅是向肅宗討要官位，現在索性直接對皇帝說：“陛下隻管坐在宮中，外麵的事聽由老奴處理。”
代宗想殺他，但畏懼他掌握著兵權，現在朝廷事事不穩定，隻得咬碎牙齒往肚子裏咽，自己的委屈自己知道。鑒於李輔國手中的兵權，代宗反而尊稱他為尚父，事無大小都告訴他。既然一時半會兒是除不了他，就把他捧著，讓他膨脹，總有一天膨脹到了頂點，就爆炸！畢竟看他不順眼的不止代宗。
程元振對唐代宗也有擁立之功，但處處受到李輔國的壓製，一山難容二虎，因而也產生了除掉李輔國的念頭。此刻他見代宗有除掉李輔國之心，便添油加醋地暗中向代宗控告其罪狀。
既然程元振頻繁地向皇帝示意，皇帝也向程元振拋出橄欖枝。夜黑風高殺人夜，不久，皇帝發動出擊，方式就是先削弱李輔國的爪牙的權力分布，先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接替了李輔國的閑廄、群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的職務，後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替李輔國兼元帥行軍司馬，在宮外賜給李輔國一所大宅第。
被這一棒擊中的李輔國這才感到危機四伏，頓時沒了主意，為了活命，主動上表請求免官。好說好說，畢竟他還是舊功臣，收回兵權的皇帝，下詔進封他為博陸郡王，仍為司空及尚父，實際上隻是掛空職，沒有實權。
麵對如此遭遇，李輔國氣得說不出話來，在代宗麵前開始一哭二鬧三上吊：“老奴該死，侍候不了郎君了，請讓老奴到九泉之下去侍奉先帝吧！”
皇帝假意好言勸慰，讓他回去。
削了李輔國兵權後，代宗心裏還是難以咽下被他欺負的惡氣，於是乘李輔國不備，派人扮作盜賊刺殺了他，然後假裝下令追捕盜賊，並派宮中使者慰問其家屬。李輔國終是惡人有惡報，得到了身首異處的下場。
李輔國一死，程元振立即被提升為驃騎大將軍，接替李輔國統率全部禁軍。而令代宗沒想到的是，這些個宦官還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程元振因此專權，其驕橫情狀較李輔國竟有過之而無不及。得勢後，他的父親被封為司空，母親也被封為趙國夫人，兄弟姐妹也都跟著沾了光。
在權力的這一條道路上，是一具具屍體搭出來的，隻要涉及權力爭奪的人，不管對方是曾經得罪於自己的，還是現在不聽召喚的，哪怕有背叛趨勢的，通通都得死。所以程元振開始對朝廷中曾經阻礙自己奪權的官員加以陷害，務必除掉。
比如在此之前，原淮西節度使王仲升與安史叛軍作戰失敗被俘，叛亂平息後被釋放返朝。程元振為了拓寬權力範圍，網羅親信，便將王仲升推薦為右羽林軍大將軍兼禦史大夫，這開了將軍兼大夫的先例。在擢升王仲升之前，程元振企圖籠絡襄陽節度使來瑱為親信，但來瑱不願意搭理他，所以等王仲升回朝後，程元振便唆使王仲升誣陷來瑱，假以皇帝之命將來瑱騙到宮裏殺害。來瑱之死導致各藩鎮對程元振恨得牙癢癢。
程元振仰仗皇權，狐假虎威，把全國各地的節度使都得罪了個遍，就連皇帝身邊的一些大將，都懼怕權奸謀害，於是逐漸疏遠了朝廷，擁兵自保。
這一場蝴蝶效應的連鎖反應就此不斷擴大。安史之亂爆發後，由於朔方、隴右、河西諸鎮的兵力很多都調回來平叛，吐蕃借此機會擴充地盤，占領了西北數十州的廣大地區，隨之而來的吐蕃之禍更是加速了唐朝的滅亡。
公元763年九月，吐蕃大舉東進，邊將向朝廷告急。程元振得到消息後，根本不把消息上報給代宗。當這群人浩浩****地過了邠州的時候，深宮之中的代宗才剛知道吐蕃都快打到家門口了，這還得了？話不多說，代宗下詔調兵抵禦吐蕃蠻軍，可是這個時候居然出現了類似“烽火戲諸侯”的笑話，隻不過這次的“女主角”居然是個太監！天子腳下的這些節度使、將軍因為太痛恨代宗寵信程元振，竟無一人應命出兵勤王，致使吐蕃軍直接攻下長安。一臉震驚的代宗如同當頭一棒，恍然大悟之間不得不倉皇出逃陝州。吐蕃在京城長安亂兵搶掠洗劫一空。
好在此時的郭子儀和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向代宗上疏切諫，請求殺程元振以謝天下，奏疏中說：“吐蕃、黨項軍隊數萬入關度隴，曆秦、渭，掠邠、涇，兵不血刃而入長安。在敵入寇關頭，謀臣一言不發，武將不肯出戰，三輔百姓也不願護衛朝廷，此乃四方內外皆與皇帝離心叛道之勢。究其原因，是皇帝疏遠賢良，專寵宦官的結果。為挽救社稷，立斬程元振。皇帝自己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天下人必服。”
也不知代宗皇帝是中了什麽邪，家國即將破碎了，仍舊不肯斬程元振，隻是下令盡削他的官，放歸田裏。
吐蕃兵占領了長安後，把唐宗室廣武王李承宏立為傀儡皇帝，當作自己的統治工具，縱兵焚掠。被架在火上烤的代宗，倉促之下，不得不啟用年近七十的郭子儀為副元帥，出兵迎擊吐蕃。
郭子儀還算忠誠於唐王室，雖然對代宗不殺程元振心懷不滿，但在大局當前，仍舊積極組織兵力反擊吐蕃。到十一月時，在郭令公郭子儀的指揮帶領下，軍隊收複了長安。
長安收複後，代宗從陝州返回京城。程元振賊心不死，又從三原潛入長安，企圖再見皇帝，以求任用。結果被禦史發現，上疏彈劾。代宗下令將他流放溱州，在江陵時被仇家殺死。
代宗從父祖手中接過爛攤子之初，盛世的繁華還留在人們的回憶中。十幾年間，他姑息藩鎮，寵信宦官，把一個更加爛的攤子傳給了他的子孫。從此，大唐帝國往日的盛景已是明日黃花，成為人們心中無法再現的記憶了。
在開篇寫唐朝的背景製度，其目的是用來諷刺在如此科學、合理的政治製度之下，運作者仍舊能把手裏的好牌打成輸局。錢穆先生在論及唐朝的政治製度得與失中道：“在一個好的製度下，遇上昏君奸相，照樣能把好的製度弄糟糕，好的傳統弄廢棄，把盛唐景象變成破敗山河。”
◇ 番外：典兵與政的後唐宦群
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著《廿二史劄（劄）記》中說：
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於使之掌禁兵、管樞密，所謂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勢已成，雖有英君察相，亦無如之何矣！
唐朝後期的皇位繼承和爭奪幾乎全與宦官有關。代宗之時，李輔國、程元振以及程元振死後的魚朝恩交替專權，宦官的權力在不斷上升。但此時的皇帝仍是有能力將自己不滿意的宦官除掉的，其實皇帝往往是在利用宦官之間的矛盾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時期的宦官還沒有完全控製皇位的繼承。
而趙翼所言的“立君、弑君、廢君”現象則是自從唐德宗（代宗長子）後，除順宗外共十一位皇帝，皆是由宦官擁立的，期間夾雜著擁立、弑廢現象，多少令人驚訝不已。而這三亂之禍，則是由於“掌禁兵、管樞密”。
《廿二史劄記》記載：
自德宗懲涇師之變，禁軍倉卒不及征集，還京後，不欲以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以內官竇文場、霍仙鳴等主之，於是禁軍全歸宦寺。
代宗之時，宦官魚朝恩開了宦官統軍的先例，至德宗朝，宦官任各道監軍竟成了慣例。特別是自魚朝恩開始，京師禁衛部隊神策軍的統帥權就落入宦官的手中，也就是說，皇室的安危就由宦官來決定了。代宗最終用詭謀捕殺魚朝恩，而不能堂堂正正誅殺權閹，實際上已經標誌著皇權的威嚴隨著這種放權讓權，被消耗得**然無存。
公元805年唐德宗去世，因中風而半身不遂的唐順宗繼位。唐順宗是個身殘誌堅的人，他不甘心受製於宦官，通過內靠嬪妃，外靠翰林學士王叔文及著名的士大夫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人，準備搞掉宦官操縱權力的亂象。這些文人手段柔軟得多，幾個人商量籌劃後出了一個“永貞革新”的政策，所為改革改革，就是革掉既得利益者的命運。
當然，此項改革目的性極強，因為直接觸及到了宦官的切身利益，當朝權閹第一大頭俱文珍恨不得馬上跳起來掀了金鑾殿的頂，立馬夥同其他宦官堅決反對此項改革。
怎麽說呢，人算不如天算，此時恰逢太子李純有意早登帝位。好一個“天時地利人和”，俱文珍等宦官算是逮住了救命稻草，便與李純日夜聚集在唐順宗周圍，氣勢洶洶地逼其讓位。本來就半身不遂的順宗麵對俱文珍等人的逼迫，實在禁不住這樣的折騰，心想還是算了吧，保命重要，不得不把軍國大政交給太子。
傀儡太子掌權後，俱文珍尾巴都快翹到天上去了，走路都是橫著走。但是李純一日成不了真正的皇帝，他就還得看這個“殘廢”的臉色。膽大包天的俱文珍直接把翰林學士召到金鑾殿，逼迫他們起草詔書，逼迫隻做了七個月皇帝的唐順宗退位，由太子即位，是為唐憲宗，而尊唐順宗為太上皇。
由此，俱文珍開了宦官廢立皇帝的先例。也正是有了這個先例，往後唐朝的八位皇帝都是由宦官廢立的。
廢立皇帝的同時，宦官還操有弑君之權勢。唐憲宗最後被宦官陳弘誌所殺，唐敬宗被宦官劉克明等所殺，昭宗在位時又為劉季述所幽禁，所謂“近侍之凶悖，至斯而極”。
在宦官為所欲為過程中，皇權的背負者曾對宦黨進行大肆剿滅。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三次：順宗奪神策軍權是第一次較量；第二次是敬宗被殺後，名相裴度擁立文宗之時，誅殺了一大批宦官。但是此過程中，一來宦官梁守謙等也有擁立之功，二來裴度也沒有下決心盡除宦官勢力，很快就不了了之了；而第三次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變”。
大和九年秋天，宰相李訓和風翔節度使鄭注二人內外呼應，嚴厲打擊當權的宦官。先後將殺害憲宗的宦官楊承和、王踐言、陳弘誌、王守澄等處死，實現了鏟除宦官的第一步計劃。要想徹底鏟除宦官勢力，朝廷必須掌握更多的武裝力量。於是李訓又舉薦戶部尚書王璠為太原節度使、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條件當然也擺得很明顯，就是希望兩人在赴任之前，協助京兆少尹羅立言、金吾大將軍韓約、禦史中丞李孝本等人，在赴任之前先召集募吏卒，誅殺宦官。
所以在同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時，金吾大將軍韓約奏報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訓抓住這個天降祥瑞的機會，大肆渲染稱之為大唐再興的吉祥之兆，皇帝應親往禮拜上天，以求國運。文宗皇帝命群臣先往觀看，以探虛實，但是群臣看後奏稱不似天降的真正甘露。文宗不信，宰相怎麽會騙人呢？又命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宦官仇士良、魚誌弘等，率領全體宦官前去察看真實，即刻回報。當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內時，卻突然發現韓約驚慌失措，又發現院內埋伏兵卒多人，於是迅速奪路而逃。原來這是文宗皇帝和宰相設下的一個圈套，引誘宦官至金吾院一舉殲滅，奈何計劃失敗。
被惹惱的宦官等人逃到含元殿之後，逮住文宗並脅迫其乘轎入內，李訓、韓約等人慌了神，急忙上殿保駕，結果發生激鬥。金吾衛士及禦史台兵卒上前奮擊，慌亂中的宦官將李訓打傷在地，抬著文宗逃入宣政門，將門緊閉。
“甘露之變”以後，由於官吏大批遭殺，朝臣空員極多，無人理事。宦官更加專橫，皇帝更加受辱，不久文宗含恨而死。此場格鬥是皇權與宦官集團的最後一次殊死較量，最終卻以皇帝慘敗告終，從此唐王朝再也沒有能力剪除宦官之亂。
直至唐末，朱溫把唐王朝的宗室、朝臣、宦官一鍋端，宦官與皇權才同歸於盡。
趙翼總述唐朝最終與宦官同歸於盡過程道：
“卒之朝廷綱紀為所敗裂，國勢日弱，方鎮日強，宦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外藩為助。於是韓全誨等劫天子遷鳳翔，倚李茂貞，致朱全忠攻圍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誨等四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繼彝等十人，城門既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與百餘。既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號之聲聞於路，諸道監軍亦即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須而誤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結，而國亦亡矣。”
至此，宦者被誅滅，朱全忠殺唐哀帝而篡唐權，開啟了五代十國的亂局。
故有言唐末宦官與皇權關係有如：
灼木攻蠹，蠹盡而木亦焚也。
而抑知其始，實由於假之以權，掌禁兵、管樞要，遂致積重難返，以至此極也哉！
——《廿二史劄（劄）記》
◇ 番外：無法掀起波瀾的“宋宦”
唐亡之後，五代十國是曆史上典型的走馬燈更換的時期，是一個沒有穩定王朝的時代，也是中國曆史上比較混亂的時期。五代十國實際上是唐朝後期藩鎮割據局麵的延續。直到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北宋，才結束了這種割據、混戰、王朝不穩、社會混亂的局麵。
縱觀整個宋朝，大部分曆史大家提及宋朝，紛紛搖頭表示宋朝乃漢、唐、宋、明、清中最弱的一個，也是政治上毫無建樹的朝代。宋朝統治者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吸取前朝亡國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確定文武分途、以文治國、以文製武的政策。這種重文輕武的製度從而形成了宋朝保守、狹隘和文人政治的特點，這個特點貫穿兩宋終始。
雖然整個宋朝在保守且毫無建樹地運作著，但是對比唐朝，至少在外戚和宦官兩大群體中未出現過像前朝那樣龐大成勢的禍亂。因距離晚唐不遠，前朝的宦官為亂、廢立殺害皇帝的往事，時時刻刻還掛在宋朝皇帝的腦袋裏。因此宋朝對於宦官群體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官位上都嚴格限製。即使宋對宦官加以信用，也不過是利用此一政治勢力去製約彼一政治勢力，而宦官自身也在被防範之列。從皇權本身出發，趙氏皇權一直都以前朝為鑒，從各個角度對宦官加以限製。
看看《宋史·宦者傳》的記載我們便知其中的淵源，經概括為七點：
其一，嚴格控製宦官群體。
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
——《宋史》
《宋史》關於宦者的記錄，開篇便說宋太祖對於宦官群體數量的限製。唐太宗時期為了防宦官勢力膨脹，把宦官總數控製在1000人以內，但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嚴，他強調宦官“自有定員”，不得超過50人，直接縮減了20倍。且規定宦官年齡在三十歲以上，又無養父，才準許養子一人作為繼嗣。這是宋朝皇帝為了控製宦官群體發展而采取的釜底抽薪的辦法。
其二，權相士人製約。
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後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
——《宋史》
宋朝對於宦官升職一事把控頗嚴，這種現象源於宋朝文官當政的政策。若是皇帝想冊封某位寵愛有加的宦官，也會遭到以宰相為首的文官群體的阻止，謂之“祖宗之法嚴，不可違背”。宰執大臣隻不過是與宦官對立的士大夫這一政治集團的代表，其他士大夫對宦官的態度也大都如此。即使是換了角色，文官推薦某位宦官，此時的皇帝也會大肆阻止，如《宋史》有則關於宋太宗的記載：
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
在太平興國五年之時，宦官王繼恩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有功，中書推薦封賞他為宣徽使。太宗先是表現為大怒，而後調整宦官職位，特置宣政使一職來封賞王繼恩，其用心則在於顯示宦官有別於文臣、武將。
其三，設立宦官階官。
北宋內臣階官從較低級的貼祗候內品到較高級的東頭供奉官（後改稱供奉官），共有十一階。而在東頭供奉官上更高級的階官又有從較低級的皇城使到最高級的延福宮使，凡六階。那麽特置於王繼恩的宣政使則屬於高級官階的宦官。即便是特設這六層高級官階以圖區分身份，伴隨著這官職而出的另一道聖旨是“臨時用例，取旨改轉”，說明這些官位可以隨時更改。隻有對國家有極大功勞的人才能勝任東頭供奉官以上的六階職位，普通宦官根本與此無緣。
其四，則由第三加以衍生，壓低宦官品級。
我們在曆史課本中談到宋朝的特點通常用“冗官、冗兵、冗費”總結。宋朝是極其重視科舉選官的，大量官員擠入政治係統，宋王朝為此設立繁複的官僚體製和晉升體係。文臣、武將都有一定的升遷年限，唯獨宦官不能照此辦理。
在唐代初期，唐太宗為了壓抑宦官，要求內侍省不置三品官，所以內侍最高官為從四品上。但到北宋初年，內中高品都知（主要掌宮廷內部侍奉事務）、押班（朝會時領班）為宦官最高官，不過是正六品。到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五月增設的入內內侍省都知，號稱內臣之極品，也不過是從五品，其品階仍低於唐代初期的內侍。按照北宋初年的規定，宦官要升任押班以上的官職，必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內臣舊製須經邊任五年，又帶禦器械五年，仍限五十歲已上及曆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等。至於宦官授官，宋真宗以前不過觀察使，宋真宗以後不過節度觀察留後即承宣使。到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五月，童貫才成為北宋曆史上第一個宦官節度使。由此可見，北宋初年位及最高官品的宦官，其工作本質仍舊屬於日常的內部侍奉，絕不可能有插手朝堂的權力。
其五，由於品位極低，俸祿也好不到哪兒去，因此這條為降低宦官俸祿。
而從官位俸祿方麵說，北宋都知、押班的月俸錢為25貫，隻能同當時的縣令相比較。河南洛陽縣令為30貫，萬戶以上縣令為20貫，宦官最高官雖高於後者，但低於前者。而當時的宰相月俸祿為300貫，宋代宦官較之與前朝當權宦官差距真是一落千丈。據此，當朝宦官既無官位大權在手，也無法憑借俸祿賄賂他人，以成“群爭”。
說及群爭，我們可能會想到，此時的宦官雖無官階獨自成“宦派”，但鑒於宋朝的官僚群體的繁複，他們可以借助“他群”以謀其利，畢竟與皇帝相伴，朝夕侍奉的還是宦官。但是，宋朝皇帝怎麽可能忘記這一點呢，於是有了防患宦官專權的第六則，《宋史》記載有二：
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采聽他事奏陳。
內臣出入宮掖，若與宗室聯姻，非便。諸內侍官輒與外朝官非親戚往來，或出謁接見賓客者，並流二千裏。
其六，宦官的活動受到某些限製，宗室不得與內臣之家為親。
這條顯然是防止宦官與宗室串通一氣，危及皇權。
你以為以上六則就算嚴控得滴水不漏了，其實不然。
最重要的第七則限製其實在壓低官品之中提及過，這些宦官雖然有特設官階以供封賞，但是此類官位絕不允許“掌機密”。
在前章我用“典兵與政”為題，其主要目的是說明唐代後期宦官得以專權，是由於最高統治者讓他們掌機要、典兵權、任監軍。北宋初年的情況是，通進司、銀台司隸樞密院（通進司的主要職責是領天下章奏案牘及文武近臣奏疏進呈，而銀台司的主要職責則是掌抄錄天下奏狀案牘事目進呈並發付有關機構檢查，這些職責都事關朝廷機密），凡內外覆奏文字必通過二司，然後奏禦。外則內官及樞密吏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糾察也。由此可見，當時的宦官仍在通過通進司、銀台司，打聽朝堂機密。
於是在宋太宗在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任命文臣向敏中、張詠為同知通進、銀台二司公事，並改變了二司的隸屬關係。其主要目的之一在於避免內官即宦官預聞機密。
以上七則是宋室通過種種限製以打壓宦官專權，牢牢穩固皇權的措施，可見貫穿整個唐朝中後期的陰霾和恐懼仍縈繞在宋朝皇帝的腦中。可是再完美的製度，總會有紕漏，就像錢穆先生說的“再好的製度也是靠人去運作”，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製度之下總會出現特例和紕漏，比如說以內掌機密而於史有名的梁師成，或是獨掌兵權的童貫，總能出乎意料地出現在史冊裏，就如同那句“該撞的南牆和該跳的坑，一個都少不了”。人如此，國亦如此，該來的始終是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