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士林立
在講黨錮之爭之前，先介紹一支加入權力爭奪戰的新主角——名士。
前麵講過，漢朝是新型階層建立的王朝，也叫布衣天下。東漢士人做官，多數通過公府征辟和地方察舉等手段，察舉的形式一般分為三種：
一、無定期的下詔推選，全憑皇帝心情。
二、特殊選取，這一類是政府根據特殊需求選取的人才，比如出使西域的張騫。
三、定期選舉，這類就是說的舉孝廉。
而選取的比例則是按照郡國人口比例，每二十萬人舉一人，所以每年推舉到中央的大約有二百二十八人。從而造成了小波段的“冗官”局麵。
首先這些孝子被安放在皇宮裏做郎官，在郞署服務幾年後才分發到各地。有點像現在的高官身邊的司機、秘書等職位，服務幾年後再做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東漢尚儒學，由於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儒學十分繁榮發達。到了桓帝靈帝時期，京師的太學生和地方郡國及私學的儒生數量，總數已超過十萬人。儒學統治地位的確定，對後麵的察舉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因此，自光武帝以後，漢代做官的人都漸漸變成讀書出身。這些推選的“孝子”太多了，他們互相推引，互相聲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聲望隆重，萬人景仰，構成了重要的政治與社會勢力。
越到後麵，讀書人也多，孝子也多，導致郞署充斥，需要分配的人才冗雜。後來東漢的選官逐漸演變成“察舉孝廉”一條選官方式，其餘的被擱置下來。
一條道路走到黑的弊端就此暴露出來，二十萬人當中出一個孝廉，而且還是從政的入圍條件，這樣的參政資格還進一步縮小了範圍：年齡需滿四十歲，要麽是太學與郡國的學生，要麽是文吏。
想一想這條件也是夠苛刻了，這樣的選官製度暴露出的弊端就是分配的名額永遠落到了幾個像樣的家族中，就是所謂的有點聲望的“士族門第”。變了味兒的選取方式導致官吏出現“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歌謠。
這些良莠不齊又頗具聲望的名士，有才華的口誅筆伐，矯情不已；無能的望風而動，造言生事，以期望在製造這些輿論之中，突顯自己的才華，被權力之主相中，一展所謂的宏圖之誌。
◇ 矯情之士——樊英
史書上關於樊英的記載並不多見。《後漢書》中隻用寥寥幾行文字就將樊英的大概事跡勾勒而出，這種粗線條的筆法讓人不盡其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兼明五經。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其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征為博士。至建光元年，複詔公車賜策書，征英及同郡六人，英等四人並不至。
——《後漢書·方術列傳》
樊英是南陽人，跟東漢王朝的開國之君劉秀乃是同鄉，大約生活在漢安帝、漢順帝、漢桓帝之世，學問和德行都受到當世之人的推崇，他的行為也頗具神秘色彩。
縱觀樊英的史料，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不合作者。因為“樊氏學”的名聲響當當，當地州郡的官員爭相前來延請，但均被樊英拒絕。
這個人比較有才華，通曉《五經》，又隱居在壺山的南邊，有不少人從四方而來向他學習。這個名聲打出去了後，州郡當官的先後以禮請他出山，他都死活不答應。
公卿為他舉孝廉，說他為賢良方正、有道，他不去。
到了安帝初年，朝廷征召他為博士，不去。
到建光元年，朝廷又下詔書給公車，賜給策書，征召樊英和同郡六個人，結果隻有兩人入詔，樊英等四人都沒去。
一句話，打死不出山，就是不合作！看來似乎有點不知好歹，也有些矯情。不僅如此，因為記載未完：
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征之，複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
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
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誌，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
漢順帝知道樊英很有才華，也知道這些人請不動他。但他就是不信這個邪，讓人拿著策書，預備好豐厚的禮物和大量錢財，征召樊英先生入朝為官。
但是樊英認為當官為禍事，無異於架上油鍋，綁赴刑場，因此稱病堅辭。
漢順帝大怒，對樊英隱居的地方——壺山的地方官大加斥責，並命令地方官用馬車強行將樊英送到京師。樊英無奈，也不好難為地方官，隻得進京，但到了京師以後，仍然推說病重不能入殿麵聖。
漢順帝再次命人強行將樊英抬入殿中，樊英的倔強勁也上來了，端坐在座椅上，不肯行君臣之禮。麵對樊英這個倔老頭，領導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漢順帝和樊英的關係僵持不下，殿上的氛圍驟然緊張。
漢順帝遇到這麽一個倔老頭，還要不要麵子了？於是怒不可遏地說：“樊英你算什麽東西？朕可以讓你生，也可以讓你死；可以讓你榮華富貴，也可以讓你貧窮下賤。不要在朕麵前裝高尚！你不過一介草民，三尺賤命，憑什麽怠慢朕的命令？你讀了一輩子的經典書籍，連最起碼的人臣之道都不懂嗎？”
樊英這個倔老頭是怎麽“懟”回去的呢？
樊英並不因為漢順帝的惱羞成怒而感到恐懼，慢條斯理、之乎者也地端著文人的架勢說：“陛下此言差矣。老朽行在世上，接受的乃是天命。能夠平平安安頤養天年，是天命使然；人生不幸，多災多難而不足長壽，亦是天命使然。陛下怎麽能使我活、使我死、讓我富貴、讓我下賤呢？我見到殘暴的君主就好像見到了仇敵，見麵尚且引以為恥，何況是殿下稱臣呢？
“至於陛下讓我做官的命令，老朽死也不能接受。老朽身居陋室，埋首青山，教書育人，雖是一介平民，但卻怡然自得，自感無異於陛下之尊，這又有何低賤的呢？不合乎禮儀的俸祿，待遇優厚我也不接受；但是如果能實現我的誌向，即使非常粗陋的飲食我也不厭棄。試問陛下，貧窮與富貴在我的眼中有什麽差別呢？價值取向不同罷了，請陛下不要勉強。”
這樣的一段話真是把從小長在深宮中，被宦官操縱長大的漢順帝“懟”得啞口無言。
也罷，既然這個老頭子不答應，強扭的瓜不甜，那就算了。其實漢順帝非常注意籠絡人才，他在位的時候，太學的學生人數多達三萬，乃是曆代之首，決不會因為樊英先生的一絲倔強而令天下樊氏學的門生故吏寒心。再說了，鑒於樊英的威望，自己身為皇帝要是因為他不當官就跟他過不去，這也太沒有心胸了，會丟了廟堂的體麵。
所以，漢順帝不僅沒有殺他，反而發動身邊的人去向他學習，十分尊重他，不僅讓他到太醫院做免費體檢，並按月送去羔羊和美酒，以表示國家尊重賢士之意。
即便後麵漢順帝神經發作再次要求樊英做官，樊英看在這幾年皇帝對他還不錯的麵子上，為了給漢順帝一個台階下，勉為其難做了幾個月後，修書一封辭官而去，始終保持自己的初衷，不從政。
我們看到的似乎是一個死腦筋、臭矯情的文人墨客，但其實並非表麵展現出來的樣子。
前麵講漢朝的外戚、宦官互掐，朝堂之上水火不容，兩大勢力把國家攪得雞犬不寧。特別是樊英的年代，曆經五帝：即漢安帝、漢順帝、漢衝帝、漢質帝和漢桓帝，其中衝、質二帝禦宇時間非常短，都不足一年之數。
現在抬舉他的漢順帝即位時年方十一歲，政權操切於眾閹宦之手，有擁立之功的十九個宦官俱都封侯，開啟了給太監封爵的狂潮。
漢順帝長大後，性格懦弱，很少有振奮的表現，相反縱容宦官與外戚相互勾結，導致梁氏外戚攬政長達二十餘年。宦官橫行於朝，外戚專橫跋扈，朝堂之上妖氣彌漫。
漢順帝禦宇這二十年，東漢王朝毀滅的各種因素俱已呈現，政府腐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在樊英眼裏，東漢王朝早就像一個奄奄一息的老人，吃上等的補藥尚無濟於事，何況再下兩帖虎狼藥？一命嗚呼是必然的命運。
這些事情都是他親身經曆，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以樊英學貫古今的學識，早已通曉盛衰之理，對東漢王朝的身處末路心中了然。在他的內心裏也曾想過振臂一呼，為國家的危難而奔走呼告。但這樣的星星之火，沒能成為燎原之勢，隻一閃而過，被無窮無盡的失望和絕望而取代。更何況，樊英這類文人又如何接受烏煙瘴氣的朝廷，與這些人同流合汙？
◇ 中庸之士——胡廣
六朝黃發老三公，固位依違善取容。
真是鄉原為德賊，如何至德比中庸。
——徐均《胡廣》
天下名士之繁盛，樊英算是一朵偏激的奇葩，因為他看到了朝廷的衰亡趨勢，選擇不作為。時人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來評價他：“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而有的人卻能在湧流中扶搖而上九萬裏，達到“盛名之下，名副其實”的讚譽，這人就是胡廣。此人曾是六朝元老，共輔佐過安帝、順帝、靈帝等六朝皇帝。他和樊英不同，不僅積極入仕，而且無論誰主政，他都能得到重用，被史學家譽為“興漢以來的絕代奇才”。
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仆射。
——《後漢書·鄧張徐張胡列傳》
胡廣從兩歲開始就是個孤兒，成人以後，曾在郡府裏任散吏。他才華橫溢，學富五車，文章寫得尤其好。酒香不怕巷子深，懷才就如同懷孕，時間久了就能被看出來。後來胡廣被舉孝廉，到京師雒陽參加殿試，由漢安帝親自主持考試章奏，胡廣被選為第一，此後僅一月，胡廣就因為才華橫溢，被封為尚書郎，後麵經過五次升遷後達到任尚書仆射高位。
胡廣所處的時代是東漢最強盛的時期，於外，匈奴已在竇固、竇憲等強將的打擊下，不成氣候了。於內，當時東漢人口規模不斷擴大，經濟發展良好，國力日益昌盛。
但是，正是因為沒有外患了，這些“飽暖思**欲”的政客開始把矛頭指向了日漸衰微的皇權，政壇暗流洶湧。在胡廣仕途中，曆經三次政治大動**，最值得驚訝的是，他是如何保持中庸之道，屹立五朝而不倒的。
其實剛開始的胡廣還算是個愣頭青，沒有這麽“中庸”。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製，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複與敞、虔止書駁之。
——《後漢書·鄧張徐張胡列傳》
當時尚書令左雄建議改革察舉製度，限年齡在四十歲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就是我們此部分開篇一章所講到的限製察舉入仕的舉措。結果胡廣又與敞、虔上書駁斥這個建議，並沒有讓安帝接受。突然畫風一轉，他不再去反對皇帝的抉擇，反倒是處處展現自己的才能與服從。因此到了漢安元年（公元142年）十一月初七，備受安帝寵信的胡廣升任司徒，這年他已經五十一歲了。
到公元146年時，權力不斷更替，此時已經交到了到漢質帝手上。前麵講外戚時說到，當時跋扈將軍梁冀橫行霸道，長期把持朝政，在衝帝死後，立了年僅八歲的質帝上位，可憐質帝“太聰明”，不好掌控，梁冀又把小皇帝毒死了。
這個動**的王朝，權力交鋒得最頻繁的就是更換皇帝。國不可一日無君。於是，立新皇帝的大事又提上了日程。在立帝問題上，當時的太尉李固與胡廣、趙戒商議，打算擁立穩重有度的劉蒜為新帝。但梁冀害怕劉蒜上台對自己不利，就脅迫朝臣們擁立跟自家有姻親關係的劉誌（漢桓帝）。
太尉李固與胡廣、司空趙戒先是共同勸諫梁冀立劉蒜，梁冀心裏有合適的人選，怎麽會聽這幾個人的？不管怎麽勸諫，都不同意，還在朝會上恐嚇百官。在梁冀的軟硬兼施下，胡廣感到十分害怕，竟然臨陣變卦，背棄了自己的初衷，臨陣抱緊了梁冀的大腿。隻有李固與杜喬兩個腦筋比較軸的仍然堅持。所以等到漢桓帝繼位，馬上罷免李固等人，反而命胡廣接替李固任太尉、錄尚書事。
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六月，胡廣因擁立桓帝之功，被封為育陽縣安樂鄉侯，四個月後，又被封為司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十一月，李固被梁冀陷害下獄，臨死前寫信斥責胡廣和趙戒沒有堅持正義，見風使舵，背棄誓言。但二人看到李固的遺書後，雖感到悲傷慚愧，也不過是長歎流淚而已，並沒有什麽用，因為官還是要繼續做的。胡廣就這樣抱著梁冀的大腿一路官運亨通。隨著漢桓帝年齡的增長，到桓帝延熹元年，這次該梁冀倒黴了。
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複拜司徒。
——《後漢書·鄧張徐張胡列傳》
當了十年皇帝的桓帝不再是那個懵懂的少年了，他決心除掉胡作非為的梁冀。於是在宦官勢力的支持下，桓帝成功地將梁冀集團連根拔起，此時胡廣當然也被罷免。
奇怪就奇怪在胡廣被罷免幾個月後，又神奇地官複原職了，這是為什麽？其實從安帝時期開始，到桓帝繼位之時，胡廣扶搖直上的途徑就可以看出他很懂得站位。所有人都以為他站位在梁冀團隊，但其實大家都被他表麵的樣子忽悠了，能成為真正的大贏家，是因為他一直以來善於揣摩皇帝的心思，說好聽點叫作“識時務者為俊傑”，說難聽點他就是根牆頭草，見風使舵。細細一想，原來胡廣抱住的大腿並非梁冀，而是漢桓帝。他早就發覺了桓帝對梁冀越來越不滿。於是，當桓帝準備拿梁冀開刀時，他暗地裏配合桓帝，既不得罪朝野中的梁冀勢力，也偷偷地協助桓帝搞定了梁冀，在鏟除梁冀集團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對權術的運用實在令人驚歎。不過故事還沒完。
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正月，靈帝即位，密謀消滅宦官集團的竇武、陳蕃等人反而被宦官勢力所殺。單單因陳蕃一個人，就牽連了數千人。
陳蕃曾是胡廣的舊屬，即使身居太傅之要職，也依然很尊敬胡廣。但在陳蕃被誅殺之時，胡廣選擇對此視而不見，對昔日部屬絲毫未予以維護，眼睜睜地看著陳蕃和他的學生們一個又一個遇害。
讀來實在有些可悲可氣。胡廣這個人，太懂得明哲保身，一輩子不管遇到什麽樣的權力爭鬥更替，他都盡量小心避讓，置身事外。說他圓滑似乎也不為過。盡管沒有很大的建樹，但從他長居朝堂，總共侍奉了六位皇帝，這種能力沒幾個人有。如果說他趨炎附勢，但他死後，公卿、大夫、議郎等數百名大臣都親自去送葬，這一點又推翻了上述的貶義評判。
或許，用“中庸”二字形容他，最為妥當。正如當時京都雒陽有諺語說：“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 黨錮之爭——東漢氣運將盡
這些士人除了像樊英這種隱於野的和像胡廣這種獻於仕的，更多的是帶著才華，想入仕又未被派遣的一類。這一類屬於典型的“文青中二”，大部分時間製造輿論，對國家政權被宦官外戚篡奪的現狀口誅筆伐。
東漢自漢光武帝起提倡儒術，崇尚節氣，致使這一現象蔚然成風。後漢之人，大多以名節相尚，漢朝選拔官員的製度也是察舉製和征辟製。察舉製通過地方郡國以賢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各地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薦到中央，經過考核，任以官職。
這些士人除了在朝為官，還有部分在野的。當時的章句訓詁經學已經不能滿足太學生們的求知欲，加上政治狀態對大部分人的刺激，他們把興趣轉移到政治問題的討論上來。可見當時的言論自由已得到相應的發展。這種政治批判逐漸成了東漢的一種政治力量——清議，其中以首都為中心的太學便是清議的重心。
朝廷若遇到重大決策，有時候也會征求這些太學生們的意見，因此他們的言論，愈加成為政治主流。當時對東漢末期清議風氣影響最大的即為李膺，天下的學生以他為楷模，凡能受到他的賞識、接見的太學生都自認為“登龍門”。
清議之風形成政治力量，必然會受到另外一些政治群體的攻訐，這些群體不是別人，也正是清議彈劾對象——外戚、宦官。
當然清議最開始的攻擊對象不是宦官，而是氣焰囂張的外戚群體。和帝時期外戚與這些士人因為互相攻訐而發生衝突時有發生。到了桓帝時代，以梁氏為代表的外戚群體覆滅之後，宦官登上政治舞台，清議的攻擊對象便由外戚轉移到宦官身上。
桓帝時期，由士人組成的太學生有三萬餘人。這個龐大的群體以郭泰、賈彪為首，他們與當時的太尉陳蕃、司隸校尉李膺等聯合起來，一起主持操縱清議。李膺更是借著職權之便，對一些不法的宦官進行製裁。這大大地影響到了宦官的地位和權力。當時遍及各地的宦官子弟親黨，有危害地方百姓的，也會被當地公正的地方官所懲治。
但是士人和地方官製裁的畢竟還是少數附庸在主要閹黨麾下的不法分子，而對於受到皇帝庇蔭的中常侍內朝官，外朝的權力是不能限製製裁的。這就很尷尬了，何況這些中常侍每日與皇帝相伴，皇帝對他們自然更加親近。兩大群體日日攻訐，已經到了一觸即燃的局麵。
所以到了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中常侍張讓之弟張朔為縣令，因為貪汙被李膺所殺。張讓對此事非常憤怒，桓帝對李膺擅自動殺刑也大為不滿。次年，另外一位閹黨張成，教子殺人，經過周旋求饒於桓帝，得到赦免。但是一根筋的李膺再一次擅作主張將其處死。這群宦官再也坐不住了，於是使人聯合上書告李膺和太學遊士及諸郡生徒結黨營私、訕謗朝政。桓帝下令逮捕黨人，李膺與朝臣杜密、陳翔、範滂等兩百多人皆被捕下獄。陳蕃因上諫書而被免職，也難逃一劫。
到了公元167年，也就是李膺入獄的第二年，桓帝皇後的父親城門校尉竇武和尚書霍婿均不斷上書請求寬恕李膺，加之李膺本身在全國士人中被尊為楷模，宦官考慮到這群士人的數量遠超宦官群體，逼迫過緊勢必會發生流血事件，也奏明桓帝赦免這些入獄的士人。於是桓帝下詔赦免黨人之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饒，畢竟結黨營私會嚴重威脅國家的安全，故將黨人放歸田裏，禁錮終身。
赦歸田裏，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後漢書·黨錮列傳》
這就意味著李膺等人不僅被罷免歸田，而且由此記錄在國家檔案之中，相當於現在的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這就是東漢的第一次黨錮之爭，在這場政治風波、權力之爭、生死較量中，宦官拔得頭籌，贏得了第一場鬥爭。而接下來這場，士人更是輸得徹徹底底、一塌糊塗。
第二次黨錮之爭，便是以李膺的主要營救者竇武為首的黨人對宦官群體的大肆對抗。
公元168年，漢靈帝即位，竇皇後被尊為皇太後。竇武因身為太後之父被任命為大將軍，在第一次黨錮之爭中被罷免的陳蕃再度上任，兩人執掌朝廷大權。而被放歸田裏的李膺、杜密等人得到時機回到朝廷之中被重新起用。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僅一年時間，這報仇的時機已經來臨。
此時朝中頗受重用的宦官以曹節、王甫為代表，常在竇太後麵前諂媚侍奉，受到竇太後的庇蔭。竇太後經常受曹節等人的慫恿蒙蔽胡亂下令封賞宦者黨羽。陳蕃、竇武等人心中十分不快，認為這群閹黨嚴重擾亂朝廷，便趁日食之機，巧用上天不滿這一借口要求革除宦官幹政。竇太後素來喜愛曹節等人，又受到蒙蔽，為了掩士人口舌，在竇武等人建議下處死一部分宦官，免除自身將受到清議之危。但是曹節等人仍舊受到保護。
等到公元168年九月，天象有變，繼日食之後又出現了太白金星經房宿，有上將星入太微垣的天象，此乃不祥之兆，意味著皇帝身邊將有奸臣出現，大將軍竇武將有災難。這導致竇武等人堅定了動手除去曹節、王甫等人的決心。不料在竇武等人動手之前，宦官秘密偷得竇武的奏折，得知外戚和士人相結，將要發起鏟除宦官的計劃。於是宦官連夜結合，達成盟約，發動政變，同時夥同靈帝乳母趙嬈一起，蒙騙年幼的靈帝，先殺親近士人的宦官，以免政變消息走漏，然後搶奪印璽等物，挾持竇太後，並脅迫尚書假傳詔令，逮捕竇武等人。
陳蕃一聽到消息，立馬率領府僚和太學生前去護駕。這時陳蕃已經年過七旬，帶的這群人也不過八十人，因寡不敵眾，還沒衝到宮內，在尚書門就被擒了。
竇武率領步兵營士兵前去對抗，可這時出現個大烏龍。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剛剛班師回朝，還未了解局勢就得到宦官假傳的聖旨詔他立馬入宮平亂。所以張奐以為竇武等人叛亂，便協同少府周靖率領五營將士和宦官王甫帶領的千餘虎賁軍、羽林軍圍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攻，動彈不得，最終無奈自殺。竇氏宗族姻親賓客皆被族滅，竇太後被軟禁在南宮。李膺等人再次被罷官，並禁錮終身。
牽連到的士人被捕被殺被逐者不計其數，陳蕃也在這次政變中身亡。他的好友朱震將他的屍體藏起來並且把陳蕃兒子陳逸藏到了甘陵，不料被人告發。朱震全家被捕，宦官嚴刑逼供陳逸下落，朱震誓死也不肯說出陳逸行蹤，故此陳逸幸免於難。
張奐因對這次“平叛”有功，被宦官提拔為大司農，晉升為侯。此刻張奐才知道自己被曹節、王甫等人欺騙，害死國家忠良，氣憤不已，堅決不肯接受加官封侯。並在不久之後再次借以天象變化上書靈帝，要求為竇武等人平反。但是靈帝昏庸無能，經過宦官的讒言洗腦，不僅沒有按照張奐上書為士人平反，反而追究張奐責任。張奐自赴廷尉，被拘留數日，罰俸祿三月，最終也被罷免回家，禁錮終身。
被罷免禁錮的仍未覆蓋所有在朝的士人。鑒於李膺、陳蕃、竇武等人名望仍在，三萬太學生中的清議潮流依舊不斷攻擊閹黨。此時的社會輿論一旦被靈帝吸收采納，宦者利益將不複存在。於是曹節等人再次向靈帝進讒言，誣陷黨人“欲圖社稷”。任何一個朝代隻要被冠上謀反之罪，不管是不是被誣陷，均會為皇帝嚴懲。於是靈帝大興大獄，全國追查士人一黨。李膺、杜密等百人被下獄處死。遠在朝廷之外的各地士人陸續被逮捕、追殺、流徙、囚禁，遭難人數達到六七百人。
就連張奐也四處流亡，在途中投宿過的人家均被滅門，前前後後數十家宗族親戚被殺害。全國各地郡縣因追捕殺害黨人而殘破不堪。
可見，第二次黨錮之禍株連之廣、為害之深，遠遠超過了前一次。而較之第一次黨錮之爭，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延續和加劇，如果說第一次黨錮之爭是清議帶來了影響導致兩個群體互掐，那麽第二次黨錮之爭更是上升至政治權力的爭奪。因為第二次黨錮之爭時皇權是如此的弱勢，年僅十三四歲的靈帝在竇氏被禁之後，被閹黨牢牢掌握在手中，既聽不到朝野之外的清議之聲，也分不清楚曹節等閹黨的讒言輕重，所以更多的是宦官群體在操縱國家大權。
自外戚崛起以來，從未有過其他群體勢力超出過外戚勢力，即使外戚勢力被打壓覆滅，也是礙於皇權的收緊。但此刻當初在夾縫裏生長的宦官群體已經後來居上，可以輕而易舉地消滅外戚勢力了。
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切曆史事實與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可是，黨錮之禍在東漢兩次出現，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還是悲劇。而八年之後的“黨錮再起”更是這個朝代的慘劇。
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這不是擺明在指責長達二十年的黨錮懲罰是皇帝之錯嗎？靈帝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收捕並處死曹鸞。接著靈帝再次下詔書，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將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全部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企圖連根拔除這群整日爭論不休的士人群體。
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春二月，黃巾之亂興起，漢靈帝怕黨人與黃巾一同作亂，遂於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黨錮之爭才算結束。
閹黨亂政，權傾朝野，猶太名言說：“一杯清水因滴入一滴汙水而變汙濁，一杯汙水卻不會因一滴清水的存在而變清澈。”宦官和士人的鬥爭可謂是清流與濁流的交融，三萬太學生鬥不過一群殘人烏合之眾，想來不禁令人唏噓。
《後漢書》中所說的“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連這群延遲東漢滅亡的清廉之士也被罷免誅盡，此時談皇權，又不得不懷疑皇權是否還真的存在。若不是這群願意舍身取仁的清議太學生仍舊懷揣著“君臣之禮，報國之心”，恐怕董卓之亂早就提前到靈帝繼位之初了。
如果說戚宦之爭是東漢政治的傷口，那麽黨錮之禍則是在這個傷口上剜上一刀，使這個傷口更傷、更痛，直接把東漢推向深淵。
◇ 十常侍之亂——漢朝滅亡
黨爭後期，曹節、王甫死後，圍繞在靈帝身邊的宦官更替為以張讓、趙忠為首的大群體，稱“十常侍”。其中還有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這十個宦官。靈帝被這些閹黨牢牢掌握在手中，聽任其指揮，以致靈帝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
他們橫征暴斂，賣官鬻爵，其下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橫行鄉裏，禍害百姓，無官敢管。人民不堪剝削、壓迫，紛紛起來反抗，導致了大批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公元189年，漢靈帝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靈帝有皇子劉辯和劉協兩人，漢靈帝認為劉辯為人輕佻，缺乏威儀，想立劉協，但猶豫未決，病危之際，便想到了蹇碩。據《後漢書》記載，蹇碩在前年（公元188年）被封為上軍校尉。因為蹇碩壯健而有武略，漢靈帝對其特別信任，並以其為元帥，以監督司隸校尉以下，故把劉協托付給他。
當時朝中還有一個大權在握的大將——外戚何進。何進因同父異母之妹被選入宮中，成為貴人，並受寵於漢靈帝。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何進被拜為郎中，隨後遷虎賁中郎將，任潁川太守。光和三年，何貴人被立為皇後，何進也因此而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
可惜何皇後之子並非靈帝想立的皇子，恰好是那個靈帝謂之輕佻的劉辯。
既然涉及皇位繼承人，外戚和宦官兩大群體的鬥爭再次走到風口浪尖，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端口。蹇碩雖然大權在握，卻向來忌憚何進，此時皇位之爭便是蹇碩除掉何進的大好時機。
公元189年四月十一日，靈帝病死於南宮嘉德殿。按理說皇帝死了，應該百官皆泣，同時按照漢朝提倡的“儒家”精神，尊重已逝之人，死者為大，恭敬至上。但是，這些個被權力熏心的人是怎麽做的呢？
蹇碩當時在皇宮中，預謀著想先殺皇後之兄大將軍何進，然後成全先帝意願，協助劉協登上帝位。故此他設計派人去接何進，稱要與他商議事情，想在宮中誅滅何進。何進接到靈帝駕崩消息，即刻乘車前往。單槍匹馬入宮的何進被圍剿之勢驚住了，立馬調轉車頭，馳車抄近道跑回自己的軍營。這一誅殺何進的計謀被捅破後，新皇預立在即，原本率軍進駐京城官邸的各郡國大官，見這情形，為不蹚這攤渾水，紛紛聲稱有病，不再進宮。而何進幸免於難地逃脫，直接改變了皇位的繼承人。
四月十三日，“無上將軍”何進卷土重來，憑借自己的大將軍威儀，擁皇子劉辯即帝位，是為漢少帝。當時劉辯年僅十四歲，何太後臨朝主持朝政，皇家實權實際上落入了何進手中。
何進既已掌握朝政大權，怨恨蹇碩想謀害自己，此仇不報，這一輩子都咽不下這口惡氣，你要是弄不死我，我就要弄死你。但也不好直接下手，畢竟蹇碩手中還有兵權。何進於是暗中計劃將他殺死。
外宦之戰，即刻拉開。
而此時的蹇碩做了什麽對策呢，《後漢書·竇何列傳》記載：
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
這是要反殺的節奏啊。但是這中常侍郭勝本就是與何進同郡之人，何太後及何進能有貴寵的地位，他幫了很大的忙，因此他選擇繼續親近信賴何氏。在郭勝與趙忠等人商議後，拒絕蹇碩的提議，還把蹇碩給賣了，把蹇碩的信送給何進看。對何進來說，此時不殺蹇碩更待何時？
少帝繼位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何進下令逮捕蹇碩，將他處死，把禁軍全部置於自己指揮之下。
此時中軍校尉袁紹聽聞朝中權力爭奪的狀況，也想抱上大腿，於是通過何進的親信門客張津，勸說何進：宦官最親近太後和皇帝，百官的奏章及皇帝詔命都由他們來回傳遞，現在如果不徹底除掉，將來一定會有後患。如果要將天下所有的宦官一網打盡，自己也可助一臂之力。此建議正入何進下懷。同時，袁紹借黨錮之爭和外戚之禍說：“從前，竇武他們想要消滅宦官，卻反而被宦官殺害，隻是因為消息泄露。五營兵士一向畏懼宦官的權勢，而竇氏反而利用他們，所以自取滅亡。如今將軍兄弟同時統率禁軍勁族，部下將領官吏都是俊傑名士，樂於為您效命，事情全在掌握之中，這是天賜良機。將軍應該一舉為天下除去大害，垂名後世，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何進因袁氏曆代都有人做高官，袁紹與其弟虎賁中郎將袁術又為天下豪傑所擁戴，因此相信並任用他們。
聽罷袁紹的提議之後，何進向太後建議，請求全部撤換中常侍及以下的宦官，委派三署郎官代替他們的職務。但何太後不答應，說：“從古至今，都是由宦官來管理皇宮內的事情，這條漢朝的傳統製度，不能廢掉。何況先帝剛剛去世，我怎能衣冠整齊地直接與士人相對共事呢！”
何進難以違背太後的意思，一杆子打死所有宦官想來也確實不太現實，那麽就一個一個搞死再說，先搞死最大的，於是打算暫且誅殺最跋扈的宦官。先搞死誰呢？
何進剛掌握重權，畢竟前有黨錮之爭的影響，宦官勢力不能一時半會兒就撲滅，且他一向對宦官們既尊敬又畏懼，雖然羨慕得到除去宦官的美名，但心中不能當機立斷，因此事情拖下來，久久不能決定。
這可苦了心心念念除卻宦官的袁紹。無奈之下，袁紹又為何進出謀劃策，勸他多召各地的猛將和英雄豪傑，讓他們都率軍向京城洛陽進發，借用第三方勢力來鉗製威脅何太後。
袁紹自認為這一招棋的妙處是：引進又一群體進入混局，待第三方勢力壓製皇權，何進便以大將軍之名護國，同時不出意外宦官群體也會被第三方勢力鏟除。好一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計謀，何進同意了這一計劃。但是袁紹所選之人，卻是被天下人不恥的董卓。更何況以何進之力，鏟除宦官根本不是問題，沒必要求助於軍閥。當時陳琳勸阻道：
“《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
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誌，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發耳。夫違經合道，無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征外助。
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幹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為亂階。”
除了陳琳，典軍校尉曹操、侍禦史鄭泰、尚書盧植均不看好此事，紛紛勸阻。可是何進這時變成了死腦筋，偏不聽，就想著借刀殺人，即刻詔董卓入洛陽鏟除宦官。
之前何太後的母親舞陽君和弟弟何苗曾多次接受宦官們的賄賂，知道了何進要消滅宦官，屢次向何太後進言阻止說：“大將軍擅自殺害左右近臣，專權獨斷，削弱國家。”
何太後雖有疑慮，但也左右為難。
此刻，董卓這邊接到何進召他進京的命令，立刻上路出發，同時上書何後：“請求逮捕張讓等人，以清除奸邪。”何太後不知如何是好，也同樣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