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行其道的另類明朝太監——鄭和
史學界有一句名言叫“打不死的大宋，看不懂的大明”。
大明這個奇葩的朝代，仿佛是中“墨菲定律”的毒太深，怕什麽來什麽，是殺不盡的忠臣良將，砍不完的亂臣賊子。
王振、劉瑾、魏忠賢這些專權的太監，各行其道，在政壇上翻雲覆雨，要為明朝的衰落負很大的責任。
從明成祖開始，宦官勢力開始抬頭，到英宗朱祁鎮時代，權力進一步擴張，開始握有典兵之權。
在這些專權太監掀起波瀾之前，我們講一個特立獨行的太監——鄭和。大家可能對此較為疑惑，鄭和借用皇權既沒有為禍朝政，也沒有掌控兵權，和皇權爭鬥有何關聯？此章的目的是切合皇權至上的論點，因為這裏涉及皇權的威懾力不再是對內的管控，而是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念來震懾國際。早在漢代之時就有張騫出使西域的皇權宣揚、大國至上，但是像鄭和下西洋這樣大規模、多頻次的經濟耗費來遊走於東南亞地區的情況，實屬曆史現象的罕見之態。為了弄清鄭和七次下西洋的目的，本書需對此進行討論。
為什麽出使之人偏偏是鄭和
我們先說鄭和為什麽是最恰當的人選。
鄭和出生於洪武四年，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派南征將軍傅友德、藍玉等人攻打雲南，鄭和的父親滇陽侯米裏金戰敗被殺，十歲的鄭和被藍玉掠到南京，閹割成太監後，弄進了燕王朱棣府上當差。靖難之役中，鄭和為朱棣立下戰功，朱棣因此賜鄭為姓，以紀念其戰功，並升任他為內官監太監，官至四品，地位僅次於司禮監太監。皇帝賜姓對於臣子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耀，許多一品大員也沒有這樣的待遇，可見鄭和多麽受朱棣的器重。
最重要的是，鄭和具有回族人的身份，他的家人有到過伊斯蘭教聖地麥加，因此他從小就對外洋情況有所了解。並且在艦隊招募過程當中，有相當多重要的成員都是回族穆斯林。比如鄭和的助手馬歡（著《贏涯勝覽》）、費信（著《星搓勝覽》），都是回族穆斯林。這些特殊的身份在鄭和七下西洋過程中，在到達南亞等佛教地區、阿拉伯穆斯林地區是有極大優勢的。
當永樂三年（1405年）清晨的一縷曙光穿透雲層，照亮蘇州劉家河港口時，晨霞之間，影影幢幢的船隻集合在港口，鄭和帶著明成祖的命令，率領兩萬八千餘人、六十餘艘船這支無敵艦隊，浩浩****地向中國大陸以外的廣闊世界開去，開始了長達二十九年的南巡之路。
從永樂三年（1405年）到玄德八年（1433年），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到達了亞、非大陸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對於鄭和下西洋之行，後世史家有著不同的解釋，按照永樂皇帝朱棣的詔書，下西洋的目的是揚我天朝國威，讓四方蠻夷歸服。也有根據《明史·鄭和傳》透露：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也就是說，朱棣懷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鄭和去尋找這個廢帝的下落。同時也是宣揚大明國威。
是不是要找建文帝這裏不做探討，但是史料應不是空穴來風，該是有所關係。
證明自己手中的皇權是正統的
朱棣憑著“靖難之役”奪取了大明的江山，所以在合法性上有所欠缺。雖說誰當皇帝對老百姓來說並沒有實質的影響，但是作為一個事實上的“篡位者”，通常而言，朱棣的心態會和正統的繼位者不一樣。如果相對於曆史上典型的幾位篡位者的性格作為來看，如王莽、隋煬帝、唐太宗等，其實朱棣和他們有著共同之處，這幾位都是一登上皇位，對內是大肆修建國計民生工程，對外則是大規模的軍事拓張和討伐行動。
從客觀意義上來說，這些大規模的行動一旦成功，於公對帝國有好處，於私則證明他們比原來指定的繼承者或前任統治者更優秀，這樣才能堵住悠悠眾口，也是用功業遮蓋手中所握皇權的不合法性。因為如果他們成功了，那麽大家都會讚揚他們的英明神武，就像人們讚揚唐太宗的武功治政，遺忘或原諒他即位的不合法性，但是失敗則會像王莽一樣遭到唾罵。朱棣也一樣，他迫切地希望證明自己的“奪位”是正確的。
因此，朱棣在奪取朱允炆的皇位後，馬上就在外交上采取一係列大動作，以證明自己是皇權最值得的擁有者。他向帝國的各個方向發出命令，如《明史》記載：
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
這裏的侯顯取得了“五使絕域”的功績，其行動性質和鄭和下西洋是一樣的，隻不過沒有鄭和七下西洋出名。侯顯曾經兩次奔赴西藏，三次下西洋，取得的成就僅比鄭和稍差一點兒。從這些半軍事化半外交化的行動軌跡可以看出，朱棣拓邊的欲望非常強烈，他希望自己的文治武功大獲成功，以證明手中的權力在自己身上是最正確的選擇。
皇權觸角的延伸
從國際關係方麵來說，天朝皇帝的正統與否、皇權是否能夠有足夠的威嚴，也是值得被拿來說事的。結果就是原本明朝的不少“番邦”，拿著此論，開始不來朝聖，那大明皇帝的天威何在？
朱棣一上台馬上就拋棄了他父親的“海禁”政策，派鄭和率領一支龐大的艦隊遠航南洋、南亞、西亞等地區。鄭和下西洋，實際是作為“皇權代言人”遊走在東南亞各國之間。
而《明史》記載出行目的的後半句為：
以次遍曆諸番國，宣天子之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力攝之。
這讓人有理由相信，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不再單單是尋找建文帝下落，也不再單單是需要花七次工夫來宣揚國家富強，而是朱棣在證明其皇權的合理性時，把視野瞄向了廣闊無邊的海上，“不服則以武力攝之”正是皇權的觸角已經從帝國之內延展到了疆域之外的體現。從史料的記載研究來看，這支龐大的艦隊，不僅是去安撫這些躁動不安的南亞之國的，甚至還震懾消滅了一些地區和國家的統治者，使它們牢牢地臣服於明朝這個宗主國，成為其附屬國。為什麽這麽說？
舉個例子來說，《殊域周谘錄》中記載有：
五年，中使鄭和往西洋還，泊舊港，遇海賊陳祖義等招之。陳祖義者，廣東人。脫罪避居舊港，久之得為三佛齊將領，暴橫掠過客。至是因鄭和之招，詐降潛謀邀劫和。有施進卿者，祖義鄉人也，訴於和。和整兵擒祖義，誅其黨五千餘人。承製官進卿留舊港為將領。祖義械送京師，斬於市。
諸番聞之，皆服。是年，舊港酋長施進卿遣婿丘彥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為宣慰使，賜印浩、冠帶、文綺。
二十一年，進卿子濟孫複遣彥誠奏父卒。請封，並言印為火所毀，請複給。命濟孫襲宣慰使，賜冠帶、織金、文綺、襲衣、銀印，中使鄭和齎往賜之。自是比諸番國，朝貢不絕。
永樂五年（1407年），鄭和一行從西洋返還途中，停泊在舊港這個地方，遭到陳祖義的偷襲。此次海戰中鄭和艦隊大勝，斬殺陳祖義五千多人，並將陳祖義押回京師斬首。其後的處理手段則是，朱棣在舊港設立宣慰使之位，並加封當時的告密者施進卿為宣慰使，這意味著舊港這個地區的新統治者是由明朝的皇帝扶持起來的。如果在疆域之內，任何人事的任免調用，皇帝安排都不是問題，這是皇權本身具有的權力。但是這已經跨出了國門，權力的觸角延伸到了國際之間，使得舊港這個地區成了明帝國的藩屬國，從此朝貢持續不絕。
除對舊港統治者的扶持之外，當時明朝皇帝的權力之手還觸碰到了錫蘭、蘇門答臘等地區，凡是不服從明朝皇權統治的，最後都遭到了“武力攝之”的結果。
這一種新型海上權力延伸在曆史上從未如此規模龐大過，因為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為止，鄭和七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員、船隻規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沒有什麽差別。如果說僅僅是為了尋找建文帝和宣揚國威，完全沒必要每次都這麽大費周章。綜合來看，鄭和下西洋應是大明帝國的海上戰略和權力伸展。
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年號）六年，明宣宗朱瞻基欽封鄭和為三寶太監。
宣德八年四月，鄭和在印度西海岸古裏去世，賜葬南京牛首山。
在明朝太監紛紛變換手段操持朝政、想方設法謀取錢權時，唯有鄭和如清流一般，照耀青史。
◇ 權力就是**——偷毀朝綱的太監王振
如果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種選擇方式將導致災難，則必定有人會做出這種選擇。
——墨菲定律
此時離宦官專權最橫行的時代已過去一千多年。自漢唐以來，宦官被看成朝政裏隱藏的毒瘤，每個當權者都視之如草芥，棄之如敝屣。
轉瞬間，時間將這一群體又拉了回來，架在了明朝的這個奇葩事連連的長軸裏。
同樣的，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為了防止宦官專政，不讓宦官讀書識字。為了杜絕太監幹政，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鑄造一塊鐵牌懸於宮門，上書“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讓太監們的權力跌落曆史低穀。
墨菲定律說的是怕什麽來什麽，朱元璋萬萬沒想到的是，他嘔心瀝血創建的大明王朝，恰恰被恥笑為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太監帝國”。
從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開始，形勢悄然發生了變化。朱棣奪位時依靠宦官的幫忙，因此開始重用宦官，並且設立專門的學校，讓宦官讀書學習，幫助皇帝日常工作。從那時起，明朝宦官權力逐漸變大，在後來的二百多年中，宦官成為領導以及禍害大明王朝的重要力量。
明朝處於中國古代君主宗法製社會的巔峰，其製度嚴密、完整，幾近於完美。皇帝、內廷、外廷，形成了一個相互聯係又相互製約的內閣體係。
在這種局勢下，隻有宦官威脅不到皇帝寶座的穩固和皇帝的人身安全，並且皇帝要倚仗宦官集團與強大的文官集團鬥爭，這是明朝宦官的優勢。
明朝第一個攝政太監是王振。
王振原本是一個落第秀才，略通經書，在一家私塾裏教書，也考不上功名，但他是有抱負的人，於是便選擇了一條不歸路——自閹。永樂末年，王振入宮當了太監。進宮之後，正是因為他來自底層，所以能看到許多人沒有看到的事。
史書稱王振狡黠、善於伺察人意，入宮後宣宗皇帝很喜歡他，便任他為東宮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後來的英宗皇帝。
宣宗寵愛太監金英等人，王振並沒能奪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但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魚得到水一樣，誰也離不開誰了。
王振的上升之路和曆代的專權太監沒什麽兩樣，抱緊皇帝大腿，時刻跟著領導的節奏，結果把皇帝還給帶偏了，搞得這個英宗皇帝變成了熱愛鬥蛐蛐的“蛐蛐皇帝”。
英宗即位時年僅九歲，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太皇太後張氏（英宗祖母）垂簾聽政。張太後雖然秉政，但並不處理國家政務，而是把國家一切政務交給內閣大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處理，這也是明朝的一個好傳統，沒有太後專權、外戚亂政的事。
英宗即位後，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愛的人，王振便越過原司禮太監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太監。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禮監是明代宮廷裏二十四個宦官衙門中最重要的一個，它總管宮中宦官事務，提督東廠等特務機構，替皇帝掌管內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傳皇帝諭旨等。由於此職事關機要，曆來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擔任。後來，隨著“票擬”製度的形成，皇帝最後的裁決意見要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紅筆批寫在奏章上，稱為“批紅”。奏章經過“批紅”以後，再交內閣撰擬詔諭頒發。宦官掌握了“批紅”大權，實際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英宗把這樣一個重要官職交給王振，為他日後擅權開辟了道路。
可見跟對人是件多麽重要的事。王振終於無限地觸碰到了巔峰的權力，為什麽還未能直接抵達？因為張太後垂拱而治，“三楊”忠心秉政。由於他們都是前朝元老，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難與匹敵，還不敢放肆，隻好采取兩麵派手法，等待時機，再行竊權。
為此，他對張太後和“三楊”百般殷勤，畢恭畢敬，極盡諂媚之能事，以討得他們的好感。
拚權力的掌控實際就是拚運氣和拚命，誰先死誰後死影響很大。
王振終於熬到了這天，1442年十月，張太後去世。權力就是**，在掌權心態的驅使下，同年王振盜走明太祖的禁內臣碑。
就是那塊上麵鑄著“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的鐵牌。王振盜取禁內臣碑，開啟大明帝國宦官幹政的先河，成了大明帝國第一個權傾朝野的宦官。
宮中已經失去了對王振最有控製力的人，而朝廷重臣“三楊”中的楊士奇因兒子殺人而引咎辭職，楊榮於正統五年去世，隻剩下一個年老體弱的楊溥，已經不能正常處理朝政了。
此時的王振終於等到了夢寐以求的時刻，他蠱惑昏庸的英宗皇帝，掌握了大明帝國的“批紅”大權，終於成了皇帝的代言人。
站在權力的頂峰位置，自然是大發**威，皇帝鬥他的蛐蛐，王振弄自己的權。既然皇權已經旁落宦官手中，必然要掀起狂瀾。
對於一個心眼極小的宦官來說，最忌諱的就是不把他放在眼裏。王振曾經勸英宗以重典治禦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誰若順從和巴結他，就會立即得到提拔和晉升；誰若違背了他，會立即受到處罰和貶黜。
一些官僚見到王振權勢日重，紛紛前來巴結賄賂，以求高升。因此，從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個以王振為核心的朋黨集團。
在他努力爭奪權力之時，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遣使兩千餘人貢馬，向明朝政府邀賞。由於宦官王振操作政權，不肯多給賞賜，並減去馬價的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瓦剌開始製造釁端。
本來這群蠻夷在朱元璋時期被打得服服帖帖，不敢造次，後隨著瓦剌部落的緩步發展，逐漸恢複了元氣。瓦剌自從與明朝建立“通貢”關係以來，每年都派出貢使攜帶著良馬等貨物到明朝朝貢，明朝政府則根據其朝貢物品的多少，相應地給予回賜。
但是王振專權以來，不但不布置加強北方邊防，反而接受瓦剌賄賂，與瓦剌貴族進行走私交易。
這次瓦剌邀賞，王振卻一反常態，這是典型的翻臉不認人的節奏啊。於是明朝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變”就此發生。
瓦剌軍來勢凶猛，迅速向南推進。明軍失利之後急忙向京師請兵救援。根本不懂軍事的王振，以為讓英宗親征，就能把瓦剌兵嚇跑。所以在明朝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王振慫恿英宗親征，讓英宗效仿宋真宗親征青史留名。可是他不是寇準啊，這一去那還了得，簡直就是一場鬧劇。
結果發生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二十萬軍隊被擊潰，王振終惡有惡報死於亂軍之中，從征的一百多名文臣武將幾乎全部戰死沙場。
然而後來英宗回歸，還認為王振是為國殉難，重新登基後，在北京城祿米倉胡同的智化寺為王振立了一個彩色泥像，還樹了一塊碑為他立傳。
遇到這樣的昏君和權宦，也是整個明朝曆史上夠奇葩的事情。
◇ 為什麽不可一世的明朝太監隨時會被皇權撂倒
我們在前麵說過，明朝開國之初，對於宦官的打擊是相當嚴格的。明太祖甚至設“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的碑牌來警示後人。
結果造反起家的朱元璋被兒子“窩裏反”了，朱棣借助宦官的勢力奪取了大權。在燕王朱棣起兵北京之時，宦官便發揮了很大作用。他通過收買建文帝身邊的許多內臣，而獲得了大量南京的政治軍事情報，身邊的宦官如狗兒、鄭和等也為伐南京立下赫赫軍功。
於是宦官勢力開始抬頭。不過此時的君主勤勉有為，太監勢力弱小，朝政大權依舊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明朝的宦官專權始自英宗朱祁鎮時期。此時專權的宦官王振，被中國古代史學家認為是有明以來第一個全麵幹政擅權的宦官。
橫行一時的大宦官王振在“土木堡之變”中斷送了性命，但宦官專權的局麵才剛剛開始。
明代宦官權力的全麵擴張，是在英宗之子憲宗朱見深在位之時。此時權傾朝野的太監汪直是明憲宗的親信宦官。這裏需要重點提的是，此時憲宗皇帝建立了西廠，在此之前，明成祖於永樂十八年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由親信宦官擔任首領。
東廠是幹嗎的呢？
東廠是世界曆史上最早設立的國家特務情報機關。朱棣在靖難之役中用武力推翻了建文帝政權，當時社會上對永樂政權的合法性異議紛起。
一方麵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時出現，另一方麵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新政權並不十分支持。而朱棣亦對朝廷大臣多不信任，他覺得設在宮外的錦衣衛使用起來並不是很方便，於是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機構——東廠。
除了加強中央集權之外，建立東廠還有監視錦衣衛的意圖。
到了憲宗時期，一次偶然機會，先是京城內出現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著又有一個妖道李子龍以旁門左道蠱惑人心。當時二十餘歲的成化帝明憲宗得知此事後，認為到處都布滿危險，因而大為緊張、疑神疑鬼。為了避免類似的事再次發生，明憲宗朱見深十分想了解宮外的民臣動向，於是令宦官汪直從錦衣衛中選人喬裝成平民，出宮伺察。
汪直果斷抓住了這個機會，到處捕風捉影，搜羅了不少所謂的“秘密消息”報告給憲宗。
憲宗看了後，認為這些消息很有價值，對汪直的表現也十分滿意，要他繼續做下去。
明憲宗為加強特務統治，於成化十三年（1477年）於東廠之外增設西廠，與東廠及錦衣衛合稱廠衛，用太監汪直為提督，其權力超過東廠，活動範圍自京師遍及各地。說白了就是明朝狗仔隊，為皇帝收集各種小道消息、娛樂八卦的機構。
西廠的成立，本來隻是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為了升官發財，拚命地構置大案、要案，其辦案數量之多、速度之快、牽扯人員之眾都遠遠超過了東廠和錦衣衛。對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隻要稍有不慎，就會被西廠以妖言罪從重處置，搞得整個國家人心惶惶。
於是各大臣開始勸諫皇帝。憲宗皇帝架不住全國的輿論，西廠開設五個月就被迫關閉。這下好了，百姓終於能夠好好生活了。
可是憲宗又不幹了，沒有西廠他就沒有了安全感。於是西廠關了一個月後，又重新開啟。這次開啟一直得到了延續，因此除了當權的汪直一直掌控著西廠，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角逐這個登峰造極的權位。
俗話說“物極必反”，汪直極度膨脹的權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覺。在其後的權力角逐中，汪直失敗，被調出京城，西廠也隨之解散。幾年以後，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權力的追逐並沒有完，憲宗過後，到其孫子武宗繼位後，大太監劉瑾掌權，宦官勢力再度興起。
正德元年（1506年），西廠複開，由太監穀大用領導。可笑的是，西廠與東廠雖然都受劉瑾的指揮，但兩者之間不是互相合作，而是爭權奪利，互相拆台，於是劉瑾又自建了一個職權更大的內行廠。
這個弄權者劉瑾可是不一般，掌權後趁機專擅朝政、作威作福、魚肉百姓，為“八虎”之首，時人稱他為“立皇帝”，武宗為“坐皇帝”。除此之外，劉瑾通過掌控東廠、西廠這兩個特務機構獲得了大量錢財。他的手法也沒有什麽創新，索賄、受賄、貪汙，都是一般的手法。隻不過他的膽子比一般的貪官大了很多，因為他的上邊僅有一個皇帝。
最後，由於劉瑾的專權侵犯了皇權，武宗以謀反罪殺了他，內行廠和西廠也才隨之消亡。
這些太監的權力完全是依賴著明朝皇帝多疑的基因而獲得的，隻不過這多疑的毛病始終會反噬過來，滅掉太監自己。
◇ 大明終究是走到了盡頭
自汪直掌握西廠大權到劉瑾獨攬兩個特務機構，再到明末的魏忠賢專權，明朝的廠衛特務機構隨著統治者的需要而不斷發展壯大，最後卻淪為宦官作威作福的工具，這是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
明代宦官內部等級森嚴，隻有那些高等的宦官才能親近皇帝，深探皇帝喜好，得到皇帝的寵信，從而走上專權之路。
明代的絕對君主專製發展到了中國封建史上的頂峰，而君主專製與傳統官僚及法製的互不信任和對抗也發展到空前絕後的地步，統治者對製度、法律的確立與廢除有很大的個人隨意性。
在明朝，宦官擁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犯罪之後往往可以逃避法律的製裁或隻受較輕的刑罰。由於宦官是皇帝實行絕對專製、壓製官僚勢力的工具，因而一般說來宦官的某些行為隻要為皇權服務，即使越過法律所允許的界限，皇帝也可以因事立法，通過頒發詔旨給宦官的活動披上合法的外衣。
從皇權的角度出發，隨著國力的強盛和國家的安定，與創始基業的開國帝王們不同，其繼承者們會越來越趨於荒怠、腐化。這是古代每個朝代都反複上演的一部回旋曲。
明朝亦是如此。太祖深知天下得之不易，做皇帝之後，勤於政事，日理萬機。
但是其後即位的帝王們坐享其成，當然體會不到其先祖創業的艱辛，遂享樂深宮，不問政事，權柄也往往委以親信宦官，於是宦官的權力得到了不斷的擴張。
明代宦官之禍很嚴重，但沒有像漢末及中晚唐那樣，達到把皇帝的廢立、生死操縱於手的程度。而且，明朝宦官往往如同寄生蟲一般，他們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變臉發威，宦官本人的權勢就會頓時消散。就如同這種衍生物的存在隨隨便便就能被皇權的一句話撂倒。
當然，明朝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其政治規則已經相當成熟，大明皇權在首輔和太監兩種衍生團體的操縱把持中，有時即便皇帝懶一點兒，隻要文官體係能夠按部就班地運作，就能保證國家機器照常運行。
所以當時不怕皇帝懶，就怕皇帝瞎折騰。
到明末的兩個皇帝天啟、崇禎時已然是再也架不住這種折騰了。
因為從萬曆以後，所有的皇帝都麵臨著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裏慷慨激昂地吵架。這樣下去的話，國家的行政效率，以及人事牽掣造成的內耗確實太大了。
到了天啟年間，明熹宗朱由校對此也很頭疼，於是重用魏忠賢以打擊東林黨，結果最後被痛批專注木匠，寵信魏忠賢而怠政誤國。
到了崇禎皇帝那裏，國家所有的弊病全部爆發。崇禎雖被後世褒獎為勤政，但還是挽救不了明亡的命運。
崇禎一心想快刀斬亂麻，殊不知欲速則不達。
另外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文官集團，崇禎是無法完全控製他們的。
所以崇禎能使用的手段，隻有殺！越殺越亂，越殺越離心。倒成了那句明朝“殺不盡的忠良”。
文官集團嚴重內耗，再加上財政上麵的死循環：女真到明朝搶錢——明朝花錢駐防——政府沒錢隻有增加稅負——農民沒錢交稅起義造反——調兵鎮壓越打越花錢——越花錢越增稅——越增稅造反越多——女真趁亂又來搶錢。
禍不單行，內外交困的明朝又遇上了蝗災旱災。這樣的一個長期積累下來的爛攤子，真的不是崇禎光靠勤政就能解決的。
一個朝代的滅亡，絕不是短時間的作死造成的，腐爛從內部開始，財政的蟲洞逐漸擴大開來，外憂內患終究讓這個龐大的帝國瞬間崩塌。
因此到了1644年，大明的氣數算是走到了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