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輔
◇ 明初四大丞相，一個慘過一個
元朝末年，蒙古統治者異常殘暴，人民受到空前壓迫。1351年，元廷征調農民和兵士十幾萬人治理黃河水患。
其中“治河”征調和“變鈔”的經濟手段，導致物價暴增，1351年二月紅巾軍起義爆發。1957年，紅巾軍分三路北伐，當年十二月紅巾軍中路軍攻克元上都——開平城。
此時全國一片混戰，其中最主要的鬥爭勢力為：陳友諒稱帝、察罕帖木爾反攻、關中動亂、明玉珍入蜀、紅巾軍東征失敗、何真鎮粵等。
1356年，朱元璋占領集慶路，改名為應天府，並攻下周圍戰略要地，獲取一塊立足之地。
朱元璋采納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和張士誠、陳友諒互毆了近十年，終於在1367年攻下平江。張士誠自盡之後，朱元璋穩定了自己入主中原的王者地位。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以應天府（南京）為京師，國號大明，年號洪武。
朱元璋開國後，剛開始仍然沿襲元朝製度，以中書省為中樞機構，設左丞相、右丞相為宰相，以平章政事為次相。
明初先後任命過四位丞相：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除了徐達，其餘三人均被朱元璋誅殺，為什麽會這樣呢？
作為開國之君的皇帝心中始終繞不過的一個坎兒就是，總有刁民想害朕，總怕權臣會篡位。
朱元璋是底層出身，早年就看到了很多官僚的黑暗麵。他想盡一切辦法削弱文官政府的權力，將行政、司法、軍事權力集於一身。
在朱元璋看來，所有東西都在自己手裏，才不會被忽悠、被背叛，自己的子孫才能長長久久坐穩江山。
於是他開始大肆打壓文官體係，不僅把權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中，還給官員極低的俸祿！看過《明史》的都知道整個明朝的官僚體係彌漫著一種風氣——事多錢少壓力大，位低權輕責任重。
為什麽朱元璋要廢除丞相呢？我們可以看看被誅殺的幾個丞相來一觀其局勢。
先說李善長。
李善長，字百室，定遠人。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略地滁陽，善長迎謁。知其為裏中長者，禮之，留掌書記。
太祖為吳王，拜右相國。善長明習故事，裁決如流，又嫻於辭命。太祖有所招納，輒令為書。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帝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
——《明史·李善長傳》
李善長一開始跟隨朱元璋打天下，做的是朱元璋的書記員。
1368年，李善長和劉基、朱升等一批忠臣向朱元璋“勸進”，終於使朱元璋在金陵正式登上皇帝寶座，開創了大明王朝。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作為明朝開國元勳，李善長被授為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賜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新開國的大明王朝裏，李善長是“承受詔旨、出納王命”的第一位丞相。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過了二十年，即洪武二十三年，突然被朱元璋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羅織到“胡惟庸謀反案”中，開刀問斬，連帶其妻女弟侄七十餘人一並遭誅。功高蓋世位居第一的大功臣李善長，竟然最終含冤而死。
再說汪廣洋。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流寓太平。太祖渡江，召為元帥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軍都諫司，擢諫官，遷行省都事，累進中書右司郎中。
洪武元年，山東平，以廣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撫納新附，民甚安之。是年召入為中書省參政。明年出參政陝西。三年，李善長病，中書無官，召廣洋為左丞。
——《明史·汪廣洋傳》
汪廣洋是江蘇高郵人，元末舉家流落到安徽太平。汪廣洋貫通經史，為人寬厚，青年時即投身朱元璋的起義軍，先是被朱元璋提升為元帥府令史，後因軍功不斷高升，直至中央中書省參政。
洪武三年，因李善長有病，汪廣洋被朱元璋擢升為中書省左丞，不久遭中書右丞楊憲彈劾被罷職還鄉。
後來楊憲因觸犯明太祖朱元璋被殺，汪廣洋被詔還京師。洪武十年拜升為右丞相，此時的左丞相是胡惟庸。
汪廣洋性格懦弱，麵對胡惟庸的獨攬大權而毫無作為，朱元璋對此大為不滿，多次告誡於他。
洪武十二年，中書省中丞塗節告發胡惟庸投毒害死大臣劉基，說汪廣洋參與了此事。朱元璋召汪廣洋核實，汪廣洋予以否認。朱元璋大怒，責備汪廣洋欺瞞結黨，將其貶職到廣州，途中，朱元璋又命人傳旨，將汪廣洋誅殺。
接著說胡惟庸。
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
——《明史·奸臣傳》
胡惟庸是安徽定遠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功臣之一。
洪武三年，靠著李善長的關係一路飆升。朱元璋稱帝時，任命胡惟庸為中書省參知政事。之後，他又代替汪廣洋擔任了左丞相一職。
洪武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廣洋被貶職，右丞相一職就此空缺很久，胡惟庸以左丞相的身份獨專相府事務，直到這年下半年，朱元璋才又重新起用汪廣洋為右丞相。
胡惟庸在任期間專橫跋扈，甚至在處死或黜陟某些官員時都不奏請朱元璋，自己就決定了。
這種做法觸犯了朱元璋的大忌。
禦史中丞劉基曾說過胡惟庸的壞話：“譬之駕，懼其僨轅也（胡惟庸好比一匹劣馬，讓它來駕車，必然會翻車壞事）。”
後來劉基生病，胡惟庸便趁探病之際投毒暗害了劉基。大將軍徐達對胡惟庸的行為甚是痛恨，胡惟庸便誘使徐達的看門人福壽圖謀徐達，因福壽予以告發，胡惟庸的奸計未能得逞。
而事實上，朱元璋對於權力製衡的技術用得爐火純青。
自古以來的“狡兔死，走狗烹”到了明朝建立後仍舊是不可避免的。朱元璋一直想搞掉這些開國大臣，又不想背上罵名，胡惟庸的為所欲為難道朱元璋看不懂？說白了就是以權製權、借刀殺人。
搞死了劉基等人，胡惟庸的作用基本上就到頭了。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的謀反罪行被告發。朱元璋這次怒不可遏，下令誅殺胡惟庸等官員。
胡惟庸被殺後，與其有牽連的謀反案繼續蔓延，一直延續到洪武二十三年，所有參與胡惟庸謀反案的人及其家族全部誅殺，前後人數達三萬餘人。
事後朱元璋還親自頒布《昭示奸黨錄》，告誡臣下，切以胡惟庸為鑒。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借著胡惟庸一案，朱元璋直接廢除了丞相官職。朱元璋罷中書省、廢丞相的考慮，顯然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是隨著相權和君權的矛盾不斷加劇而形成的。
但丞相製度延續了一千多年，廢除它，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適當的機會。於是朱元璋先是忍著爭奪相權的激烈傾軋，之後來了一個大清洗。
整個明朝是造反打下來的，朱元璋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高度集權的君主專製社會，而以丞相為首的中書省這一行政權力機構造成了很多阻礙。
朱元璋沒讓劉基當丞相，就說明他根本可以不設丞相，他認為相權會造成對皇權的製約和威脅，而胡惟庸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將朱元璋廢相這一變革的時間提前了。
通過對明初三相，特別是對胡惟庸由受寵到謀逆伏誅過程的了解，可以使我們從一個側麵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但是廢除宰相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幹。朱元璋從此不僅成為國家元首，同時還是政府首腦，大權獨攬。這件事聽上去很爽，真讓其事必躬親，軍國大事和雞毛蒜皮的小事都等著皇帝的批示，皇帝就不會覺得舒服了。
據史書記載，從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內，朱元璋批閱內外諸司奏劄共一千六百六十件，處理國事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閱奏劄二百多件，處理國事四百多件。
這樣一來，皇帝必須是像朱元璋這樣特別能幹、精力特別旺盛的人才能勝任，直至累死自己。
所以朱元璋在遺詔中說他自己：“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
至此，丞相一職徹底退出官僚係統，但換湯不換藥的另一個大權官職的設立，也足以讓一人的行政權力大到可以對抗皇權。
◇ 明朝內閣大臣的職責
借著“胡惟庸案”廢掉了一千多年的丞相製後，畢竟個人精力有限，朱元璋這個明朝的CEO突然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做到身在朝堂中，而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於是又不得不在殿閣之內召集一群顧問。
於是他於洪武十五年，仿照唐宋舊製，設置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以其常授餐於“大內”(天子宮殿之內)，常侍皇帝“殿閣”之下，起宰輔的作用，為避宰相之名，故名為“內閣”。
“內閣”一職源於唐玄宗時，最開始在宮廷內閣設置翰林學士。這原是一般行政係統以外的差遣，不計官階，也無官署，隻是在宮廷內的學士院住宿，以待皇帝不時宣召，代皇帝起草文件。李白就任過這個官銜。
直到唐德宗以後，翰林學士這個職務才日趨重要，由於兼有顧問、幕賓、清客的身份，整天不離皇帝左右，常有進言的機會，有希望參與政務，直至升任宰相，所以為仕途中人所羨慕。後來習慣以翰林學士為清要之選，於是幾乎形成不是翰林出身的人就不能正式拜為丞相的慣例。
到了宋代這個高度重視文官的朝代，進一步抬高了翰林學士的地位，設立翰林學士院，與實際掌政權的政事堂(中書門下)樞密院居平等地位。
朱元璋挑選的這些顧問的工作職責也稍微提及下。
（一）內閣擁有“票擬”之權（文秘）
票擬就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大部分是關於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的批答。
這種製度用在朱元璋和朱棣這種強勢帝王身上，皇帝說啥就啥，照著皇上意思寫就行了。可以提點建議，但是壓根兒別想完全控製皇上的思維。
但是越是到後期，深宮長大的帝王壓根兒就沒見過世麵，哪曉得那芸芸眾生、普天之下的實際情況。那咋辦啊，顧問們寫吧，建議也顧問們提，寫完皇帝按個印就完事兒。
剛開始還因政事商議上“投票”數的差距，打回去重擬，到了後期內閣首輔的地位加深，能達到一票定生死的局麵，因此皇帝的意誌和權力就受到內閣諸臣極大的左右和限製。
（二）草擬詔敕與封駁（“懟”皇帝）
詔敕的擬訂初由翰林院執行，內閣製度完備後，翰林院與內閣分置，詔敕的擬訂專由內閣負責。
而所謂的封駁，就是指如果閣臣認為皇帝的諭旨不妥，或者是後期出現大量的太監假傳聖旨，可以說不！打哪兒來回哪兒去，封還不受，或拒絕草擬。
由於詔敕須由內閣出，這就意味著皇帝的意誌無法向下傳達，也就不可能予以貫徹執行。
（三）顧問谘詢與勸諫之職（打小報告）
這主要是分為兩種，一是召對顧問、谘詢；二是密疏進言，就是打小報告。
這老朱家疑心病的遺傳還真不是吹的。為了保護這些打小報告的，還設有專印，加蓋即專呈皇帝，皇帝可喜歡看了，而且一般必有答複。
由於一般的奏章都須傳抄邸報，發於諸大臣知道，而這些小報告則可以留中不發。打小報告的機會就給了進言的大臣以極大的發言權，使其能夠言他人所不能言，極大拉近了皇帝與密疏進言者的關係。因此密疏進言是一種極大的特權，也屢遭詬病。
（四）會議決策與會審之職（開常務委員會）
這是內閣權力由內廷轉向外廷的一種體現。內閣會議由內閣、六部、六科、九卿等共同參與，定期商討日常重大事務的決策。
（五）經筵進講之職（皇帝的內訓師）
即為皇帝講解治國、施政、立身、正心之道。每月三次。另有日講。
從這些顧問的職責可以明顯地看到，即使是廢除了宰相一職，從內閣票擬之權看，它對皇帝權力的限製，有時甚至超過了過去的宰相。如《明史》記載：
帝欲易太子，內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穀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肖鎡半之。比下詔議，循等遂不敢諍。
——《明史·陳循傳》
連皇帝都要賄賂內閣大臣，不就是害怕閣臣不同意，拒絕擬旨嘛。
雖然通過賄賂內閣大臣達到了目的，但那是由於閣臣腐化怯懦，未盡到職責，屬於另一問題。而行賄本身，卻足以說明內閣和票擬確是對君主的獨斷專行、胡作非為起著很大的限製作用。故有批駁：“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
因為職權的空前放大，這些內閣大臣們逐漸派係林立，各成一體。同時對於詔書的實施也得經過內閣，職責第二條就講過內閣大臣有不奉詔、封還的權力，致使內閣和各部僚的聯合對皇權起到了一定限製作用。皇權雖高度集中，又在另一方麵被層層限製。
隨著皇帝對文官群臣的不信任，撿到大便宜的就是當時的宦官。宦官權力的卷土重來，說明鉗製內閣的另一股力量也隨即出現。
內閣製度放在朱元璋和朱棣這種“老黃牛”身上是難出紕漏的。可是後期長在深宮中的皇帝們由於貪於逸樂，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嚴格按照製度辦的時候很少，皇帝逐漸對內閣票擬也懶於審批，而讓身旁的宦官“批紅”，致使有時大權旁落。
這是明代的一個秕政。明代內閣等製度在皇帝完全怠政時受宦官影響很大，“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通過明朝幾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內閣政務體係，它在權力平衡方麵堪稱完善。即使是到了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尤其是到嘉靖皇帝和萬曆皇帝這樣的被曆史學家稱之為怠政慵懶的皇帝時，政府也能正常運轉，不至於使國事荒廢。
也正是因為有了內閣製這一有效的體製，使得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得以以一種較為安定的模式運行下去，讓明朝延續了兩百多年之久。
但製度本身還是得靠人去運作，再好的製度用在壞人手裏，也會加速這個朝代的滅亡。
內閣製度設立後，如果皇帝怠政，首輔也將幾乎完全掌握國家的大權。他們又會怎麽在這新一輪的權力鬥爭中叱吒風雲？
◇ 世人笑我太瘋癲，恰我嚴嵩看得穿？
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
——《明史·奸臣傳》
在《大明王朝1566》中，對於嚴嵩的評價僅有十二個字“大智若愚，大偽似真，大奸似忠”。
身為內閣首輔的嚴嵩被列入了明朝奸臣行列。
對於奸臣的界定，自古以來標準不一。或許幹的任何事、用的任何人都不瞞著皇帝，這便是忠。也或許先國而後己，先公而後私，這便是忠。在嚴嵩身上，為皇帝遮風擋雨，這便是忠。嚴嵩宣稱的“忠”把他和皇帝捆綁在一起，進退與共，榮辱一體。
這不但瞞過了皇帝，也瞞過了觀眾。觀眾大抵以為誤國誤民皆是因為嘉靖欲壑難填，而嚴嵩不過是“逢君之惡”罷了。若如此說來，他又是一個“替罪羊”？
嚴嵩的父親久考未成，便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兒子身上，悉心地栽培、教導。嚴嵩五歲在嚴氏祠啟蒙，九歲入縣學，十歲過縣試，十九歲中舉，二十五歲時考中進士，被選為庶吉士，後被授予編修。後來嚴嵩得了一場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期間，嚴嵩在袁州府編撰府誌。在嚴嵩退官的十年，正是宦官劉瑾權傾天下之時。
劉瑾被滅後，嚴嵩北上順天，正式複官，此後十年，先後在北京與南京的翰林院任職。
嘉靖皇帝即位後，沉迷道教，對政事漠不關心，朝中事務皆交由朝臣處理。禮部尚書夏言得到嘉靖的寵信，又是嚴嵩的同鄉，嚴嵩便拚命討好夏言。
嘉靖十五年，嚴嵩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嘉靖皇帝重視禮儀，所以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
嘉靖從中年以後就開始一心撲在修道成仙上，朝也不上了，龍袍也不穿了，天天穿得跟道士一樣，在家裏修道煉丹。
他還希望內閣大臣們也沾染一下道家的仙氣，於是有一次召見內閣大臣的時候，送給每個大臣一個禮物——一頂自己親手做的青葉冠（一種道士的帽子）。
嚴嵩如獲至寶，誠惶誠恐地戴上了，為表尊重，還特意罩上了一層青紗。
而內閣首輔夏言則反對嘉靖皇帝煉丹修道，從來不戴皇上賜的那頂帽子，於是日漸失寵。
嘉靖二十七年，在嚴嵩的讒言迫害下，夏言被斬首棄市，內閣首輔換上了嚴嵩。
其實從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嚴嵩的政治態度——迎合皇帝的一切愛好，滿足皇帝的一切需求。
這下好了，內閣首輔被搞死了，嚴嵩順理成章成了新的首輔。
成為內閣一把手後，一定要好好地維護好皇上的歡心，時刻跟隨領導的腳步。於是嚴嵩全力以赴地去迎合嘉靖，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財力、物力，都在所不惜。
嚴嵩不僅為皇帝斂財，還趁機充實了自己的腰包。他兒子嚴世藩也不是個好官，賣官鬻爵、貪汙受賄起來比他爹還狠。嚴世蕃狂妄至極，甚至在家中寶庫內大笑說：“朝廷無我富！”
眾多大臣對嚴嵩父子加以彈劾，嘉靖皇帝卻無動於衷。
因為嘉靖正在做他的大事，正如李商隱那首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用在他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除了為皇帝修仙斂財造宮殿之外，遇到要齋醮禱祀，嚴嵩就要撰寫青詞。
嚴嵩因善寫青詞而得寵。自他擔任首輔後，經常在世宗左右醮祀，撰寫青詞。為了撰寫好青詞，他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時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境地。
但嚴嵩得到嘉靖皇帝的寵信，可不止是因為這些事。皇帝和嚴嵩之間是互相配合互相利用的關係。皇帝借助聽話的嚴嵩控製內閣以及政府的運轉，而嚴嵩利用對嘉靖皇帝的忠誠獲得權勢顯赫。
但是畢竟走多了夜路，遲早要遇到鬼。嚴嵩搞了那麽多事出來，自然要遭到彈劾。彈劾來自四麵八方，不僅針對嚴嵩，還針對了嚴嵩的兒子嚴世藩。
嘉靖是聰明人，在他的治下，臣子也都是一群人精，能混到這位置的，都不是一般人。
所謂“成也修道，敗也修道”，嘉靖四十一年，有山東道士藍道行以善於扶乩聞名於燕京。曆來痛恨嚴氏父子的徐階果斷將藍道行介紹給嘉靖皇帝，一日藍道行在扶乩時稱“今日有奸臣奏事”，剛好嚴嵩路過，嘉靖皇帝便對嚴嵩心生不滿。
要是在嘉靖麵前說嚴嵩父子貪贓枉法這類的話，嘉靖肯定不會在乎。但藍道行天天在耳邊說的是嚴嵩父子嚴重影響到了皇帝的修仙，那還得了啊！
嘉靖對嚴嵩父子日久生厭。不久之後，嚴世蕃被以“交通倭寇，潛逆謀叛”的罪名斬首。嚴嵩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兩年後病卒，終年八十七歲。
其實縱觀嘉靖一朝，便可窺見嚴嵩一生是非。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間，天下紛亂，朝政不堪，南倭北虜，百姓民不聊生，在原本人才濟濟的情況下，硬生生把個盛世給禍害成了敗世。這雖然不止是嚴嵩一個人的責任，但他作為內閣首輔，對嘉靖皇帝的荒唐政策不僅不加規勸，反而肆意逢迎、推波助瀾，也難辭其咎。
◇ 明初三楊，不如一張——世間再無張居正
常記先生柄政時，城狐社鼠盡摧之。
書生自有屠龍劍，儒者從來作帝師。
寂寞王侯多怨恨，蕭條國事賴扶持。
昭昭史跡留嗟歎，社稷安時宰相危！
——熊召政《懷張居正》
熊召政花了五年時間研究曆史，又花了五年時間撰寫《張居正》一書，全麵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張居正。
《明朝那些事》和《萬曆十五年》筆下的張居正是相同的，但又是不同特色的。
相同的是——史料常談的是身為明朝“爛熟期”的內閣首輔大臣，作為帝師、作為政治家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隆慶元年（1567年），在高拱下台的第二年，張居正在徐階的培養下，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起義不斷和國庫空虛、用度匱乏之際，並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導致民不聊生。
此外，內閣內部的政治鬥爭日益白熱化。嘉靖四十一年嚴嵩倒台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複官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
在徐階、高拱兩大集團掐得你死我活的幾年中，張居正的政治手腕也在步步增強。
直到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僅十多歲的神宗繼位。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怒萬曆生母李太後，加之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對高拱不滿向李太後進讒，李太後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於是，張居正擔任了首輔，終於走上了他的巔峰之位。
成功上位到首輔之位的張居正，開始了他大張旗鼓的改革之路。他從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麵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特別是在財政改革上的大刀闊斧，更是掀起了波瀾。
衰落帝國的財政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羅馬帝國衰亡史》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萬曆八年，張居正上疏並獲準在全國陸續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
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布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清丈，在此次清算土地中，全國田地比之前丈量的增加了兩百多萬頃。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麵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有著積極作用。隨著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萬曆九年，張居正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是中國田賦製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征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
這是明朝財政上最大的一個改革項目，並且在張居正有生之年，為撐住明朝的國家經濟命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張居正改革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瀾，奇跡般地在北疆化幹戈為玉帛上，這次改革，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長了明王朝的國祚。
但畢竟他是人不是神，是一個有著自己思維模式、意識心思甚至在性格上還有些分裂的人。
正如熊召政所描繪的張居正，帶著雙重人格。
身為知識分子要保持尊嚴，應該與強勢集團保持距離。但是身為“帝王師”的張居正不但沒有保持距離，而且成了強勢集團的一部分，自然而然難以仙風道骨。
為什麽又說他是人格分裂呢？
張居正身在官場，首先是一個臣子，在皇帝麵前他必須委曲求全。他不能讓皇帝發現他的理想和皇帝的想法是相抵觸的，所以他必須忍耐，有時甚至是不惜短暫放棄自己的理想。
然而他回到自己的位置時，麵對著國家的問題，又不得不以鮮活的智慧、靈動的謀略以及鋼鐵的意誌，挑起國家的重任。
因此他不得已甚至是主動地分裂自己。
中國的政治家大多缺乏**，而張居正卻**四溢。熊召政說張居正的奏章謹小慎微，然而給朋友的信卻**滿懷，對比非常鮮明。這可以看出張居正的分裂，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自身文化的深度自覺。
張居正不給自己留後路，他說“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他要求的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做成，而不是為了獲得或避免某種評價。
孟子講，“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張居正改革則從整頓吏治開始，這是對既得利益集團的衝擊，由此可以明顯看出張居正未曾給自己留下後路。
也正是因為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團，這些樹立起來的政敵在他死後，拚命地彈劾他。
至於其他的短板，隻能說張居正這個人日趨腐化，但也絕對不算腐敗。
張居正是個極其複雜之人，後世對其的評價也是參差不齊，在《明史》裏，張居正被列為權臣，就是說他用了不該用的權力。
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張居正治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力上，張居正和神宗成為對立麵。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裏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
因此在康熙時期修改了的《明史》，出於對鼇拜攝政問題的鞭撻，故而有意將張居正列在了權臣版塊。
然後當世之人對於張居正的評價卻是頗高，很多不該說他好話的人恰恰為他說了很多好話。
如李贄指出海瑞隻是“萬年青草”, “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而評價張居正則是“宰相之傑”，在張居正死後遭到清算時，李贄寫信給周思敬責備他不能主持公道，隻求保全名聲而有負於張居正對他的知遇之恩。
不管怎樣，張居正身在明朝“爛熟期”，身體力行地負載著即將滅亡的明朝緩步向前了六十年，在他死後，腐爛和崩塌一觸即發。他發起的改革產生的作用，值得用黃仁宇先生的話說：世間已無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