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朝番僧，怎一個“狂”字了得！
元朝實現大統一之後，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新格局。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因為其統治是軍事暴力征服，在很大程度上帶著奴隸製和早期封建製度的落後色彩。
和早期的中原王朝統治者一樣，“君權神授”的宗教思想成了元朝統治者鞏固民心的基本做法。元朝為了進一步加強統治，采用對各種宗教兼容並蓄的政策，大力扶持和保護各種宗教，從而使各教僧侶享受了與眾不同的待遇。
因此，元朝皇權的統治保護下，出現了最特殊的一批皇權的衍生群體——僧侶。
我們先看看元朝時期僧侶的地位——《多桑蒙古史》記載：“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者，罰黃金四十巴裏失；而殺一漢人者，其償價僅與一驢相等。”
13世紀中期，蒙藏“涼州會談”，奠定了西藏並入中國版圖的基礎。建元後，忽必烈就對八思巴居住的後藏地區的僧院和僧人作了不受侵害的保證。
為了對漢人、南人進行麻痹，宗教團體的地位高於了種族而存在，從而出現一種現象：“出家奉教，亦不因種族不同而有去取難易之殊。”
由此可見，元朝時對各教僧侶的優待，不同常人。
其次，僧侶的任官特權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
元代從中央到地方，僧侶之間的統治管理都是專門設立專司統領，官職屬於僧俗並用的狀態。
中央設立宣政院、集賢院、崇福司三個機構管理宗教，集賢院專門提調學製和道教事物；崇福司管也裏可溫（即景教徒）的宗教事物；最厲害的要屬宣政院，由帝師直管。《元史·釋老傳》記載：“（世祖）乃郡縣吐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
從元初開始，就把帝師作為全國最高的宗教領袖。忽必烈把藏族僧人八思巴任命為帝師之後，後期的統治者皆跟著效仿此舉。不僅帝師的地位高，其他教派也受到統治者的尊敬。同時元朝授權吐蕃之地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從而形成了僧貴僧官多在扼要之地擔任要職的局麵，僧侶在國家官職中占據著特殊地位。
不僅如此，蒙哥統治時期，曾下令免除僧侶的徭役，使臣不得在僧舍和寺院住宿，以及所有僧人之事均由薩迦派掌領，僧侶在經濟上和法律上的特權也可見一斑。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的西僧湧入中原，或是從事翻譯工作，或是從事宮廷的佛教祭祀活動。
在金庸武俠小說中，也可以看到僧侶們地位的不同，金庸筆下的喇嘛主要有：鳩摩智、靈智上人、金輪法王、桑傑、血刀老祖，還有這些人的徒子徒孫。他們都是作為反派出現的，並且這些喇嘛往往不是作為普通的武林中人出場，而是作為政治勢力的代言人出場。
比如鳩摩智、金輪法王、桑傑，他們都有著很重要的政治身份，分別代表著覬覦中原的吐蕃國、南宋死敵蒙古、地方民族分裂勢力。這就反映了為什麽元朝對僧人喇嘛格外的重視。
從根本上說，元朝除了皇親國戚之外，就屬僧人地位最高。
早期的宗教僧侶對於傳教和地區間的關係起到了積極的橋梁作用，但是隨著政權的腐化，濫竽充數的僧侶利用皇權的便利，在各種製度的保護下，飛揚跋扈，為非作歹，大肆幹政，豈止是一個“狂”字了得。
根據公元1291年宣政院的奏報，天下寺宇24318所，僧尼合計213148人，但實際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這些僧侶占據了大量的土地，寺院的大量財富均來源於國家賞賜、私人捐贈和各種巧取豪奪，僅國家賞賜一項，數量就大得驚人。
如元世祖時期，賜大聖萬安寺京畿良田一萬五千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五百頃。仁宗初立，賜大普慶寺寺田八萬畝。
由此可見，僧侶實則是披著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到了泰定帝時期，甚至有“江南民貧僧富”的局麵。在皇權的護佑下，僧侶等勢力出現惡性膨脹。
另外，元朝並沒有成型的司法係統，導致司法混亂和腐敗。史料記載，帝師則薦番僧知樞密院事，國師則保釋有罪之行省右丞，僧官則淩轢官府、侵理民訟，等等。
僧侶恣意幹預司法，元朝佛教中有所謂的“脫魯麻”，就是西僧做佛事，請釋罪人以祈福。這種釋囚活動在元朝成了普遍現象。《元史》記載：世祖時，帝師奏釋京師大辟三十人，仗以下百人；成宗時，帝師又奏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
由於奏釋情況泛濫，有識之士對此進行了抨擊。元朝統治者意識到這樣的弊端，開始采取措施限製。但終元之世，這種現象一直未曾斷絕。
不隻如此，元代僧人還營私壞法，危害四方。《元史》載：“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熏灼，延於四方，為害不可盛言。”
元世祖時期楊鏈真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入獻美女寶物無算，做出各種暴行。
並且在上一章曾經提到過，哈麻曾向順帝“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演揲兒法”。部分僧侶出入宮闈，醜聲四布，導演了宮闈內部以荒**著稱的“演揲兒法”及其他醜事。
當時順帝還選了十六名宮女，稱之為“十六天魔”，身披纓絡，頭戴佛冠，赤腳露臍，表演擺臀扭胯的天魔舞。此種亂舞皆是受到佛教僧人影響。
再比如，泰定皇帝也孫鐵木兒，每天上朝啥也不幹，一門心思求佛拜佛，每次做佛事，光來混飯吃的僧人就有幾萬人，賞錢數以千計。
不僅如此，為了表達一心向佛的誠意，泰定皇帝還拜番僧為帝師，帝師手下的番僧大都稱為司空、司徒、國公。遇上這樣的皇帝，這些番僧想不狂都難。
當然，這些番僧也很懂得“知恩圖報”。成宗時候，有個番僧做佛事為皇帝祈福。怎麽祈呢？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叫犯罪的人穿上皇帝和皇後的衣服，坐著黃牛車，從宮門裏慢慢地走出去。另一種是直接請求皇帝釋放罪犯，說這樣就可以增福消災。
所以，有錢有勢的人犯了法，都去賄賂番僧，請他們設法免罪。無論什麽樣的罪人，隻要番僧答應了，入獄沒幾天，一道赦免令就出來了。
這種祈福方法後來幾乎成了慣例。這樣的王朝，怎麽可以長久？或者可以這樣說，元朝的滅亡，他們有很大功勞！
整個元朝社會的僧人“盡同俗裝，不習經典，亂受灌頂，不知戒律為何事”。
本來宗教和皇權本身就屬於相輔相成的關係，元朝借用宗教來鞏固統治，宗教也需要依附在皇權下發展。早期的宗教代表人物不遠萬裏前來投靠新興政權，隨著統治階級的貪婪和腐化，這些宗教的僧侶不僅沒有為其糾正引導出正確的治國之路，反倒是不斷幫襯著統治者愚弄人民，為統治者的腐朽推波助瀾。
在皇權的護佑下，僧侶不僅得到了法律的優待，同時大肆運用宗教的教義麻痹皇權，對於元朝的加速衰亡，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 曾經橫掃世界的元朝，怎麽就曇花一現地滅亡了？
都說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這句話用在元朝身上再適合不過。
蒙古汗國向外擴張的目的隻是掠奪財富和滿足征服欲望，並且元朝建立後，整個社會道德淪喪，貪腐成風，**樂成災，盲目迷信僧侶，這直接導致了原本龐大的元朝帝國大廈轟然間倒塌。
（一）不斷地打仗擴張
蒙古汗國的戰爭大致可分五個階段：
1206-1253年為滅西遼、西夏、金國、吐蕃、大理等國階段；
1253-1279年為滅南宋階段；
1280-1284年為鎮壓複宋起義階段；
1285-1349年為對內鎮壓起義、對外侵略擴張階段；
1351-1368則為元末農民起義階段。
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從鐵木真統一蒙古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再到元順帝逃離元大都的這段曆史中，幾乎一直在進行戰爭。
僅公元1279年統一中國後，有記錄的元朝戰爭就兩百多場，如果再算上1279年之前的戰爭，則是多得數不清了。
按理說一個朝代建立時，最重要的是停止戰爭，修養生息，恢複社會經濟，開啟新朝代的治世局麵。元朝這個特殊朝代的統治者，卻從沒有過根本意義上的修養生息。難道是統治者不懂？未必也。
兵法說打仗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打仗就是打糧草。
但是蒙古汗國的擴張戰爭從來不按照套路出牌，他們所有的征服戰爭都是打到哪裏搶到哪裏，根本不需要後援補給，不僅要搶，還要搞個“三光”政策。
較之於之前勒緊褲腰帶窮兵黷武的漢武帝來說，這種打法完全沒有顧慮。因此，蒙古汗國先後滅掉了四十多個國家，得到的疆域空前之大。
除了向外侵略擴張，國家內部也不斷進行鎮壓戰爭，“抗元複宋”的起義此起彼伏。說難聽點，整個國家沒有一天是在安享太平，每天都在打打殺殺裏麵度過。從這個角度來說，元帝國算是依托“戰爭機器”而存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於元朝的擴張，才真正意義上將西藏、雲南地區第一次納入了中央行政管理範圍。我們今天的大中華版圖是離不開元朝的奠基的。
（二）皇位更替頻繁
在上一章曾經提到過從元成宗鐵穆耳死後到元順帝即位的二十六年間，元朝竟換了九個皇帝，而整個元朝總共才維係了九十多年。中國許多皇帝在即位後往往要花上好一段時間才能穩固自己的權位，元朝如此頻繁地更迭帝位，無形中削弱了其內部的凝聚力——各派係勢力一時不知該何去何從，從而引起了內亂。這就好比一直緊握的拳頭終於鬆開了，導致官僚中各大派係林立。
本來忽必烈建立元朝時，基礎是非常雄厚的。但公元1295年忽必烈去世後，指定的繼承人元成宗僅在位十三年就死了。
成宗死後，武宗繼位，並立弟弟(仁宗)為儲君，約定弟弟死後再歸位給武宗子嗣。傳統的“父傳子，家天下”的規矩被破壞。
元仁宗最後違背了誓約，將皇位傳給了自己的後代。這就引發了元中期一係列的血腥政變，其中就有刺殺事件(南坡政變)、兩地自立為帝事件(兩都之戰)、毒殺事件(上都兵變)等。
雖說帝王爭權經常打的是“正嫡”的口號，但心裏誰不是為了權力、江山呢？臣子們也都想著幫支持的皇子上位，好分一杯羹。所以皇位更替頻繁也就意味著政局一直難以穩定。
（三）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使蒙古人徹底被孤立
元朝為了維護蒙古貴族的統治，將全國人口不分民族種族進行了強製性的分化。雖然正史對於人口的劃分沒有具體的記錄，在法律上麵和各項製度上麵對於不同人群卻有著明顯的區別。
隱性的人口劃分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呢？
當最高層的蒙古人與最底層的南人發生衝突時，且不管二等“色目人”是何種立場，由於他們遠在西域，在中原的人數較少，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而三等的“漢人”呢，則很可能會左右觀望，在局勢明朗之前不會輕易靠向任一方。
如此一來，衝突就成了“蒙古人”和“南人”之間的雙方對峙，在人口數量上，“蒙古人”首先就會大輸一籌了。
由於“南人”的組成中有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小地主、知識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當諸多階層聯合起來時，其蘊涵的力量是元朝政府始料不及的。
換句話說，元末的“農民”起義實際上就是“南人”起義，其實質就是兩大人口等級的正麵對抗。
其實元朝一開始就犯了個錯誤，它實在不應該將人口最龐大的整個群體都定義為“低等人”，這等於是為自己培養數量龐大的潛在抵抗對手。
（四）從經濟上麵看元朝崩潰
元朝皇帝更替頻繁，每一任皇帝上位後都要進行大肆封賞。並且由於元朝當權者對宗教僧侶的特殊對待，在經濟上也對其大肆賞賜。
這就導致國庫空虛，因此發行了大量沒有金屬儲備的紙鈔，這種“紙本位製”的經濟體係，在引起通貨膨脹後，是無法進行調控的。到了元朝末年，整個經濟體係徹底崩潰。
在忽必烈時代，曾經妥善地任用阿合馬、桑哥等人對國家經濟財政進行調整，達到了短期內的國庫充實。但是這種變相的斂財，導致大量的資本被收回國庫，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
成宗時期，為了酬謝功臣和支持者，以及拉攏安撫反對派，大肆封賞泛濫成災。
同時，元朝貪官橫行，在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公元1303年，元成宗曾大力整頓官吏，一次竟然就有將近兩萬個貪官被撤職。
大批量的僧侶湧入官僚體係，完全是吃空餉。不僅如此，元廷除了對僧人免徭役，還大加封賞，更是導致國庫入不敷出。
元朝嚴重的腐敗使得各地農民起義迭起，聲勢浩大，僅山東、河北地區就有三百餘起農民暴動，比六世紀北魏統治下的農民起義還多十倍。
遍地戰亂必然引起災荒，再加上旱災大規模發生，赤地千裏，災情最嚴重的是黃河下遊，饑饉逼人發狂，互相襲擊烹食。
公元1344年，河南蘭考東北的黃河白茅堤決口，向東傾瀉，六百公裏的村莊和百姓全被淹沒。河水泛濫，數十萬無處投奔的饑民成為武裝群眾無窮無盡的兵源。
最後，饑餓的農民終於組織起來，向元朝的統治者發起進攻。元朝統治者的荒**在整個蒙古貴族階層已經完全社會化。社會化的荒**注定加速這個王朝的滅亡。元順帝沒有辦法，也不想辦法來製止這種荒**毀掉江山。
這是腐敗到最後的結果，不獨是元順帝，任何一個末代帝王，麵對腐敗透頂的王朝，都無力挽回。蒙古大汗忽必烈在中國建立的元朝帝國，終於在1368年被農民起義推翻。
元順帝被農民起義軍趕出北京後，於1370年四月二十八日，在西拉木倫河畔的應昌（有人說是開魯）去世。
明朝大軍在把成吉思汗的子孫驅逐出中原之後，立即追趕蒙古人進入了蒙古草原。
一個以旋風般快速崛起的元朝帝國，一座巍然聳立的、龐大的帝國大廈，轉眼之間就這樣以同樣旋風般的速度轟然倒塌，土崩瓦解，成為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