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麽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卻似乎以為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麽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隻是他們的本意卻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丁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隻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卻步了。

前幾天和季茀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隻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著向什麽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Dr.H.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裏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Sirup Simpel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為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為問題了,因為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托Fraeulein H.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車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它幾天。但是,第二瓶卻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倒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它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卻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的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隻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麽都可疑。呂端大事不胡塗,猶言小事不妨胡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卻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胡盧,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隻有一日分的藥,卻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吃藥也那麽蹭蹬,病卻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H就攻擊我頭發長,說為什麽不趕快去剪發。

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著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隻是清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簍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裏,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為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雲。唐傅奕考核道經眾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茶香室叢鈔》卷四第二葉。)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雲。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葉。)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葉。)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卻還不至於那麽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麽忙,又穿著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嚐是“方”的,卻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吃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為什麽叫它“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為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麽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麽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吃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著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著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著兵,有的背著紮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著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著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製服,汗流滿麵的漢子從外麵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著一把小紙片,但卻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恒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麽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麵正有一群人圍著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麽?”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隻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隻有帳桌上坐著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幹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卻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發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麵走,一麵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麽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麽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麵嚐了一嚐。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讚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它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著說。

“回見。不喝水麽?”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隻要走十幾步,到對麵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才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裏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麽遠,走路又這麽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鍾,便從衣袋裏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麽一個人,要在這裏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鍾,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鍾才回來哩,你三點鍾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鍾,隻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吃午飯。於是請我吃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卻吃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吃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吃飽了就講閑話,直到五點鍾。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方,種著許多樹。一株頻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頻果落下來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頻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麵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係吳由保定啟程後,張其鍠曾為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為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覘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著的兩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製,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

馬上支日記

前幾天會見小峰,談到自己要在半農所編的副刊上投點稿,那名目是《馬上日記》。小峰憮然曰,回憶歸在《舊事重提》中,目下的雜感就寫進這日記裏麵去……。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你在《語絲》上做什麽呢?——但這也許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時可暗暗地想:生長在敢於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麽也會這樣拘泥?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麽?因為《語絲》上須投稿,而這暗想馬上就實行了,於是乎作支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隻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裏的蠅群卻著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它們先追逐著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它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著,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卻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麽“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麽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翻翻廢紙,又看見幾條《茶香室叢鈔》式的東西。已經團入字紙簍裏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於《水滸傳》的,移錄在這裏罷——

宋洪邁《夷堅甲誌》十四雲:“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為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雲,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岩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複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裏往視,輿四虎以歸,分烹之。”案《水滸傳》敘李逵沂嶺殺四虎事,情狀極相類,疑即本此等傳說作之。《夷堅甲誌》成於乾道初(1165),此條題雲《舒民殺四虎》。

宋莊季裕《雞肋編》中雲:“浙人以鴨兒為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始知鴨若隻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為諱者,蓋為是耳,不在於無氣也。”案《水滸傳》敘鄆哥向武大索麥稃,“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怎地棧得肥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必多雄始孕,蓋宋時浙中俗說,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滸傳》確為舊本,其著者則浙人;雖莊季裕,亦僅知鴨羹無氣而已。《雞肋編》有紹興三年(1133)序,去今已將八百年。

元陳泰《所安遺集》《江南曲序》雲:“餘童丱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峰,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絕湖為池,闊九十裏,皆蕖荷菱芡,相傳以為宋妻所植。宋之為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去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複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荊公詩雲:‘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敘遊曆,且以慰宋妻種荷之意雲。(原注:曲因蠹損無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濼中,且植芰荷,僅見於此;而謂江勇悍狂俠,亦與今所傳性格絕殊,知《水滸》故事,宋元來異說多矣。泰字誌同,號所安,茶陵人,延祐甲寅(1314),以《天馬賦》中省試第十二名,會試賜乙卯科張起岩榜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龍南令,卒官。至曾孫樸,始集其遺文為一卷。成化丁未,來孫銓等又並補遺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補遺中,而失其詩。近《涵芬樓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寫本,則並序失之矣。“舟遙見一峰”及“昔宋江事處”二句,當有脫誤,未見別本,無以正之。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真偽莫辨。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於不談。隻記得一件: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的席上發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說畢,合座為之“歡然”雲。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躇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隻好曬死罷了。即使亂澆,總勝於不澆,即使有害,總勝於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裏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才放了心。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呆坐著,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歡然”。人倘能夠“超然象外”,看看報章,倒也是一種清福。我對於報章,向來就不是博覽家,然而這半年來,已經很遇見了些銘心絕品。遠之,則如段祺瑞執政的《二感篇》,張之江督辦的《整頓學風電》,陳源教授的《閑話》;近之,則如丁文江督辦(?)的自稱“書呆子”演說,胡適之博士的英國庚款答問,牛榮聲先生的“開倒車”論(見《現代評論》七十八期),孫傳芳督軍的與劉海粟先生論美術書。但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來,卻又相去不可以道裏計。今年春天,張之江督辦明明有電報來讚成槍斃赤化嫌疑的學生,而弄到底自己還是逃不出赤化。這很使我莫明其妙;現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師,那疑團可就冰釋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領麽?所以三一八慘案,即等於以赤討赤,無論那一麵,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隻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著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即亞伯拉罕的考據。大意是日本稱油為“阿蒲拉”(Abura),油的顏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至於“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呢,我現在可記不真確了,總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卻,隻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隻是上卷。但這考據究竟還過於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

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閑看。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於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因為或種限製,隻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並非小說和分一部為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才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隻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於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確不免汗流浹背。隻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於體麵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罷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常常引為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麵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麵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麵弄得十足,所以敢於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麵”。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為戲台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出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麵,心有不平而怯於報複,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著中國人之所謂“體麵”或“麵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為這也是關於“華人”的體麵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著“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幹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麽,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幹,這一出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著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麽保存國故,什麽振興道德,什麽維持公理,什麽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麵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隻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於是這出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於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嚐有這麽一個“黨”;隻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卻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複歸那出於自由意誌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隻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麽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隻在他們這麽想,便這麽說,這麽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麽想,卻是那麽說,在後台這麽做,到前台又那麽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麵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麵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信,托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閭邱辨囿》。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曆上將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麵這一張是紅印的。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麽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我又想,明天可掛國旗呢?……於是,不想什麽,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裏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雇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我於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才明白了:“長”,是確有價值的。《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並重自許,確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為止,似乎並沒有掛國旗,後半夜補掛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

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隻得自己起來。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閭邱辨囿》。

也還是因為那一本《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因為那裏麵講到中國的肴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肴饌。我於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隻有《禮記》裏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裏的一張禦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隻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閭邱辨囿》中。現在這書既然借不到,隻好拉倒了。

近年嚐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蔥蒜和雜合麥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隻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中外人士以為可口,衛生,第一而第n的,當然不是這些;應該是闊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為他們這麽吃,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

安岡氏的論中國菜,所引據的是威廉士的《中國》(《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樂而**風熾盛》這一篇中。其中有這麽一段——

“這好色的國民,便在尋求食物的原料時,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底效能為目的。從國外輸入的特殊產物的最多數,就是認為含有這種效能的東西。……在大宴會中,許多菜單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為含有或種特殊的強壯劑底性質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對於外國人的指摘本國的缺失,是不很發生反感的,但看到這裏卻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國菜誠然大抵濃厚,然而並非國民的常食;中國的闊人誠然很多**昏,但還不至於將肴饌和壯陽藥並合。“紂雖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

安岡氏又自己說——

“筍和支那人的關係,也與蝦正相同。彼國人的嗜筍,可謂在日本人以上。雖然是可笑的話,也許是因為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

會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寶貴的,所以曾有“會稽竹箭”的話。然而寶貴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於戰鬥,並非因為它“挺然翹然”像**。多竹,即多筍;因為多,那價錢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鄉,就吃了十多年筍,現在回想,自省,無論如何,總是絲毫也尋不出吃筍時,愛它“挺然翹然”的思想的影子來。因為姿勢而想像它的效能的東西是有一種的,就是肉蓯蓉,然而那是藥,不是菜。總之,筍雖然常見於南邊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頭的電幹和屋裏的柱子一般,雖“挺然翹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沒有什麽關係的。

然而洗刷了這一點,並不足證明中國人是正經的國民。要得結論,還很費周折罷。可是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岡氏又說,“去今十餘年前,有……稱為《留東外史》這一種不知作者的小說,似乎是記事實,大概是以惡意地描寫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為目的的。然而通讀全篇,較之攻擊日本人,倒是不識不知地將支那留學生的不品行,特地費了力招供出來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這是真的,要證明中國人的不正經,倒在自以為正經地禁止男女同學,禁止模特兒這些事件上。

我沒有恭逢過奉陪“大宴會”的光榮,隻是經曆了幾回中宴會,吃些燕窩魚翅。現在回想,宴中宴後,倒也並不特別發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覺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著一盤活活的醉蝦。據安岡氏說,蝦也是與性欲有關係的;不但從他,我在中國也聽到過這類話。然而我所以為奇怪的,是在這兩極端的錯雜,宛如文明爛熟的社會裏,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而這蠻風,又並非將由蠻野進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蠻野,假如比前者為白紙,將由此開始寫字,則後者便是塗滿了字的黑紙罷。一麵製禮作樂,尊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麵又坦然地放火殺人,**擄掠,做著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

我以為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吃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著鮮血的肉類……。

正午,照例要吃午飯了,討論中止。菜是:幹菜,已不“挺然翹然”的,筍幹,粉絲,醃菜。對於紹興,陳源教授所憎惡的是“師爺”和“刀筆吏的筆尖”,我所憎惡的是飯菜。《嘉泰會稽誌》已在石印了,但還未出版,我將來很想查一查,究竟紹興遇著過多少回大饑饉,竟這樣地嚇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專喜歡儲藏幹物品。有菜,就曬幹;有魚,也曬幹;有豆,又曬幹;有筍,又曬得它不像樣;菱角是以富於水分,肉嫩而脆為特色的,也還要將它風幹……。聽說探險北極的人,因為隻吃罐頭食物,得不到新東西,常常要生壞血病;倘若紹興人肯帶了幹菜之類去探險,恐怕可以走得更遠一點罷。

晚,得喬峰信並叢蕪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裏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曆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為相宜;戰國遊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曆來“流言”的製造散布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麵實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畢,寄給小峰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著,仿佛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卻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個行人唱著戲文走過去,餘音嫋嫋,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裏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於古小說的判決卻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隻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於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嶽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著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綹長須的白麵書生,或者還穿著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著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著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於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卻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台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嚐嚐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卻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麽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夥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夥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於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夥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著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托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才決計在暑假中將它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為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仇。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於是隻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卻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沉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讜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煙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麽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馬上日記之二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閑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Boris Pilinia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卻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倒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隻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跡。但當他精光的腳還未踏著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Blasco Ibá?ez),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z),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卻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為著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裏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卻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Ivan and Maria),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裏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裏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於《蘇俄的文藝論戰》裏的裏培進司基(U.Libodinsky),日本卻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周間》。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為祖師,我們的文人卻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為“頻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麽,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曆了革命了,知道這裏麵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著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托羅茲基(Trotsky)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如此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著,開拓著自己的生活,唱著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為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為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隻掛著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隻得將寶藏著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吃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吃得很徹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須出去買來。於是很有戒心了,隻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吃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於因此逡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卻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吃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於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隻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卻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著,使它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隻好不作聲,而且這時才記起她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吃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裏有黑點的,我們那裏稱為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吃,北京卻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係著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吃煮白菜,則即使不至於稱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麵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著,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吃的,一麵想,一麵吃,不料這樣就吃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為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萊爾(A.J.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於莎士比亞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頭,他還拍著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於“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為是。雖然夾些“流言”在內,也未必便於“學理和事實”有妨。

記“發薪”

下午,在中央公園裏和C君做點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報,說,部裏今天發給薪水了,計三成;但必須本人親身去領,而且須在三天以內。

否則?

否則怎樣,他卻沒有說。但這是“洞若觀火”的,否則,就不給。

隻要有銀錢在手裏經過,即使並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總愛逞逞威風的,要不然,他們也許要覺到自己的無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當鋪卻用這樣的勢利臉和高櫃台;明明用銀元去換銅元,錢攤卻帖著“收買現洋”的紙條,隱然以“買主”自命。錢票當然應該可以到負責的地方去換現錢,而有時卻規定了極短的時間,還要領簽,排班,等候,受氣;軍警督壓著,手裏還有國粹的皮鞭。

不聽話麽?不但不得錢,而且要打了!

我曾經說過,中華民國的官,都是平民出身,並非特別種族。雖然高尚的文人學士或新聞記者們將他們看作異類,以為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從我這幾年的經驗看來,卻委實不很特別,一切脾氣,卻與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經手銀錢的時候,也還是照例有一點借此威風一下的嗜好。

“親領”問題的曆史,是起源頗古的,中華民國十一年,就因此引起過方玄綽的牢騷,我便將這寫了一篇《端午節》。但曆史雖說如同螺旋,卻究竟並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張“親領”的是“索薪會”——嗚呼,這些專門名詞,恕我不暇一一解釋了,而且紙張也可惜。——的驍將,晝夜奔走,向國務院呼號,向財政部坐討,一旦到手,對於沒有一同去索的人的無功受祿,心有不甘,用此給吃一點小苦頭的。其意若曰,這錢是我們討來的,就同我們的一樣;你要,必得到這裏來領布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親自送到受惠者的家裏去的麽?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現在是無論怎麽“索”,早已一文也不給了,如果偶然“發薪”,那是意外的上頭的嘉惠,和什麽“索”絲毫無關。不過臨時發布“親領”命令的施主卻還有,隻是已非善於索薪的驍將,而是天天“畫到”,未曾另謀生活的“不貳之臣”了。所以,先前的“親領”是對於沒有同去索薪的人們的罰,現在的“親領”是對於不能空著肚子,天天到部的人們的罰。

但這不過是一個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臨其境,實在有些說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湯,耳聞口講的,總不如親自呷一口的明白。近來有幾個心懷叵測的名人間接忠告我,說我去年作文,專和幾個人鬧意見,不再論及文學藝術,天下國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來倒是明白了,身曆其境的小事,尚且參不透,說不清,更何況那些高尚偉大,不甚了然的事業?我現在隻能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至於冠冕堂皇如所謂“公理”之類,就讓公理專家去消遣罷。

總之,我以為現在的“親領”主張家,已頗不如先前了,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謂“每況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騷如方玄綽者,似乎也已經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報,便走出公園,跳上車,徑奔衙門去。

一進門,巡警就給我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們也還是認識的。到裏麵,不見什麽人,因為辦公時間已經改在上午,大概都已親領了回家了。覓得一位聽差,問明了“親領”的規則,是先到會計科去取得條子,然後拿了這條子,到花廳裏去領錢。

就到會計科,一個部員看了一看我的臉,便翻出條子來。我知道他是老部員,熟識同人,負著“驗明正身”的重大責任的;接過條子之後,我便特別多點了兩個頭,以表示告別和感謝之至意。

其次是花廳了,先經過一個邊門,隻見上帖紙條道:“丙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滿百元”。我看自己的條子上,寫的是九十九元,心裏想,這真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同時便直撞進去。看見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說道這“不滿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並不在這裏,是在裏間。

就到裏間,那裏有兩張大桌子,桌旁坐著幾個人,一個熟識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條子去,簽了名,換得錢票,總算一帆風順。這組的旁邊還坐著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監督者,因為他敢於解開了官紗——也許是紡綢,我不大認識這些東西。——小衫,露著胖得擁成折迭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過了折疊往下流。

這時我無端有些感慨,心裏想,大家現在都說“災官”“災官”,殊不知“心廣體胖”的還不在少呢。便是兩三年前教員正嚷索薪的時候,學校的教員豫備室裏也還有人因為吃得太飽了,咳的一聲,胃中的氣體從嘴裏反叛出來。

走出外間,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還在,便拉住他發牢騷。

“你們怎麽又鬧這些玩藝兒了?”我說。

“這是他的意思……。”他和氣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麽辦呢?放在門板上抬來麽?”

“他說:這些都另法辦理。……”

我是一聽便了然的,隻是在“門——衙門之門——外漢”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點注解。這所謂“他”者,是指總長或次長而言。此時雖然似乎所指頗蒙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實,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許又要更蒙朧。總而言之,薪水既經到手,這些事便應該“適可而止,毋貪心也”的,否則,怕難免有些危機。即如我的說了這些話,其實就已經不大妥。

於是我退出花廳,卻又遇見幾個舊同事,閑談了一回。知道還有“戊組”,是發給已經死了的人的薪水的,這一組大概無須“親領”。又知道這一回提出“親領”律者,不但“他”,也有“他們”在內。所謂“他們”者,粗粗一聽,很像“索薪會”的頭領們,但其實也不然,因為衙門裏早就沒有什麽“索薪會”,所以這一回當然是別一批新人物了。

我們這回“親領”的薪水,是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的。因此,事前就有了兩種學說。一,即作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發給。然而還有新來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於是第二種新學說自然起來:不管先前,隻作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發給。不過這學說也不大妥,隻是“不管先前”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這個辦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經營過。去年章士釗將我免職之後,自以為在地位上已經給了一個打擊,連有些文人學士們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人,看過“滿床滿桌滿地”的德文書的,即刻又悟到我單是拋了官,還不至於一敗塗地,因為我還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於是他們的司長劉百昭便在部務會議席上提出,要不發欠薪,何月領來,便作為何月的薪水。這辦法如果實行,我的受打擊是頗大的,因為就受著經濟的迫壓。然而終於也沒有通過。那致命傷,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劉百昭們又不肯自稱革命黨,主張不管什麽,都從新來一回。

所以現在每一領到政費,所發的也還是先前的錢;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間卻在,實在也有些難於說是現今不在,連那時的曾經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學說起來,總得采納一點,這采納一點,也就是調和一些。因此,我們這回的收條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錢的數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這麽一來,既然並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點錢,可謂比較的周到。於我是無益也無損,隻要還在北京,拿得出“正身”來。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裏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覺得已是一個精神上的財主;隻可惜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劉百昭就來動搖過。將來遇見善於理財的人,怕還要設立一個“欠薪整理會”,裏麵坐著幾個人物,外麵掛著一塊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們都到那裏去接洽。幾天或幾月之後,人不見了,接著連招牌也不見了;於是精神上的財主就變了物質上的窮人了。

但現在卻還的確收了九十九元,對於生活又較為放心,趁閑空來發一點議論再說。

(七月二十一日。)

記談話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裏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為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毀校周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它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於冷靜,過於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著熱烈的希望,發揮著豐富的感情的。在這一次談話裏,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麽,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為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為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培良〕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裏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麽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綏惠略夫》的曆史,倒有點有趣。十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裏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麽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忒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裏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於“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裏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隻有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為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著的德文書裏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裏文學書多得很,為什麽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將它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誌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爾誌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幹。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為不受上司的辱罵而被革職了,她背地裏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著。究竟後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於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贍得多。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複仇了,一切是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麵被破壞,一麵修繕著,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麵受破壞,一麵修補,一麵受破壞,一麵修補的生活了。這個學校,也就是受了楊蔭榆章士釗們的破壞之後,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過下去的。

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許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盡然。我的家裏還住著一個鄉下人,因為戰事,她的家沒有了,隻好逃進城裏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隻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它,甚至於連破壞者也誇耀它。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麽會裏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麽意思;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隻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