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曆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隻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隻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赴這會的後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為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後來看見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原來剛一周年，又看見用兵了。不知明年這日，還是帶兵的開得校紀念呢，還是被兵的開毀校紀念？現在姑且將培良君的這一篇轉錄在這裏，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附記。
上海通信
小峰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麽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卻有一個穿製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麽？”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裏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卻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裏來演說，“使之聞之”。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麽？然而自己隻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為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槍，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裏（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念念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麽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罵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裏，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隻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裏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隻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裏一般。
正在田野裏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著槍，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群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槍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槍階級”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鍾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裏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裏，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才遇見滿口英語的學生，才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才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嗑南瓜子，手裏是一張《消閑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裏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才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裏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隻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複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隻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於是隻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訖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