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麵。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麵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隻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隻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詩哲”為援助陳源教授起見，似乎引過羅曼羅蘭的話，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卻隻知道打別人身上的鬼。沒有細看，說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並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為沒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帶住”的事可就容易辦了。隻要不再串戲，不再擺臭架子，忘卻了你們的教授的頭銜，且不做指導青年的前輩，將你們的“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裏去，除下假麵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就夠了！
（二月三日。）
送灶日漫筆
坐聽著遠遠近近的爆竹聲，知道灶君先生們都在陸續上天，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但是他大概終於沒有講，否則，中國人一定比現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著一種糖，有柑子那麽大小，在我們那裏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餳”了。本意是在請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嘴學舌，對玉帝說壞話。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硬手段，而於活人卻隻好請吃飯。
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吃飯，尤其是請吃飯。那自然是無足怪的，的確不大好聽。隻是北京的飯店那麽多，飯局那麽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談風月，“酒酣耳熱而歌嗚嗚”麽？不盡然的，的確也有許多“公論”從這些地方播種，隻因為公論和請帖之間看不出蛛絲馬跡，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見，卻以為還是酒後的公論有情。人非木石，豈能一味談理，礙於情麵而偏過去了，在這裏正有著人氣息。況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麵的。何謂情麵？明朝就有人解釋過，曰：“情麵者，麵情之謂也。”自然不知道他說什麽，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說什麽。在現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論，本來是一種夢想；即使是飯後的公評，酒後的宏議，也何嚐不可姑妄聽之呢。然而，倘以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論，卻一定上當，——但這也不能獨歸罪於公論家，社會上風行請吃飯而諱言請吃飯，使人們不得不虛假，那自然也應該分任其咎的。
記得好幾年前，是“兵諫”之後，有槍階級專喜歡在天津會議的時候，有一個青年憤憤地告訴我道：他們那裏是會議呢，在酒席上，在賭桌上，帶著說幾句就決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論不發源於酒飯說”之騙的一個，所以永遠是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會出現呢，或者竟許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飯為重的老實人，卻是的確也有的，要不然，中國自然還要壞。有些會議，從午後二時起，討論問題，研究章程，此問彼難，風起雲湧，一直到七八點，大家就無端覺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氣愈大了，議論愈糾紛了，章程愈渺茫了，雖說我們到討論完畢後才散罷，但終於一哄而散，無結果。這就是輕視了吃飯的報應，六七點鍾時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對於本身和別人的警告，而大家誤信了吃飯與講公理無關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說也沒精采，宣言也——連草稿都沒有。
但我並不說凡有一點事情，總得到什麽太平湖飯店、擷英番菜館之類裏去開大宴；我於那些店裏都沒有股本，犯不上替他們來拉主顧，人們也不見得都有這麽多的錢。我不過說，發議論和請吃飯，現在還是有關係的；請吃飯之於發議論，現在也還是有益處的；雖然，這也是人情之常，無足深怪的。
順便還要給熱心而老實的青年們進一個忠告，就是沒酒沒飯的開會，時候不要開得太長，倘若時候已晚了，那麽，買幾個燒餅來吃了再說。這麽一辦，總可以比空著肚子的討論容易有結果，容易得收場。
膠牙餳的強硬辦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樣，用之於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於給他醉飽一次，使他自己不開口，卻不是膠住他。中國人對人的手段頗高明，對鬼神卻總有些特別，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說起來也奇怪，灶君竟至於到了現在，還仿佛沒有省悟似的。
道士們的對付“三屍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沒有做過道士，詳細是不知道的，但據“耳食之言”，則道士們以為人身中有三屍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時，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過惡。這實在是人體本身中的奸細，《封神傳演義》常說的“三屍神暴躁，七竅生煙”的三屍神，也就是這東西。但據說要抵製他卻不難，因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隻要這一日不睡覺，他便無隙可乘，隻好將過惡都放在肚子裏，再看明年的機會了。連膠牙餳都沒得吃，他實在比灶君還不幸，值得同情。
三屍神不上天，罪狀都放在肚子裏；灶君雖上天，滿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麵前含含胡胡地說了一通，又下來了。對於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點也聽不懂，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我們今年當然還是一切照舊，天下太平。
我們中國人對於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卻以為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於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隻是不肯說；你一說，據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誠然，自以為看穿了的話，有時也的確反不免於淺薄。
（二月五日。）
談皇帝
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凶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例如對於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為王敗則為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思想本沒有什麽大差別。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個老仆婦，告訴過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對付皇帝的方法。她說——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龍位上，一不高興，就要殺人；不容易對付的。所以吃的東西也不能隨便給他吃，倘是不容易辦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時辦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辦不到，他就生氣，殺人了。現在是一年到頭給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為難。但是倘說是波菜，他又要生氣的，因為這是便宜貨，所以大家對他就不稱為波菜，另外起一個名字，叫作‘紅嘴綠鸚哥’。”
在我的故鄉，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紅，正如鸚哥的嘴一樣。
這樣的連愚婦人看來，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並不，她以為要有的，而且應該聽憑他作威作福。至於用處，仿佛在靠他來鎮壓比自己更強梁的別人，所以隨便殺人，正是非備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須侍奉呢？可又覺得有些危險了，因此隻好又將他練成傻子，終年耐心地專吃著“紅嘴綠鸚哥”。
其實利用了他的名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和我那老仆婦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過一則又要他弱，一則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聖君”來行道也就是這玩意，因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為要便於操縱，所以又要他頗老實，聽話。
皇帝一自覺自己的無上威權，這就難辦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鬧起來，還說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於是聖人之徒也隻好請他吃“紅嘴綠鸚哥”了，這就是所謂“天”。據說天子的行事，是都應該體帖天意，不能胡鬧的；而這“天意”也者，又偏隻有儒者們知道著。
這樣，就決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請教他們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鬧起來了。你對他說“天”麽，他卻道，“我生不有命在天？！”豈但不仰體上天之意而已，還逆天，背天，“射天”，簡直將國家鬧完，使靠天吃飯的聖賢君子們，哭不得，也笑不得。
於是乎他們隻好去著書立說，將他罵一通，豫計百年之後，即身歿之後，大行於時，自以為這就了不得。
但那些書上，至多就止記著“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無花的薔薇
１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話——
“無刺的薔薇是沒有的。——然而沒有薔薇的刺卻很多。”
題目改變了一點，較為好看了。
“無花的薔薇”也還是愛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這位勖本華爾先生忽然合於我們國度裏的紳士們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點《女人論》；我也就夾七夾八地來稱引了好幾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薔薇，實在大煞風景，對不起紳士們。
記得幼小時候看過一出戲，名目忘卻了，一家正在結婚，而勾魂的無常鬼已到。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床……實在大煞風景，我希望我還不至於這樣。
3
有人說我是“放冷箭者”。
我對於“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麽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裏。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為初無“與眾共棄”之心，隻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麵皮鼓得急繃繃，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為“當為曆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為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5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麵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歎。
所以，如果活著，隻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６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為此征文，徐誌摩先生於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麽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麽？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裏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7
誌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瀅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晨副》一四二三）
西瀅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誌摩，郭沫若，鬱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誌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麵，就是在體製方麵，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８
誌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隻《呐喊》集裏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裏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瀅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卻沒有。”（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9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嚐研究過什麽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麽？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麽？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幹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隻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無花的薔薇之二
１
英國勃爾根貴族曰：“中國學生隻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卻孔子之教。英帝國之大敵，即此種極力詛咒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為過激黨之最好活動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南京通信雲：“基督教城中會堂聘金大教授某種學博士講演，中有謂孔子乃耶穌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時皆禱告上帝。當有聽眾……質問何所據而雲然；博士語塞。時乃有教徒數人，突緊閉大門，聲言‘發問者，乃蘇俄盧布買收來者’。當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國民公報》。）
蘇俄的神通真是廣大，竟能買收叔梁紇，使生孔子於耶穌之前，則“忘卻孔子之教”和“質問何所據而雲然”者，當然都受著盧布的驅使無疑了。
2
西瀅教授曰：“聽說在‘聯合戰線’中，關於我的流言特別多，並且據說我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紙上到也不大見。”（《現代》六十五。）
該教授去年是隻聽到關於別人的流言的，卻由他在紙上發表；據說今年卻聽到關於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紙上發表。“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實在特別荒唐，可見關於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為關於別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據說“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他的什麽《甲寅》居然漸漸的有了活氣了。可見官是做不得的。
然而他又做了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了，不知《甲寅》可仍然還有活氣？如果還有，官也還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寫什麽“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麵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5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６
中國隻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隻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7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8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麽相幹？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死地”
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仆鷹犬的**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隻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複蘇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為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為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為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曆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的未經“死之恐怖”，即不容易為“死之恐怖”所懾，我以為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著，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在我麵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為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汙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為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裏，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裏，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誌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並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
死地確乎已在前麵。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三月二十五日。）
可慘與可笑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這羅網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裏大抵含著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後用“亂黨”，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為這類諢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裏，就藏著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為“整頓學風”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便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裏麵，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嗬！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群眾”，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著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群眾。以這樣的群眾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了然。但從別一方麵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於《京報》。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裏，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幹，但在生者，卻大抵隻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隻能如此而已。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
記念劉和珍君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麽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隻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能有什麽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麵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複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嗬，沉默嗬！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隻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仆；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隻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嗬！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汙……。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麽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曆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隻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空談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隻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麽陰毒與凶殘。能逆料的，大概隻有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麽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麽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隻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煉群眾領袖的錯處，隻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隻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閑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誌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麽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隻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誌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誌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罷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幹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麽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麽近，而四烈士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裏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
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麽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如此“討赤”
京津間許多次大小戰爭，戰死了不知多少人，為“討赤”也；執政府前開排槍，打死請願者四十七，傷百餘，通緝“率領暴徒”之徐謙等人五，為“討赤”也；奉天飛機三臨北京之空中，擲下炸彈，殺兩婦人，傷一小黃狗，為“討赤”也。
京津間戰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兩婦人和被炸傷之一小黃狗，是否即“赤”，尚無“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於府前槍殺之四十七人，則第一“明令”已雲有“誤傷”矣；京師地方檢察廳公函又雲“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之行為”矣；而國務院會議又將“從優擬恤”矣。然則徐謙們所率領的“暴徒”那裏去了呢？他們都有符咒，能避槍炮的麽？
總而言之：“討”則“討”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論。歸根結蒂，“烈士”落葬，徐謙們逃亡，兩個俄款委員會委員出缺。六日《京報》雲：“昨日九校教職員聯席會議代表在法政大學開會，查良釗主席，先報告前日因俄款委員會改組事，與教長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發言，略雲，政府此次擬以外教財三部事務官接充委員，同人應絕對反對，並非反對該項人員人格，實因俄款數目甚大，中國教育界仰賴甚深……。”
又有一條新聞，題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員會”雲。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於“中國教育界”良非淺鮮也。“從優擬恤”，誰曰不宜！？
而今而後，庶幾“中國教育界”中，不至於再稱異己者為“盧布黨”歟？
（四月六日。）
無花的薔薇之三
１
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
“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現代評論》七十一，《閑話》。）
這多麽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為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無關的。“非人格”的一種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仿佛日見其光怪陸離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2
做那有名的小說《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種特別流行於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Don Quijote看遊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發匠來檢查；理發匠選出幾部好的留下來，其餘的便都燒掉了。
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種。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裏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麵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離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於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曆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閉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這是造給某校某人看，恐嚇恐嚇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虛，某人已逃走了。這是造給某方看，煽動煽動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檢甲校，將搜檢乙校了。這是恐嚇乙校，煽動某方的。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乙校不自心虛，怎能給恐嚇呢？然而，少安毋躁罷。還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達旦，將赤化書籍完全焚燒矣。
於是甲校更正，說並未搜檢；乙校更正，說並無此項書籍雲。
４
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之概了。
其實是不至於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
5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這時還點綴著一點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遊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終於沒有結果；便是這事也早從人們的記憶上消去。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裏麵是什麽大英雄得勝之後，必須廓清邪說，誅戮異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廣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無須提出。但是，較之現在專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卻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我想，百年前比現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萬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別在中國或者是確鑿的。
6
在報章的角落裏常看見對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卻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聽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
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證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對於上一節所說的事，這也算作一個例外罷。
（五月六日。）
新的薔薇
——然而還是無花的
因為《語絲》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題目，所以破格地奮發，要寫出“新的薔薇”來。
——這回可要開花了？
——嗡嗡，——不見得罷。
我早有點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為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為”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聽說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開過了。我沒有見，我就不以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東西是存在的。——學者們怕要說。
——好！那麽，由它去罷。——這是我敬謹回稟學者們的話。
有些講“公理”的，說我的雜感沒有一看的價值。那是一定的。其實，他來看我的雜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話倘會合於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麽？我不也成了他，和其餘的一切會員了麽？我的話不就等於他們的話了麽？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於一個人和一番話了麽？
公理是隻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
這回“北京城內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為之憤慨：“……至於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國國旗，以為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
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我們自有“法律”在。
如果還不放心呢，那麽，就用一種更穩妥的旗子：紅字旗。介乎中外之間，超於“無恥”和有恥之外，——確是好旗子！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帖在酒樓飯館裏，至今還沒有跟著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筆的人。
但這時卻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她本不願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說“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嗬！”
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卻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為“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於是自然要發生“節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來華的時候，“有些誌士”卻又大發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今尚為許多人所反對，節育也行不通。為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為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秘訣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為了“愛”。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
這也許還是因為“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扶清滅洋”，各國聯軍入京的餘澤。
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卻“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吃飯；如果大師兄有靈，必將爽然若失者歟。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也是這一筆款……。
（五月二十三日。）
再來一次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隻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嗬，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嚐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裏，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麽奚落他。現在我在此隻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那“動機”，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裏而已：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麽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麽，“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閑話》所謂“有些誌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為半農題記“何典”後，作還是兩三年前，偶然在光緒五年（1879）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見《何典》題要，這樣說：
《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裏偷閑。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不得；常維鈞多識舊書肆中人，因托他搜尋，仍不得。今年半農告我已在廠甸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此後半農便將校樣陸續寄來，並且說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隻能做短序的。然而我還很躊躇，我總覺得沒有這種本領。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譬如，標點隻能讓汪原放，做序隻能推胡適之，出版隻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卻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麽呢？隻因為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
還未開手，而躬逢戰爭，在炮聲和流言當中，很不寧帖，沒有執筆的心思。夾著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麽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廣告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這頗使我淒然，因為由此記起了別的事，而且也以為“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從此一見《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是的，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無論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我所謂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經做過《論“他媽的！”》早有青年道德家烏煙瘴氣地浩歎過了，還講身分麽？但是也還有些講身分。我雖然“深惡而痛絕之”於那些戴著麵具的紳士，卻究竟不是“學匪”世家；見了所謂“正人君子”固然決定搖頭，但和歪人奴子相處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無差別的眼光看，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於誇張的廣告何足為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廣告也何足為奇？然而呀，這裏用得著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紀的，又做過幾年官，和所謂“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氣驟不易退，所以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這主張在教育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讚成之望，去年在什麽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兼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兼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廣告。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隻知道裏麵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他兼差又沒有。那麽，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麽？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廣告的呢，隻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糊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麽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幹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幹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隻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但短序總算已經寫成，雖然不像東西，卻究竟結束了一件事。我還將此時的別的心情寫下，並且發表出去，也作為《何典》的廣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著東壁下，書。）
馬上日記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麵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劄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麵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Ａ信；Ｂ來。三月三日雨，收Ｃ校薪水Ｘ元，複Ｄ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Ｂ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隻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複，或者何時答複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債放在外麵，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麽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麵。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跡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著，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誌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著試試。什麽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麵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為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卻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著實為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麽“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著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為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麵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麽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仿佛有點多事似的。因為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隻好將這作為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卻不然，倒是因為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吃東西吃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躇。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隻好聽憑敝胃隱隱地痛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