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
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
一
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即西瀅）教授要不管閑事了；這豫言就見於《現代評論》五十六期的《閑話》裏。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麽，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麽大了，竟不知道陽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於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掛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幾坐彩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關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砰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真跟著過年為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於成為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卻也很占一點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於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閑事，有人管閑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仿佛沒有所謂閑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為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裏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即大有作為，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那自然是頗近於管閑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夠“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閑事了。因為既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於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於咱們地球之上，即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著，非以其“閑”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雇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在我們是閑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裏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多了麽？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為例，正如在文學上的引用什麽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我大約因為在講什麽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於此，尚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幹？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裏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裏去。管到“鄰貓生子”，很有人以為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裏，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為天下本無所謂閑事，隻因為沒有這許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於是便隻好抓一點來管。為什麽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為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誌；小則，因為是同學，親戚，同鄉，——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麽，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了然，或者其實了然，而故意裝癡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卻管了閑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了。幸而陰曆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二
昨天下午我從沙灘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隻要一看見封麵上畫著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況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況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閑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閑話”，因為它給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為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卻還“用‘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裏麵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燉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麽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裏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雲。這“我們”裏麵，據說第一要數“溥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釗，因為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裏“幾乎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 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真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餘，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
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眾“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象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為“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於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為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麽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為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於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過擺著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的“流言”，其實卻躺在家裏，托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卻也因此“交臂失之”了。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數莊士敦先生，公團要推“政治學會圖書館”了，隻可惜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靠著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聽說所依靠的還是美國退還的賠款，常年經費又不過三萬元，每月二千餘。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隻有梁啟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夠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裏，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幾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隻好是自己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麽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閑話’便沒有什麽可幹”，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為什麽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夠用。陳源教授就舉著一個例：“就以‘四書’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注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得了幾百幾千種參考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煙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於漢人的“四書”注疏或理論，卻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源教授所推許為“那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在做給“束發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誌》，《隋書經籍誌》之類，也隻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卻沒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裏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隻得這樣就算了，因為即使要“抱”，卻連“佛腳”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腳”的，肯“抱佛腳”的，的確還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笙”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罷。
完
現在不高興寫下去了，隻好就此完結。總之：將《現代評論增刊》略翻一遍，就覺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見有一回廣告上所開列的作者的名單。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適教授的《譯詩三首》呀，徐誌摩先生的譯詩一首呀，西林氏的《壓迫》呀，陶孟和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發表而必須我們的玄孫才能全部拜讀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時，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卻看見灰色了，於是乎拋開。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著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周，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有趣的消息
雖說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們卻還向這裏跑；老年們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別處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轉回來了，仿佛倒是北京還很有什麽可以留戀。厭世詩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係之矣”，然而他總活著；連祖述釋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勖本華爾也不免暗地裏吃一種醫治什麽病症的藥，不肯輕易“涅槃”。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這當然不過是俗人的俗見罷了，可是文人學者之流也何嚐不這樣。所不同的，隻是他總有一麵辭嚴義正的軍旗，還有一條尤其義正辭嚴的逃路。真的，倘不這樣，人生可真要無聊透頂，無話可說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貴起來；自己的“區區僉事”，又因為“妄有主張”，被章士釗先生革掉了。向來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來夫的話來說，是“沒有花，沒有詩”，就隻有百物昂貴。然而也還是“妄有主張”，沒法回頭；倘使有一個妹子，如《晨報副刊》上所豔稱的“閑話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聲音正如“銀鈴之響於幽穀”，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許可以借此撥轉馬頭，躲到別墅裏去研究漢朝人所做的《四書》注疏和理論去。然而，惜哉，沒有這樣的好妹子；“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連有一個那樣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靈均。我的終於“妄有主張”，或者也許是無可推托之故罷。然而這關係非同小可，將來怕要遭殃了，因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報應的。
話要回到釋迦先生的教訓去了，據說：活在人間，還不如下地獄的穩妥。做人有“作”就是動作（＝造孽），下地獄卻隻有“報”（＝報應）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獄的原因，而下地獄倒是出地獄的起點。這樣說來，實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這自然也隻限於“有根”（據說，這是“一句天津話”）的大人物，我卻不大相信這一類鬼畫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裏，枯燥當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態，除了百物昂貴之外，究竟還是五花八門，創造藝術的也有，製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為北京的緣故，也就是人們總還要奔湊聚集的緣故。可惜的是隻有一些小玩意，老實一點的朋友就難於給自己豎起一杆辭嚴義正的軍旗來。
我一向以為下地獄的事，待死後再對付，隻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於是便不免於有時得罪人，有時則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但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當然要受報，那也隻好準備著，因為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的是更不能豎起辭嚴義正的軍旗來的。其實，這裏也何嚐沒有國家大事的消息呢，“關外戰事不日將發生”呀，“國軍一致擁段”哪，有些報紙上都用了頭號字煌煌地排印著，可以刺得人們頭昏，但於我卻都沒有什麽鳥趣味。人的眼界之狹是不大有藥可救的，我近來覺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見那在德國手格盜匪若幹人，在北京率領三河縣老媽子一大隊的武士劉百昭校長居然做駢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學，教部備員，多藝之譽愧不如人，審美之情差堪自信”，還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實在沒有料想到。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閑事的“學者”，今年不管閑事了，在年底結清帳目的辦法，原來不止是掌櫃之於流水簿，也可以適用於“正人君子”的行為的。或者，“阿哥！”這一聲叫，正在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間十二點鍾罷。
但是，這些趣味，刹那間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變動，也誠然是可恨。我想，照著境遇，思想言行當然要遷移，一遷移，當然會有所以遷移的道理。況且世界上的國慶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們的軍旗，是全都早經豎定了的。前人之勤，後人之樂，要做事的時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時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殺的時候我是關龍逄，要殺人的時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勃朗寧夫婦豈不是講戀愛的模範麽，勖本華爾和尼采又是咒詛女人的名人，……歸根結蒂，如果楊蔭榆或章士釗可以比附到猶太人特萊孚斯去，則他的篾片就可以等於左拉等輩了。這個時候，可憐的左拉要被中國人背出來；幸而楊蔭榆或章士釗是否等於特萊孚斯，也還是一個大疑問。
然而事情還沒有這麽簡單，中國的壞人（如水平線下的文人和學棍學匪之類），似乎將來要大吃其苦了，雖然也許要在身後，像下地獄一般。但是，深謀遠慮的人，總還以從此小心，不要多說為穩妥。你以為“閑話先生”真是不管閑事了麽？並不然的。據說他是要“到那天這班出鋒頭的人們脫盡了銳氣的日子，我們這位閑話先生正在從容的從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著他那枝從鐵杠磨成的繡針，諷刺我們情急是多麽不經濟的一個態度，反麵說隻有無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憑證”。（《晨報副刊》一四二三）
後出者勝於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墮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論，也是由**而用**帶或圍裙，於是有衣裳，袞冕。我們將來的天才卻特異的，別人係了圍裙狂跳時，他卻躲在繡房裏刺繡，——不，磨繡針。待到別人的圍裙全數破舊，他卻穿了繡花衫子站出來了。大家隻好說道“阿！”可憐的性急的野蠻人，竟連圍裙也不知道換一條，怪不得銳氣終於脫盡；脫盡猶可，還要看那“笑吟吟”的“諷刺”的“天才”臉哩，這實在是對於靈魂的鞭責，雖說還在遼遠的將來。
還有更可怕的，是我們風聞二○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發表一部著作。內容如何，隻有百年後的我們的曾孫或玄孫們知道罷了，但幸而在《現代評論增刊》上提前發表了幾節，所以我們竟還能“管中窺豹”似的，略見這一部新書的大概。那是講“現代教育界的特色”的，連教員的“兼課”之多也說在內。他問：“我的議論太悲觀，太刻薄，太荒誕嗎？我深願受這個批評，假使事實可以證明。”這些批評我們且俟之百年之後，雖然那時也許無從知道事實；典籍呢，大概也隻有“笑吟吟的”佳作留傳。要是當真這樣，那大半是“英雄所見略同”的，後人總不至於以為刻薄罷。但我們也難於懸揣，不過就今論今，似乎頗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意了。人們不逢如此盛事者，蓋已將二千四百年雲。
總之：百年以內，將有陳源教授的許多（？）書，百年以後，將有陶孟和教授的一部書出現。內容雖然不知道怎樣，但據目下所走漏的風聲看起來，大概總是諷刺“那班出鋒頭的人們”，或“馳驅九城”的教授的。
我常常感歎，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厲害：它立了地獄之說，借著和尚，尼姑，念佛老嫗的嘴來宣揚，恐嚇異端，使心誌不堅定者害怕。那訣竅是在說報應並非眼前，卻在將來百年之後，至少也須到銳氣脫盡之時。這時候你已經不能動彈了，隻好聽別人擺布，流下鬼淚，深悔生前之妄出鋒頭；而且這時候，這才認識閻羅大王的尊嚴和偉大。
這些信仰，也許是迷信罷，但神道設教，於“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還是不無裨益。況且，未能將壞人“投界豺虎”於生前，當然也隻好口誅筆伐之於身後，孔子一車兩馬，倦遊各國以還，抽出鋼筆來作《春秋》，蓋亦此誌也。
但是，時代遷流了，到現在，我以為這些老玩意，也隻好騙騙極端老實人。連鬧這些玩意兒的人們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況所謂壞人們。得罪人要受報應，平平常常，並不見得怎樣奇特，有時說些宛轉的話，是姑且客氣客氣的，何嚐想借此免於下地獄。這是無法可想的，在我們不從容的人們的世界中，實在沒有那許多工夫來擺臭紳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與其說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紀的剖撥戮屍，倒不如馬上就給他一個嘴巴。至於將來，自有後起的人們，決不是現在人即將來所謂古人的世界，如果還是現在的世界，中國就會完！
（一月十四日。）
學界的三魂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麽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幹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麽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隻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麵上看隻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些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麽，社會不是改進了麽？並不，我雖然也是被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乘勢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裏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裏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隻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複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麽，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係的國度裏，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隻“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裏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隻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麽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古書與白話
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而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憫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無論什麽，在我們的“古”裏竟無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會長進，到現在仍是說非“讀破幾百卷書者”即做不出好白話文，於是硬拉吳稚暉先生為例。可是竟又會有“肉麻當有趣”，述說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實吳先生的“用講話體為文”，即“其貌”也何嚐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不是“縱筆所之，輒數萬言”麽？其中自然有古典，為“黃口小兒”所不知，尤有新典，為“束發小生”所不曉。清光緒末，我初到日本東京時，這位吳稚暉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鈞大戰了，其戰史就有這麽長，則見聞之多，自然非現在的“黃口小兒”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辭用典，有許多地方是惟獨熟於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夠了然，從青年看來，第一是驚異於那文辭的滂沛。這或者就是名流學者們所認為長處的罷，但是，那生命卻不在於此。甚至於竟和名流學者們所拉攏恭維的相反，而在自己並不故意顯出長處，也無法滅去名流學者們的所謂長處；隻將所說所寫，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梁，或者竟並不想到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梁。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裏，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隻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著腸子裏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裏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如果“不朽之大業”不過這樣，那未免太可憐了罷。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黃口小兒”們還要看什麽《甲寅》之流，也未免過於可慘罷，即使它“自從孤桐先生下台之後，……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
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為深知，最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發小生”，也何至於說，要做戒絕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盡幾百兩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為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雖然據說美國的某處已經禁講進化論了，但在實際上，恐怕也終於沒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一點比喻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吃羊肉，闔城裏，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鋪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裏稱綿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卻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群，悉依它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卻隻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它。
這樣的山羊我隻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麵，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卻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凝著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它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它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裏去？！”
人群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群眾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為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也就難於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隻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麵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了，隻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麽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著，逃著，喊著，奔突著，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它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隻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Schopenhauer先生曾將紳士們比作豪豬，我想，這實在有些失體統。但在他，自然是並沒有什麽別的惡意的，不過拉扯來作一個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裏有著這樣意思的話：有一群豪豬，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體溫來禦寒冷，緊靠起來了，但它們彼此即刻又覺得刺的疼痛，於是乎又離開。然而溫暖的必要，再使它們靠近時，卻又吃了照樣的苦。但它們在這兩種困難中，終於發見了彼此之間的適宜的間隔，以這距離，它們能夠過得最平安。人們因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處，又因為各有可厭的許多性質和難堪的缺陷，再使他們分離。他們最後所發見的距離，——使他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有不守這距離的，在英國就這樣叫，“Keep you disatance”
但即使這樣叫，恐怕也隻能在豪豬和豪豬之間才有效力罷，因為它們彼此的守著距離，原因是在於痛而不在於叫的。假使豪豬們中夾著一個別的，並沒有刺，則無論怎麽叫，它們總還是擠過來。孔子說：禮不下庶人。照現在的情形看，該是並非庶人不得接近豪豬，卻是豪豬可以任意刺著庶人而取得溫暖。受傷是當然要受傷的，但這也隻能怪你自己獨獨沒有刺，不足以讓他守定適當的距離。孔子又說：刑不上大夫。這就又難怪人們的要做紳士。
這些豪豬們，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來抵禦的，但至少必須拚出背一條豪豬社會所製定的罪名：“下流”或“無禮”。
（一月二十五日。）
不是信
一個朋友忽然寄給我一張《晨報副刊》，我就覺得有些特別，因為他是知道我懶得看這種東西的。但既然特別寄來了，姑且看題目罷：《關於下麵一束通信告讀者們》。署名是：誌摩。哈哈，這是寄來和我開玩笑的，我想；趕緊翻轉，便是幾封信，這寄那，那寄這，看了幾行，才知道似乎還是什麽“閑話……閑話”問題。這問題我僅知道一點兒，就是曾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教授即西瀅先生的信，說及我“捏造的事實，傳布的‘流言’，本來已經說不勝說”。不禁好笑；人就苦於不能將自己的靈魂砍成醬，因此能有記憶，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記得首先根據了“流言”，來判決楊蔭榆事件即女師大風潮的，正是這位西瀅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發行的《現代評論》上。我不該生長“某籍”又在“某係”教書，所以也被歸入“暗中挑剔風潮”者之列，雖然他說還不相信，不過覺得可惜。在這裏聲明一句罷，以免讀者的誤解：“某係”雲者，大約是指國文係，不是說研究係。那時我見了“流言”字樣，曾經很憤然，立刻加以駁正，雖然也很自愧沒有“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不料過了半年，這些“流言”卻變成由我傳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說聰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說這回的所謂“流言”，並非關於“某籍某係”的，乃是關於不信“流言”的陳源教授的了，則我實在不知道陳教授有怎樣的被捏造的事實和流言在社會上傳布。說起來慚愧煞人，我不赴宴會，很少往來，也不奔走，也不結什麽文藝學術的社團，實在最不合式於做捏造事實和傳布流言的樞紐。隻是弄弄筆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為根據，故意給它傳布開來，雖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無關大體的事；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例如對於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其間竟隔了幾乎有兩年。——但這自然是隻對於看過《熱風》的讀者說的。
這幾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隻等於曇花一現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沒有將我“流”進去，不過在後屁股的《西瀅致誌摩》是附帶的對我的專論，雖然並非一案，卻因為親屬關係而滅族，或文字獄的株連一般。滅族呀，株連呀，又有點“刑名師爺”口吻了，其實這是事實，法家不過給他起了一個名，所謂“正人君子”是不肯說的，雖然不妨這樣做。此外如甲對乙先用流言，後來卻說乙製造流言這一類事，“刑名師爺”的筆下就簡括到隻有兩個字：“反噬”。嗚呼，這實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語說，“察見淵魚者不祥”，所以“刑名師爺”總沒有好結果，這是我早經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給我《晨報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來刺激我，譏諷我，通知我的，還是要我也說幾句話呢？終於不得而知。好，好在現在正須還筆債，就用這一點事來搪塞一通罷，說話最方便的題目是《魯迅致》，既非根據學理和事實的論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不過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嚐願意發表；無論怎麽說，糞坑也好，毛廁也好，決定與“人氣”無關。即不然，也是因為生氣發熱，被別人逼成的，正如別的副刊將被《晨報副刊》“逼死”一樣。我的鏡子真可恨，照出來的總是要使陳源教授嘔吐的東西，但若以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沒有什麽要緊的，不過總得替想一想。現在不是要談到《西瀅致誌摩》麽，那可是極其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暫時再也看不見“笑吟吟”。至少，一關涉陳源兩個字，你總不免要被公理家認為“某籍”，“某係”，“某黨”，“嘍羅”，“重女輕男”……等；而且還得小心記住，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字樣，否則，——自然，當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無辜，《魯迅致》決計不用，所以一直寫到這裏，還沒有題目，且待寫下去看罷。
我先前不是剛說我沒有“捏造事實”麽？那封信裏舉的卻有。說是我說他“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酒飯”了，其實都不對。楊蔭榆女士的善於請酒，我說過的，或者別人也說過，並且偶見於新聞上。現在的有些公論家，自以為中立，其實卻偏，或者和事主倒有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等關係，甚至於叨光了酒飯，我也說過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麽，報社收津貼，連同業中也互訐過，但大家仍都自稱為公論。至於陳教授和楊女士是親戚而且吃了酒飯，那是陳教授自己連結起來的，我沒有說曾經吃酒飯，也不能保證未曾吃酒飯，沒有說他們是親戚，也不能保證他們不是親戚，大概不過是同鄉罷，但隻要不是“某籍”，同鄉有什麽要緊呢。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隻適用於紹興的人們的。
我有時泛論一般現狀，而無意中觸著了別人的傷疤，實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這也是沒法補救，除非我真去讀書養氣，一共廿年，被人們騙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陰謀。即如上文雖然說明了他們是親戚並不是我說的話，但因為列舉的名詞太多了，“同鄉”兩字，也足以招人“生氣”，隻要看自己憤然於“流言”中的“某籍”兩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來，這一回的說“叭兒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著他自己，在那裏“悻悻”了。其實我不過是泛論，說社會上有神似這個東西的人，因此多說些它的主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本以為這足見我是泛論了，名人們現在那裏還有肯跟太監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這一層，各各認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兒狗”自命。時勢實在艱難，我似乎隻有專講上帝，才可以免於危險，而這事又非我所長。但是，倘使所有的隻是暴戾之氣，還是讓它盡量發出來罷，“一群悻悻的狗”，在後麵也好，在對麵也好。我也知道將什麽之氣都放在心裏，臉上筆下卻全都“笑吟吟”，是極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個洞，便什麽之氣都出來了。但其實這倒是真麵目。
第二種罪案是“近一些的一個例”，陳教授曾“泛論圖書館的重要”，“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裏，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我卻輕輕地改為“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還問道：“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尖？”“刀筆吏”是不會有漏洞的，我卻與陳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為“刀筆吏”了罷。《現代評論》早已不見，全文無從查考，現在就據這一回的話，敬謹改正，為“據說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發表的文章裏竟也沒想到；現在又下了台，目前無法補救了，很可惜”罷。這裏附帶地聲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別人的原文用引號，舉大意用“據說”，述聽來的類似“流言”的用“聽說”，和《晨報》大將文例不相同。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又不過二百五十元。別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隻是他“隻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隻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隻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麵的；中國這麵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麽時候才有。但欠帳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帳，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後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才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定就更正，隻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為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於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隻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卻是事實。
第四種的罪案是……。陳源教授說，“好了，不舉例了。”為什麽呢？大約是因為“本來已經說不勝說”，或者是在矯正“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誰的理由大”的惡習之故罷，所以就用三個例來概其全般，正如中國戲上用四個兵卒來象征十萬大軍一樣。此後，就可以結束，漫罵——“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稱，但我不知道，隻好暫用這加於“下流”人等的行為上的話——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標本，刪之可惜，扯下來粘在後麵罷——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麵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麵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這一段意思很了然，猶言我寫馬則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己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他終於還是人，並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僥幸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隻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為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裏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麵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這是根據了三條例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其實是稱別個為“文士”我也笑，稱我為“思想界的權威者”我也笑，但牙卻並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裏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它於實利上是並無什麽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後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於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也給他嚐嚐這滋味。不過雖然對於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就說明是指徐誌摩先生，《我的籍和係》和《並非閑話》也分明對西瀅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後也還要射，並無悔禍之心。至於署名，則去年以來隻用一個，就是陳教授之所謂“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就是。但在下半年，應將“教育部僉事”五字刪去，因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卻又變了“暫署僉事”了，還未去做，然而豫備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為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隻好以此暫且糊口。還有一個小目的，是在對於以我去年的免官為“痛快”者，給他一個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於“流言”，則先已說過，正是陳源教授首先發明的專賣品，獨有他聽到過許多；在我呢，心術是看不見的東西，且勿說，我的躲在家裏的生活即不利於作“捏……言”的樞紐。剩下的隻有“幽默”問題了，我又沒有說過這些話，也沒有主張過“幽默”，也許將這兩字連寫，今天還算第一回。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真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著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這樣看來，一麵鏡子確是該有的，無論生在那一縣。還有罪狀哩——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隻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後來見於《閑話》，說是“整大本的摽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卻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幹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隻回敬他一通罵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卻改為“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仿佛比自謙為“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穀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裏；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餘分量，取舍，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曆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曆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曆史有幾點近似便是“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隻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適用的。好在鹽穀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鹽穀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將五百餘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廣告上卻道“選譯”。措辭實在聰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補記。）
但我還要對於“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的，似乎並不是我。因為我於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別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揮著他的真本領。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並且因為自己爬著。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著，卻以為被我“罵”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的；此後也保不定。彼此迎麵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磕，也並非“還不肯罷休”。
紳士的跳踉醜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曆來隱藏蘊蓄著，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並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 of A. 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裏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於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怎樣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為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麵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好，免得後來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別有慧心，那裏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仿佛“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於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也沒有希望國民軍失敗；對於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複辟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前一回以教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後一回卻忘卻得有些離奇。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麵孔”，不但毫不顧忌陳源教授可“有些惡心”，對於“孤桐先生”也一樣。要在我的麵孔上尋出些有趣來，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去看別的麵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為教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著。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裏麵，到外國去炸大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鑽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流，那時我說“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就為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教授“刻骨鏤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並非因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儕於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後，聽說更有生氣了。而我“下台”時所做的文章，豈不是不但並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而且罪孽深重，延禍“麵孔”了麽？這是以文才和麵孔言；至於從別一方麵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歎，這就是說：錢的來源。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於國庫的麽？在曹錕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別。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別清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裏，是到了曹錕賄選前後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曹錕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做總長”，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於待到那“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這當然是因為有適宜的麵孔，不“叫人有些惡心”之故嘍。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於他的麵孔，卻連我也並沒有什麽大“惡心”，而且仿佛還覺得有趣。這一類的麵孔，隻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前麵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為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複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我還不能“帶住”
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上滿載著一些東西，現在有人稱它為“攻周專號”，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兒，倒可以看見紳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將這事結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開場白，徐誌摩“詩哲”接後段，一唱一和，甩道“帶住！讓我們對著混鬥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了。還“聲明一句，本刊此後不登載對人攻擊的文字”雲。
他們的什麽“閑話……閑話”問題，本與我沒有什麽鳥相幹，“帶住”也好，放開也好，拉攏也好，自然大可以隨便玩把戲。但是，前幾天不是因為“令兄”關係，連我的“麵孔”都攻擊過了麽？我本沒有去“混鬥”，倒是株連了我。現在我還沒有怎樣開口呢，怎麽忽然又要“帶住”了？從紳士們看來，這自然不過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語”，正無須“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實也並沒有“跳到半天空”，隻是還不能這樣地謹聽指揮，你要“帶住”了，我也就“帶住”。
對不起，那些文字我無心細看，“詩哲”所說的要點，似乎是這樣鬧下去，要失了大學教授的體統，丟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的醜，使學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煩了。可憐可憐，有臭趕緊遮起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有這麽多的醜可丟，有那麽多的醜怕丟麽？用紳士服將“醜”層層包裹，裝著好麵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導師麽？中國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裝腔作勢的導師；要並無偽飾，——倘沒有，也得少有偽飾的導師。倘有戴著假麵，以導師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來，否則，便將它撕下來，互相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後可以談後話。這時候，即使隻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醜得要使人“惡心”，卻是真麵目。略一揭開，便又趕忙裝進緞子盒裏去，雖然可以使人疑是鑽石，也可以猜作糞土，縱使外麵滿貼著好招牌，法蘭斯呀，蕭伯訥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勸我“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還一句紳士話罷：盛意可感。書是讀過的，不止十年，氣也養過的，不到十年，可是讀也讀不好，養也養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認為應當“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時本已不必溫言勸諭，說什麽“弄到人家無故受累”，難道真以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這樣巨罰之後，還要我叩謝天恩麽？還有，李教授以為我“東方文學家的風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總要寫到露骨到底，才盡他的興會。”我自己的意見卻絕不同。我正因為生在東方，而且生在中國，所以“中庸”“穩妥”的餘毒，還淪肌浹髓，比起法國的勃羅亞——他簡直稱大報的記者為“蛆蟲”——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使我自慚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為例罷：一，因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學家，不很“打筆墨官司”的，所以隻要可以不提，便不提；隻因為要回敬貴會友一杯酒，這才說出“兼差”的事來。二，關於兼差和薪水一節，已在《語絲》（六五）上答複了，但也還沒有“寫到露骨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