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防臨末又提到了一個俄國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盧布了罷。我現在鄭重聲明：我沒有收過一張紙盧布。因為俄國還未赤化之前，他已經死掉了，是生了別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實驗的藥的有效與否這問題無幹。
（十一月十八日。）
評心雕龍
甲 A— a — a — ch！
乙 你搬到外國去！並且帶了你的家眷！你可是黃帝子孫？中國話裏歎聲盡多，你為什麽要說洋話？敝人是不怕的，敢說：要你搬到外國去！
丙 他是在罵中國，奚落中國人，替某國間接宣傳咱們中國的壞處。他的表兄的侄子的太太就是某國人。
丁 中國話裏這樣的歎聲倒也有的，他不過是自然地喊。但這就證明了他是一個死屍！現在應該用表現法；除了表現地喊，一切聲音都不算聲音。這“A— a— a”倒也有一點成功了，但那“ch”就沒有味。——自然，我的話也許是錯的；但至少我今天相信我的話並不錯。
戊 那麽，就須說“嗟”，用這樣“引車賣漿者流”的話，是要使自己的身分成為下等的。況且現在正要讀經了……。
己 胡說！說“唉”也行。但可恨他竟說過好幾回，將“唉”都“壟斷”了去，使我們沒有來說的餘地了。
庚 曰“唉”乎？予蔑聞之。何也？噫嘻嗎呢為之障也。
辛 然哉！故予素主張而文言者也。
壬 嗟夫！餘曩者之曾為白話，蓋痰迷心竅者也，而今悔之矣。
癸 他說“呸”麽？這是人格已經破產了！我本就看不起他，正如他的看不起我。現在因為受了庚先生幾句搶白，便“呸”起來；非人格破產是甚麽？我並非讚成庚先生，我也批評過他的。可是他不配“呸”庚先生。我就是愛說公道話。
子 但他是說“噯”。
醜 你是他一黨！否則，何以替他來辯？我們是青年，我們就有這個脾氣，心愛吹毛求疵。他說“呸”或說“噯”，我固然沒有聽到；但即使他說的真是“噯”，又何損於癸君的批評的價值呢。可是你既然是他的一黨，那麽，你就也人格破產了！
寅 不要破口就罵。滿口謾罵，不成其為批評，Gentleman決不如此。至於說批評全不能罵，那也不然。應該估定他的錯處，給以相當的罵，像塾師打學生的手心一樣，要公平。罵人，自然也許要得到回報的，可是我們也須有這一點不怕事的膽量：批評本來是“精神的冒險”呀！
卯 這確是一條熹微翠樸的硬漢！王九媽媽的崚嶒小提囊，杜鵑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兒。滃然“哀哈”之藍縷的蒺藜，劣馬樣兒。這口風一滑溜，凡有緋剛的評論都要逼得翹辮兒了。
辰 並不是這麽一回事。他是竊取著外國人的聲音，翻譯著。喂！你為什麽不去創作？
巳 那麽，他就犯了罪了！研究起來，字典上隻有“Ach”，沒有什麽“A— a— a— ch”。我實在料不到他竟這樣杜撰。所以我說：你們都得買一本字典，坐在書房裏看看，這才免得為這類腳色所欺。
午 他不再往下說，他的話流產了。
未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流產也，豈非因為急於出風頭之故麽？所以我奉勸今之青年，安分守己，切莫動彈，庶幾可以免於流產，……
申 夫今之青年何其多誤譯也，還不是因為不買字典之故麽？且夫……
酉 這實在“唉”得不行！中國之所以這樣“世風日下”，就是他說了“唉”的緣故。但是諸位在這裏，我不妨明說，三十年前，我也曾經“唉”過的，我何嚐是木石，我實在是開風氣之先。後來我覺得流弊太多了，便絕口不談此事，並且深惡而痛絕之。並且到了今年，深悟讀經之可以救國，並且深信白話文之應該廢除。但是我並不說中國應該守舊……。
戌 我也並且到了今年，深信讀經之可以救國……。
亥 並且深信白話文之應當廢除……。
（十一月十八日。）
這個與那個
一 讀經與讀史
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豈但“讀”而已矣哉，據說還可以“救國”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也許是確鑿的罷，然而甲午戰敗了，——為什麽獨獨要說“甲午”呢，是因為其時還在開學校，廢讀經以前。
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麽，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
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錯字是加添了，甚至於連文章都刪改了，最便當的是《琳琅秘室叢書》中的兩種《茅亭客話》，一是宋本，一是四庫本，一比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裏麵也不敢說什麽。據說，字裏行間是也含著什麽褒貶的，但誰有這麽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罷。
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看宋事，《三朝北盟匯編》已經變成古董，太貴了，新排印的《宋人說部叢書》卻還便宜。明事呢，《野獲編》原也好，但也化為古董了，每部數十元；易於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匯編》，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幹。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
試到中央公園去，大概總可以遇見祖母帶著她孫女兒在玩的。這位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有誰要預知令夫人後日的豐姿，也隻要看丈母。不同是當然要有些不同的，但總歸相去不遠。我們查帳的用處就在此。
但我並不說古來如此，現在遂無可為，勸人們對於“過去”生敬畏心，以為它已經鑄定了我們的運命。Le Bon先生說，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誠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類究竟進化著。又據章士釗總長說，則美國的什麽地方已在禁講進化論了，這實在是嚇死我也，然而禁隻管禁，進卻總要進的。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腳是三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卻是天足，能飛跑；丈母老太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卻種的是牛痘，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
（十二月八日。）
二 捧與挖
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
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官力，所以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到這樣，他們這才安心了。壓不下時，則於是乎捧，以為抬之使高，饜之使足，便可以於己稍稍無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們，自然也有謀利而捧的，如捧闊老，捧戲子，捧總長之類；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嚐“讀經”的，則凡有捧的行為的“動機”，大概是不過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論，也大抵是凶惡的，火神瘟神不待言，連財神也是蛇呀刺蝟呀似的駭人的畜類；觀音菩薩倒還可愛，然而那是從印度輸入的，並非我們的“國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東西，則被捧而後，那結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適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還能使他們很不安，因為人心本來不易饜足。然而，人們終於至今沒有悟，還以捧為苟安之一道。
記得有一部講笑話的書，名目忘記了，也許是《笑林廣記》罷，說，當一個知縣的壽辰，因為他是子年生，屬鼠的，屬員們便集資鑄了一個金老鼠去作賀禮。知縣收受之後，另尋了機會對大眾說道：明年又恰巧是賤內的整壽；她比我小一歲，是屬牛的。其實，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決不敢想金牛。一送開手，可就難於收拾了，無論金牛無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會屬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內，似乎不近情理罷，但這是我替他設想的法子罷了，知縣當然別有我們所莫測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時候，我在Ｓ城，來了一個都督。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嚐“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於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幾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頂高得多了。當初自然是防其潰決，所以壅上一點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潰決，那禍害就更大。於是就“搶堤”咧，“護堤”咧，“嚴防決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當初見河水泛濫，不去增堤，卻去挖底，我以為決不至於這樣。
有貪圖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給。那麽，此輩也就連生日都未必做了。單是省卻拜壽，已經是一件大快事。
中國人的自討苦吃的根苗在於捧，“自求多福”之道卻在於挖。其實，勞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從惰性太多的人們看來，卻以為還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 最先與最後
《韓非子》說賽馬的妙法，在於“不為最先，不恥最後”。這雖是從我們這樣外行的人看起來，也覺得很有理。因為假若一開首便拚命奔馳，則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隻適用於賽馬的，不幸中國人卻奉為人的處世金了。
中國人不但“不為戎首”，“不為禍始”，甚至於“不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既然不敢徑取，就隻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後”，所以雖是一大堆群眾，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曰傻子。對於“鍥而不舍”的人們也一樣。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這種競爭，本來不像兩敵國的開戰，挾有仇隙的，然而也會因了競爭而罵，或者竟打起來。但這些事又作別論。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卻盡跑，盡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麽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四 流產與斷種
近來對於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下一個“流產”的惡，哄然應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現在相信，發明這話的是沒有什麽惡意的，不過偶爾說一說；應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世事本來大概就這樣。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麽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麽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麽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麽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麽，他是保守派麽？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裏研究著哩，——隻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麽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卻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使他躺著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麽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於後起者卻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麵的禁錮。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著是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於發見他們心底裏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坐著而等待平安，等待前進，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慮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卻終於不至；不生育，不流產而等待一個英偉的寧馨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慮的是終於什麽也沒有。
倘以為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萃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見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為流產究竟比不生產還有望，因為這已經明明白白地證明著能夠生產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並非閑話（三）
西瀅先生這回是義形於色，在《現代評論》四十八期的《閑話》裏很為被書賈擅自選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質上損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賤名也忝列於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飯之後，寫一點自己的所感罷。至於捏筆的“動機”，那可大概是“不純潔”的。記得幼小時候住在故鄉，每看見紳士將一點騙人的自以為所謂恩惠，頒給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謝時，則斥之曰“不識抬舉！”我的父祖是讀書的，總該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從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氣，不但恩惠，連吊慰都不很願意受，老實說罷：我總疑心是假的。這種疑心，大約就是“不識抬舉”的根苗，或者還要使寫出來的東西“不純潔”。
我何嚐有什麽白刃在前，烈火在後，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雖然明知道這種衝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怒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麽衝動了，但後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複原，——沒有創作。至於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並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裏，送進什麽“藝術之宮”。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為“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是胎，是狸貓充太子。所以一寫完，便完事，管他媽的，書賈怎麽偷，文士怎麽說，都不再來提心吊膽。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願意看，稱讚好，我終於是歡喜的。後來也集印了，為的是還想賣幾文錢，老實說。
那麽，我在寫的時候沒有虔敬的心麽？答曰：有罷。即使沒有這種冠冕堂皇的心，也決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調。被擠著，還能嬉皮笑臉，遊戲三昧麽？倘能，那簡直是神仙了。我並沒有在呂純陽祖師門下投誠過。
但寫出以後，卻也不很愛惜羽毛，有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因為，已經說過，其時已經是“便完事，管他媽的”了。誰有心腸來管這些無聊的後事呢？所以雖然有什麽選家在那裏放出他那偉大的眼光，選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給他一個不管。其實，要管也無從管起的。我曾經替人代理過一回收版稅的譯本，打聽得賣完之後，向書店去要錢，回信卻道，舊經理人已經辭職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罷；我們可是不知道。這書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車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對於這等選本，私心卻也有“竊以為不然”的幾點，一是原本上的錯字，雖然一見就明知道是錯的，他也照樣錯下去；二是他們每要發幾句偉論，例如什麽主義咧，什麽意思咧之類，大抵是我自己倒覺得並不這樣的事。自然，批評是“精神底冒險”，批評家的精神總比作者會先一步的，但在他們的所謂死屍上，我卻分明聽到心搏，這真是到死也說不到一塊兒，此外，倒也沒有什麽大怨氣了。
這雖然似乎是東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實倒怕是因為我不靠賣文營生。在中國，駢文壽序的定價往往還是每篇一百兩，然而白話不值錢；翻譯呢，聽說是自己不能創作而嫉妒別人去創作的壞心腸人所提倡的，將來文壇一進步，當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寫出來的東西，當初雖然很碰過許多大釘子，現在的時價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這樣好主顧，常常隻好盡些不知何自而來的義務。有些人以為我不但用了這些稿費或版稅造屋，買米，而且還靠它吸煙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騙來的；我實在不很擅長於先裝鬼臉去嚇書坊老板，然後和他接洽。我想，中國最不值錢的是工人的體力了，其次是咱們的所謂文章，隻有伶俐最值錢。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謀生，則據我的經驗，賣來賣去，來回至少一個月，多則一年餘，待款子寄到時，作者不但已經餓死，倘在夏天，連筋肉也都爛盡了，那裏還有吃飯的肚子。
所以我總用別的道兒謀生；至於所謂文章也者，不擠，便不做。擠了才有，則和什麽高超的“煙士披離純”呀，“創作感興”呀之類不大有關係，也就可想而知。倘說我假如不必用別的道兒謀生，則心誌一專，就會有“煙士披離純”等類，而產生較偉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於獻出剝皮的狸貓罷，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頭，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時時想政治活動”，簡直並不很“幹著種種無聊的事”，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教育學概論》或“高頭講章”的待定稿，藏之名山。而馬克思的《資本論》，陀思妥夫斯奇的《罪與罰》等，都不是啜末加加啡，吸埃及煙卷之後所寫的。除非章士釗總長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編譯館人員，以及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作者，於謀成事遂，睡足飯飽之餘，三月煉字，半年鍛句，將來會做出超倫軼群的古奧漂亮作品。總之，在我，是肚子一飽，應酬一少，便要心平氣和，關起門來，什麽也不寫了；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也即所謂執中之說，公允之言，其實等於不寫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麽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麽“鼓動學潮”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呀這些話。有一回，竟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瀅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閑話》上發表出來；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幹卑劣陰險的文人學士們暗地裏散布些關於品行的謠言，倒不如被土匪搶去一條紅圍巾——物質。但這種“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我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為沒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僅為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
雖然分了類，但不幸這些畜生就雜在人們裏，而一樣是人頭，實際上仍然無從辨別。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聽人們的說話；又因為無話可說，自己也就不大願意做文章。有時候，甚至於連真的義形於色的公話也會覺得古怪，珍奇，於是乎而下等脾氣的“不識抬舉”遂告成功，或者會終於不可救藥。
平心想起來，所謂“選家”這一流人物，雖然因為容易聯想到明季的製藝的選家的緣故，似乎使人厭聞，但現在倒是應該有幾個。這兩三年來，無名作家何嚐沒有勝於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隻是誰也不去理會他，一任他自生自滅。去年，我曾向DF先生提議過，以為該有人搜羅了各處的各種定期刊行物，仔細評量，選印幾本小說集，來紹介於世間；至於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於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為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裏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裏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麽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
現在還沒有專門的選家時，這事批評家也做得，因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如果是佳花，則他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菊，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隻見到對於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禦前侍衛，托爾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隻為一人做屏風。其甚者竟至於一麵暗護此人，一麵又中傷他人，卻又不明明白白地舉出姓名和實證來，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氣，使那人不知道說著自己，卻又另用口頭宣傳以補筆墨所不及，使別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這不但對於文字，就是女人們的名譽，我今年也看見有用了這畜生道的方法來毀壞的。古人常說“鬼蜮技倆”，其實世間何嚐真有鬼蜮，那所指點的，不過是這類東西罷了。這類東西當然不在話下，就是隻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為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為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為公平而其實不公平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於其間的。
書賈也像別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他的出版或發議論的“動機”，誰也知道他“不純潔”，決不至於和大學教授的來等量齊觀的。但他們除惟利是圖之外，別的倒未必有什麽用意，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來沒有受過更奇特而陰毒的暗箭的福人，那當然即此一點也要感到痛苦。
這也算一篇作品罷，但還是擠出來的，並非圍爐煮茗時中的閑話，臨了，便回上去填作題目，紀實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觀北大
因為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征發，我於是總得對於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紀念來說幾句話。
據一位教授的名論，則“教一兩點鍾的講師”是不配與聞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點鍾的講師。但這些名論，隻好請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麽，也就算了，人那裏顧得這些事。
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麽？就是北大派！怎麽樣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誤會我的意思，以為謠我怎樣，我便怎樣的。我的辦法也並不一律。譬如前次的遊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籲請補派軍警，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我之照著謠言做去，是以專檢自己所願意者為限的。
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麽，被派進這派裏去，也還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麵：——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於前清的，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眾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隻有自己。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來“作之師”，並且分送金款以來，北大卻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裏做總長，本相卻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體，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為章士釗者流所謀害，又要出紀念刊，我卻要預先聲明：不來多話了。一則，命題作文，實在苦不過；二則，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
（十二月十三日。）
碎話
如果隻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也好，今日這麽說明日那麽說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腦裏想，在自己的宅子裏說；或者和情人談談也不妨，橫豎她總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沒有第三者與聞其事。隻是，假使不自珍惜，陸續發表出來，以“領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稱這些為“思想”或“公論”之類，卻難免有多少老實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變遷，原是反足以見學者文人們進步之神速的；況且文壇上本來就“隻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既不幸而為庸人，則給天才做一點犧牲，也正是應盡的義務。誰叫你不能研究或創作的呢？亦惟有活該吃苦而已矣！
然而，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論宏議。從庸人一方麵看起來，卻不免覺得此說雖合乎理而反乎情；因為“螻蟻尚且貪生”，也還是古之明訓。所以雖然是庸人，總還想活幾天，樂一點。無奈愛管閑事是他們吃苦的根苗，坐在家裏好好的，卻偏要出來尋導師，聽公論了。學者文人們正在一日千變地進步，大家跟在他後麵；他走的是小彎，你走的是大彎，他在圓心裏轉，你卻必得在圓周上轉，汗流浹背而終於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數計龜卜而後知的。
什麽事情都要幹，幹，幹！那當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買了手槍，就必要深悔前非，更進而悟到救國必先求學。這當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說呢，就遵諭鑽進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發見了一顆新彗星，或者知道了劉歆並非劉向的兒子之後，跳出來救國時，先覺者可是“杳如黃鶴”了，尋來尋去，也許會在戲園子裏發見。你不要再菲薄那“小東人嗯嗯！哪，唉唉唉！”罷：這是藝術。聽說“人類不僅是理智的動物”，必須“種種方麵有充分發達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學者之在戲園，乃是“在感情方麵求種種的美”。“束發小生”變成先生，從研究室裏鑽出，救國的資格也許有一點了，卻不料還是一個精神上種種方麵沒有充分發達的畸形物，真是可憐可憐。
那麽，立刻看夜戲，去求種種的美去，怎麽樣？誰知道呢。也許學者已經出戲園，學說也跟著長進（俗稱改變，非也）了。
叔本華先生以厭世名一時，近來中國的紳士們卻獨獨賞識了他的《婦人論》。的確，他的罵女人雖然還合紳士們的脾胃，但別的話卻實在很有些和我們不相宜的。即如《讀書和書籍》那一篇裏，就說，“我們讀著的時候，別人卻替我們想。我們不過反複了這人的心的過程。……然而本來底地說起來，則讀書時，我們的腦已非自己的活動地。這是別人的思想的戰場了。”但是我們的學者文人們卻正需要這樣的戰場——未經老練的青年的腦髓。但也並非在這上麵和別的強敵戰鬥，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義”之手批“公理”之頰——說得俗一點，自己打嘴巴。作了這樣的戰場者，怎麽還能明白是怎麽一回事。
這一月來，不知怎的又有幾個學者文人或批評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們在上月底才從娘胎鑽出，毫不知道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師大學生一歸她們被占的本校，就有人引以為例，說張胡子或李胡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學生占據了二三千學生的北大”。如果這樣，北大學生確應該群起而將女師大撲滅，以免張胡或李胡援例，確保母校的安全。但我記得北大剛舉行過二十七周年紀念，那建立的曆史，是並非由章士釗將張胡或李胡將要率領的二百學生拖出，然後，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這樣的比附，簡直是在青年的腦上打滾。夏間，則也可以稱為“挑剔風潮”。但也許批評界有時也是“隻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正如天才之在文壇一樣的。
學者文人們最好是有這樣的一個特權，月月，時時，自己和自己戰，——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為例，誤以為連一點“閑話”也講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公理”的把戲
自從去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了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以來，於是而有該校長在太平湖飯店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的事；迨教育總長章士釗複出，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禁之補習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腳亂，急掛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複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欺罔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我敢特地聲明：並不是全體！——本極以章楊的措置為非，複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維持會之組織，遂愈加嚴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於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睹；後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尚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曆的。當章氏勢焰熏天時，我也曾環顧這首善之區，尋求所謂“公理”“道義”之類而不得；而現在突起之所謂“教育界名流”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的呈文，以歌頌功德。但這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抑或真以他為“公理”或“道義”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複校以後，所謂“公理”等件，我卻忽而間接地從女子大學在擷英館宴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的席上找到了。
據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於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擷英番菜館開會。請吃飯的，去吃飯的，在中國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與我相幹，雖然也令我記起楊蔭榆也愛在太平湖飯店請人吃飯的舊事。但使我留心的是，從這飯局裏產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從這會又變出“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從這會又發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聲勢浩大，據說是“而於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為伍”雲。他們之所謂“暴徒”，蓋即劉百昭之所謂“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從局外人看來，不過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師大維持會員之一，又是女師大教員，人格所關，當然有抗議的權利。豈但抗議？“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狀，竟至於斯，則雖報以惡聲，亦不為過。但也無須如此，隻要看一看這些“名流”究竟是什麽東西，就盡夠了。報上和函上有名單：
除了萬裏鳴是太平湖飯店掌櫃，以及董子鶴輩為我所不知道的不計外，陶昌善是農大教務長，教長兼農大校長章士釗的替身；石誌泉是法大教務長；查良釗是師大教務長；李順卿、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教員；蹇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又是中國銀行的什麽，也許是“總司庫”，這些名目我記不清楚了；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即做《閑話》的西瀅，丁燮林即做過《一隻馬蜂》的西林，周鯁生即周覽，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楊蔭榆要用汽車迎他“觀劇”的作品登在《現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東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曾稱他們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雖然他們那時並沒有開什麽“公理”會。但他們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職員錄》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據的是民國十一年的
本子。
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即大表同情於女子大學，據說多人的意見，以為女師大教員多係北大兼任，有附屬於北大之嫌。虧它征得這麽多人的意見。然而從上列的名單看來，那觀察是錯的。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即可以獨攬大權；當我們說話時，高仁山即以講師不宜與聞校事來箝製我輩之口。況且女師大也決不因為中有北大教員，即精神上附屬於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當學生反對楊蔭榆的時候，即協力來殲滅她們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報》，就有“某當局……謂北大教授中，如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張解散”等語。《順天時報》的記者倘竟不知，可謂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亂黑白，那就有挑撥對於北大懷著惡感的人物，將那惡感蔓延於女師大之嫌，居心可謂卑劣。但我們國內戰爭，尚且常有日本浪人從中作祟，使良民愈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一校女生和幾個教員之被誣蔑。我們也隻得自責國人之不爭氣，竟任這樣的報紙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傑在擷英館席上演說，即雲“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雲雲”，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麽？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讚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燕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於“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長蕭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埋伏者是聽差而非流氓的啟事也沒有見，卻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那麽，對於形同鬼蜮破壞女師大的人，應以什麽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於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西瀅是曾在《現代評論》（三十八）的《閑話》裏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現在卻簽名於什麽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變。而且曾經感慨過：“你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麽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理什麽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卻口口聲聲，側重多數了；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隻有“吃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在《現代評論》（五十三）上，自詡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而忘卻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為“臭毛廁”，並且署名於要將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陳源不就是西瀅麽？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麽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為“女子大學後援會”了，這是的確的，後援，就是站在背後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卻連發言的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後來連對於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內愧於心”了？還是將人“投畀豺虎”之後，豫備歸過於“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複呢？雖然報複的事，並為“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後援”者為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為著“道義”，而坦白的態度，也仍為他們所不取罷。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擷英館裏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已經“投畀有北”的了。這算得什麽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卻並不當作朋儕；與陳源雖嚐在給泰戈爾祝壽的戲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為異類，又何至於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於不知什麽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當然不能免的。不幸十餘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於有些人的口頭的鳥“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於此。
（十二月十八日。）
這回是“多數”的把戲
《現代評論》五五期《閑話》的末一段是根據了女大學生的宣言，說女師大學生隻有二十個，別的都已進了女大，就深悔從前受了“某種報紙的催眠”。幸而見了宣言，這才省悟過來了，於是發問道：“要是二百人（按據雲這是未解散前的數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樣？難道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招了幾個新生也去恢複麽？我們不免要奇怪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麽呢？”
這當然要為夏間並不維持女師大而現在則出而維持“公理”的陳源教授所不解的。我雖然是女師大維持會的一個委員，但也知道別一種可解的辦法——
二十人都往多的一邊跑，維持會早該趨奉章士釗！
我也是“四五十歲的人愛說四五歲的孩子話”，而且愛學奴才話的，所以所說的也許是笑話。但是既經說開，索性再說幾句罷：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維持會員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個人偏不要維持便怎樣？……
我想這些妙問，大概是無人能答的。這實在問得太離奇，雖是四五歲的孩子也不至於此，——我們不要小覷了孩子。人也許能受“某種報紙的催眠”，但也因人而異，“某君”隻限於“某種”；即如我，就決不受《現代評論》或“女大學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閑話》之後，便撫心自問：“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那可真要連自己也奇怪起來，立刻對章士釗的木主肅然起敬了。但幸而連陳源教授所據為典要的《女大學生二次宣言》也還說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麽“杞天之慮”。
記得“公理”時代（可惜這黃金時代竟消失得那麽快），不是有人說解散女師大的是章士釗，女大乃另外設立，所以石駙馬大街的校址是不該歸還的麽？自然，或者也可以這樣說。但我卻沒有被其催眠，反覺得這道理比滿洲人所說的“亡明者闖賊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的話還可笑。從表麵上看起來，滿人的話，倒還算順理成章，不過也隻能騙順民，不能騙遺民和逆民，因為他們知道此中的底細。我不聰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騙者，因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國人。
然而“要是”女師大學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樣呢？其實，“要是”章士釗再做半年總長，或者他的走狗們作起祟來，宗帽胡同的學生縱不至於“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脅到隻剩一個或不剩一個，也正是意中事。陳源教授畢竟是“通品”，雖是理想也未始沒有實現的可能。那麽，怎麽辦呢？我想，維持。那麽，“目的究竟是什麽呢？”我想，就用一句“閑話”來答複：“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幾句公平話”。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隱忽現一樣，“少數”的時價也四季不同的。楊蔭榆時候多數不該“壓迫”少數，現在是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了。你說多數是不錯的麽，可是俄國的多數主義現在也還叫作過激黨，為大英，大日本和咱們中華民國的紳士們所“深惡而痛絕之”。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雖然多數，也得算作例外的罷。
“要是”帝國主義者搶去了中國的大部分，隻剩了一二省，我們便怎樣？別的都歸了強國了，少數的土地，還要維持麽？！明亡以後，一點土地也沒有了，卻還有竄身海外，誌在恢複的人。凡這些，從現在的“通品”看來，大約都是謬種，應該派“在德國手格盜匪數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劉百昭去剿滅他們的罷。
“要是”真如陳源教授所言，女師大學生隻有二十了呢？但是究竟還有二十人。這足可使在章士釗門下暗作走狗而臉皮還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學者們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後記
本書中至少有兩處，還得稍加說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話，是出於ZM君登在《京報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的。其時我正因為回答“青年必讀書”，說“不能作文算什麽大不了的事”，很受著幾位青年的攻擊。ZM君便發表了我在講堂上口說的話，大約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給我解圍。現在就鈔一點在下麵——
“讀了許多名人學者給我們開的必讀書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動我的是魯迅先生的兩句附注，……因這幾句話，又想起他所講的一段笑話來。他似乎這樣說：“‘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譬如鷹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鷹；貓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貓……。又好象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時候，他並不說什麽；等到擺出詩人麵孔，飲酒唱歌，那已經是兵敗勢窮，死日臨頭了。最近像吳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賦彼其詩”，齊燮元先生的“放下槍枝，拿起筆幹”，更是明顯的例了。’”
二、近幾年來，常聽到人們說學生囂張，不單是老先生，連剛出學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員的也往往這麽說。但我卻並不覺得這樣。記得革命以前，社會上自然還不如現在似的憎惡學生，學生也沒有目下一般馴順，單是態度，就顯得桀傲，在人叢中一望可知。現在卻差遠了，大抵長袍大袖，溫文爾雅，正如一個古之讀書人。我也就在一個大學的講堂上提起過，臨末還說：其實，現在的學生是馴良的，或者竟可以說是太馴良了……。武者君登在《京報副刊》（約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溫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時所說的這幾句話。我因此又寫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舉的例，一是前幾年被稱為“賣國賊”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學唾罵，二是當時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正被同性的校長使男職員威脅。我的對於女師大風潮說話，這是第一回，過了十天，就“碰壁”；又過了十天，陳源教授就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流言”，過了半年，據《晨報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發表的陳源教授給徐誌摩“詩哲”的信，則“捏造事實傳布流言”的倒是我了。真是世事白雲蒼狗，不禁感慨係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戲》中說楊蔭榆女士“在太平湖飯店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那地點是錯誤的，後來知道那時的請客是西長安街的西安飯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們“碰壁”的那天，這才換了地方，“由校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重要問題。”請客的飯館是那一個，和緊要關鍵原沒有什麽大相幹，但從“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的所謂“文士”學者之流看來，也許又是“捏造事實”，而且因此就證明了凡我所說，無一句真話，甚或至於連楊蔭榆女士也本無其人，都是我憑空結撰的了。這於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趕緊訂正於此，庶幾“收之桑榆”雲。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畢記。仍在綠林書屋之東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