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苦痛了，但沒有悟出它的原因。
可是兩個學生來請開會了；婆婆終於沒有露麵。我們就走進會場去，這時連我已經有五個人；後來陸續又到了七八人。於是乎開會。
“為幼稚者”仿佛不大能夠“體貼尊長之心”似的，很訴了許多苦 然而我們有什麽權利來幹預“家庭”裏的事呢？而況太平湖飯店裏又要“解決種種重要問題”了！但是我也說明了幾句我所以來校的理由，並要求學校當局今天縮頭縮腦辦法的解答。然而，舉目四顧，隻有媳婦兒們和西賓，磚牆帶著門和窗門，而並沒有半個負有答複的責任的生物！
我感到苦痛了，但沒有悟出它的原因。
這時我所不識的教員和學生在談話了；我也不很細聽。但在他的話裏聽到一句“你們做事不要碰壁”，在學生的話裏聽到一句“楊先生就是壁”，於我就仿佛見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
碰壁，碰壁！我碰了楊家的壁了！
其時看看學生們，就像一群童養媳。……
這一種會議是照例沒有結果的，幾個自以為大膽的人物對於婆婆稍加微辭之後，即大家走散。我回家坐在自己的窗下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而陰慘慘的顏色卻漸漸地退去，回憶到碰壁的學說，居然微笑起來了。
中國各處是壁，然而無形，像“鬼打牆”一般，使你隨時能“碰”。能打這牆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勝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飯店之宴已近闌珊，大家都已經吃到冰其淋，在那裏“冷一冷”了罷……。
我於是仿佛看見雪白的桌布已經沾了許多醬油漬，男男女女圍著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許多媳婦兒，就如中國曆來的大多數媳婦兒在苦節的婆婆腳下似的，都決定了暗淡的運命。
我吸了兩支煙，眼前也光明起來，幻出飯店裏電燈的光彩，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看見死屍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汙穢灑滿了風籟琴，我想取作畫圖，竟不能畫成一線。我為什麽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但是織芳來訪我了。
我們閑談之間，他也忽而發感慨——
“中國什麽都黑暗，誰也不行，但沒有事的時候是看不出來的。教員咧，學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個學校，一有事故，教員也不見了，學生也慢慢躲開了；結局隻剩下幾個傻子給大家做犧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後，又是這樣的學校，躲開的也出來了，不見的也露臉了，‘地球是圓的’咧，‘蒼蠅是傳染病的媒介’咧。又是學生咧，教員咧，烘烘烘……。”
從不像我似的常常“碰壁”的青年學生的眼睛看來，中國也就如此之黑暗麽？然而他們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殺戮了！
（五月二十一日夜。）
並非閑話
凡事無論大小，隻要和自己有些相幹，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裏擔任一點鍾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三四天之後，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著至少是再版。我想：為什麽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麽？翻開初版來，校勘下去，都一樣；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潮》就赤條條地露出。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麽？自然要看一看，原來是讚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麽“琴心是否女士”問題，我於是心血**，忽而想：又搗什麽鬼，裝什麽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著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係；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裏才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於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後，風潮還是拖延著，而且展開來，於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發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其中的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日發行（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賣）的《現代評論》上，西瀅先生就在《閑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隻論學潮，和宣言無涉。後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後，這才文思泉湧的罷，可是《閑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後做而移在前麵，也未可知。那麽，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閑話”。
《閑話》中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所以他隻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為“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說“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啟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於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隻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瀅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歎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於不免為胡塗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麵的東西所製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瀅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於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閑話》之後，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常常”聽到這樣的流言，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流言也有種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閑話》的前半，即西瀅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為“臭毛廁”，主張“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了。為什麽呢？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毛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為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說，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瀅先生覺得不“最精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現在我來補摘幾句，並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
“……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後，楊先生乃於飯館召集校員若幹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嘩然，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
《閑話》裏的和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為“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裏並非舉證，不過聊作插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然而也沒有什麽要緊，局外人那裏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毛廁”，卻究竟在“飯店召集教員”之後，酒醉飯飽，毛廁當然合用了。西瀅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為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後，總要拉矢，毛廁即永遠需用，怎麽打掃得幹淨？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流言”了麽？流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蛆蟲成聖的，打掃夫又怎麽動手？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於“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於打掃幹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麵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
（五月三十日。）
我的“籍”和“係”
雖然因為我勸過人少——或者竟不——讀中國書，曾蒙一位不相識的青年先生賜信要我搬出中國去，但是我終於沒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國人，讀過中國書的，因此也頗知道些處世的妙法。譬如，假使要掉文袋，可以說說“桃紅柳綠”，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認的，誰也不會說你錯。如果論史，就讚幾句孔明，罵一通秦檜，這些是非也早經論定，學述一回決沒有什麽差池；況且秦太師的黨羽現已半個無存，也可保毫無危險。至於近事呢，勿談為佳，否則連你的籍貫也許會使你由可“尊敬”而變為“可惜”的。
我記得宋朝是不許南人做宰相的，那是他們的“祖製”，隻可惜終於不能堅持。至於“某籍”人說不得話，卻是我近來的新發見。也還是女師大的風潮，我說了幾句話。但我先要聲明，我既然說過，頗知道些處世的妙法，為什麽又去說話呢？那是，因為，我是見過清末搗亂的人，沒有生長在太平盛世，所以縱使頗有些涵養工夫，有時也不免要開口，客氣地說，就是大不“安分”的。於是乎我說話了，不料陳西瀅先生早已常常聽到一種“流言”，那大致是“女師大的風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現在我一說話，恰巧化“暗”為“明”，就使這常常聽到流言的西瀅先生代為“可惜”，雖然他存心忠厚，“自然還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無奈“流言”卻“更加傳布得厲害了”，這怎不使人“懷疑”呢？自然是難怪的。
我確有一個“籍”，也是各人各有一個的籍，不足為奇。但我是什麽“係”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係”，也非“交通係”，真不知怎麽一回事。隻好再精查，細想；終於也明白了，現在寫它出來，庶幾乎免得又有“流言”，以為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為應付某國某君的囑托，我正寫了一點自己的履曆，第一句是“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一家姓周的家裏”，這裏就說明了我的“籍”。但自從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後，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幾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係講師”，這大概就是我的“係”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這樣的一個“係”。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確的，至於“挑剔風潮”這一種連字麵都不通的陰謀，我至今還不知道是怎樣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則立刻犯了嫌疑，至於使和我毫不相幹的人如西瀅先生者也來代為“可惜”呢？那麽，如果流言說我正在鑽營，我就得自己鎖在房裏了；如果流言說我想做皇帝，我就得連忙自稱奴才了。然而古人卻確是這樣做過了，還留下些什麽“空穴來風，桐乳來巢”的鬼格言。可惜我總不耐煩敬步後塵；不得已，我隻好對於無論是誰，先奉還他無端送給我的“尊敬”。
其實，現今的將“尊敬”來布施和拜領的人們，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當。我們的乏的古人想了幾千年，得到一個製馭別人的巧法：可壓服的將他壓服，否則將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種壓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說，你應該這樣，倘不，我要將你摔下來了。求人尊敬的可憐蟲於是默默地坐著；但偶然也放開喉嚨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呀！”“猗歟休哉呀！”聽眾遂亦同聲讚歎道，“對呀對呀，可敬極了呀！”這樣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為有趣。
從此這一個辦法便成為八麵鋒，殺掉了許多乏人和白癡，但是穿了聖賢的衣冠入殮。可憐他們竟不知道自己將褒貶他的人們的身價估得太大了，反至於連自己的原價也一同失掉。
人類是進化的，現在的人心，當然比古人的高潔；但是“尊敬”的流毒，卻還不下於流言，尤其是有誰裝腔作勢，要來將這撒去時，更足使乏人和白癡惶恐。我本來也無可尊敬；也不願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時候，又被人摔下來。更明白地說罷：我所憎惡的太多了，應該自己也得到憎惡，這才還有點像活在人間；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於我倒是一個冷嘲，使我對於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麽，則使我感到將要嘔噦似的惡心。然而無論如何，“流言”總不能嚇啞我的嘴……。
（六月二日晨。）
咬文嚼字（三）
自從世界上產生了“須知學校猶家庭”的名論之後，頗使我覺得驚奇，想考查這家庭的組織。後來，幸而在《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中，發見了“與此曹子勃谿相向”這一句話，才算得到一點頭緒：校長和學生的關係是“猶”之“婦姑”。於是據此推斷，以為教員都是雜湊在楊府上的西賓，將這結論在《語絲》上發表。“可惜”！昨天偶然在《晨報》上拜讀“該校哲教係教員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見書投寄本報”的話，這才知道我又錯了，原來都是弟兄，而且現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兒子阿丕和阿植似的。
但是，尚希原諒，我於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隻因為我不想圈，並非文章壞。
據考據家說，這曹子建的《七步詩》是假的。但也沒有什麽大相幹，姑且利用它來活剝一首，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燼你熟了，正好辦教席！
（六月五日。）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十
無論是誰，隻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誣。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為什麽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卻並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著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為我們並非暴徒，並未赤化的緣故。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冤，大叫著偽文明的破產。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並非到現在才將假麵具揭下來。隻因為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別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卻罷了。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隻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群被迫壓民族的腦中。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卻往往離而為二了。
但英國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們已經看見各國無黨派智識階級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大表同情於中國的《致中國國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國就有培那特蕭（Bernard Shaw），中國的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國則巴爾布斯（Henri Barbusse），中國也曾譯過他的作品。他的母親卻是英國人；或者說，因此他也富有實行的質素，法國作家所常有的享樂的氣息，在他的作品中是絲毫也沒有的。現在都出而為中國鳴不平了，所以我覺得英國人的品性，我們可學的地方還多著，——但自然除了捕頭，商人，和看見學生的遊行而在屋頂拍手嘲笑的娘兒們。
我並非說我們應該做“愛敵若友”的人，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倘有敵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了。而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麽呢？辯誣之後，不過想得點輕微的補償；那辦法雖說有十幾條，總而言之，單是“不相往來”，成為“路人”而已。雖是對於本來極密的友人，怕也不過如此罷。
然而將實話說出來，就是：因為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為一體，而我們隻抓得了公道，所以滿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
如果我們永遠隻有公道，就得永遠著力於辯誣，終身空忙碌。這幾天有些紙貼在牆上，仿佛叫人勿看《順天時報》似的。我從來就不大看這報，但也並非“排外”，實在因為它的好惡，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間有很確，為中國人自己不肯說的話。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將強。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曆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將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來磨練。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隻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曆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遲疑，隻是試練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下去。
但足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在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麵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十一
1 急不擇言
“急不擇言”的病源，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偽文明人的真麵目顯露了！那麽，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
自家相殺和為異族所殺當然有些不同。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但一個人而至於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難免為別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實還沒有消除。
我們確有點慌亂了，反基督教的叫喊的尾聲還在，而許多人已頗佩服那教士的對於上海事件的公證；並且還有去向羅馬教皇訴苦的。一流血，風氣就會這樣的轉變。
2 一致對外
甲：“喂，乙先生！你怎麽趁我忙亂的時候，又將我的東西拿走了？現在拿出來，還我罷！”
乙：“我們要一致對外！這樣危急時候，你還隻記得自己的東西麽？亡國奴！”
3 “同胞同胞！”
我願意自首我的罪名：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極少的幾個錢，可是本意並不在以此救國，倒是為了看見那些老實的學生們熱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給他們碰釘子。
學生們在演講的時候常常說，“同胞，同胞！……”但你們可知道你們所有的是怎樣的“同胞”，這些“同胞”是怎樣的心麽？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說出之前，募捐的人們大概就不知道。
我的近鄰有幾個小學生，常常用幾張小紙片，寫些幼稚的宣傳文，用他們弱小的腕，來貼在電杆或牆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見多被撕掉了。雖然不知道撕的是誰，但未必是英國人或日本人罷。
“同胞，同胞！……”學生們說。
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為“排貨”複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
要中國好起來，還得做別樣的工作。
這回在北京的演講和募捐之後，學生們和社會上各色人物接觸的機會已經很不少了，我希望有若幹留心各方麵的人，將所見，所受，所感的都寫出來，無論是好的，壞的，像樣的，丟臉的，可恥的，可悲的，全給它發表，給大家看看我們究竟有著怎樣的“同胞”。
明白以後，這才可以計畫別樣的工作。
而且也無須掩飾。即使所發見的並無所謂同胞，也可以從頭創造的，即使所發見的不過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鬥的。
而且也無須掩飾了，外國人的知道我們，常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試舉一個極近便的例，則中國人自編的《北京指南》，還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確！
4 斷指和暈倒
又是砍下指頭，又是當場暈倒。
斷指是極小部分的自殺，暈倒是極暫時中的死亡。我希望這樣的教育不普及；從此以後，不再有這樣的現象。
5 文學家有什麽用？
因為滬案發生以後，沒有一個文學家出來“狂喊”，就有人發了疑問了，曰：“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
今敢敬謹答曰：文學家除了謅幾句所謂詩文之外，實在毫無用處。”
中國現下的所謂文學家又作別論；即使是真的文學大家，然而卻不是“詩文大全”，每一個題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會在萬籟無聲時大呼，也會在金鼓喧闐中沉默。Leonardo da Vinci非常敏感，但為要研究人的臨死時的恐怖苦悶的表情，卻去看殺頭。中國的文學家固然並未狂喊，卻還不至於如此冷靜。況且有一首《血花繽紛》，不是早經發表了麽？雖然還沒有得到是否“狂喊”的定評。
文學家也許應該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總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漢口的犧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幹幹淨淨，詩文卻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還要感動別人，啟發後人。
這倒是文學家的用處。血的犧牲者倘要講用處，或者還不如做文學家。
6 “到民間去”
但是，好許多青年要回去了。
從近時的言論上看來，舊家庭仿佛是一個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過在事實上，卻似乎還不失為到底可愛的東西，比無論什麽都富於攝引力。兒時的釣遊之地，當然很使人懷念的，何況在和大都會隔絕的城鄉中，更可以暫息大半年來努力向上的疲勞呢。
更何況這也可以算是“到民間去”。
但從此也可以知道：我們的“民間”怎樣；青年單獨到民間時，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時又怎樣？
將這經曆牢牢記住，倘將來從民間來，在北京再遇到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的時候，回憶起來，就知道自己是在說真還是撒誑。
那麽，就許有若幹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裏萌芽。
７ 魂靈的斷頭台
近年以來，每個夏季，大抵是有槍階級的打架季節，也是青年們的魂靈的斷頭台。
到暑假，畢業的都走散了，升學的還未進來，其餘的也大半回到家鄉去。各樣同盟於是暫別，喊聲於是低微，運動於是銷沉，刊物於是中輟。好象炎熱的巨刃從天而降，將神經中樞突然斬斷，使這首都忽而成為屍骸。但獨有狐鬼卻仍在死屍上往來，從從容容地豎起它占領一切的大纛。
待到秋高氣爽時節，青年們又聚集了，但不少是已經新陳代謝。他們在未曾領略過的首善之區的使人健忘的空氣中，又開始了新的生活，正如畢業的人們在去年秋天曾經開始過的新的生活一般。
於是一切古董和廢物，就都使人覺得永遠新鮮；自然也就覺不出周圍是進步還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見的是鬼還是人。不幸而又有事變起來，也隻得還在這樣的世上，這樣的人間，仍舊“同胞同胞”的叫喊。
8 還是一無所有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諱言這“一無所有”，自然可以聊以**；倘更鋪排得好聽一點，還可以寒天烘火爐一樣，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兒。但那報應是永遠無藥可醫，一切犧牲全都白費，因為在大家打著盹兒的時候，狐鬼反將犧牲吃盡，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麵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六月十八日。）
補白
一
“公理戰勝”的牌坊，立在法國巴黎的公園裏不知怎樣，立在中國北京的中央公園裏可實在有些希奇，——但這是現在的話。當時，市民和學生也曾遊行歡呼過。
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勝之林者，因為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誇工人在歐戰的勞績。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戰勝也忘卻了，而且實際上是戰敗了。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槍炮，也隻能殺戮無槍炮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時候才見真強弱。
我們弓箭是能自己製造的，然而敗於金，敗於元，敗於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裏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麽？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嶽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麽？卻答道，“有天靈蓋”！
自宋以來，我們終於隻有天靈蓋而已，現在又發現了一種“民氣”，更加玄虛飄渺了。
但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氣，結果也隻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我近來也頗覺“心上有杞天之慮”，怕中國更要複古了。瓜皮帽，長衫，雙梁鞋，打拱作揖，大紅名片，水煙筒，或者都要成為愛國的標征，因為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氣而拿出來，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並不說中國人頑固，因為我相信，鴉片和撲克是不會在排斥之列的。況且愛國之士不是已經說過，馬將牌已在西洋盛行，給我們複了仇麽？
愛國之士又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何以國內連年打仗？或者這話應該修正：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
我們仔細查察自己，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
我不以為自承無力，是比自誇愛和平更其恥辱。
（六月二十三日。）
二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現在大可以改稱“平民”了罷；在實際上，也確有許多人已經如此。彼一時，此一時，清朝該去考秀才，捐監生，現在就隻得進學校。“平民”這一個徽號現已日見其時式，地位也高起來了，以此自居，大概總可以從別人得到和先前對於“上等人”一樣的尊敬，時勢雖然變遷，老地位是不會失掉的。倘遇見這樣的平民，必須恭維他，至少也得點頭拱手陪笑唯諾，像先前下等人的對於貴人一般。否則，你就會得到罪名，曰：“驕傲”，或“貴族的”。因為他已經是平民了。見平民而不格外趨奉，非驕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蠍，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的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嗬。”
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大捕黨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狀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殊覺費解。）於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興旺，這才被尊稱為“老太爺”；有人給“孫少爺”去說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神主入祠的時候，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之後，這才冷落起來。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尚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的機運就成熟了。聽說現在悟善社裏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謨哈默德。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隻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隻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月球隻一麵對著太陽，那一麵我們永遠不得見。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隱匿了黑的一麵。譬如說到家族親舊，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慈呀，愛呀，悌呀，……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禮門呀，義宗呀，……至於諢名，卻藏在活人的心中，隱僻的書上，最簡單的打官司教科書《蕭曹遺筆》裏就有著不少慣用的惡，現在鈔一點在這裏，省得自己做文章——
親戚類
孽親 梟親 獸親 鱷親 虎親 歪親
尊長類
鱷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類
悖男 惡侄 孽侄 悖孫 虎孫 梟甥
孽甥 悖妾 潑媳 梟弟 惡婿 凶奴
其中沒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為曆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這一種手段也不獨訟師有。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麽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往日看《鬼穀子》，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麽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複，不失其度”這一段裏的一句“雖覆能複”很有些可怕。但這一種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鬼穀子》自然是偽書，決非蘇秦、張儀的老師所作；但作者也決不是“小人”，倒是一個老實人。宋的來鵠已經說“捭闔飛箝，今之常態，不讀鬼穀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們常用，不以為奇，作者知道了一點，便筆之於書，當作秘訣，可見稟性純厚，不但手段，便是心裏的機詐也並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裏當寶貝麽？
鬼穀子所以究竟不是陰謀家，否則，他還該說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說，而鉤出別人來說；或者並不必鉤出別人來說，而自己永遠闊不可言。這末後的妙法，知者不言，書上也未見，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於老在燈下編《莽原》，做《補白》了。
但各種小縱橫，我們總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親，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就都是這“覆”“複”作用；化數百元錢，請一回酒，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也還是這頑意兒。然而真如來鵠所說，現在的人們是已經“是乃天授，非人力也”的；倘使要看了《鬼穀子》才能，就如拿著文法書去和外國人談天一樣，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三
離五卅事件的發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樣。聰明的批評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鍾熱度”說來了罷，雖然也有過例外：曾將湯爾和先生的大門“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鍾之久”。（見六月二十三日《晨報》。）有些學生們也常常引這“五分熱”說自誡，仿佛早經覺到了似的。
但是，中國的老先生們——連二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們都算在內——不知怎的總有一種矛盾的意見，就是將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時又看得太高。婦孺是上不了場麵的；然而一麵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於還想借此結識一個闊親家，使自己也連類飛黃騰達。什麽木蘭從軍，緹縈救父，更其津津樂道，以顯示自己倒是一個死不掙氣的瘟蟲。對於學生也是一樣，既要他們“莫談國事”，又要他們獨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們無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國度裏，國民十之九是學生，但在中國，自然還是一個特別種類。雖是特別種類，卻究竟是“束發小生”，所以當然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大神力。他們所能做的，也無非是演講、遊行、宣傳之類，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倘若民眾並沒有可燃性，則火花隻能將自身燒完，正如在馬路上焚紙人轎馬，暫時引得幾個人閑看，而終於毫不相幹，那熱鬧至多也不過如“打門”之久。誰也不動，難道“小生”們真能自己來打槍鑄炮，造兵艦，糊飛機，活擒番將，平定番邦麽？所以這“五分熱”是地方病，不是學生病。這已不是學生的恥辱，而是全國民的恥辱了；倘在別的有活力，有生氣的國度裏，現象該不至於如此的。外人不足責，而本國的別的灰冷的民眾，有權者，袖手旁觀者，也都於事後來嘲笑，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
但是，別有所圖的聰明人又作別論，便是真誠的學生們，我以為自身卻有一個頗大的錯誤，就是正如旁觀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樣：開首太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飛得太高，墮在現實上的時候，傷就格外沉重了；力氣用得太驟，歇下來的時候，身體就難於動彈了。為一般計，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過是“人力”，倒較為切實可靠罷。
現在，從讀者以至“尋異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為有些有誌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
（七月八日。）
答KS君
KS兄：
我很感謝你的殷勤的慰問，但對於你所憤慨的兩點和幾句結論，我卻並不謂然，現在略說我的意見——
第一，章士釗將我免職，我倒並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他那對於學校的手段，我也並沒有你似的覺得詫異，因為我本就沒有預期章士釗能做出比現在更好的事情來。我們看曆史，能夠據過去以推知未來，看一個人的已往的經曆，也有一樣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種無端的迷信，將章士釗當作學者或智識階級的領袖看，於是從他的行為上感到失望，發生不平，其實是作繭自縛；他這人本來就隻能這樣，有著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誤謬。使我較為感到有趣的倒是幾個向來稱為學者或教授的人們，居然也漸次吞吞吐吐地來說微溫話了，什麽“政潮”咧，“黨”咧，仿佛他們都是上帝一樣，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誰知道人世上並沒有這樣一道矮牆，騎著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麽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但終於使我覺得有趣的是蒙著公正的皮的醜態，又自己開出帳來發表了。仿佛世界上還有光明，所以即便費盡心機，結果仍然是一個瞞不住。
第二，你這樣注意於《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時，我想，大約章士釗還不過熟讀了幾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剝，看去還近於清通。至於這一回，卻大大地退步了，關於內容的事且不說，即以文章論，就比先前不通得多，連成語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況”之類。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後來又念了幾篇駢文，沒有融化，而急於撏扯，所以弄得文字龐雜，有如泥漿混著沙礫一樣。即如他那《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中有雲，“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為政而人人悅之亦無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筆了。但比起何栻《齊薑醉遣晉公子賦》的“公子固翩翩絕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來，就顯得字句和聲調都怎樣陋弱可哂。何栻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釗的文章更於何處討生活呢？況且，前載公文，接著就是通信，精神雖然是自己廣告性的半官報，形式卻成了公報尺牘合璧了，我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實在沒有過這樣滑稽體式的著作。這種東西，用處隻有一種，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會的暗角落裏，有著怎樣灰色的人們，以為現在是攀附顯現的時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來開口。至於別的用處，我委實至今還想不出來。倘說這是複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隻見得複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氣絕罷了。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說，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為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因為《甲寅》不足稱為敵手，也無所謂戰鬥。倘要開頭，他們還得有一個更通古學，更長古文的人，才能勝對壘之任，單是現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牘和遊談的堆積，紙張雖白，圈點雖多，是毫無用處的。
魯迅。 八月二十日。
“碰壁”之餘
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據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的一封信，無名小，不在話下。此後是兩個作者的“評論”了：陳西瀅先生在《閑話》之間評為“臭毛廁”，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師大觀劇的經驗》裏則比作戲場。我很吃驚於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麽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見也不無符合之點：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這一點，也可以包括楊蔭榆女士的“學校猶家庭”和段祺瑞執政的“先父兄之教”。
陳西瀅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的《閑話》作家，那大名我在報紙的廣告上早經看熟了，然而大概還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嗬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至於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師風潮紀事》上才識大名，是八月一日擁楊蔭榆女士攻入學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現在，卻又知道他還是一位達人了，庸人以為學潮的，到他眼睛裏就等於“觀劇”：這是何等逍遙自在。
據文章上說，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楊女士“不過見麵兩次”，但卻被用電話邀去看“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腳踏車，否則，還要用汽車來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對於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尚且因為不過是教一兩點鍾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後”，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表的偉論。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
接著又是西瀅先生的《閑話》：“現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現在大部分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臨末還有頗為俏皮的結論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正如人們有各式各樣的眼睛一樣，也有各式各樣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國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講冷話的人說起來，也許以為意在於一個女性。然而侮蔑若幹女性的事，有時也就可以說意在於一個女性。偏執的弗羅特先生宣傳了“精神分析”之後，許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隻要並非自以為還鑽在外套裏的不顯本相的腳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中國人是“聖之時者也”教徒，況且活在二十世紀了。有華道理，有洋道理，輕重當然是都隨意而無不合於道的：重男輕女也行，重女輕男也行，為了一個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輕若幹女性也行，為了一個男人而輕若幹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從西瀅先生看出底細之後，除了啞吧或半陰陽，就都墜入弗羅特先生所掘的陷坑裏去了。
自己墜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還要帶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風潮，從有些眼睛看來，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為竟占去了許多可貴的東西，如“報紙的篇幅”“青年的時間”之類，所以，連《現代評論》的“篇幅”和西瀅先生的時間也被拖累著占去一點了，而尤其罪大惡極的是觸犯了什麽“重男輕女”重女輕男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瀅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過去了的。
我看，奧國的學者實在有些偏激，弗羅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讓誰站在超人間的上帝的地位上。還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他的痛罵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長，學生，同鄉，親戚，愛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鄉，簡直連自己的媽都罵在內。這實在和弗羅特說一樣，都使人難於利用。不知道咱們的教授或學者們，可有方法補救沒有？但是，我要先報告一個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槍自殺了。這已經有劉百昭率領打手痛打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的“毛丫頭”一般“痛快”，他的話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罷。
還有一個好消息。“毛丫頭”打出之後，張崧年先生引“羅素之所信”道，“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於不免隻有武力可以解決也！”（《京副》二五○號）又據楊蔭榆女士、章士釗總長者流之所說，則搗亂的“毛丫頭”是極少數，可見中國的聰明人還多著哩，這是大可以樂觀的。
忽而想談談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經有兩次被封為“學者”，而發表之後，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為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後，我在《莽原》上發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腳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為因失了“區區全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汙”的嫌疑雲。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於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卻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同時發表了我的罪狀，接著就將這體麵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複，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據我想來，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簽事，今據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隻要看我免職之後，就頗有些人在那裏鑽謀補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至於又有些人以為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慷他人之慨”了罷，因為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的。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盡如人意”，已經在平政院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之後，我隻在答KS君信裏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要“人格卑汙”了。然而別一論客卻道是並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驗的事委實有點希奇，每有“碰壁”一類的事故，平時回護我的大抵願我設法應付，甚至於暫圖苟全。平時憎惡我的卻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吃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為什麽呢？自然是專為顧全我的人格起見嘍。
夠了，我其實又何嚐“碰壁”，至多也不過遇見了“鬼打牆”罷了。
（九月十五日。）
並非閑話（二）
向來聽說中國人具有大國民的大度，現在看看，也未必然。但是我們要說得好，那麽，就說好清淨，有誌氣罷。所以總願意自己是第一，是唯一，不愛見別的東西共存。行了幾年白話，弄古文的人們討厭了；做了一點新詩，吟古詩的人們憎惡了；做了幾首小詩，做長詩的人們生氣了；出了幾種定期刊物，連別的出定期刊物的人們也來詛咒了：太多，太壞，隻好做將來被淘汰的資料。
中國有些地方還在“溺女”，就因為豫料她們將來總是沒出息的。可惜下手的人們總沒有好眼力，否則並以施之男孩，可以減少許多單會消耗食糧的廢料。
但是，歌頌“淘汰”別人的人也應該先行自省，看可有怎樣不滅的東西在裏麵，否則，即使不肯自殺，似乎至少也得自己打幾個嘴巴。然而人是總是自以為是的，這也許正是逃避被淘汰的一條路。相傳曾經有一個人，一向就以“萬物不得其所”為宗旨的，平生隻有一個大願，就是願中國人都死完，但要留下他自己，還有一個女人和一個賣食物的。現在不知道他怎樣，久沒有聽到消息了，那默默無聞的原因，或者就因為中國人還沒有死完的緣故罷。
據說，張歆海先生看見兩個美國兵打了中國的車夫和巡警，於是三四十個人，後來就有百餘人，都跟在他們後麵喊“打！打！”，美國兵卻終於安然的走到東交民巷口了，還回頭“笑著嚷道：‘來呀！來呀！’說也奇怪，這喊打的百餘人不到兩分鍾便居然沒有影蹤了！”
西瀅先生於是在《閑話》中斥之曰：“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
這樣的中國人真應該受“呸！”他們為什麽不打的呢，雖然打了也許又有人來說是“拳匪”。但人們那裏顧忌得許多，終於不打，“怯”是無疑的。他們所有的不是拳頭麽？
但不知道他們可曾等候美國兵走進了東交民巷之後，遠遠地吐了唾沫？《現代評論》上沒有記載，或者雖然“怯”，還不至於“卑劣”到那樣罷。
然而美國兵終於走進東交民巷口了，毫無損傷，還笑嚷著“來呀來呀”哩！你們還不怕麽？你們還敢說“打！打！宣戰！宣戰！”麽？這百餘人，就證明著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
“這樣的中國人，呸！呸！！！”
更可悲觀的是現在“造謠者的卑鄙齷齪更遠過於章炳麟”，真如《閑話》所說，而且隻能“匿名的在報上放一兩枝冷箭”。而且如果“你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麽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報不顧利害的專論是非，自然免不了誹謗叢生，謠諑蜂起。”這確是近來的實情。即如女師大風潮，西瀅先生就聽到關於我們的“流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樣的“流言”，是那幾個“卑鄙齷齪更遠過於章炳麟”者所造。還有女生的罪狀，已見於章士釗的呈文，而那些作為根據的“流言”，也不知道是那幾個“卑鄙齷齪”且至於遠不如畜類者所造。但是學生卻都被打出了，其時還有人在酒席上得意。——但這自然也是“謠諑”。
可是我倒也並不很以“流言”為奇，如果要造，就聽憑他們去造去。好在中國現在還不到“群眾專製”的時候，即使有幾十個人，隻要“無權勢”者叫一大群警察，雇些女流氓，一打，就打散了，正無須乎我來為“被壓迫者”說什麽“公平話”。即使說，人們也未必盡相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有些“公平話”總還不免是“他或她的酒飯”填出來的。不過事過境遷，“酒飯”已經消化，吸收，隻剩下似乎毫無緣故的“公平話”罷了。倘使連酒飯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國也還要光明些。
但是，這也不足為奇的。不是上帝，那裏能夠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評。人自以為“公平”的時候，就已經有些醉意了。世間都以“黨同伐異”為非，可是誰也不做“黨異伐同”的事。現在，除了瘋子，倘使有誰要來接吻，人大約總不至於倒給她一個嘴巴的罷。
（九月十九日。）
十四年的“讀經”
自從章士釗主張讀經以來，論壇上又很出現了一些論議，如謂經不必尊，讀經乃是開倒車之類。我以為這都是多事的，因為民國十四年的“讀經”，也如民國前四年，四年，或將來的二十四年一樣，主張者的意思，大抵並不如反對者所想像的那麽一回事。
尊孔，崇儒，專經，複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們，向來總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詔天下”，而且又“以貞節勵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現在麽？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節婦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曆史上裝不下去了；那麽，去翻專誇本地人物的府縣誌書去，我可以說，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隻有節烈的婦女的名冊卻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幾卷。孔子之徒的經，真不知讀到那裏去了；倒是不識字的婦女們能實踐。還有，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麽？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
所以要中國好，或者倒不如不識字罷，一識字，就有近乎讀經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載質”的最巧玩藝兒，經上都有，我讀熟過的。隻有幾個胡塗透頂的笨牛，真會誠心誠意地來主張讀經。而且這樣的腳色，也不消和他們討論。他們雖說什麽經，什麽古，實在不過是空嚷嚷。問他們經可是要讀到像顏回、子思、孟軻、朱熹、秦檜（他是狀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錕；古可是要複到像清、（即所謂“本朝”）元、金、唐、漢、禹、湯、文、武、周公、無懷氏、葛天氏？他們其實都沒有定見。他們也知不清顏回以至曹錕為人怎樣，“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過像蒼蠅們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況且既然是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則決無鑽營，取巧，獻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會闊氣；他的主張，自然也決不會發生什麽效力的。
至於現在的能以他的主張，引起若幹議論的，則大概是闊人。闊人決不是笨牛，否則，他早已伏處牖下，老死田間了，現在豈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時候麽？則其所以得闊之道，居然可知。他們的主張，其實並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張，是所謂別有用意；反對者們以為他真相信讀經可以救國，真是“謬以千裏”了！
我總相信現在的闊人都是聰明人；反過來說，就是倘使老實，必不能闊是也。至於所掛的招牌是佛學，是孔道，那倒沒有什麽關係。總而言之，是讀經已經讀過了，很悟到一點玩意兒，這種玩意兒，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裏就有的。此後的書本子裏還隨時可得。所以他們都比不識字的節婦、烈女、華工聰明；甚而至於比真要讀經的笨牛還聰明。何也？曰：“學而優則仕”故也。倘若“學”而不“優”，則以笨牛沒世，其讀經的主張，也不為世間所知。
孔子豈不是“聖之時者也”麽，而況“之徒”呢？現在是主張“讀經”的時候了。武則天做皇帝，誰敢說“男尊女卑”？多數主義雖然現稱過激派，如果在列寧治下，則共產之合於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據出來的。但幸而現在英國和日本的力量還不弱，所以，主張親俄者，是被盧布換去了良心。
我看不見讀經之徒的良心怎樣，但我覺得他們大抵是聰明人，而這聰明，就是從讀經和古文得來的。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誑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幹時候，自然被忘得幹幹淨淨，隻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況且即使將來沒有“正人君子”之稱，於目下的實利又何損哉？
這一類的主張讀經者，是明知道讀經不足以救國的，也不希望人們都讀成他自己那樣的；但是，耍些把戲，將人們作笨牛看則有之，“讀經”不過是這一回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抗議的諸公倘若不明乎此，還要正經老實地來評道理，談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氣，也要將你們歸入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類裏去了。
以這樣文不對題的話來解釋“儼乎其然”的主張，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話，因為我也是從“讀經”得來的。我幾乎讀過十三經。
衰老的國度大概就免不了這類現象。這正如人體一樣，年事老了，廢料愈積愈多，組織間又沉積下礦質，使組織變硬，易就於滅亡。一麵，則原是養衛人體的遊走細胞（Wanderzelle）漸次變性，隻顧自己，隻要組織間有小洞，它便鑽，蠶食各組織，使組織耗損，易就於滅亡。俄國有名的醫學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給他別立了一個名目：大嚼細胞（Fresserzelle）。據說，必須撲滅了這些，人體才免於老衰；要撲滅這些，則須每日服用一種酸性劑。他自己就實行著。
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幹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裏，不妨妄行。單是妄行的是可與論議的，故意妄行的卻無須再與談理。惟一的療救，是在另開藥方：酸性劑，或者簡直是強酸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