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已經說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於先生的毫無冷笑和惡意的態度，所以也誠實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發些牢騷。但我要聲明，上麵的說話中，我並不含有謙虛，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麵。好幾個滿肚子惡意的所謂批評家，竭力搜索，都尋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這回自己說一點，當然不過一部分，有許多還是隱藏著的。
我覺得我也許從此不再有什麽話要說，恐怖一去，來的是什麽呢，我還不得而知，恐怕不見得是好東西罷。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還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卻。一麵掙紮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
魯迅。九，四。
辭“大義”
我自從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們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麵碰壁，隻好逃出北京以後，默默無語，一年有零。以為正人君子們忘記了這個“學棍”了罷，——哈哈，並沒有。
印度有一個泰戈爾。這泰戈爾到過震旦來，改名竺震旦。因為這竺震旦做過一本《新月集》，所以這震旦就有了一個新月社，——中間我不大明白了——現在又有一個叫作新月書店的。這新月書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閑話》，這本《閑話》的廣告裏有下麵這幾句話：
“……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
“派”呀，“首領”呀，這種法實在有些可怕。不遠就又會有人來誚罵。甲道：看哪！魯迅居然稱為首領了。天下有這種首領的麽？乙道：他就專愛虛榮。人家稱他首領，他就滿臉高興。我親眼看見的。
但這是我領教慣的教訓了，並不為奇。這回所覺得新鮮而惶恐的，是忽而將寶貴的“大義”硬塞在我手裏，給我豎起大旗來，叫我和“現代派”的“主將”去對壘。我早已說過：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奪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大義麽，我連它是圓柱形的呢還是橢圓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麽“仗”？
“主將”呢，自然以有“義旗”為體麵罷。不過我沒有這麽冠冕。既不成“派”，也沒有做“首領”，更沒有“仗”過“大義”。更沒有用什麽“戰略”，因為我未見廣告以前，竟沒有知道西瀅先生是“現代派”的“主將”，——我總當他是一個嘍羅兒。
我對於我自己，所知道的是這樣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現代派”該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稱我為“學匪”，“學棍”，“刀筆吏”的，而今忽假“魯迅先生”以“大義”者，但為廣告起見而已。
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反“漫談”
我一向對於《語絲》沒有恭維過，今天熬不住要說幾句了：的確可愛。真是《語絲》之所以為《語絲》。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經不行，有時不敢說，有時不願說，有時不肯說，有時以為無須說。有此工夫，不如吃點心。但《語絲》上卻總有人出來發迂論，如《教育漫談》，對教育當局去談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定要有這種人，世界才不寂寞。這一點，我是佩服的。但也許因為“世故”作怪罷，不知怎地佩服中總帶一些腹誹，還夾幾分傷慘。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維，終於決定貢獻一點意見。這一種學識，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總長，這才陸續地獲得，輕易是不肯說的。
對“教育當局”談教育的根本誤點，是在將這四個字的力點看錯了：以為他要來辦“教育”。其實不然，大抵是來做“當局”的。
這可以用過去的事實證明。因為重在“當局”，所以——
一 學校的會計員，可以做教育總長。
二 教育總長，可以忽而化為內務總長。
三 司法，海軍總長，可以兼任教育總長。
曾經有一位總長，聽說，他的出來就職，是因為某公司要來立案，表決時可以多一個讚成者，所以再作馮婦的。但也有人來和他談教育。我有時真想將這老實人一把抓出來，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當局，十之九是意在“當局”，但有些是意並不在“當局”。
這時候，也許有人要問：那麽，他為什麽有舉動呢？
我於是勃然大怒道：這就是他在“當局”呀！說得露骨一點，就是“做官”！不然，為什麽叫“做”？
我得到這一種徹底的學識，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難免有一點學者的高傲態度，請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這學識的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總長之中，有兩位是喜歡屬員上條陳的。於是聽話的屬員，便紛紛大上其條陳。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時還沒有現在這麽聰明，心裏疑惑：莫非這許多條陳一無可取，還是他沒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來，我“上去”（這是專門術語，小官進去見大官也）的時候，確是常見他正在危坐看條陳；談話之間，也常聽到“我還要看條陳去”，“我昨天晚上看條陳”等類的話。那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從他的條陳桌旁走開，跨出門檻，不知怎的忽蒙聖靈啟示，恍然大悟了——
哦！原來他的“做官課程表”上，有一項是“看條陳”的。因為要“看”，所以要“條陳”。為什麽要“看條陳”？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還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塗！
“於我來了一道光”，從此以後，我自己覺得頗聰明，近於老官僚了。後來終於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條陳”和“辦教育”，事同一例，都應該隻照字麵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書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還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點的當局，恐怕連“看漫談”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種“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還是沒有關係的。
（九月四日。）
憂“天乳”
《順天時報》載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歐陽曉瀾女士不許剪發之女生報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興歎之概雲雲。是的，情形總要到如此，她不能別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為還有光明。不過也太嫌“新”一點。
男男女女，要吃這前世冤家的頭發的苦，是隻要看明末以來的陳跡便知道的。我在清末因為沒有辮子，曾吃了許多苦，所以我不讚成女子剪發。北京的辮子，是奉了袁世凱的命令而剪的，但並非單純的命令，後麵大約還有刀。否則，恐怕現在滿城還拖著。女子剪發也一樣，總得有一個皇帝（或者別的名稱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雖然如此，有許多還是不高興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載，也就忘其所以了；兩年以後，便可以到大家以為女人不該有長頭發的世界。這時長發女生，即有“望洋興歎”之憂。倘隻一部分人說些理由，想改變一點，那是曆來沒有成功過。
但現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張女子剪發的，可惜據地不堅。同是一處地方，甲來乙走，丙來甲走，甲要短，丙要長，長者剪，短了殺。這幾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時期，尤其是女性。報載有一處是鼓吹剪發的，後來別一軍攻入了，遇到剪發女子，即慢慢拔去頭發，還割去兩乳……。這一種刑罰，可以證明男子短發，已為全國所公認。隻是女人不準學。去其兩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學男子也。以此例之，歐陽曉瀾女士蓋尚非甚嚴歟？
今年廣州在禁女學生束胸，違者罰洋五十元。報章稱之曰“天乳運動”。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為憾。公文上不見“雞頭肉”等字樣，蓋殊不足以饜文人學士之心。此外是報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議論。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終古。
我曾經也有過“杞天之慮”，以為將來中國的學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須雇乳娘。但僅隻攻擊束胸是無效的。第一，要改良社會思想，對於**較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裝，將上衣係進裙裏去。旗袍和中國的短衣，都不適於乳的解放，因為其時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會不會乳大忽而算作犯罪，無處投考？我們中國在中華民國未成立以前，是隻有“不齒於四民之列”者，才不準考試的。據理而言，女子斷發既以失男女之別，有罪，則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別，當有功。但天下有許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爭的，總要上諭，或者指揮刀。
否則，已經有了“短發犯”了，此外還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許還有“天足犯”。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也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我們如果不談什麽革新、進化之類，而專為安全著想，我以為女學生的身體最好是長發，束胸，半放腳（纏過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腳）。因為我從北而南，所經過的地方，招牌旗幟，盡管不同，而對於這樣的女人，卻從不聞有一處仇視她的。
（九月四日。）
革“首領”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麵做教授，一麵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裏“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晦氣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裏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閑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裏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麽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閑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閑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
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
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閑話》！”
這很像“詩哲”徐誌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但，隻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裏從何提起。隻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仿佛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本來在房裏麵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準做“權威”，隻準做“前驅”，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曆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隻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閑工夫。
背後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麽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隻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隻有一本《閑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誌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閑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誌摩，……麵前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麵的目的地”之類。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麽“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談“激烈”
帶了書籍雜誌過“香江”，有被視為“危險文字”而嚐“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裏已經說過了。但因為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於心。為什麽呢？倒也並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這裏以為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藤條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為現在是時行這樣的製度了罷。至於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麽寶貴生命，思患豫防。但這是別人的意見，若夫我自己，還是不願意吃苦的。敢乞“新時代的青年”們鑒原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環日報》上遇到一點參考資料了。事情是一個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路過（！）香港，“在尖沙咀碼頭，被一五七號華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杠（謹案：箱也）之內，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綱》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此種激烈文字，業經華民署翻譯員擇譯完竣，昨日午乃解由連司提訊，控以懷有激烈文字書籍之罪。……”抄報太麻煩，說個大略罷，是：“擇譯”時期，押銀五百元出外；後來因為被告供稱書係朋友托帶，所以“姑判從輕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毀”雲。
執信學校是廣州的平正的學校，既是“清黨”之後，則《宣傳大綱》不外三民主義可知，但一到“尖沙咀”，可就“激烈”了；可怕。惟獨對於友邦，竟敢用“侵奪”字樣，則確也未免“激烈”一點，因為忘了他們正在替我們“保存國粹”之恩故也。但“侵奪”上也許還有字，記者不敢寫出來。
我曾經提起過幾回元朝，今夜思之，還不很確。元朝之於中文書籍，未嚐如此留心。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範。他不但興過幾回“文字獄”，大殺叛徒，且於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細心加以刪改。同胞之熱心“複古”及友邦之讚助“複古”者，似當奉為師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書，我曾經舉出過《茅亭客話》。但這書在《琳琅秘室叢書》裏，現在時價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闊人，那能得之哉？近來卻另有一部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雞肋編》，宋莊季裕著，每本隻要五角，我們可以看見清朝的文瀾閣本和元鈔本有如何不同。今摘數條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括蔞塗麵，……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國婦女，盡汙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清人將“今使中國”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異於南方如此”七字。）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淩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嚐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裏之中。……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複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歎也夫。”）
抄書也太麻煩，還是不抄下去了。但我們看第二條，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會所切望的“循規蹈矩”之道。即：原文帶些憤激，是“激烈”，改本不過“可歎也夫”，是“循規蹈矩”的。何以故呢？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歎也夫”則瘟頭瘟腦，即使全國一同歎氣，其結果也不過是歎氣，於“治安”毫無妨礙的。
但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勿以為我們以後隻做“可歎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還未研究好，單看清朝的老例，則準其歎氣，乃是對於古人的優待，不適用於今人的。因為奴才都歎氣，雖無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必須要如羅素所稱讚的杭州的轎夫一樣，常是笑嘻嘻。
但我還要給自己解釋幾句：我雖然對於“笑嘻嘻”仿佛有點微詞，但我並非意在鼓吹“階級鬥爭”，因為我知道我的這一篇，杭州轎夫是不會看見的，況且，“討赤”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轎，足見以抬轎為苦境，也不獨“亂黨”為然。而況我的議論，其實也不過“可歎也夫”乎哉！
現在的書籍往往“激烈”，古人的書籍也不免有違礙之處。那麽，為中國“保存國粹”者，怎麽辦呢？我還不大明白。僅知道澳門是正在“征詩”，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經“江霞公太史（孔殷）評閱”，取錄二百名，第一名的詩是：——
南中多樂日高會。。。 良時厚意願得常。。。
陵鬆萬章發文彩。。。 百年貴壽齊輝光。。。
這是從香港報上照抄下來的，一連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這詩大約還有一種“格”，如“嵌字格”之類，但我是外行，隻好不談。所給我益處的，是我居然從此悟出了將來的“國粹”，當以詩詞駢文為正宗。史學等等，恐怕未必發達。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師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獨詩詞駢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駢文入神的饒漢祥一死，日本人也不禁為之慨歎，而“狂徒”又須挨罵了。
日本人拜服駢文於北京，“金製軍”“整理國故”於香港，其愛護中國，恐其淪亡，可謂至矣。然而裁厘加稅，大家都不讚成者何哉？蓋厘金乃國粹，而關稅非國粹也。“可歎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歎氣既完，還不想睡。重吟“征詩”，莫名其妙，稿有餘紙，因錄“江霞公太史”評語，俾讀者鹹知好處，但圈點是我僭加的——
“以謝啟為題，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詩十九首中字，複嵌全限內字。首二句是賦，三句是興，末句是興而比。步驟井然，舉重若輕，絕不吃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屬巧中生巧，難上加難。至其胎息之高古，意義之純粹，格調之老蒼，非寢饋漢魏古詩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廣州。）
扣絲雜感
以下這些話，是因為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鍾》。甚至於日本文的《斯文》，裏麵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遊記傳奇》，我想和演義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於《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共有六期，後來多從市上的書鋪裏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終於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為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為大約也各處都有。至於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確切知道的，有這樣幾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為裏麵有俄國作品的翻譯。那時隻要一個“俄”字，已夠驚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容。但韋叢蕪的《君山》，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並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裏。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一本是托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為火色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裏的時候是出版後約六星期，封皮上寫著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裏麵是《猓猓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劄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隻有《閑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隻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於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黨”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為這一條麽？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於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於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麵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麵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裏麵“嚴辦！嚴辦！”這才庶幾免於罪戾。至於什麽“諷刺”，“幽默”，“反語”，“閑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為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於是討厭，於是生氣，於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麽惡意的。後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語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麽，要他老是裁那並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於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黨，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後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隻剩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著某郵局因為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毀。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仿佛內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嗬。我的《西遊記傳奇》嗬。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於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複香爐燭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於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板約：別的不管，隻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鋪裏，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麵光滑的《彷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吸煙卷——彩鳳牌——了。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將來有趨於赤化之慮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擊禮教和白話，即有趨於赤化之憂。因為共產派無視一切舊物，而白話則始於《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獨秀所辦。今天看見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話的消息，我逆料《語絲》必將有幾句感慨，但我實在是無動於中。我覺得連思想文字，也到處都將窒息，幾句白話黑話，已經沒有什麽大關係了。
那麽，談談風月，講講女人，怎樣呢？也不行。這是“不革命”。“不革命”雖然無罪，然而是不對的！
現在在南邊，隻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
但這直捷痛快和神經過敏的狀態，其實大半也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而轉移的，而此時刀尖的揮動，還是橫七豎八，方向有個一定之後，或者可以好些罷。然而也不過是“好些”，內中的骨子，恐怕還不外乎窒息，因為這是先天性的遺傳。
先前偶然看見一種報上罵鬱達夫先生，說他《洪水》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懷好意，恭維漢口。我就去買《洪水》來看，則無非說舊式的崇拜一個英雄，已和現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麽惡意來。這就證明著眼光的鈍銳，我和現在的青年文學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語絲》的莫明其妙的失蹤，大約也許隻是我們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麵的檢查員雲雲，倒是假設的恕詞。
至於一四五期以後，這裏是全都收到的，大約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卻以為大約也與吳老先生無關。“打倒……打倒……嚴辦……嚴辦……”，固然是他老先生親筆的話，未免有些責任，但有許多動作卻並非他的手腳了。在中國，凡是猛人（這是廣州常用的話，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闊人三種），都有這種的運命。
無論是何等樣人，一成為猛人，則不問其“猛”之大小，我覺得他的身邊便總有幾個包圍的人們，圍得水泄不透。那結果，在內，是使該猛人逐漸變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趨勢。在外，是使別人所看見的並非該猛人的本相，而是經過了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形。至於幻得怎樣，則當視包圍者是三棱鏡呢，還是凸麵或凹麵而異。假如我們能有一種機會，偶然走到一個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見這時包圍者的臉麵和言動，和對付別的人們的時候有怎樣地不同。我們在外麵看見一個猛人的親信，謬妄驕恣，很容易以為該猛人所愛的是這樣的人物。殊不知其實是大謬不然的。猛人所看見的他是嬌嫩老實，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老實說一句罷，雖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時從旁看來也覺得倒也並不壞。
但同時也就發生了胡亂的矯詔和過度的巴結，而晦氣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礦物呀，則於是乎遭災。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讚成。直要待到蔡鬆坡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出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於天了。
包圍者便離開了這一株已倒的大樹，去尋求別一個新猛人。
我曾經想做過一篇《包圍新論》，先述包圍之方法，次論中國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圍，因為猛人雖有起仆興亡，而包圍者永是這一夥。次更論猛人倘能脫離包圍，中國就有五成得救。結末是包圍脫離法。——然而終於想不出好的方法來，所以這新論也還沒有敢動筆。
愛國誌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為懶於籌畫，隻開目錄而沒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經想到了兩樣法子，但反複一想，都無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麵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雖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會先就改變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樣。二，是廣接各樣的人物，不為一定的若幹人所包圍。然而久而久之，也終於有一群製勝，而這最後勝利者的包圍力則最強大，歸根結蒂，也還是古已有之的運命：龍馭上賓於天。
世事也還是像螺旋。但《語絲》今年特別碰釘子於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這又是什麽緣故呢？這一點，我自以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這裏常見的標語。但由我看來，這仿佛已經成了一句謙虛話，在後方的一大部分的人們的心裏，是“革命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了。既然已經成功或將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國的主人翁，則對於一切，當然有管理的權利和義務。刊物雖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於赤化之慮者無論矣，而要說不吉利語，即可以說是頗有近於“反革命”的氣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歡。而《語絲》，是每有不肯湊趣的壞脾氣的，則其不免於有時失蹤也，蓋猶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公理”之所在
在廣州的一個“學者”說，“魯迅的話已經說完，《語絲》不必看了。”這是真的，我的話已經說完，去年說的，今年還適用，恐怕明年也還適用。但我誠懇地希望他不至於適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後。倘這樣，中國可就要完了，雖然我倒可以自慢。
公理和正義都被“正人君子”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這是我去年說過的話，而今年確也還是如此。然而我雖然一無所有，尋求是還在尋求的，正如每個窮光棍，大抵不會忘記銀錢一樣。
話也還沒有說完。今年，我竟發見了公理之所在了。或者不能說發見，隻可以說證實。北京中央公園裏不是有一座白石牌坊，上麵刻著四個大字道，“公理戰勝”麽？——Yes，就是這個。
這四個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戰勝”，也就是“戰勝者有公理”。
段執政有衛兵，“孤桐先生”秉政，開槍打敗了請願的學生，勝矣。於是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們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執政退隱，“孤桐先生”“下野”之後，——嗚呼，公理亦從而零落矣。那裏去了呢？槍炮戰勝了投壺，阿！有了，在南邊了。於是乎南下，南下，南下……
於是乎“正人君子”們又和久違的“公理”相見了。
《現代評論》的一千元津貼事件，我一向沒有插過嘴，而“主將”也將我拉在裏麵，亂罵一通，——大約以為我是“首領”之故罷。橫豎說也被罵，不說也被罵，我就回敬一杯，問問你們所自稱為“現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變計，另外運動，收受了新的戰勝者的津貼沒有？
還有一問，是：“公理”幾塊錢一斤？
可惡罪
這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隻消以一語包括之，曰：可惡罪。
譬如，有人覺得一個人可惡，要給他吃點苦罷，就有這樣的法子。倘在廣州而又是“清黨”之前，則可以暗暗地宣傳他是無政府主義者。那麽，共產青年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黨”之後呢，要說他是CP或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麽，清黨委員會自然會說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則隻好尋些別的事由，訴諸法律了。但這比較地麻煩。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
許多罪人，應該稱為“可惡的人”。
（九，十四。）
“意表之外”
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詫異我為什麽不說話，我已經去信公開答複了。還有一層沒有說。這也是一種新的“世故”。
我的雜感常不免於罵。但今年發見了，我的罵對於被罵者是大抵有利的。
拿來做廣告，顯而易見，不消說了。還有：
1.天下以我為可惡者多，所以有一個被我所罵的人要去運動一個以我為可惡的人，隻要攤出我的雜感來，便可以做他們的“蘭譜”，“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了。“咱們一夥兒”。
2.假如有一個人在辦一件事，自然是不會好的。但我一開口，他卻可以歸罪於我了。譬如辦學校罷，教員請不到，便說：這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學生鬧一點小亂子罷，又是魯迅說了壞話的緣故。他倒幹幹淨淨。
我又不學耶穌，何苦替別人來背十字架呢？
但“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也許後來還要開開口。可是定了“新法”了，除原先說過的“主將”之類以外，新的都不再說出他的真姓名，隻叫“一個人”，“某學者”，“某教授”，“某君”。這麽一來，他利用的時候便至少總得費點力，先須加說明。
你以為“罵”決非好東西罷，於有些人還是有利的。人類究竟是可怕的東西。就是能夠咬死人的毒蛇，商人們也會將它浸在酒裏，什麽“三蛇酒”，“五蛇酒”，去賣錢。
這種辦法實在比“交戰”厲害得多，能使我不敢寫雜感。但再來一回罷，寫“不敢寫雜感”的雜感。
新時代的放債法
還有一種新的“世故”。
先前，我總以為做債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錢的，近來才知道無須。在“新時代”裏，有一種精神的資本家。
你倘說中國像沙漠罷，這資本家便乘機而至了，自稱是噴泉。你說社會冷酷罷，他便自說是熱；你說周圍黑暗罷，他便自說是太陽。
阿！世界上冠冕堂皇的招牌，都被拿去了。豈但拿去而已哉。他還潤澤，溫暖，照臨了你。因為他是噴泉，熱，太陽嗬！
這是一宗恩典。
不但此也哩。你如有一點產業，那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麽呢？因為倘若他一提倡共產，你的產業便要充公了，但他沒有提倡，所以你能有現在的產業。那自然是他賞賜你的。
你如有一個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麽呢？因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許多女性都渴仰到五體投地。他隻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但他不說“來！”所以你得有現在的愛人。那自然也是他賞賜你的。
這又是一宗恩典。
還不但此也哩！他到你那裏來的時候，還每回帶來一擔同情！一百回就是一百擔——你如果不知道，那就因為你沒有精神的眼睛——經過一年，利上加利，就是二三百擔……
阿阿！這又是一宗大恩典。
於是乎是算賬了。不得了，這麽雄厚的資本，還不夠買一個靈魂麽？但革命家是客氣的，無非要你報答一點，供其使用——其實也不算使用，不過是“幫忙”而已。
倘不如命地“幫忙”，當然，罪大惡極了。先將忘恩負義之罪，布告於天下。而且不但此也，還有許多罪惡，寫在賬簿上哩，一旦發布，你便要“身敗名裂”了。想不“身敗名裂”麽，隻有一條路，就是趕快來“幫忙”以贖罪。
然而我不幸竟看見了“新時代的新青年”的身邊藏著這許多賬簿，而他們自己對於“身敗名裂”又懷著這樣天大的恐慌。
於是乎又得新“世故”：關上門，塞好酒瓶，捏緊皮夾。這倒於我很保存了一些潤澤，光和熱——我是隻看見物質的。
（九，十四。）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著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曆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麵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誌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麵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曆史，在曆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麽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麵有清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其中於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麵有丁福保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麵三種書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裏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麵，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麽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裏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甚麽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麽便說甚麽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隻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麵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裏麵，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裏麵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麵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裏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麵，政治方麵不甚得誌，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麵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裏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隻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麽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借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隻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後來給黃祖殺掉的。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鍾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裏麵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雲：“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隻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裏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裏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樸子》。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發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於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麽，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準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隻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誌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隻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裏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係，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癡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裏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癡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也是這裏麵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於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麽進我的褲子中來？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裏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隻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隻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裏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閑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曆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麽，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麽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麽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隻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