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的《崇有論》，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係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雲亦雲，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劄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嚐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裏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象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鹹，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鹹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隻打鐵，不理鍾會。鍾會沒有意味，隻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麵，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麵，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隻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隻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裏，雇花匠種數十盆**，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麽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裏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曆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小雜感
蜜蜂的刺，一用即喪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則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們就是如此不同。
約翰穆勒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
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
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之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
世間大抵隻知道指揮刀所以指揮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揮文人。
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
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
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
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
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們之所謂複古，是回到他們所記得的若幹年前，並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兒性；無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隻是母性和女兒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
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麵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隻覺得他們吵鬧。
每一個破衣服人走過，叭兒狗就叫起來，其實並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
恐怕有一天總要不準穿破布衫，否則便是共產黨。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麽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一感到幹淨時，即無創作，他已經一無所愛。
創作總根於愛。
楊朱無書。
創作雖說抒寫自己的心，但總願意有人看。
創作是有社會性的。
但有時隻要有一個人看便滿足：好友，愛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要自殺的人，也會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屍的易爛。
但遇到澄靜的清池，涼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殺了。
凡為當局所“誅”者皆有“罪”。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
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體，立刻想到**，立刻想到**，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國人的想象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九月二十四日。）
再談香港
我經過我所視為“畏途”的香港，算起來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
第一回帶著一點行李，但並沒有遇見什麽事。第二回是單身往來，那情狀，已經寫過一點了。這回卻比前兩次仿佛先就感到不安，因為曾在《創造月刊》上王獨清先生的通信中，見過英國雇用的中國同胞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而我是有十隻書箱在統艙裏，六隻書箱和衣箱在房艙裏的。
看看掛英旗的同胞的手腕，自然也可說是一種經曆，但我又想，這代價未免太大了，這些行李翻動之後，單是重行整理捆紮，就須大半天；要實驗，最好隻有一兩件。然而已經如此，也就隨他如此罷。隻是給錢呢，還是聽他逐件查驗呢？倘查驗，我一個人一時怎麽收拾呢？
船是二十八日到香港的，當日無事。第二天午後，茶房匆匆跑來了，在房外用手招我道：
“查關！開箱子去！”
我拿了鑰匙，走進統艙，果然看見兩位穿深綠色製服的英屬同胞，手執鐵簽，在箱堆旁站著。我告訴他這裏麵是舊書，他似乎不懂，嘴裏隻有三個字：
“打開來！”
“這是對的，”我想，“他怎能相信漠不相識的我的話呢。”自然打開來，於是靠了兩個茶房的幫助，打開來了。
他一動手，我立刻覺得香港和廣州的查關的不同。我出廣州，也曾受過檢查。但那邊的檢查員，臉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話。每一包紙或一部書，抽出來看後，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淩亂。的確是檢查。而在這“英人的樂園”的香港可大兩樣了。檢查員的臉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隻將箱子的內容倒出，翻攪一通，倘是一個紙包，便將包紙撕破，於是一箱書籍，經他攪鬆之後，便高出箱麵有六七寸了。
“打開來！”
其次是第二箱。我想，試一試罷。
“可以不看麽？”我低聲說。
“給我十塊錢。”他也低聲說。他懂得我的話的。
“兩塊。”我原也肯多給幾塊的，因為這檢查法委實可怕，十箱書收拾妥帖，至少要五點鍾。可惜我一元的鈔票隻有兩張了，此外是十元的整票，我一時還不肯獻出去。
“打開來！”
兩個茶房將第二箱抬到艙麵上，他如法泡製，一箱書又變了一箱半，還撕碎了幾個厚紙包。一麵“查關”，一麵磋商，我添到五元，他減到七元，即不肯再減。其時已經開到第五箱，四麵圍滿了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
箱子已經開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罷，我想著，便停止了商議，隻是“打開來”。但我的兩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厭倦了似的，漸漸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篋，每箱隻抽二三十本書，拋在箱麵上，便畫了查訖的記號了。其中有一束舊信劄，似乎頗惹起他們的興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過四五封之後，也就放下了。此後大抵又開了一箱罷，他們便離開了亂書堆：這就是終結。
我仔細一看，已經打開的是八箱，兩箱絲毫未動。而這兩個碩果，卻全是伏園的書箱，由我替他帶回上海來的。至於我自己的東西，是全部亂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園真福將也！而我的華蓋運卻還沒有走完，噫籲唏……”我想著，蹲下去隨手去拾亂書。拾不幾本，茶房又在艙口大聲叫我了：
“你的房裏查關，開箱子去！”
我將收拾書箱的事托了統艙的茶房，跑回房艙去。果然，兩位英屬同胞早在那裏等我了。**的鋪蓋已經掀得稀亂，一個凳子躺在被鋪上。我一進門，他們便搜我身上的皮夾。我以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並不看名刺，隻將裏麵的兩張十元鈔票一看，便交還我了。還囑咐我好好拿著，仿佛很怕我遺失似的。
其次是開提包，裏麵都是衣服，隻抖開了十來件，亂堆在床鋪上。其次是看提籃，有一個包著七元大洋的紙包，打開來數了一回，默然無話。還有一包十元的在底裏，卻不被發見，漏網了。其次是看長椅子上的手巾包，內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銅子數十枚，看完之後，也默然無話。其次是開衣箱。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鎖匙略遲，同胞已經捏著鐵簽作將要毀壞鉸鏈之勢，幸而鑰匙已到，始慶安全。裏麵也是衣服，自然還是照例的抖亂，不在話下。
“你給我們十塊錢，我們不搜查你了。”一個同胞一麵搜衣箱，一麵說。
我就抓起手巾包裏的散角子來，要交給他。但他不接受，回過頭去再“查關”。
話分兩頭。當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時，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網籃。但那檢查法，和在統艙裏查書箱的時候又兩樣了。那時還不過搗亂，這回卻變了毀壞。他先將魚肝油的紙匣撕碎，擲在地板上，還用鐵簽在蔣徑三君送我的裝著含有荔枝香味的茶葉的瓶上鑽了一個洞。一麵鑽，一麵四顧，在桌上見了一把小刀。這是在北京時用十幾個銅子從白塔寺買來，帶到廣州，這回削過楊桃的。事後一量，連柄長華尺五寸三分。然而據說是犯了罪了。
“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來，指著向我說。
我不答話，他便放下小刀，將鹽煮花生的紙包用指頭挖了一個洞。接著又拿起一盒蚊煙香。
“這是什麽？”
“蚊煙香。盒子上不寫著麽？”我說。
“不是。這有些古怪。”
他於是抽出一枝來，嗅著。後來不知如何，因為這一位同胞已經搜完衣箱，我須去開第二隻了。這時卻使我非常為難，那第二隻裏並不是衣服或書籍，是極其零碎的東西：照片，鈔本，自己的譯稿，別人的文稿，剪存的報章，研究的資料……。我想，倘一毀壞或攪亂，那損失可太大了。而同胞這時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於是大悟，決心拿起手巾包裏十元整封的角子，給他看了一看。他回頭向門外一望，然後伸手接過去，在第二隻箱上畫了一個查訖的記號，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約打了一個暗號罷，——然而奇怪，他並不將錢帶走，卻塞在我的枕頭下，自己出去了。
這時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鐵簽，惡狠狠地刺入一個裝著餅類的壇子的封口去。我以為他一聽到暗號，就要中止了。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繼續工作，挖開封口，將蓋著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為兩片，然後取出一個餅，捏了一捏，擲入壇中，這才也揚長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煙塵陡亂，亂七八糟的小房裏，悟出我的兩位同胞開手的搗亂，倒並不是惡意。即使議價，也須在小小亂七八糟之後，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猶言如此淩亂，可見已經檢查過。王獨清先生不雲乎？同胞之外，是還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膚的主人翁的。當收款之際，先看門外者大約就為此。但我一直沒有看見這一位主人翁。
後來的毀壞，卻很有一點惡意了。然而也許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鈔票去，隻給銀角子。銀角子放在製服的口袋裏，沉墊墊地，確是易為主人翁所發見的，所以隻得暫且放在枕頭下。我想，他大概須待公事辦畢，這才再來收賬罷。
皮鞋聲橐橐地自遠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時，是一個白人，頗胖，大概便是兩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過了？”他笑嘻嘻地問我。
的確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問呢？或者因為看見我的行李特別亂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罷。
他從房外拾起一張《大陸報》附送的圖畫，本來包著什物，由同胞撕下來拋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過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經走過，“查關”該已收場了，於是先將第一隻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還是不行。一個同胞又來了，叫我“打開來”，他要查。接著是這樣的問答——
“他已經看過了。”我說。
“沒有看過。沒有打開過。打開來！”
“我剛剛捆好的。”
“我不信。打開來！”
“這裏不畫著查過的符號麽？”
“那麽，你給了錢了罷？你用賄賂……”
“……”
“你給了多少錢？”
“你去問你的一夥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個又忙忙走來，從枕頭下取了錢，此後便不再看見，——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隻見桌子上聚集著幾件東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個開罐頭的家夥，還有一把木柄的小刀。大約倘沒有那十元小洋，便還要指這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來恐嚇我的罷。但那一枝香卻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動，全船反顯得更閑靜了，茶房和我閑談，卻將這翻箱倒篋的事，歸咎於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販鴉片的。”他說。
我實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壽有限，“世故”無窮。我一向以為和人們搶飯碗要碰釘子，不要飯碗是無妨的。去年在廈門，才知道吃飯固難，不吃亦殊為“學者”所不悅，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評。胡須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至於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裏也未曾想到的。
的確，監督著同胞“查關”的一個西洋人，實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雖隻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幹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革命文學
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裏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國的霍普德曼，西班牙的伊本納茲，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於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於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是紙麵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隻在這文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麵，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麵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麵無敵軍，後麵無我軍，終於不過是一麵鼓而已。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麽事件，用的是什麽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隻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為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寧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裏，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寧和梭波裏終於不是革命文學家。為什麽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
“塵影”題辭
在我自己，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許多為愛的獻身者，已經由此得死。在其先，玩著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遊戲，以愉快和滿意，以及單是好看和熱鬧，贈給身在局內而旁觀的人們；但同時也給若幹人以重壓。
這重壓除去的時候，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
在異性中看見愛，在百合花中看見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婦人的魂靈中看見拜金主義，世界現在常為受機關槍擁護的仁義所治理，在此時此地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委實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塵影》所齎來的，卻是重壓。
現在的文藝，是往往給人不舒服的，沒有法子。要不然，隻好使自己逃出文藝，或者從文藝推出人生。
誰更為仁義和鈔票寫照，為三道血的“難看”傳神呢？我看見一篇《塵影》，它的愉快和重壓留與各色的人們。
然而在結末的“塵影”中卻又給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將小寶留下，不告訴我們後來是得死，還是得生。作者不願意使我們太受重壓罷。但這是好的，因為我覺得中國現在是進向大時代的時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魯迅記於上海。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我所要說的幾句話
陶元慶君繪畫的展覽，我在北京所見的是第一回。記得那時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麵免得流於玄虛，則就是：民族性。
我覺得我的話在上海也沒有改正的必要。
中國現今的一部分人，確是很有些苦悶。我想，這是古國的青年的遲暮之感。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麵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裏。於是覺醒，掙紮，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我要範圍說得小一點：文藝之業。倘使中國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錯，則這樣的情形我以為也是對的。
然而現在外麵的許多藝術界中人，已經對於自然反叛，將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藝史界中人，則舍了用慣的向來以為是“永久”的舊尺，另以各時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來量各時代各民族的藝術，於是向埃及墳中的繪畫讚歎，對黑人刀柄上的雕刻點頭，這往往使我們誤解，以為要再回到舊日的桎梏裏。而新藝術家們勇猛的反叛，則震驚我們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們是遲暮了，並未參與過先前的事業，於是有時就不過敬謹接收，又成了一種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慶君的繪畫，是沒有這兩重桎梏的。就因為內外兩麵，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
我於藝術界的事知道得極少，關於文字的事較為留心些。就如白話，從中，更就世所謂“歐化語體”來說罷。有人斥道：你用這樣的語體，可惜皮膚不白，鼻梁不高呀！誠然，這教訓是嚴厲的。但是，皮膚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歐文，不是歐化語體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嗬嗎呢”，並且一句裏用許多的“的”字，這才是為世詬病的今日的中國的我輩。
但我並非將歐化文來比擬陶元慶君的繪畫。意思隻在說：他並非“之乎者也”，因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為他究竟是中國人。所以，用密達尺來量，是不對的，但也不能用什麽漢朝的慮傂尺或清朝的營造尺，因為他又已經是現今的人。我想，必須用存在於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裏的尺來量，這才懂得他的藝術。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魯迅於上海記。
盧梭和胃口
做過《民約論》的盧梭，自從他還未死掉的時候起，便受人們的責備和迫害，直到現在，責備終於沒有完。連在和“民約”沒有什麽關係的中華民國，也難免這一幕了。
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愛彌爾》中文譯本的序文上，就說“……本書的第五編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張非但不徹底，而且不承認女子的人格，與前四編的尊重人類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來，他對於人類正當的主張，可說隻樹得一半……。”
然而複旦大學出版的《複旦旬刊》創刊號上梁實秋教授的意思，卻“稍微有點不同”了。其實豈但“稍微”而已耶，乃是“盧梭論教育，無一是處，唯其論女子教育，的確精當。”因為那是“根據於男女的性質與體格的差別而來”的。而近代生物學和心理學研究的結果，又證明著天下沒有兩個人是無差別。怎樣的人就該施以怎樣的教育。所以，梁先生說——
“我覺得‘人’字根本的該從字典裏永遠注銷，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為‘人’字的意義太糊塗了。聰明絕頂的人，我們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樣的叫做人，弱不禁風的女子，叫做人，粗橫強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裏麵的三流九等，無一非人。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觀念，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人類的差別。近代所謂的男女平等運動，其起源即由於不承認男女的差別。人格是一個抽象名詞，是一個人的身心各方麵的特點的總和。人的身心各方麵的特點既有差別，實即人格上亦有差別。所謂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認一個人特有的人格，盧梭承認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盧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殺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於是勢必至於得到這樣的結論，——
“……正當的女子教育應該是使女子成為完全的女子。”
那麽，所謂正當的教育者，也應該是使“弱不禁風”者，成為完全的“弱不禁風”，“蠢笨如牛”者，成為完全的“蠢笨如牛”，這才免於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經從字典裏永遠注銷，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暫且使用——的人格了。盧梭《愛彌爾》前四編的主張不這樣，其“無一是處”，於是可以算無疑。
但這所謂“無一是處”者，也隻是對於“聰明絕頂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卻是“正當”的教育。因為看了這樣的議論，可以使他更漸近於完全“蠢笨如牛”。這也就是尊重他的人格。
然而這種議論還是不會完結的。為什麽呢？一者，因為即使知道說“自然的不平等”，而不容易明白真“自然”和“因積漸的人為而似自然”之分。二者，因為凡有學說，往往“合吾人之胃口者則容納之，且從而宣揚之”也。
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談亞諾德，今年大談白璧德，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罷。
許多問題大抵發生於“胃口”，胃口的差別，也正如“人”字一樣的——其實這兩字也應該呈請政府“下令永禁行使”。我且抄一段同是美國的Upton Sinelair的，以尊重另一種人格罷——
“無論在那一個盧梭的批評家，都有首先應該解決的唯一的問題。為什麽你和他吵鬧的？要為他的到達點的那自由、平等、調協開路麽？還是因為畏懼盧梭所發向世界上的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使對於他取了為父之勞的個人主義運動的全體懷疑，將我們帶到子女服從父母，奴隸服從主人，妻子服從丈夫，臣民服從教皇和皇帝，大學生毫不發生疑問，而佩服教授的講義的善良的古代去，乃是你的目的麽？
“阿嶷夫人曰：‘最後的一句，好象是對於白璧德教授的一箭似的。’
“‘奇怪呀，’她的丈夫說。‘斯人也而有斯姓也……那一定是上帝的審判了。’”
不知道和原意可有錯誤，因為我是從日本文重譯的。書的原名是《Mammonart》，在California的Pasadena作者自己出版，胃口相近的人們自己弄來看去罷。Mammon是希臘神話裏的財神，art誰都知道是藝術。可以譯作“財神藝術”罷。日本的譯名是“拜金藝術”，也行。因為這一個字是作者生造的，政府既沒有下令頒行，字典裏也大概未曾注入，所以姑且在這裏加一點解釋。
（十二，二一。）
文學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對人講文學，以為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否則便不久長。例如英國，莎士比亞和別的一兩個人所寫的是永久不變的人性，所以至今流傳，其餘的不這樣，就都消滅了雲。
這真是所謂“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越說我越胡塗”了。英國有許多先前的文章不流傳，我想，這是總會有的，但竟沒有想到它們的消滅，乃因為不寫永久不變的人性。現在既然知道了這一層，卻更不解它們既已消滅，現在的教授何從看見，卻居然斷定它們所寫的都不是永久不變的人性了。
隻要流傳的便是好文學，隻要消滅的便是壞文學；搶得天下的便是王，搶不到天下的便是賊。莫非中國式的曆史論，也將溝通了中國人的文學論歟？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變的麽？
類人猿，類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來的人，……如果生物真會進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變。不說類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氣，我們大約就很難猜得著的，則我們的脾氣，恐怕未來的人也未必會明白。要寫永久不變的人性，實在難哪。
譬如出汗罷，我想，似乎於古有之，於今也有，將來一定暫時也還有，該可以算得較為“永久不變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長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長留世上的文學家，是描寫香汗好呢，還是描寫臭汗好？這問題倘不先行解決，則在將來文學史上的位置，委實是“岌岌乎殆哉”。
聽說，例如英國，那小說，先前是大抵寫給太太小姐們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紀後半，受了俄國文學的影響，就很有些臭汗氣了。那一種的命長，現在似乎還在不可知之數。
在中國，從道士聽論道，從批評家聽談文，都令人毛孔**，汗不敢出。然而這也許倒是中國的“永久不變的人性”罷。
（二七，一二，二三。）
文藝和革命
歡喜維持文藝的人們，每在革命地方，便愛說“文藝是革命的先驅”。
我覺得這很可疑。或者外國是如此的罷；中國自有其特別國情，應該在例外。現在妄加編排，以質同誌——
1.革命軍。先要有軍，才能革命，凡已經革命的地方，都是軍隊先到的：這是先驅。大軍官們也許到得遲一點，但自然也是先驅，無須多說。
（這之前，有時恐怕也有青年潛入宣傳，工人起來暗助，但這些人們大抵已經死掉，或則無從查考了，置之不論。）
2.人民代表。軍官們一到，便有人民代表群集車站歡迎，手執國旗，嘴喊口號，“革命空氣，非常濃厚”：這是第二先驅。
3.文學家。於是什麽革命文學，民眾文學，同情文學，飛騰文學都出來了，偉大光明的名稱的期刊也出來了，來指導青年的：這是——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緊——第三先驅。
外國是革命軍興以前，就有被迫出國的盧梭，流放極邊的珂羅連珂……。
好了。倘若硬要樂觀，也可以了。因為我們常聽到所謂文學家將要出國的消息，看見新聞上的記載，廣告；看見詩；看見文。雖然尚未動身，卻也給我們一種“將來學成歸國，了不得呀！”的豫感，——希望是誰都願意有的。
（十二月二十四夜零點一分五秒。）
談所謂“大內檔案”
所謂“大內檔案”這東西，在清朝的內閣裏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裏塞了十多年，誰也一聲不響。自從曆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鋪子，紙鋪子轉賣給羅振玉，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於是乎大有號咷之聲，仿佛國寶已失，國脈隨之似的。前幾年，我也曾見過幾個人的議論，所記得的一個是金梁，登在《東方雜誌》上；還有羅振玉和王國維，隨時發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論檔案的售出》，蔣彝潛先生做的。
我覺得他們的議論都不大確。金梁，本是杭州的駐防旗人，早先主張排漢的，民國以來，便算是遺老了，凡有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為很可惡。羅振玉呢，也算是遺老，曾經立誓不見國門，而後來仆仆京津間，痛責後生不好古，而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隻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便知道“於意雲何”了。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裏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卻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蔣先生是例外，我看並非遺老，隻因為sentimental一點，所以受了羅振玉輩的騙了。你想，他要將這賣給日本人，肯說這不是寶貝的麽？
那麽，這不是好東西麽？不好，怎麽你也要買，我也要買呢？我想，這是誰也要發的質問。
答曰：唯唯，否否。這正如敗落大戶家裏的一堆廢紙，說好也行，說無用也行的。因為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為是敗落大戶家裏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況且這所謂好與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個垃圾箱，裏麵都是住戶所棄的無用的東西，但我看見早上總有幾個背著竹籃的人，從那裏麵一片一片，一塊一塊，檢了什麽東西去了，還有用。更何況現在的時候，皇帝也還尊貴，隻要在“大內”裏放幾天，或者帶一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這真是說也不信，雖然在民國。
“大內檔案”也者，據深通“國朝”掌故的羅遺老說，是他的“國朝”時堆在內閣裏的亂紙，大家主張焚棄，經他力爭，這才保留下來的。但到他的“國朝”退位，民國元年我到北京的時候，它們已經被裝為八千（？）麻袋，塞在孔廟之中的敬一亭裏了，的確滿滿地埋滿了大半亭子。其時孔廟裏設了一個曆史博物館籌備處，處長是胡玉縉先生。“籌備處”雲者，即裏麵並無“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卻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們發生了一點關係，眼見它們的升沉隱顯。可氣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後來看見外麵的議論說得天花亂墜起來，也頗想做幾句記事，敘出我所目睹的情節。可是膽子小，因為牽涉著的闊人很有幾個，沒有敢動筆。這是我的“世故”，在中國做人，罵民族，罵國家，罵社會，罵團體，……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個人，有名有姓。廣州的一種期刊上說我隻打叭兒狗，不罵軍閥。殊不知我正因為罵了叭兒狗，這才有逃出北京的運命。泛罵軍閥，誰來管呢？軍閥是不看雜誌的，就靠叭兒狗嗅，候補叭兒狗吠。阿，說下去又不好了，趕快帶住。
現在是寓在南方，大約不妨說幾句了，這些事情，將來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說。但我對於有關麵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將羅馬字來替代。既非歐化，也不是“隱惡揚善”，隻不過“遠害全身”。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為自己在南方，他們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覷他們。他們是突然會在你眼前闊起來的，真是神奇得很。這時候，恐怕就會死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穩當，最好是不說。但我現在來“折衷”，既非不說，而不盡說，而代以羅馬字，——如果這樣還不妥，那麽，也隻好聽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靈！
卻說這些麻袋們躺在敬一亭裏，就很令曆史博物館籌備處長胡玉縉先生擔憂，日夜提防工役們放火。為什麽呢？這事談起來可有些繁複了。弄些所謂“國學”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書院的高材生，不但深研舊學，並且博識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裏藏過一副銅活字，後來太監們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更何況銅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將內容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就到教育部去商議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毀的辦法。
專管這一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先生。弄些什麽“國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隻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曆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黴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這兩位熟於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說說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於是麻袋們又安穩地躺了十來年。
這回是F先生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麽謠言，以為麻袋裏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說，其中且有什麽妃的繡鞋和什麽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試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貝，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說好是也可以說好的，但太多了，倒覺得不希奇。還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滿半漢，隻有幾個是也特別的，但滿眼都是了，也覺得討厭。殿試卷是一本也沒有；另有幾箱，原在教育部，不過都是二三甲的卷子，聽說名次高一點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況乎狀元。至於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也有清初的黃榜，也有實錄的稿本。朝鮮的賀正表，我記得也發見過一張。
我們後來又看了兩天，麻袋的數目，記不清楚了，但奇怪，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Ｙ次長，以講大話出名的Ｃ參事，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Ｆ總長，都“念茲在茲”，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檢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說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罷，F總長要大舉整理了，另派了部員幾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內，其時曆史博物館籌備處已經遷在午門，處長早換了YT；麻袋們便在午門上被整理，YT是一個旗人，京腔說得極漂亮，文字從來不談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對於此道津津有味。後來還珍藏著一本宋版的什麽《司馬法》，可惜缺了角，但已經都用古色紙補了起來。
那時的整理法我不大記得了，要之，是分為“保存”和“放棄”，即“有用”和“無用”的兩部分。從此幾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漸漸完工，——出沒了多少天，我也記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後來給北京大學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餘的仍藏博物館。不要的呢，當時是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
那麽，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不，據“高等做官教科書”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員幾十人辦理，雖說倘有後患，即應由他們負責，和總長無幹。但究竟還隻一部，外麵說起話來，指摘的還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隻是“部”，就又不能和總長無幹了。
於是辦公事，請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這宗公事是靈的，不到兩星期，各部都派來了，從兩個至四個，其中很多的是新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還穿著嶄新的洋服。於是濟濟蹌蹌，又在灰土和廢紙之間鑽來鑽去。但是，說也奇怪，好幾個嶄新的留學生又都忽然變了考古家了，將破爛的紙張，絹片，塞到洋褲袋裏——但這是傳聞之詞，我沒有目睹。
這一種儀式既經舉行，即倘有後患，各部都該負責，不能超然物外，說風涼話了。從此午門樓上的空氣，便再沒有先前一般緊張，隻見一大群破紙寂寞地鋪在地麵上，時有一二工役，手執長木棍，攪著，拾取些黃綾表簽和別的他們所要的東西。
那麽，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毀了罷，免得失火。不。Ｆ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於變成寶貝，正如人們一死，訃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況且他的主義本來並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著，他也就“下野”了。
這些廢紙從此便又沒有人再提起，直到曆史博物館自行賣掉之後，才又掀起了一陣神秘的風波。
我的話實在也未免有些煞風景，近乎說，這殘餘的廢紙裏，已沒有什麽寶貝似的。那麽，外麵驚心動魄的什麽唐畫呀，蜀石經呀，宋版書呀，何從而來的呢？我想，這也是別人必發的質問。
我想，那是這樣的。殘餘的破紙裏，大約總不免有所謂東西留遺，但未必會有蜀刻和宋版，因為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現在好東西的層出不窮者，一，是因為闊人先前陸續偷去的東西，本不敢示人，現在卻得了可以發表的機會；二，是許多假造的古董，都掛了出於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還有，蔣先生以為國立圖書館“五六年來一直到此刻，每次戰爭的勝來敗去總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從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戰爭，圖書館從未遭過損失。隻當袁世凱稱帝時，曾經幾乎遭一個皇室中人攘奪，然而幸免了。它的厄運，是在好書被有權者用相似的本子來掉換，年深月久，弄得麵目全非，但我不想在這裏多說了。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擬豫言
——一九二九年出現的瑣事
有公民某甲上書，請每縣各設大學一所，添設監獄兩所。被斥。
有公民某乙上書，請將共產主義者之產業作為公產，女眷作為公妻，以懲一儆百。半年不批。某乙忿而反革命，被好友告發，逃入租界。
有大批名人學者及文藝家，從外洋回國，於外洋一切政俗學術文藝，皆已比本國者更為深通，受有學位。但其尤為高超者未入學校。
科學，文藝，軍事，經濟的連合戰線告成。
正月初一，上海有許多新的期刊出版，本子最長大者，為——
文藝又複興。文藝真正老複興。宇宙。其大無外。至高無上。太太陽。光明之極。白熱以上。新新生命。新新新生命。同情。正義。義旗。刹那。飛獅。地震。阿呀。真真美善。……等等。
同日，美國富豪們聯名電賀北京檢煤渣老婆子等，稱為“同誌”，無從投遞，次日退回。
正月初三，哲學與小說同時滅亡。
有提倡“一我主義”者，幾被查禁。後來查得議論並不新異，著無庸議，聽其自然。
有公民某丙著論，謂當“以黨治國”，即被批評家們痛駁，謂“久已如此，而還要多說，實屬不明大勢，昏憒胡塗”。
謠傳有男女青年四萬一千九百二十六人失蹤。
蒙古親近赤俄，公決革出五族，以僑華白俄補缺，仍為“五族共和”，各界提燈慶祝。
《小說月報》出“列入世界文學兩周年紀念”號，定購全年者，各送優待券一張，購書照定價八五折。
《古今史疑大全》出版，有名人學者往來信劄函件批語頌辭共二千五 百餘封，編者自傳二百五十餘葉，廣告登在《藝術界》，謂所費郵票，即已不貲，其價值可想。
美國開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評為決非盧梭所及。
有中國的法斯德挑同情一擔，訪郭沫若，見郭窮極，失望而去。
有在朝者數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
綁票公司股票漲至三倍半。
女界恐乳大或有被割之險，仍舊束胸，家長多被罰洋五十元，國帑更裕。
有博士講“經濟學精義”，隻用兩句，雲：“銅板換角子，角子換大洋。”全世界敬服。
有革命文學家將馬克思學說推翻，這隻用一句，雲：“什麽馬克斯牛克斯。”全世界敬服，猶太人大慚。
新詩“雇人哭喪假哼哼體”流行。
茶店，浴堂，麻花攤，皆寄售《現代評論》。
赤賊完全消滅，安那其主義將於四百九十八年後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