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節的雜感
黃花節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於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於先前的在考場裏“對空策”。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麽意思的；然而戰死在黃花岡頭的戰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也不知道。
為尋些材料，好發議論起見，隻得查《辭源》。書裏麵有是有的，可不過是：
“黃花岡，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雲山之麓。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數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於此。”
輕描淡寫，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於我並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願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從別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鄉——的例子推想起來，當時大概有若幹人痛惜，若幹人快意，若幹人沒有什麽意見，若幹人當作酒後茶餘的談助的罷。接著便將被人們忘卻。久受壓製的人們，被壓製時隻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隻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卻特別，當時雖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了。於是這些失敗的戰士，當時也就成為革命成功的先驅；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結束。這於我們是很可慶幸的，我想，在紀念黃花節的時候便可以看出。
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卻遇見過了：在學校裏，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麽，黃花節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隻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卻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於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果卻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衝突的苦悶。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麽“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我並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吊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在而論，我卻覺得大家對於節日的辦法，還須改良一點。黃花節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複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這當然是勞苦的，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何況這也算是在培養幸福的花果，為著後來的人們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略論中國人的臉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為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發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於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於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就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隻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隻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為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象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仿佛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栗栗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為隱晦，也見得較為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才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兌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著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卻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仿佛精神上缺少著一樣什麽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著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著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吃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它的殼夾碎。但在成人，隻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著這麽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麵的事。
日本的長穀川如是閑是善於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麽。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麽。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獸性＝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麽，是漸漸淨盡而隻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隻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於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種人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隻要說近來卻在中國人所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得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為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於看戲；至少，決不至於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朵震聾。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隻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隻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點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四月六日。）
革命時代的文學
——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麽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裏聽文學。其實我並不是的，並不懂什麽。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並無心得，能說出於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驗，對於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呐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麽益處呢？
在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隻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於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後，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挽聯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當的買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麽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為什麽人類成了人，猴子終於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隻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並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於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現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麽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麽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麵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麽聲音了！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複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複仇的文學，然而他的恢複，是靠著歐洲大戰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吃尚且來不及，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鬥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隻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讚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麵對於舊製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麵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後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麽大的罪名。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麵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麵看見舊的製度滅亡了，所以唱起挽歌來。但是懷舊，唱挽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挽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製度挽歌，對新製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隻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讚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著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於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麽舒服。或者講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裏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一出戲裏，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裏的腳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隻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象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於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隻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餘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於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隻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隻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張我權君，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隻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隻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的青年，卻並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讚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於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做學生。
張秀哲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勞動問題》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於作序，也不讚成作序的；況且對於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於中日兩國的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但我這回卻很願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隻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遊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
我隻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麽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魯迅識於廣州中山大學。
略談香港
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閑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幹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麽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裏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幹人。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雲。
▲昨晚夜深，石塘嘴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該英警不理會，且警以。於是雙方纏上警署。……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裏被抽藤條。“司”當是“藩司”“臬司”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
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但三個方圍不知道是甚麽。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這似乎是因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顏之推以為學鮮卑語，彈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那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總之是你錯的：因為我說你錯！”
帶著書籍的人也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危險文件”的。這“危險”的界說，我不知其詳。總之一有嫌疑，便麻煩了。人先關起來，書去譯成英文，譯好之後，這才審判。而這“譯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記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時，裁判就用翻譯。一個和尚去告狀追債，而債戶商同通事，將他的狀子改成自願焚身了。官說道好；於是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Ｘ司”所不悅，他們是的確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
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Ｘ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我早知道不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果然，我因為謹避“學者”，搬出中山大學之後，那邊的《工商報》上登出來了，說是因為“清黨”，已經逃走。後來，則在《循環日報》上，以講文學為名，提起我的事，說我原是“《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現在則“到了漢口”。我知道這種宣傳有點危險，意在說我先是研究係的好友，現是共產黨的同道，雖不至於“槍終路寢”，益處大概總不會有的，晦氣點還可以因此被關起來。便寫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的《循環世界》裏，看見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耍他的，我不想來多嘴。但其中有關於我的三點，我自己比較的清楚些，可以請為更正，即：
“一，我從來沒有做過《晨報副刊》的‘特約撰述員’。
“二，陳大悲被攻擊後，我並未停止投稿。
“三，我現仍在廣州，並沒有‘到了漢口’。”
從發信之日到今天，算來恰恰一個月，不見登出來。“總之你是這樣的：因為我說你是這樣”罷。幸而還有內地的《語絲》；否則，“十二藤”，那裏去訴苦！
我現在還有時記起那一位船上的廣東朋友，雖然神經過敏，但怕未必是無病呻吟。他經驗多。
若夫“香江”（案：蓋香港之雅稱）之於國粹，則確是正在大振興而特振興。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環日報》“昨日下午督憲府茶會”條下，就說：
“（上略）賴濟熙太史即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粹所關，皆不容緩視，若不貫徹進行，深為可惜，（中略）周壽臣爵士亦演說漢文之宜見重於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係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後督憲以華語演說，略謂華人若不通漢文為第一可惜，若以華人而中英文皆通達，此後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學漢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閑視之雲雲。（下略）”
我又記得還在報上見過一篇“金製軍”的關於國粹的演說，用的是廣東話，看起來頗費力；又以為這“金製軍”是前清遺老，遺老的議論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會它了。現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這“金製軍”原來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國人也。大驚失色，趕緊跳起來去翻舊報。運氣，在六月二十八日這張《循環日報》上尋到了。因為這是中國國粹不可不振興的鐵證，也是將來“中國國學振興史”的貴重史料，所以毫不刪節，並請廣東朋友校正誤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選》句，因為不能懸揣“金製軍”究竟如何說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貼於下，加以略注，希《語絲》記者以國學前途為重，予以排印，至紉公誼：
▲六月二十四號督轅茶會金製軍演說詞
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學業，周爵紳，賴太史，今日已經發揮盡致，毋庸我詳細再講咯，我對於呢件事，覺得有三種不能不辦嘅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談談，（第一）係中國人要顧全自己祖國學問呀，香港地方，華人居民，最占多數，香港大學學生，華人子弟，亦係至多，如果在呢間大學，徒然側重外國科學文字，對於中國曆代相傳嘅大道宏經，反轉當作等閑，視為無足輕重嘅學業，豈唔係一件大憾事嗎，所以為香港中國居民打算，為大學中國學生打算，呢一科實在不能不辦，（第二）係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中國事物文章，原本有極可寶貴嘅價值，不過因為文字過於艱深，所以除嘵書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極高嘅人以外，能夠領略其中奧義嘅，實在很少，為呢個原故，近年中國學者，對於（整理國故）嘅聲調已經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國大陸相離，僅僅隔一衣帶水，如果今日所提倡嘅中國學科，能夠設立完全，將來集合一班大學問嘅人，將向來所有困難，一一加以整理，為後生學者，開條輕便嘅路途，豈唔係極安慰嘅事咩，所以為中國發揚國光計，呢一科更不能不辦，（第三）就係令中國道德學問，普及世界呀，中國通商以來，華人學習語言文字，成通材嘅，雖然項背相望，但係外國人精通漢學，同埋中國人精通外國科學，能夠用中國言語文字翻譯介紹各國高深學術嘅，仍然係好少，呢的豈係因外國人，同中國外洋留學生，唔願學華國文章，不過因中國文字語言，未曾用科學方法整理完備，令到呢兩班人，抱一類（可望而不可即）之歎，如果港大（華文學係）得到成立健全，就從前所有困難，都可以由呢處逐漸解免，個時中外求學之士，一定多列門牆，爭自濯磨，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濃浹，唔噲有乜野隔膜咯，所以為中國學問及世界打算，呢一科亦不能不辦，列位先生，我記得十幾年前有一班中國外洋留學生，因為想研精中國學問，也曾出過一份（漢風雜誌），個份雜誌，書麵題辭，有四句集文選句，十分動人嘅，我願借嚟貢獻過列位，而且望列位實行個四句題辭嘅意思，對於（香港大學文科，華文係）讚襄盡力，務底於成，個四句題辭話，（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
略注：
這裏的括弧，間亦以代曲鉤之用。爵紳蓋有爵的紳士，不知其詳。
注畢不免又要發感慨了。《漢風雜誌》我沒有拜讀過；但我記得一點舊事。前清光緒末年，我在日本東京留學，親自看見的。那時的留學生中，很有一部分抱著革命的思想，而所謂革命者，其實是種族革命，要將土地從異族的手裏取得，歸還舊主人。除實行之外，有些人是辦報，有些人是鈔舊書。所鈔的大抵是中國所沒有的禁書，所講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書，因為是《湖北學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漢聲》，那封麵上就題著四句古語：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
這是明明白白，叫我們想想漢族繁榮時代，和現狀比較一下，看是如何，——必須“光複舊物”。說得露骨些，就是“排滿”；推而廣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後，竟變成在香港大學保存國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濃浹”的標語了。我實在想不到這四句“集《文選》句”，竟也會被外國人所引用。
這樣的感慨，在現今的中國，發起來是可以發不完的。還不如講點有趣的事做收梢，算是“餘興”。從予先生在《一般》雜誌（目錄上說是獨逸）上批評我的小說道：“作者的筆鋒……並且頗多詼諧的意味，所以有許多小說，人家看了，隻覺得發鬆可笑。換言之，即因為此故，至少是使讀者減卻了不少對人生的認識。”悲夫，這“隻覺得”也！但我也確有這種的毛病，什麽事都不能正正經經。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發到底。隻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為整年的發感慨，倘是假的，豈非無聊？倘真，則我早已感憤而死了，那裏還有議論。我想，活著而想稱“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我以為有趣，想要介紹的也不過是一個廣告。港報上頗多特別的廣告，而這一個最奇。我第一天看《循環日報》，便在第一版上看見的了，此後每天必見，我每見必要想一想，而直到今天終於想不通是怎麽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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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一日於廣州東堤。）
讀書雜談
——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
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裏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麽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麽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隻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並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於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並沒有什麽分別，並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於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麽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於自願，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係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後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並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裏，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於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並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於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於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隻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裏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餘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幹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裏研究的，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這樣子，對於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麽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並不計及那些，就如遊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隻限於文學方麵，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於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曆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嚐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麽關係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於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麽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裏麵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麽，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裏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並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人發煩的衒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麽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麽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後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嚐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後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後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於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麽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於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於讀者，至少對於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於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塗，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鞽上，後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於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於是老人對孩子歎息道，我們隻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隻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隻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裏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幹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並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於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牆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曆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麽地方，然後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隻好先行泛覽，然後決擇而入於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通信
小峰兄：
收到了幾期《語絲》，看見有《魯迅在廣東》的一個廣告，說是我的言論之類，都收集在內，後來的另一廣告上，卻變成“魯迅著”了。我以為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麽“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隻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麽？
沒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罷。然而苦矣！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而所說的話是大概有一定的題目的。命題作文，我最不擅長。否則，我在清朝不早進了秀才了麽？然而不得已，也隻好起承轉合，上台去說幾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鍾為限。可是心裏還是不舒服，事前事後，我常常對熟人歎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還有一層，我凡有東西發表，無論講義，演說，是必須自己看過的。但那時太忙，有時不但稿子沒有看，連印出了之後也沒有看。這回變成書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終於不明白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裏麵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我也不想拿什麽費話來搗亂，但以我們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許我實行下列三樣——
一，將書中的我的演說，文章等都刪去。
二，將廣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將這信在《語絲》上發表。
這樣一來，就隻剩了別人所編的別人的文章，我當然心安理得，無話可說了。但是，還有一層，看了《魯迅在廣東》，是不足以很知道魯迅之在廣東的。我想，要後麵再加上幾十頁白紙，才可以稱為“魯迅在廣東”。
回想起我這一年的境遇來，有時實在覺得有味。在廈門，是到時靜悄悄，後來大熱鬧；在廣東，是到時大熱鬧，後來靜悄悄。肚大兩頭尖，像一個橄欖。我如有作品，題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沒有作品。
至於那時關於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罷。我還記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體似的對我說道：“又在恭維你了！看見了麽？”我總點點頭，說，“看見了。”談下去，他照例說，“在西洋，文學是隻有女人看的。”我也點點頭，說，“大概是的罷。”心裏卻想：戰士和革命者的虛銜，大約不久就要革掉了罷。
照那時的形勢看來，實在也足令認明了我的“紙糊的假冠”的才子們生氣。但那形勢是另有緣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談。現在所要說的，隻是報上所表見的，乃是一時的情形；此刻早沒有假冠了，可惜報上並不記載。但我在廣東的魯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寫一點出來，給憎惡我的先生們平平心——
一，“戰鬥”和“革命”，先前幾乎有修改為“搗亂”的趨勢，現在大約可以免了。但舊銜似乎已經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書，已經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題簽，已經撤換。
三，報上說我已經逃走；或者說我到漢口來了。寫信去更正，就沒收。
四，有一種報上，竭力不使它有“魯迅”兩字出現，這是由比較兩種報上的同一記事而知道的。
五，一種報上，已給我另定了一種頭銜，曰，雜感家。評論是“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此外別無可稱。”然而他希望我們和《現代評論》合作。為什麽呢？他說：“因為我們細考兩派文章思想。初無什麽大別。”（此刻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轉錄上海的《學燈》的。原來如此，無怪其然。寫完之後，追注。）
六，一個學者，已經說是我的文字損害了他，要將我送官了，先給我一個命令道：“暫勿離粵，以俟開審！”
阿呀，仁兄，你看這怎麽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縲絏之憂”了。“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這樣僥幸的事罷，唉唉，嗚呼！
但那是其實沒有什麽的，以上雲雲，真是“小病呻吟”。我之所以要聲明，不過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以為我是坐在高台上指揮“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幾位青年，納罕我為什麽近來不開口。你看，再開口，豈不要永“勿離粵，以俟開審”了麽？語有之曰：是非隻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此之謂也。
我所遇見的那些事，全是社會上的常情，我倒並不覺得怎樣。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幾個同我來的學生，至今還找不到學校進，還在顛沛流離。我還要補足一句，是：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也不是親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認得。所以有一個，曾得到他的同鄉的忠告道：“你以後不要再說你是魯迅的學生了罷。”在某大學裏，聽說尤其嚴厲，看看《語絲》，就要被稱為“語絲派”；和我認識，就要被叫為“魯迅派”的。
這樣子，我想，已經夠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還要聲明一句，這是一部分的人們對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還和我來往，或要我寫字或講演的人，偶然也仍舊有的。
《語絲》我仍舊愛看，還是他能夠破破我的岑寂。但據我看來，其中有些關於南邊的議論，未免有一點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頗以“正人君子”之南下為奇，殊不知《現代》在這裏，一向是銷行很廣的。相距太遠，也難怪。我在廈門，還隻知道一個共產黨的總名，到此以後，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之分。一直到近來，才知道非共產黨而稱為什麽Y什麽Y的，還不止一種。我又仿佛感到有一個團體，是自以為正統，而喜歡監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監督之列，有時遇見盤問式的訪問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們。但是否的確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說不出名目，因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沒有聽到過的。
以上算是牢騷。但我覺得正人君子這回是可以審問我了：“你知道苦了罷？你改悔不改悔？”大約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對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問的。我的仁兄，你也許即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複：“一點不苦，一點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雞的雞冠似的彩色的變換，在“以俟開審”之暇，隨便看看，實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沒有？一群正人君子，連拜服“孤桐先生”的陳源教授即西瀅，都舍棄了公理正義的棧房的東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服務”了。《民報》的廣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權威”兩個字，當時陳源教授多麽挖苦呀。這回我看見《閑話》出版的廣告，道：“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尤其不可不讀《閑話》！”這真使我覺得飄飄然，原來你不必“請君入甕”，自己也會爬進來！
但那廣告上又舉出一個曾經被稱為“學棍”的魯迅來，而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這“文藝批評界的權威”並列，卻確乎給了我一個不小的打擊。我立刻自覺：阿呀，痛哉，又被釘在木板上替“文藝批評界的權威”做廣告了。兩個“權威”，一個假的和一個真的，一個被“權威”挖苦的“權威”和一個挖苦“權威”的“權威”。嗬嗬！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魯迅。九，三。
答有恒先生
有恒先生：
你的許多話，今天在《北新》上看見了。我感謝你對於我的希望和好意，這是我看得出來的。現在我想簡略地奉答幾句，並以寄和你意見相仿的諸位。
我很閑，決不至於連寫字工夫都沒有。但我的不發議論，是很久了，還是去年夏天決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間是兩年。我看得時光不大重要，有時往往將它當作兒戲。
但現在沉默的原因，卻不是先前決定的原因，因為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我希望自己將來或者會發表。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
我至今還沒有將這“恐怖”仔細分析。姑且說一兩種我自己已經診察明白的，則：
一，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如果對於動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勝利者的得意之筆：“用斧劈死”呀，……“亂槍刺死”呀……。我其實並不是急進的改革論者，我沒有反對過死刑。但對於淩遲和滅族，我曾表示過十分的憎惡和悲痛，我以為二十世紀的人群中是不應該有的。斧劈槍刺，自然不說是淩遲，但我們不能用一粒子彈打在他後腦上麽？結果是一樣的，對方的死亡。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出戲的收場。
二，我發見了自己是一個……。是什麽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曆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嚐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麽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麽，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
倘若再和陳源教授之流開玩笑罷，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寫了一點。然而無聊，我覺得他們不成什麽問題。他們其實至多也不過吃半隻蝦或呷幾口醉蝦的醋。況且聽說他們已經別離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革命了。我想，隻要青天白日旗插遠去，恐怕“孤桐先生”也會來革命的。不成問題了，都革命了，浩浩****。
問題倒在我自己的落伍。還有一點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筆”的罰，現在似乎降下來了。種牡丹者得花，種蒺藜者得刺，這是應該的，我毫無怨恨。但不平的是這罰仿佛太重一點，還有悲哀的是帶累了幾個同事和學生。
他們什麽罪孽呢，就因為常常和我往來，並不說我壞。凡如此的，現在就要被稱為“魯迅黨”或“語絲派”，這是“研究係”和“現代派”宣傳的一個大成功。所以近一年來，魯迅已以被“投諸四裔”為原則了。不說不知道，我在廈門的時候，後來是被搬在一所四無鄰居的大洋樓上了，陪我的都是書，深夜還聽到樓下野獸“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靜的，況且還有學生來談談。然而來了第二下的打擊：三個椅子要搬去兩個，說是什麽先生的少爺已到，要去用了。這時我實在很氣憤，便問他：倘若他的孫少爺也到，我就得坐在樓板上麽？不行！沒有搬去，然而來了第三下的打擊，一個教授微笑道：又發名士脾氣了。廈門的天條，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於一個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發名士脾氣也，《春秋》筆法，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罷。還有第四下的打擊，那是我臨走的時候了，有人說我之所以走，一因為沒有酒喝，二因為看見別人的家眷來了，心裏不舒服。這還是根據那一次的“名士脾氣”的。
這不過隨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諒我嚇得不敢開口之情有可原了罷。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蝦的。我再鬥下去，也許會“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會被人嘲笑的。自然，這些都不要緊。但我何苦呢，做醉蝦？
不過我這回最僥幸的是終於沒有被做成為共產黨。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裏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退一步，“親共派”罷，終於也沒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學即離廣州，我想，是要被排進去的；但我不走，所以報上“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的鬧了一通之後，倒也沒有事了。天下究竟還有光明，沒有人說我有“分身法”。現在是，似乎沒有什麽頭銜了，但據“現代派”說，我是“語絲派的首領”。這和生命大約並無什麽直接關係，或者倒不大要緊的，隻要他們沒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說什麽“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筆一滑，話說遠了，趕緊回到“落伍”問題去。我想，先生，你大約看見的，我曾經歎息中國沒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而今何如？你也看見，在這半年中，我何嚐說過一句話？雖然我曾在講堂上公表過我的意思，雖然我的文章那時也無處發表，雖然我是早已不說話，但這都不足以作我的辯解。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
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近來我悟到凡帶一點改革性的主張，倘於社會無涉，才可以作為“廢話”而存留，萬一見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殺身之禍。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吳稚暉先生不也有一種主義的麽？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憤，且可以大呼“打倒……嚴辦”者，即因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於二十年之後，而他的主義卻須數百年之後或者才行，由此觀之，近於廢話故也。人那有遙管十餘代以後的灰孫子時代的世界的閑情別致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