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爾
沈括的《夢溪筆談》裏，有雲：“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嚐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駢文後起，唐、虞三代是不駢的，稱“平文”為“古文”便是這意思。由此推開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則稱“白話文”為“古文”，似乎也無所不可，但和林語堂先生的指為“白話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兩人的大作，不但拙澀，主旨先就不一，穆說的是馬踏死了犬，張說的是犬給馬踏死了，究竟是著重在馬，還是在犬呢？較明白穩當的還是沈括的毫不經意的文章：“有奔馬，踐死一犬。”
因為要推倒舊東西，就要著力，太著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澀”，有時簡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經古人“做”得圓熟了的舊東西還要壞。而字數論旨，都有些限製的“花邊文學”之類，尤其容易生這生澀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卻又不行。用一段大樹和四枝小樹做一隻凳，在現在，未免太毛糙，總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體雕花，中間挖空，卻又坐不來，也不成其為凳子了。高爾基說，大眾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我想，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