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於
高爾基很驚服巴爾劄克小說裏寫對話的巧妙，以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象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學》內《我的文學修養》）
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其實，這也並非什麽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裏，租一間小房子住著的人，就時時可以體驗到。他和周圍的住戶，是不一定見過麵的，但隻隔一層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屬和客人的談話，尤其是高聲的談話，都大略可以聽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裏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覺得那些人是怎樣的人了。
如果刪除了不必要之點，隻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談話來，我想，就可以使別人從談話裏推見每個說話的人物。但我並不是說：這就成了中國的巴爾劄克。
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著這人物的模樣的，於是傳給讀者，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卻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巴爾劄克的小胡須的清瘦老人，到了高爾基的頭裏，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腮胡子。不過那性格、言動，一定有些類似，大致不差，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要不然，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
文學雖然有普遍性，但因讀者的體驗的不同而有變化，讀者倘沒有類似的體驗，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麽，恐怕會想到剪頭發，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麽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之類裏麵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麵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學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較為永久的，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北極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黃巢殺人更其隔膜。一有變化，即非永久，說文學獨有仙骨，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