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
1898年，德國的考古學家在非洲索馬裏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銅錢。從錢幣的文字看，這些古錢顯然來自遙遠的中國宋朝。這不是第一次從非洲東部出土宋錢，早在1888年，英國人已在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島發現了宋代銅錢。當然，這也不是最後一次在非洲發現宋錢。1916年，馬菲亞島也出土了3枚宋錢；1945年，桑給巴爾島又挖出了大批古錢幣。在現存的176枚錢幣中，屬於北宋的有108枚，南宋的有56枚；坦桑尼亞的基爾瓦港口與肯尼亞境內的哥迪遺址，也先後發現了“熙寧通寶”“政和通寶”“慶元通寶”等宋朝銅錢。
人們忍不住好奇：宋朝與東非遠隔重洋，相距萬裏之遙，文明差異恍若隔世，這些宋朝銅錢為什麽會跑到非洲去？
其實宋朝跟非洲諸國已有接觸，宋人筆下的“弼琶羅”，即今之索馬裏的柏培拉，“層拔國”即今之桑給巴爾，“蜜徐籬”即今之埃及，“木蘭皮”即今之摩洛哥。成書於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的趙汝適的《諸番誌》，辟有“弼琶羅”“層拔國”等條目介紹其地理位置、風土人情。“層拔國”還數度派遣使團入貢宋朝。
《諸番誌》也記錄了一條從泉州到埃及的航線：“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遠，番舶艱於直達。自泉發船四十餘日，至藍裏（亞齊島）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產，多運載與三佛齊（東南亞古國）貿易賈轉販以至中國。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番。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氈毯。國都號‘蜜徐籬’，據諸番衝要。”
從中國到非洲，宋朝的海商至少已掌握了四條航線。每年入冬時節，龐大的商船從廣州港或泉州港起航，航行四十餘日，到達南洋亞齊島，在這裏博易、住冬，次年再前往非洲。其四條航線大致為：
一是從亞齊島出發，至印度南部，沿海岸線航行到阿拉伯半島，然後穿越紅海，到達埃及；一是從亞齊島出發，航行至阿拉伯半島後，直接南下，抵達非洲東海岸；一是從亞齊島出發，至馬爾代夫群島，然後穿過印度洋，到達阿拉伯半島南端，渡過紅海前往埃及；一是從亞齊島出發，經馬爾代夫群島橫穿印度洋，直達非洲東海岸的摩加迪沙，並南下桑給巴爾。
在摩加迪沙等東非城市出土的宋朝錢幣，應該就是宋朝海商帶到那裏的。
發現宋朝銅錢的地方，當然不僅僅是東非城市。1827年，南洋的新加坡掘得來自中國的古錢幣，多數為宋代銅錢；1860年，爪哇島挖出中國銅錢30枚，過半為宋錢；1911年，斯裏蘭卡也出土了12枚宋錢；波斯灣、印度、越南、日本、朝鮮半島，以及中國境內的遼、西夏、金的轄區，均有宋錢出土。可能從泉州港出發開往東南亞的南宋沉船“南海一號”，也發現了大量銅錢，總數超過萬枚。如果這艘南宋商船不是在南海沉沒，這批宋朝銅錢將被輸送到東南亞，成為當地流通的貨幣。
宋人張方平說：“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從亞洲與非洲出土的文物來看，張方平的說法毫無誇張之處。各地出土的宋錢現在是博物館或私人收藏的文物，但在800年前，則是流通於“四夷”的通貨。
在與宋朝接壤的遼國，出使遼國的蘇轍看到，“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在日本，南宋時期有大量宋錢湧入，竟喧賓奪主地擠走了日本政府的自鑄幣，成為市場交易的主要貨幣；在交趾，當局下令“小平錢（宋錢）許入而不許出”；在南洋，諸番國“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番者非銅錢不往，而番貨亦非銅錢不售”。東南亞國家的傳統是以金銀等貴金屬為通貨，但貴金屬貨幣一般隻適宜用於大宗交易，民間瑣碎交易使用金銀非常不方便，隻好采用以物易物的原始形式。而製作精良、信用良好的宋錢的流入，立即為當地的市場交易帶來了便利，難怪當地人將宋錢視為“鎮國之寶”。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勾勒出宋朝銅錢的流通範圍了——從宋朝本土，到相鄰的遼國、西夏、金國境內，從漢字文化圈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越南，到受阿拉伯與印度經濟文化影響頗深的南洋諸島國，從印度半島到波斯灣，再到非洲東海岸，都有作為通貨的宋朝銅錢流通於市場。
可以說，在11世紀至13世紀，宋錢是通行國際的“硬通貨”。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非常堅挺：“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以是為常也。”
“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
海外諸番國對宋錢的巨大渴求，導致有宋一代的銅錢外流非常嚴重。據宋史學者王曾瑜先生的估計，每年從宋朝流入海外的銅錢，約為100萬貫至200萬貫，相當於南宋年鑄幣量的一半。如此巨量的銅錢外流，無疑加劇了宋朝的“錢荒”。
宋朝是中國曆史上鑄錢最積極的時代，特別是北宋，銅錢的年鑄造量最高達570萬貫，平常年份一般都維持著100萬貫至300萬貫的鑄幣量。後來的明朝，近300年的鑄幣總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按中國貨幣史學家彭信威的估算，加上前朝留下的舊幣，宋朝全國的貨幣流通總量約有二億五千萬貫。可見宋朝的市場規模之大。
但盡管如此，宋朝還是頻頻發生“錢荒”。如熙寧年間，兩浙累年以來，大乏泉貨（貨幣），民間稱為錢荒；元祐年間，浙中錢荒；南宋初期，也是物貴而錢少；南宋後期，“錢荒物貴，極於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從北宋到南宋，錢荒鬧個不停，老百姓常常發現，市麵上的錢用著用著就不見了，不知流到哪裏去了。
宋錢到哪裏去了？很多時候是被宋朝海商或海外番商帶到海外去了。最嚴重的一次“錢荒”，發生在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覺醒來，忽然發現“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市麵上居然幾乎找不到一枚銅錢流通。原來，市麵流通的錢都被日本商船收購走了。這些日本商船“先過溫（州）、台（州）之境，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日本人看中了宋朝的銅錢，於是低價出售日貨，大量回收銅錢，“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致使台州一日之間爆發“錢荒”。
因此，宋朝一直嚴厲禁止商人攜帶銅錢出海。如北宋慶曆年間，“邊吏習於久安，約束寬弛，致中國寶貨錢幣，日流於外界”，朝廷重申禁令：“以銅錢出外界，一貫以上，為首者處死；其為從，若不及一貫，河東、河北、京西、陝西人決配廣南遠惡州軍本城，廣南、兩浙、福建人配陝西。其居停資給者，與同罪。如捕到番人，亦決配荊湖、江南編管。仍許諸色人告捉，給以所告之物。其經地分不覺察，官吏減二等坐之。”走私一貫錢出境即構成死罪，禁令不可謂不嚴。
然而，法令雖嚴，卻是屢禁不止。由於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堅挺，攜帶銅錢出海非常有利可圖，許多海商都鋌而走險，想方設法避開市舶司的檢查，走私銅錢出海。“南海一號”所運載的銅錢，也當為走私無疑。
因為看到法禁對於銅錢外泄的情況無可奈何，南宋乾道年間，終於有一名官員覺得忍無可忍，提出用“拔本塞源”的絕招來對付銅錢走私。這名官員就是靜江府知府範成大，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論透漏銅錢劄子》：“每歲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費外，實裨國用者幾何？所謂番貨，中國不可一日無者何物？若資國用者無幾，又多非吾之急須，則何必廣開招接之路？”既然如此，何不將明州（今寧波）等港口關閉掉，停止對外貿易？這便是“拔本塞源，不爭而善勝之道”。
以今天的目光來看，範成大的建議顯然是一個餿主意，確實堪稱“拔本塞源”，不過拔的是開放製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義之源。如果朝廷采納他的意見，那麽發生在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將提前來臨，宋王朝的商業化與市場化轉型也將遭受挫折。
“招徠遠人，埠通貨賄”
宋孝宗當然沒有采納範成大的餿主意，而是繼續推行對外開放的政策。
大宋朝廷信奉的經濟政策，跟明清時期有一個很大的區別，那就是對商業與市場表現得非常熱心，對發展民間海外貿易的興趣，遠大於維持傳統的朝貢貿易。
10世紀的宋朝皇帝曾經跟18世紀的英王一樣，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徠貿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番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跟海外諸番國展開海上貿易，成為宋王朝的慣例。南宋建立後，宋高宗也提出了“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賄”。高宗皇帝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貫）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
宋人將從海路進行的國際貿易稱為“市舶”，發達的市舶可以讓朝廷獲得豐厚的商稅收入，何樂而不為呢？而傳統的朝貢貿易，從經濟收益來說，則是得不償失的，“朝廷無絲毫之益，而遠人獲不貲之財”。正因為這樣，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貢貿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載外國入貢者，否則將處以二年徒刑，財物沒收。顯然，如果海外諸國以朝貢的名義來華貿易，勢必會衝擊民間的外貿總量，進而影響到朝廷的抽稅。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在禁止海商擅載外國入貢者的同時，朝廷又鼓勵海商招徠番商來華貿易，“番商有願隨船來宋國者，聽從便”。對“招商引資”有突出貢獻的海商，朝廷還會給予獎勵：“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
大宋的任何海商，隻要在設於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的市舶司領取“公憑”（外貿許可證），便可販運商貨出海，將他們的商船駛往太平洋、印度洋、波斯灣、紅海，甚至地中海。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港口，也對海外番商敞開門戶，歡迎番商來華貿易。番商的在華利益與權利受到朝廷的保護，宋高宗時期的一條立法稱：“有虧番商者，皆重置其罪。”
當然，保持門戶開放與發展海外貿易的結果，就是宋錢無可避免地流向海外，導致國內發生“錢荒”。怎麽辦？宋朝的應對方案是發行紙幣。南宋的市場規模不亞於北宋，但南宋的鑄錢量遠遠比不上北宋，這是因為紙幣——“會子”在南宋的應用已經非常廣泛。
南宋“會子”的前身是北宋“交子”。“交子”還不是完全的信用貨幣，必須有準備金作為信用保證。北宋的經濟學者還發現，國家發行紙幣，準備金不需要足額，隻要有2/3的準備金便可以維持幣值的穩定。而“會子”則是完全的信用貨幣了，已不需要準備金。南宋的經濟學者已經明白，紙幣的麵值完全可以用國家信用來背書：“欲其（紙幣）價常贏而無虧損之患，常用於官而不滯於私，則可矣。”而紙幣貶值則是因為國家濫印鈔票，“楮（紙幣）之為物也，多則賤，少則貴，收之則少矣”。
誕生於宋朝的紙幣，讓後來的歐洲商人感到不可思議。13世紀從歐洲來到中國旅行的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發現，元朝商民所使用的貨幣並不是歐洲人熟悉的金銀，而是一種神奇的紙張。馬可·波羅無法理解，為什麽一張自身幾乎沒有任何價值的楮紙居然可以在市場上購買任何商品，隻好將紙幣形容為“大汗專有方士之點金術”。
元朝流通的紙幣，當然不是“大汗”的發明，而是宋朝文明的遺物。
“宋代中國若自由發展下去，將可能主導航海世界”
宋朝對包括海外貿易在內的商業的熱切，動機可能很簡單：商業稅能夠更加快速地擴張財政。但我們從曆史演進的角度來看，當朝廷將關切的目光從傳統農業稅轉移到商業稅上麵時，勢必會觸發一係列連鎖反應：為了擴大商業稅的稅基，朝廷要大力發展工商業。為發展工商業，朝廷需要積極修築運河，以服務於長途貿易；需要開放港口，以鼓勵海外貿易；需要發行信用貨幣、有價證券與金融網絡，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對付日益複雜的利益糾紛；需要創新市場機製，使商業機構更加適應市場，創造更大利潤……最後極有可能促成資本主義體係的建立。
曆史最終沒有給予宋代中國發展出資本主義體係的機會。不過，宋王朝確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商業成就，發展出了不同於其他王朝的文明狀態。也許數字更能直觀地說明問題：從財稅結構的角度來看，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占了70%的比重；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這是曆代王朝從未有過的事情。晚清在洋務運動後的1885年，田賦的比重才下降至48%，關稅、鹽課與厘金的收入總共占了52%。在南宋朝廷每年近一億貫的財政收入中，來自市舶的收入（包括進口商品抽稅、進口香藥專營利潤）最高貢獻了340萬貫，大約占3.4%。
從外貿依存度的角度來看，北宋後期，宋王朝一年的進出口總額超過2 300萬貫。到了南宋紹興晚年，年進出口總額接近3 800萬貫。北宋後期，東南沿海一帶的外貿依存度達到11.5%，南宋時期的外貿依存度就更高了。要知道，1978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也隻有9.8%（參見熊燕軍《宋代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成分增長的程度估測及其曆史命運》）。
從城市化的角度來看，北宋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20.1%，南宋時達到22.4%。而清朝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為15.4%。如果沒有發達的工商業，宋代中國不可能形成曆史上最高比例的城市人口。
從人均國民收入的角度來看，據香港學者劉光臨先生的統計，北宋末1121年，宋人的人均國民收入為7.5兩白銀，遠遠超過“資本主義萌芽”的晚明與清代的“乾隆盛世”。這是縱向的比較。來看橫向的比較，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認為：“在960—1280年，盡管中國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歐洲在960—1280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從400美元增至500美元，隻增加了1/4。”換言之，宋代的經濟與生活水平，不但優於中國其他王朝，而且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
這些統計數字以及宋朝重商主義的表現，使得宋朝的中國看起來就如資本主義剛剛興起時的地中海國家。怪不得海外的許多漢學家都認為宋朝是“現代的拂曉時辰”。在他們眼裏，最為光彩奪目的中國王朝，不是強盛的漢唐，而是似乎有些文弱的兩宋。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現代史教授喬納森·斯彭斯曾在《新聞周刊》上撰文評價宋代中國：
“上一個中國世紀是11世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於一係列的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試驗的傳統到對宗教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千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