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在海邊，那裏幾乎每個鄉裏都有一座“天後宮”，供奉媽祖。小時候並不知曉這神祇跟那神祇到底有什麽差異，也就不覺得媽祖跟其他神靈相比，有什麽特別之處。
及長，了解到媽祖的一些掌故，知道曆史上媽祖確有其人。她出生於北宋初年福建的莆田，姓林名默。據宋人廖鵬飛《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記載，媽祖姓林，湄洲嶼人。“初，以巫祝為事，能預知人禍福”。另一本宋朝筆記《莆陽比事》也稱：“湄洲神女林氏，生而神異，能言人休咎。死，廟食焉。”可知媽祖生前是一名能預知人禍福的女巫。身故之後被莆田民間供奉為神女，又於宣和年間被宋徽宗敕封為“順濟夫人”。此後，曆代帝王對媽祖多有冊封，封號從“夫人”到“妃”再到“天妃”，最後晉升為“天後”。
不過，我少年時受魯迅雜文影響，總以為民間祭拜媽祖是“愚昧”“封建迷信”的表現，而帝王敕封媽祖則是“愚民”的伎倆。快到中年時，因為潛心研究宋朝曆史，心性沉了下來，見識與閱曆漸長，才知道媽祖信仰的出現，實在可以說是中國人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航海時代的曆史見證。
在媽祖信仰出現之前，嚴格來說，中國是沒有海神信仰的。雖然中國的上古神話中也有海神，如《山海經》記：“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麵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黃蛇，名曰禺(左豸右虎)。”但這些海神是否受到崇拜，華夏先民是否已形成一個海神信仰體係，很難判定。後來隨著佛教的傳入，在民間神靈譜係中也產生了四大海龍王的神祇，但海龍王與其說是海神信仰之神，倒不如說是農業社會的陸上之神。你看海龍王被賦予“行雲布雨”的神通，恰恰反映了農業社會最關心的問題：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應該說，中國社會到了宋朝，才產生了嚴格意義上的海神信仰，這一信仰的核心是祈求神靈庇護航海安全。除了莆田海神“湄洲神女”（媽祖）之外，宋朝泉州還出現過“通遠王”海神。隻不過隨著媽祖獲得越來越多的信眾崇拜，“通遠王”信仰逐漸湮沒無聞。
為什麽中國的海神信仰在時間線上產生於宋朝，在地理空間上又出現在莆田？這當然不是“上帝擲骰子”的隨機現象，而是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的。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的大航海時代，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時間起點。盡管我們可以將海上絲綢之路的起源追溯到更早，漢代或者唐代，但不可否認，隻有到了宋代，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才真正繁榮起來。
宋朝比任何王朝都重視商業與海上貿易，先後在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設立“市舶司”，負責抽解（抽稅）、博買部分進口商品、維護港口、發放“公憑”（貿易許可證）、禁止走私等事務。其職能相當於今日的海關。中國的海商隻要到這些機構登記，領取“公憑”，便可以販運商貨出海。
憑著遙遙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指南針技術與豐富的航海經驗，宋朝海商將他們的商船開至南洋群島，穿過馬六甲海峽，駛入孟加拉灣，然後入印度洋，經印度洋進入阿拉伯海與波斯灣，再沿著阿拉伯半島海岸進入紅海。原來由阿拉伯商人控製航線的印度洋，在11世紀至13世紀時，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朝也鼓勵海商招徠番商來華貿易，當時整個大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朝廷還在泉州、廣州等港口城市設有番坊，供外國商人居住。又在番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番學，供番商子弟入學讀書。數百年後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向清朝乾隆皇帝提出的通商請求，完全沒有超過宋代已經施行的開放政策。
因為開放與重商，宋朝的海上貿易非常發達；同時，又由於大海茫茫，風雲莫測，海盜出沒，航海的商人不得不祈求於神靈庇佑。虔誠的海神信仰因此應運而生。按記錄媽祖神跡的最早文獻——宋代《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的記載，宋人修建“順濟廟”（媽祖廟），便是為了感恩媽祖救難護航、祈求媽祖庇佑平安：“海寇盤亙則禱之，（媽祖）其應如響，故商舶尤借以指南，得吉卜而濟，雖怒濤洶湧，舟亦無恙。”
成書於明代的《天妃顯聖錄》也收錄了多則媽祖護航的傳說，其中一則說：北宋年間，有個叫三寶的商人，滿裝異貨，想要出海經商。起航前祈祝：“神（指媽祖）有靈，此香為證：願顯示征應，俾水道安康，大獲貲利，歸即大立規模，以答神功。”後海商“泛舟海上，或遇風濤危急，拈香仰祝，鹹昭然護庇。越三載，回航全安”。
宋代帝王敕封媽祖，也多為表彰媽祖護航之功。如宣和五年（1123年），宋徽宗賜莆田縣神女祠“順濟”匾額，“順濟”二字即庇佑航海之意。宋朝敕封媽祖的次數，至少有14次，其中8次敕封與媽祖護航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朝廷對媽祖的敕封，恰恰是朝廷對於海上貿易支持度的反映。敕封次數越多，表示朝廷對海上貿易越重視；相反，如果很少敕封或幹脆不敕封，則表示朝廷不在乎海上貿易。我們來看明朝，可以確證的敕封媽祖隻有一次，即永樂年間封媽祖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這次敕封的背景正好是鄭和下西洋，“時太監鄭和使古裏、滿剌加諸番國還，言神多感應，故有是命”。之後明廷對媽祖再無敕封之舉，盡管明朝民間的媽祖信仰更為普遍。民間信仰與官方態度的背離，實際上跟明朝不重視海上貿易、民間海上走私繁劇的社會現實是相契合的。而在清初三十五年間，朝廷厲行海禁，也未對媽祖進行過任何敕封。
從空間維度來看，媽祖信仰在莆田出現，也並非無緣無故。宋朝的泉州港，是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空間起點。莆田鄰近泉州，共享湄洲灣。北宋前期，莆田縣還一度隸屬於泉州，所以說媽祖是泉州人也無不妥。泉州是宋朝的港口城市，南宋時更成為最為繁榮的第一大港，每年的海上貿易額遠超其他港口。
南宋末鹹淳年間到過泉州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在他的手記《光明之城》中這麽描述泉州港的繁盛：“這是一個很大的港口，甚至比辛迦蘭還大，商船從中國海進入這裏……每年有幾千艘載著胡椒的巨船在這兒裝卸，此外還有大批其他國家的船隻，裝載著其他的貨物。就在我們抵達的那天，江麵上至少有15 000艘船，有的來自阿拉伯，有的來自大印度，有的來自錫蘭，有的來自小爪哇，還有的來自北方很遠的國家，如北方的韃靼，以及來自我們國家的和來自法蘭克其他王國的船隻。”有一首宋詩用“漲海聲中萬國商”來形容泉州港，並不是虛言。
鄰近泉州的莆田本身也是一個繁忙的港口城市，清代《湄洲誌》載：“宋紹興二十七年秋，莆田東五裏許有水市，諸舶所聚，曰‘白湖’。”白湖為宋朝時莆田的一大港口。在莆田，海商的足跡遍及南洋，“舟行迅速，無有艱阻，往返曾不期年，獲利百倍”。他們揚帆出洋之時，要祭拜海神，祈求保佑。南宋詩人趙師俠遊莆田，留有一首《訴衷情》小詞，其中便寫道：“茫茫雲海浩無邊，天與水相連。舳艫萬裏來往，有禱必安全。”
莆田人的媽祖信仰就是隨著海商的足跡而擴展開來的。北宋時期，媽祖信仰還隻是以湄州島的祖廟為中心，集中在湄州灣沿岸；然後沿海岸與港口傳播，到南宋時，“妃祠遍於莆，凡大墟市、小聚落有之”；南宋後期至元代，泉州、寧波、杭州、廣州乃至北方的煙台、天津等港口，都出現了媽祖廟，“神之祠不獨盛於莆，閩、廣、江、浙、淮甸皆祠也”；明初鄭和七下西洋以及明清的民間海商，更是將媽祖信仰帶到了海外諸番國，如馬六甲的青雲亭、檳城的廣福宮、吉蘭丹的興安宮，都是明清商民興建的媽祖廟。但凡中國商船所到之處，都會播下媽祖信仰的香火，從朝鮮半島到日本列島，再到南洋群島，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諸多國家，都有供奉媽祖的神廟。
媽祖是中國人開辟海上絲綢之路的保護神，也是中國大航海曆史的見證人。一些西方的學者以及中國的學舌者都將人類文明區分為海洋文明（藍色文明）與內陸文明（黃色文明）：“西方文化是冒險的、擴張的、開放的、鬥爭的，這一切都孕育於他們的海洋文化；而東方文化是保守的、苟安的、封閉的、忍耐的，其原因在於東方文化孕育於內陸文化。”這顯然是對華夏文明的偏見，或者幹脆說就是無知。作為一個在1 000年前就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誕生了海神信仰的民族，開放的海洋文明存在於華夏曆史與傳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