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作為一個商幫，出現於明清時期。那個時候中國開始形成了所謂的“十大商幫”，其中以粵商、晉商與徽商為佼佼者。晉商在公司治理製度創新及金融業拓展上有著傲人的成績，清代的票號、錢莊業幾乎都被控製在山西商人手裏。晉商創立的職業經理人製也使得山西票號的管理相當接近於現代公司；徽商則在保留傳統價值觀、維係鄉村治理秩序方麵做得非常出色。粵商呢？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商業貢獻就是率先將商業觸角伸入茫茫南海，與外番諸國展開海外貿易。
今人說到粵商的海外貿易史，總會提到清代廣州的“十三行”。但實際上，廣東商人開拓海上貿易之路的時間起點，可以追溯到秦漢時期。《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說的便是廣州商人早在兩千年前便與海外番國開展珍珠、犀角等寶貨貿易。
到宋朝時，廣州港已經成為全國最繁華的港口，海外貿易達至鼎盛時期。宋人描述說：“嶺以南，廣為一都會，大賈自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臘（今柬埔寨境內）、三佛齊（蘇門答臘）、闍婆（爪哇），涉海而至，歲數十柁。”從南洋而來的無數番船在這裏靠岸，無數粵商的商船也從這裏出發遠航。宋詩“蒼官影裏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描寫的雖然是南宋泉州港的繁華貿易，但借用來形容廣州港，也無不可。
宋朝廣州海外貿易的發達，固然得益於其瀕臨南海的優越地理位置，更是宋朝開放的商業政策所引導的結果。
怎樣的商業政策，決定了怎樣的商業格局。明朝前期厲行海禁，官府取締民間的海外貿易，民間商船不許下海，又要求海外各國必須先接受敕封，向明王朝稱臣納貢，然後才發給貢舶勘合，通貢互市。如此一來，勢必導致宋元以來繁華的海外貿易迅速走向蕭條。考古學者曾在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州發現了豐富的宋朝瓷器，卻未發現明朝的瓷器，因此提出了一個“明代空窗期”的概念，用來概括明前期由於海禁，導致青花瓷器向東南亞的出口出現了空白期。
相比之下，宋朝的海外貿易政策要開放得太多了。宋太祖在平定嶺南的南漢政權之後，便設立了大宋第一個海外貿易管理機構——廣州市舶司。隨後，宋朝又相繼在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設立市舶司，負責抽解（抽稅）、博買部分進口商品、維護港口、發放“公憑”（外貿許可證）、禁止走私等事務，職能相當於今日的海關。在很長的時間內，廣州港的貿易總額與稅收居於全國前列。日本漢學家桑原騭藏認為，廣州市舶司所征收的稅額，占全國外貿稅的十分之九以上。“故唐與北宋之互市，均以廣州為第一。”直到南宋時，廣州港的貿易額才被福建的泉州港超過。
宋朝的港口對來華貿易的番商敞開了懷抱。南宋紹興年間，有一位叫蒲亞裏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國仕女為妻，在廣州定居下來，但高宗皇帝叫地方官府勸他歸國。是宋朝不歡迎阿拉伯商人嗎？不是的。而是因為蒲亞裏在中國定居後便不再從事外貿了，官府希望他回國去招攬番商。
每一年，當來廣州貿易的商船準備離港歸國的時候，廣州市舶司都會撥一筆巨款（約三千貫），設宴相送，請他們明年繼續來華貿易。宴會非常盛大，“番漢綱首（相當於船長）、作頭、艄工人等，各令與坐，無不得其歡心”。廣州港的這一做法，也為宋朝其他港口城市的市舶司所效仿。
宋朝在廣州、泉州等港口都設立了“望舶巡檢司”，在海麵上布置寨兵護航。這應該是世界上最早的保護商貿的海上護衛隊吧。廣東近海的溽洲島，便有寨兵哨望、守衛，從外洋而來的商船，每次行駛到溽洲島附近的海域時，便開始慶祝。為什麽？這意味著安全了。因為這時候寨兵會將酒肉饋贈給他們，還會一路護送他們到達廣州。
宋朝還在廣州等港口城市設立番坊，供外國商人居住。番坊自選番長，實行自治，他們的生活習慣、風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獲得朝廷的尊重。宋朝又在番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番學，比如在北宋，“大觀、政和年間，天下大治，四夷向風，廣州、泉州請建番學，供番商子弟入學讀書”。八百年後，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向乾隆皇帝提出的通商請求，完全沒有超過宋朝已施行的開放政策。如果我們走在宋朝的廣州城，看到姓蒲的人，很可能就是定居於這裏的阿拉伯人。“蒲”即阿拉伯姓氏“阿卜”的發音。一位宋朝人記錄道：“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這些“白番人”非常富有，“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揮金如糞土，輿皂無遺，珠璣香貝，狼藉坐上，以示侈”。
宋朝也鼓勵沿海的華商出海貿易。在發達的海外商貿的帶動下，沿海一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走私風氣——顯然，走私可以逃避課稅。有宋朝大臣建議朝廷出台措施，嚴厲取締走私。但朝廷考慮再三，還是默許走私活動的存在。因為走私不過是沿海小商販的謀生之路，不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打擊的話，可能會損害整個海外貿易的環境，挫傷商人的積極性。
廣州商人從廣州市舶司領到“公憑”之後，便可以從廣州港起航，將他們的商船駛入南海，開至南洋群島，穿過馬六甲海峽，駛入孟加拉灣，然後入印度洋，經印度洋進入阿拉伯海與波斯灣，再沿著阿拉伯半島海岸進入紅海，或越過蘇伊士運河入地中海，最遠可到達非洲東海岸。
宋朝擁有遙遙領先於世界的造船技術，用於遠洋航行的木蘭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船艙之內可以養豬；還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此外，指南針技術也已經廣泛應用於航海，宋朝商人開辟漫長的航線在技術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一艘從廣州港出發的大宋商船，小者有一百多名海商與船員，大者有數百、上千人。他們有明確的分工，由巨商充任“綱首”（即船長），下麵設有副綱首（大副）、直庫、雜事、部領、梢工、舵工、火長、碇手、纜工，等等。每個海商可租用一塊麵積不等的船艙，“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也有一部分經營舶貨的大海商自己不用出海，而是雇人出洋貿易。廣東海商攜帶出洋的貨物，多是廣東出產或從其他城市運來的瓷器、絲綢等手工藝製品。待商船到達諸番國之後，又跟番商換成珍珠、象牙、香料、藥材、胡椒等天然產品，返回中國貿易。
2007年從廣東陽江海域打撈出水的南宋沉船“南海一號”，可以印證宋朝海外貿易與航海業之發達。這艘很可能從廣州港（或泉州港）出發、開往東南亞或中東的南宋商船，長有30多米，寬近10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約4米，排水量估計可達600噸。船上裝滿了瓷器、金銀器和銅錢。當時不知出於什麽緣故，商船行駛到南海時突然沉沒了。遙想八百年前，無數艘這樣的巨大商船，就從廣州港揚帆出發，帶著大宋商人的商業夢想，駛入茫茫南洋……
那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