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開挖於春秋時期，至隋朝時已基本完工。但大運河對於中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的強大塑造力，則要到北宋時才完整地呈現出來。
大運河奠定了開封的國都地位，也撐起了北宋的繁華。
大運河是北宋立國的生命線
趙宋立國，繼承後周的政治遺產，以汴梁為首都。但宋太祖趙匡胤打心底裏不希望定都於汴梁，因為開封乃是“四戰之地”，並無天險可據，易攻難守，從軍事上考慮，確實不是建都的首選。為了守衛國都，必須在京師駐以重兵，成本非常高。開寶九年（976年），距宋朝開國不過十六年，趙匡胤到西京洛陽祭祖，留洛期間，便與近臣發生了一次是否要遷都的辯論。
原來趙匡胤出生於洛陽夾馬營，有意遷都洛陽，祭祀完畢，便在洛陽行宮住了下來，不欲回東京汴梁。隨行的群臣不知如何是好。
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進言：“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鹹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李懷忠的意思是，東京縱有千般不是，但畢竟得運河之便，每年可以從江淮運入漕糧數百萬石，京師數十萬駐軍，全靠它吃飯。陛下如果搬居洛陽，能從哪裏弄到這麽多的糧食？因此，遷都之事，極不可行。
但趙匡胤不聽，看來很難改變皇上的主意了。
此時，太祖之弟、晉王趙光義從容地說道：“遷都未便。”
趙匡胤說：“遷都洛陽也非長遠之計，最好是遷至長安。”
趙光義“叩頭切諫”，決心要打消太祖遷都的念頭。
趙匡胤又說：“我之所以想西遷，並無他意，隻是要據山河之勝，守衛國都。這樣便可以裁撤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
趙光義說：“國家之守，在德不在險。”
趙匡胤沉默半晌，沒有說話。等趙光義離開後，趙匡胤對左右近侍說：“晉王所言，也有他的道理，我就聽他一回吧。”後深歎了一回氣，悠悠道，“隻怕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太祖皇帝聽從了其弟晉王的勸告，實際上也是遷就於時勢。趙匡胤並不是一名固執的君王，他通達，既能尊重傳統，也願意承認現實，順應時勢。南宋時，朱熹與朋友回憶起太祖開國創製的往事，朋友跟朱熹說：“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熹說：“不然。隻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換成現在的說法，這正是保守主義的改進路徑。
說回遷都的事。趙匡胤內心雖有“循周漢故事”、定都長安的情結，但他也不能不尊重現實。在他所處的10世紀，已經全然不同於周漢之世。經長年戰亂摧殘，長安等北方都城早已不複舊日繁華。南朝時衣冠南渡，南方獲得大開發，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逐漸轉移至江南，而軍事、政治重心則依舊保留在北方，一南一北兩個重心彼此分離。如果缺乏發達的交通網絡將南北連接起來，南方的經濟資源就無法輸送到北方，北方那些軍政重鎮勢必難以維持，進而危及整個王朝的安全。
在鐵路與火車被發明出來之前，水運線無疑是最為經濟、快捷的運輸網絡。但中國的黃河、長江大體上都是東西走向，南北之間找不到貫通的水運線。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當然並不是為了下揚州看瓊花美女，而是要打通南北的補給線。
五代畫家巨然繪製的《長江萬裏圖》（局部）
大運河鑿成，南北貫通，中華帝國才可能形成緊密的共同體，富庶的南方才能夠成為源源不斷地向北方輸送物資的大後院。位於運河線上的汴梁，近水樓台先得月，其地位便日益重要了，五代的後梁、後晉、後漢與後周政權，均定都於汴梁。宋承五代之舊，也以汴梁為首都，因為不能不順應曆史趨勢。
北宋時期的汴梁，漕運網絡遠比洛陽、長安發達。汴河、惠民河、金水河與廣濟河流貫城內，並與城外的河運係統相銜接，合稱“漕運四渠”。來自陝西的物資可從黃河—汴河運至汴梁，蔡州的物資直接由惠民河入京，山東的物資可通過黃河—廣濟河抵京，東南六路的物資，可以借道大運河北上，轉入汴水，運達京師。
其中連接東南六路的汴河—大運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運線，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因此，北宋立國未久，便設立了一個叫“發運司”的機構，來統籌東南六路的物資運輸：“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裏之外，如運諸其掌。”
那麽，每一年從東南六路經大運河運入汴梁的物資有多少呢？據沈括的《夢溪筆談》記錄，“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羨餘，歲入六百二十萬石。”僅僅官運的漕糧一項，每年就以六百萬石為常額，多時竟達八百萬石。如果作為口糧，可供六七十萬人一年之需。
《清明上河圖》中的汴河運輸風光
除了漕糧，汴河—大運河運輸線每年還從南方運入大量的其他物資，用於官府消費。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知製誥富弼在一份報告上說：“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此九道（指東南六路加上福建、廣南東、廣南西）。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
因此，我們說汴河—大運河是北宋立國的生命線，並無半點誇張。實際上，宋人也是這麽認為的——熙寧五年（1072年），北宋著名的經濟學家張方平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
大運河是商業繁華的動力源
對宋王朝來說，大運河不僅僅是一條維係帝國政治安全的補給線。運河的功能被完全調動起來之後，便觸發了一係列連鎖反應，深刻地塑造了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向。
日本漢學家宮崎市定提出，中國的古代至中世，是“內陸中心”的時代，從宋代開始，變為“運河中心”的時代，大運河的機能是交通運輸，所謂運河時代就是商業時代。事實上由中世進入近世後，中國的商業發展得麵目一新。宋朝的立國者遷就於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現實，不得不定都於運河線上的汴梁，卻也在無意中順應了“運河中心”時代來臨的曆史大勢。宋太祖所擔心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其實並沒有到來。運河與首都的親密接觸，反而將整條運河線的經濟活力調動起來，創造了北宋的商業繁華。
運河的運輸功能並不是由國家獨享的，它是一個開放、公共的水上交通網絡。在運河中往來的不僅有漕運官船，無數民間的商船、貨船、客船也日夜穿梭於運河線。貨物的流通、客商的往返、人煙的匯聚，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龐大的餐飲、住宿、倉儲、搬運、商品交易、娛樂、腳力服務諸方麵的市場需求，於是在運河沿線，無數市鎮應運而生。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訪問宋朝的日本僧人成尋沿著運河從泗州乘船前往汴梁，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沿河見到的繁華市鎮。如船至宋州，在大橋下停宿，成尋看到“大橋上並店家燈爐火千萬也，伎樂之聲遙聞之”，“辰時拽船從橋下過，店家買賣不可記盡”。宋朝這些商業性市鎮的格局，完全不同於傳統的行政性城市。行政性城市是國家構建出來的政治中心，市鎮則是民間自發生成的工商業中心、製造業中心、運輸中心。
運河兩岸的城市，如亳州、宋州、鄭州、青州、宿州、徐州、泗州、揚州、真州、常州、蘇州、秀州、越州、明州、杭州，也因運河經濟的輻射力而形成繁盛的區域市場，八方輻輳，商旅雲集，人煙稠密。《宋史·地理誌》收錄了近50個人口在10萬以上的城市，其中位於運河沿線的有15個，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處於運河網絡之中心的汴京，人口更達百萬之巨。通過對宋朝商稅分布的分析，也可以發現，以運河為代表的水運網絡對於宋朝商業發展的重要性，如熙寧十年（1077年）的商稅約有800萬貫，其中近400萬貫集中在包括汴河、蔡河等運河在內的十二條河流沿線。
而汴京的商業布局，也因為運河表現出全新的麵貌。看過《清河上河圖》長卷的朋友應該會發現，宋人喜歡臨河開店，沿著汴河兩岸，商鋪、酒樓、茶坊、邸店、瓦舍勾欄鱗次櫛比，連橋道兩邊也擺滿小攤，形成了繁榮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販、腳夫、馬車擁擠於街道，入夜之後，市井間的熱鬧仍不減白晝。
《東京夢華錄》這麽介紹汴京的夜市：“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熝肉、幹脯……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紫蘇膏、金絲黨梅、香棖元，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兔、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膾、煎角子、豬髒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州橋夜市之所以這麽喧鬧，是因為倉場建於這一帶，汴河上的貨船駛至州橋碼頭後，需要靠岸卸貨、倉儲，物資在這裏集散，人流也在這裏匯合。
商業性市鎮、熱鬧夜市、臨街開設的商鋪，在“唐宋大變革”發生之前，幾乎都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在所謂的盛唐，縣以下不設市；城市實行坊市製，即居民區（坊）與商業區（市）嚴格隔開，商賈隻能在指定的時間、指定的地點做生意；入夜則實施宵禁。這些帶有明顯中世色彩的商業限製，到了“運河中心”時代，都瓦解了。因此，海外一部分漢學家相信，宋朝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我們也不妨說，此“城市革命”乃是運河經濟的輻射力所促成的。
《清明上河圖》中的貨船
運河代表的水運網絡的開發，也使得大宗的長途貿易成為可能。宋朝之前的商人，還秉承著“千裏不販糴”的古老習慣，因為將糧米運至千裏外銷售，成本太高了。但在宋朝，發達的水運網絡將“千裏販糴”的成本大幅降了下來，於是“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兩浙路的太湖流域，“號為產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出”，這些“舟車”都是收購商品糧的商隊。“千裏不販糴”的貿易局限從此被打破了。
大宗交易、長途貿易的出現，又催生出了發達的商業信用。宋朝以銅錢為主要貨幣，但銅錢笨重，不方便攜帶——你總不能從京師運著一船銅錢到江南進貨吧？《東京夢華錄》說汴梁的“金銀彩帛”市場，“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這樣的大宗交易也不大可能使用現錢支付。因為這一大堆錢要是碼出來，肯定很占地方，也重得驚人：一貫錢大約有六斤，萬貫即有六萬斤。所以，宋人發展出了一套商業信用，包括便錢、交引等，用以支持長途交易與大宗交易。
便錢是京師便錢務出具的匯票，商人隻要在便錢務存入現錢，即可獲得一張匯票，憑票可到各州官府開設的匯兌機構兌換成現錢。這樣，假設京師的商人要到江淮收購商品糧，他大可不必押運一船沉重的銅錢前往，隻需要身上帶著一紙便錢就行了。
交引是官府支付的有價證券。商人到邊郡入納糧草等，官府估價後，即以高於市場價的收購價發給交引，商人憑交引可赴京城或產地領取錢或者茶、鹽、礬、香藥等貨品。京師的折中倉也接受商人輸粟，然後優價給予交引，憑引可至江淮領取茶、鹽。交引有麵額，人們往往不用交引提貨，而是把交引當成貨幣用於交易支付。又由於交引麵額蘊藏著巨大的利潤空間，交引本身也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有價證券）被買入賣出，京師與“衝要州府”都出現了交易交引的交引鋪，類似今天的證券交易所。
水運網絡—長途貿易—商業信用，這是運河經濟觸發的連鎖反應。運河還有另一項功能，也被宋朝人敏銳地捕捉到了——沿漕運線建設大型磨坊，用來加工糧食與茶葉。漕河便於磨坊原料與產品的運輸，而且水流可以驅動水磨，能達成自動化生產。宋畫《閘口盤車圖》描繪的便是一個大型的官營磨麵作坊，四五十個磨坊工人正在從事磨麵、篩麵、扛糧、揚簸、淨淘、挑水、引渡、趕車等工序，而作坊的核心部件——磨麵的機械即由水力帶動。
宋朝官府對水力磨坊抱有強烈的興趣，在京師與一部分州設立了“水磨務”，管理水磨加工業。汴河之上，更是遍置官營水磨。水磨之多，甚至影響了汴河的航運與沿岸的農業灌溉，導致各方展開了對水資源的爭奪。放在大曆史中，這樣的衝突顯得意味深長，讓人忍不住聯想到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衝突。
從某種意義上，英國的工業革命可以說就是水運推動出來的。中國經濟史學家全漢昇先生認為，英國的煤礦之所以能夠大規模生產，以滿足工業化的需要，是因為這些煤礦都位於海岸線或河流附近。因此，在鐵路網建設成功之前，可以利用便宜的水運將煤大量運輸至各地市場出售。“在工業革命以前的英國，假如沒有便宜而有效的水運，而隻是用落後的交通工具在陸上運輸，那麽，煤礦開采出來的煤隻能在附近十至十五英裏的地方出售，如再運遠一點，就要因為運費負擔高昂而賣價太高，從而賣不出去了。”如果這樣，工業革命便會失去產生的動力。
有時候，曆史性的巨變就蘊藏在毫不起眼的細節當中。就如絢爛的煙花在未爆發之前，不過是一枚小小的炮筒。我們的遺憾是，宋朝的煙花綻放了，卻又熄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