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即位不久，就不斷進行尊儒的活動，其中置五經博士、興學校這兩件大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根據曆史考證，戰國末期就已經設立博士一職。而到了漢初時期，漢承秦製，博士官予以保留。可在那時，漢高祖劉邦是一個不喜歡儒生、不喜歡經學的皇帝，陸賈卻時不時在漢高祖麵前演說稱讚《詩》《書》。
於是，漢高祖罵他說：“朕在馬上得到天下，哪兒用得著《詩》《書》？”
陸賈說：“在馬上得到天下，難道可以在馬上治理天下嗎？況且商湯、周武用武力奪取天下而後用仁義治理天下，文德武功一起使用，是維護長久的方法啊！假如秦國吞並天下之後施行仁義，效法古代的聖賢君王，陛下怎能獲得天下呢？”
漢高祖聽了，覺得他說得十分有道理，頓時感覺有些羞愧，於是對陸賈說道：“請先生為我寫出秦失去天下的原因和我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成功與失敗的國家是怎麽回事。”
於是，陸賈大略地記述國家存亡的原因，一共著作12 篇。每上奏一篇，漢高祖都對他的著書稱讚不已，在皇帝身邊的人也都高喊萬歲，並且稱那本書叫《新語》。
到了漢文帝、漢景帝時期，便出現了博士。如張生，如晁錯，都屬於《書》博士；如申生，如轅固，如韓嬰，都屬於《詩》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都屬於《春秋》博士。這樣設置的博士，雖都屬於經學博士，還不能說經學博士已成了定製。
建元五年（前136 年），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即《詩》《書》《禮》《易》《春秋》博士。由於這時的《樂》因為時間久遠而已失傳，儒家的六經也隻剩五經，而《詩》《書》《春秋》三經已置，所以，要置的隻是《禮》《易》兩經。
五經博士歸屬太常統轄，主要職責是鑽研儒家經典，參與朝廷議論典禮、政事，充當皇帝的顧問。置五經博士作為漢武帝獨尊儒術係列舉措中的一環，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從此以後，儒家壟斷了博士一職，博士官不僅是精通儒家經典的議政官、禮官，而且還具有學官的身份。
這樣就從根本上或體製上保證了經學的統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經成為漢帝國政治生活和行為道德的基本標準。
五經博士的設置，為以後的舉孝廉、興太學等興儒措施開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礎。漢武帝正是通過這些具體的可操作的舉措，將他尊崇儒術的意圖演變成了現實。
根據典籍記載，夏、商、周時已有學校，漢代國立大學稱之為太學。
大學是在漢武帝時期創辦設立的。郡國地方辦的學校稱為庠序，在漢武帝之前，例如蜀都已經設置，漢武帝時期，詔令天下郡國都設立學校，學校逐漸普及全國。
董仲舒在其《對賢良策》中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其中的“置明師”就是設置儒家思想經學之師，也就是後來漢武帝所設置的五經博士。而“養天下之士”就是培養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
漢武帝立即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並付諸實施。
興太學、置明師使尊儒進程具體化。利用學校教育來傳播統治階級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創者，而真正具體實施這項計劃的是丞相公孫弘。
漢高祖七年（前200 年），公孫弘出生在菑川國薛縣。公孫弘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家鄉薛縣做獄吏，後來因為觸犯法律而被免職。失去職務的公孫弘沒有了經濟來源，於是回到臨海的家鄉去牧豬。
四十多歲的他才開始學習《春秋》，後來又研究當時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而因通曉《詩》《書》而聞名郡國，並與同齡的賈誼一起被征為博士，一年之中升遷為太中大夫。
雖然漢文帝喜好刑名學家的言論，但是在賈誼的一係列建議下，文帝開始嚐試任用一些儒學之士，並且初設一經博士。
後來，漢武帝派遣公孫弘出使匈奴，因複命之言不合漢武帝的心意，漢武帝認為公孫弘沒有才能。公孫弘因此稱病，被免官後回到家鄉。
元光五年（前130 年），公孫弘再次被推舉為賢良文學。但是，他執意辭謝，說：“我已經被推舉一次，西行至長安，能力不足，未能稱職，所以才回來了。還是推舉別的先生吧。”不過，國人仍堅持推舉他。
漢武帝策詔群儒，請教天命廢興的道理。公孫弘對策，回答了治民之本，強調“禮儀”“賞罰”的應用。
當時對策者達一百多人，太常把公孫弘的對策列在下等，漢武帝閱讀之後，將其提升為第一。後親自召見公孫弘，看到他容貌端正莊嚴，於是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公孫弘是漢武帝時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簡樸，諳於世故，為人謙虛謹慎。全國各地賢士多去投奔他，他們口碑極好。他曆任左內史、禦史大夫，終於拜相封侯。
公孫弘以賢良對策的儒生身份一躍成為丞相，確實讓讀書人羨慕。於是許多人以他為楷模，努力研習經書，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孫弘以布衣入相，沒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為人處世更是八麵玲瓏。麵對漢武帝不斷集權於自己手中，他表現出軟弱服從的樣子。
公孫弘經常以“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來迎合漢武帝，主動要求加強皇權，削弱臣權。
廷奏時他總是唯唯諾諾，不敢爭辯，和敢於直諫的都尉汲黯形成鮮明對比。公孫弘身世微不足道，學術上不能和董仲舒相比，但他善於“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而平步青雲，位列三公。他執政期間實行的吏治和太學對漢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元朔五年（前124 年）六月，漢武帝下了一道興學的詔書，詔書中講了製禮作樂進行教化的重要性，並指令太常商議為博士置弟子的事情，以使鄉裏人人崇尚教化，達到砥礪賢才的目的。
詔書下達不久，丞相公孫弘與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上奏，明確了生源、師責、考法和分配等各方麵規定，從而建立了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備規章製度、史實可考的官學校。
公孫弘奏議中指出辦太學的目的是為了興教化，實質上是想把儒學推廣到全國，使讀書人把儒家經典作為學習內容。
漢武帝批示說“可以”。從此以後，公卿大夫和一般官吏，很多都是才華橫溢的文學之士了。漢朝掌管文教的官員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朝的官名，漢景帝時改為太常。漢武帝時期興辦了太學，太學的教師稱為博士。
西漢博士多由熟讀經書的名流擔任，采用征拜或舉薦的方式選拔，也有諸科始進或他官遷任的。博士要求德才兼備，學識淵博，能夠“明於古今”“通達國體”。漢代太學向來都有“嚴於擇師”的傳統，所以經過嚴格挑選後的博士多是為人師表、修養高深的儒學大師。
教學的內容則以講經學為主。經學大師在專門的學堂講學，弟子在台下聽教誨。遇到有名儒授課，更是濟濟一堂，頗有學術氣氛。因為西漢時紙未普及，帛難以承擔，主要使用簡牘。
由於簡牘書寫的速度比較慢，而且不便出版，所以大師學說以師師相傳，遵循一定的家法和師法，基本依照漢武帝的五經博士的經書為準。而被選送到太學的學生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太常遣派的博士弟子50 人，另一部分是郡國選送經太常批準的“得受業如弟子”的地方派遣生。這兩部分學生經過一年學習後要經過嚴格考核，並按學習的等次分派到皇帝身邊做郎官，或被委派到一些其他機構和郡國做屬吏，考核不及格的被罷除。
漢武帝之後博士弟子名額逐漸增加，漢昭帝時增加到100 人，漢宣帝時增加到200 人，漢元帝時增至1000 人，漢成帝末增至3000 人，到東漢末竟然增加至3 萬人。而太學生的補選主要有兩種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選送，二是由郡國縣道邑選送。選送的條件參照公孫弘奏議，條件不符、弄虛作假的要受懲罰。另外還有通過考試和按“父任”入學的。
雖然公孫弘擬定太學生為18 歲青年，可實際上既有60 歲以上的白首翁，也有12 歲的任賢童。由太常選送的太學生為正式生，享受俸祿，其他途徑入學的費用自理。太學的學生還擁有充裕的自學時間。
學校提倡太學生自由研討學問，向社會名流學者求教。這樣就為當時造就了相當一大批學識淵博，而且有研究能力的人才。
當時的漢武帝在設立太學的同時還創造了“密封”試卷的考試法。
這種方法叫“射策法”，也就是後來所說的一種抽簽式的考試，每年進行一次。太學生畢業後，能通一藝以上的學生，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就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說明太學生的級別不高，優秀者僅僅就相當於孝廉，學而無成、空手而歸的人很多。
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門徑得以拓寬，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機會。
總之，漢代太學的創建代表了漢朝興盛時期的文明。更高度強調了中央集權，全國統一。不但為當時的統治集團培養了大量儒生，充任了各級政府官吏，而且這種現象以後維持了兩千多年，對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以及經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它進一步將培養人才和選拔人才結合起來，開創了後世選舉與教育相結合的先河。
而地方辦的學校以漢景帝後期文翁在蜀郡辦學的時間為最早。文翁是廬江郡舒縣人。小的時候就很喜歡讀書，通曉《春秋》，擔任郡縣小官吏時被考察提拔。漢景帝後期，他擔任蜀郡守，為人仁愛並喜歡教導感化眾人。
他看到蜀地的民風野蠻落後，就打算對其誘導教化，加以改進。於是選出張叔等十多個聰敏有才華的郡縣小官吏，親自告誡勉勵，遣送他們到京城就學於太學中的博士，有的學習法規法令。減少郡守府中開支，購買蜀刀、蜀布等蜀地特產物品，委托考使送給太學中的博士。
幾年之後，這些蜀地青年學成歸來，文翁讓他們擔任要職，按順序考察提拔，他們當中有的人甚至成為了郡守刺史。
他還在成都修建學宮，把條件差的縣青年學生招收為學宮弟子，免除他們的徭役，讓他們能夠安心地讀書。學成之後，便在他們之中選出一些成績顯著的學生委以重任。為了鼓勵學生積極上進，文翁還創製了許多獎勵進學的方法。郡國學辦得有聲有色，取得了十分廣泛的社會影響。蜀守文翁可以說是郡國學的倡導者。
漢武帝聽說了文翁辦學的事情，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樣做是一個可以推廣儒學的好辦法，立刻下詔：“郡國皆立學校官。”這樣一來，地方辦的學校在全國普及起來，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體係。
漢代的地方官學與行政區劃是相一致的，分別稱為學、校、庠、序。
由課程設置可知，學與校程度相當，有經師之設；庠與序程度相當，有《孝經》師之設，比學、校低一級。
有的專家認為，學、校大致屬於中學，庠、序大致屬於小學。當然，這都不是今天所說的中小學，隻是就其教學程度的高低差別而言的。
漢代地方學校的教官，其供奉相當於卒史。
漢元帝時，由於郡國學有所發展，朝廷頒布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說明郡國經師俸祿大約為百石，俸月為16 斛，享受中等官吏的待遇。
漢代沒有專門的教育行政機構，地方學校的隸屬關係沒有相關的記載。郡文學大多數由學者名流擔任。東漢時期，還有文學祭酒的職稱。
郡文學增進地方教育的事跡，史籍有所記載。
漢代的郡文學，有可能為兼管地方文教的行政長官，這一建製延續到了三國。清代著名學者黃本驥在《曆代官職表》中表示：西漢的郡文學和東漢的文學祭酒，相當於後世的府儒學教授，官居校、學經師之上；鄉的《孝經》師則隸屬於司隸校尉。漢平帝時期，由於王莽的提倡，郡國專門設立了教育皇親宗室的宗師，尊稱為宗卿師。東漢時期，郡國學的設置已經十分普遍了，邊陲僻壤都建立了學校。這表明了在漢代，統治者對教育是相當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