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16 歲登基，麵對先輩的豐厚遺產，他希望把政權集中在皇帝之手，幹一番大事業，而新儒學正符合他的要求。於是，他在登基後做的第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便是尊崇儒學。所以才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出台，儒學被定為最高統治思想。這是漢武帝為實現政治抱負所奠定的思想基礎，其實質是對政治指導思想作出新的選擇和確定。
漢武帝深知，治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尊賢任能，使俊傑在位。先賢墨子曾說：“尚賢者，政之本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
因此，漢武帝在掌國執政後的第二年，即建元元年（前140 年）冬十月，他便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漢武帝還下製書，策問治國之道。這時，一份論述“天人合一”“君權神予”“《春秋》大一統”的文章吸引了他，他反複誦詠，不禁拍案叫絕。再看篇尾署名，竟然是廣川董仲舒。
董仲舒是文景氣氛熏陶和培育出來的漢代第一位有係統思想體係的經學家、哲學家、教育家以及政論家。漢文帝元年（前179 年），他出生在一個家有大批藏書的大地主家庭。
董仲舒從小就潛心發憤，“論思《春秋》，造著傳記”，以著《公羊春秋》著名，著有《春秋繁露》17 卷。他的思想以《春秋》為基礎，糅進陰陽五行，來發揮闡揚先儒思想，開創並奠定了漢儒思想的基礎。他在30 歲的時候，開始招收大批學生，精心講授。
通過講學，董仲舒為漢王朝培養了一批人才。他的學生後來有的當了諸侯王國的國相，有的成了長吏。由於董仲舒廣招門生，宣揚儒家經典，他的聲譽也日益擴大，在漢景帝時當了博士，掌管經學講授。
董仲舒課講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而後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傳弟子隻是聽說過他的大名，根本就沒見過他的麵。他一門心思教學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沒回家。他的行為舉止，都遵循禮節，很多讀書人都尊他為師。而漢武帝對其博學早有耳聞，如今一看，果然是名不虛傳。
漢武帝下的這三封對策，董仲舒有問必答，字字句句都切中漢武帝的心意。於是，漢武帝立刻寫下了“賢良之首”4 個大字，並下旨：“速召董仲舒覲見，朕要當麵策問。”宮廷內外，頓時議論紛紛，都想一睹董仲舒的風采。
不久之後，漢武帝在未央宮單獨召見了董仲舒。漢武帝對他說：“朕即位以來，希望治理好國家，深感責任重大，晝夜不敢安心。深思萬機，猶恐有失。所以廣請四方豪傑與賢良有學之士，希望能聽到你的有關治國的宏論。朕當專誠聽取，向你請教。”
董仲舒說：“這是我主英明聖哲的體現，臣願竭盡全力，以報聖上恩德。”
漢武帝見董仲舒舉止合禮，言辭達理，心中非常滿意。漢武帝接著問：
朕有些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想煩先生解釋。從前三皇五帝的時候，天下太平。可到後來，王道衰微，國家滅亡，這是否是天意如此？朕繼位後，很想取法上古，向堯舜看齊，使天下聖明，不知這樣做有沒有用？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興起，它們的祥兆是什麽？天下的災異為什麽會起？人可壽夭，天性有好壞，究竟是什麽道理？還有，朕現在希望淳樸的風尚在社會上暢行，法令能執行下去。刑罰減輕，奸佞改過。朕還期望百姓和樂，政治清明。
朕希望通過修治整飭，達到雨露滋潤，百穀豐登的統治，讓天下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陰庇，洋溢著德澤足以施及四海眾生，但不知怎麽樣才能實現？
漢武帝一口氣提出這麽多問題，他看了看麵前的董仲舒，接著又說：“先生明曉先聖的業績，研究風俗習氣的變化和事物發展的規律。
而且先生研究高深學問的時間也很久了，請闡明你的看法。”
董仲舒是一個飽讀詩書的人，他見漢武帝年紀輕輕，便提出了這麽多非一般常人可提出的尖銳深刻的問題，深切地體會到漢武帝很了不起。他多年研讀講學，已形成一套自己完整的儒學治用思想和理論。
董仲舒用天譴論回答了漢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的問題。他又提出，國家若要長治久安，必須要興起儒家的“禮樂教化”。
他說：“國君是承繼上天意誌在人間辦事的，故應當用德教，不能濫用刑罰。刑罰不能用來治世，就像年歲不能用黑夜造成一樣。”因此，他建議要以“教化”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教化立則奸邪皆止”。要教化百姓，就要在國都設立太學，在邑城設立庠序。接著，董仲舒猛烈抨擊秦朝以法治國的弊端，認為秦的曆史證明，法令愈多奸邪愈生，正好像揚湯止沸、抱薪救火一樣。
秦朝以法治國的遺毒餘烈，至今尚未泯滅。漢家已有天下70 年了，必須改變這種局麵，這叫作“退而更化”，隻有更化才能治理好國家。
董仲舒的第一個對策，適應了當時漢朝從政治上、思想上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切中了當時政治上最高代表漢武帝的心思。這位年輕君王早就醞釀著許多想法，隻是還沒有係統化、理論化，還很朦朧，也沒有用文字、語言表達出來。聽了董仲舒的對策，他大為驚異，想不到漢家天下竟有這樣的人才。
很快，漢武帝對董仲舒進行了第二次召見。董仲舒能夠推行自己的主張，當然感到十分興奮。他總結了堯舜禹以來的曆史經驗，特別點明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賦斂無度”，導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訓。
為了培養一批“德治”人才，他建議設立太學，作為“教化之本”。
他說皇帝若通過考問得到天下“英俊”之才，就有可能實現三代的至治局麵，陛下的英名也就能和堯、舜比美。早就想成就一番事業的漢武帝，被董仲舒的對策說得心癢癢的。董仲舒這兩次提出的對策，都獲得了皇帝的嘉許，董仲舒感到不勝榮幸。他在第三道對策中，鄭重提出自己思索多年的哲學觀點和政治思想。
董仲舒希望漢武帝要堅持不變的天道。在不變的天道之下，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遵守嚴格有序的上下尊卑關係，使“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他又向漢武帝提出了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帝王要在“大一統”的總原則下，統一思想。
凡是不符合儒家六藝、孔子之術的思想學說，一律摒絕禁止，不允許存在。
隻要“邪辟之說滅息”了，“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老百姓就好統治了。董仲舒這套建立在唯心主義哲學觀點上的政治思想，從“春秋大一統”的原則出發，維護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是利用儒家思想維持封建統治秩序。
在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董仲舒的思想原則不僅加強了封建中央集權製度，也適應了建立在宗法製基礎上的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要求。這就是漢武帝能夠接受他三道對策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獻策成功，漢武帝任命他為江都相，在漢武帝之兄易王劉非那裏做事。漢武帝下詔，命令全國“推問孔氏，抑製百家，立學校之官，州舉茂材孝廉”。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漢武帝時期意識形態領域中一項重大政策，對以後的封建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董仲舒後來年老歸家，朝廷每有大事，漢武帝還遣使相問。董仲舒的對策和儒家論著，前後共寫了123 篇，其中一部分保留在流傳至今的《春秋繁露》這部古書中。
董仲舒的這些主張，是從維護專製統治的長遠利益而謀略的，這不僅有利於專製統治的長治久安，而且為漢武帝統一思想、集權中央、一統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因而被漢武帝采納。
漢武帝大約是在建元對策的當年就建立了太學，到了建元五年（前136 年），又設置了五經博士，將博士製度與太學製度結合起來，進而確立以經術造士的教育製度。太學完全采用儒家五經為課程，教師聘請儒學博士擔任。
元朔五年（前124 年），漢武帝下《勸學詔》，命禮官勸學，把舉遺風、興禮學視為天下的首要任務。漢武帝還號召在郡國興辦地方學校，推廣蜀守文翁在郡興立地方學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這樣一來，儒學成為士人進身階梯。天下士人為進入仕途，紛紛統一到儒家思想中來。用儒學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才成為封建專製中央集權最得力的擁護者。
漢武帝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並未完全實施。尊儒興學，他做了，而禁滅百家的極端主張，他沒有采納。在保證儒學的官方學術、政治主導思想的前提下，漢武帝在學術思想領域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學”的路子。
除了學官獨用儒家外，漢武帝沒有排斥百家，禁止學術活動。前朝許多好其他學說的大臣，大都留任朝廷，有的還被重用。朝廷中有些公卿即使是以儒術見用的，也可兼治其他學說。對郡國及民間的其他學說活動，漢武帝並未明令取締、禁止，而任由其存在。
“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是漢武帝繼位後實行的學術文化政策，它表明了漢武帝並不動用皇權強行推行和追求學術思想的大一統，而是在確定了儒家為主流、主導思想之後，不斷按實際需要吸取諸子百家學說為輔導，作為對自己政治主導思想的必要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