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建立後，統治者看到了秦朝法治絕對化的種種弊端之後，為了更好地鞏固封建政權，尚賢思想再度受到重視。這就為察舉製的創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漢高祖劉邦十一年（前196 年），漢高祖下詔說：“上古時代稱王稱霸有所作為者如周文王、齊桓公等，都是依賴了賢能之士的幫助。現在我們漢朝建立不久，需要大批人才幫忙治國安邦，而且到處都有賢能。
大家踴躍地站出來為我們出力吧，我們不會虧待大家的。”
這個詔令說明漢高祖頗有求賢若渴的心理，更說明漢初急需人才的情況。於是，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漢高祖建立了一整套選拔官吏的製度，名為察舉製。察舉是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的製度，也叫選舉。
漢文帝時期，察舉製度大體形成。漢文帝於二年（前178 年）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於十五年又下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並且定下了考試和錄用標準。
直到漢武帝時期，察舉製達到完備，各種規定相繼推出。其後，各種科目不斷充實，特別是有了統一的選才標準和考試辦法。考試是漢代察舉製度的重要環節。被舉者經考試後，由政府量才錄用，這樣既保證了選才標準能貫徹實行，選出真正的人才，還能保證競爭的相對公平，令下層人士有進入國家管理層的可能。
建元元年（前140 年）十月，漢武帝下令“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並依照丞相衛綰之奏，盡罷“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為察舉製確定了以儒術取士的方向。
但由於竇太皇太後的幹預，該政令無法得以推行。元光元年（前134 年）十一月，即竇太皇太後死後的第六個月，漢武帝根據董仲舒舉賢良對策中“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選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的建議，下詔“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察舉製是由周代的鄉舉裏選“秀士”和諸侯每歲“貢士於天子”的製度演繹而來的。它在漢代的確立有一個發展過程。察舉製度在推行過程中，遇到了來自郡國方麵的阻力，有的郡、國每年甚至一人也不舉。
對此，漢武帝非常惱怒。
一些部門的官員奏報：“不舉孝，是不遵從皇帝的命令，應當以不敬治罪；不察廉，是不勝任本職，應當罷免。”“不敬”罪，在漢朝為重罪，輕則棄市處死，重則族誅。
漢武帝當即批準執行。從此以後，各郡國再也不敢懈怠，察舉製度終於可以順利推行。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官員不薦賢有罪，薦賢有賞，這使察舉製度進一步完善，漸漸成為漢代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被舉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職，由郎遷為尚書、侍中、侍禦史，或外遷任縣的令、長、丞、尉，再遷為刺史、太守等。
漢武帝時代，大體上完成了由“功臣政治”向“賢臣政治”或“能臣政治”的轉變。漢武帝開創了獻策上書為郎的選官途徑，在一定限度內歡迎批評政治的意見。
一時間四方人士上書言得失者多達千人，其中有些因此取得了相當高的職位。田千秋原任高寢郎這樣的低級職官，就是因為上書言事被漢武帝看中，很快被任命為列為九卿之一的大鴻臚，不過數月便升遷為丞相。
正是在漢武帝時代，察舉製得以基本成為正式的選官製度。這一曆史事實，標誌著選官製度重要的進步，意義十分深遠。所以董仲舒指出，官吏大多數出於郎中、中郎。但二千石子弟，不一定是有才能的人。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封建地主階級隊伍的擴大，他們要求參加各級政權。
漢武帝為了適應地主階級各階層的要求，鞏固和加強中央集權，於是改革了選官製度。他用察舉、征辟等方式在博士子弟中考選人才，授以各級各類官職。漢武帝時期的公孫弘、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都是從這種途徑進身而被重用的。創建察舉製的優點如下：第一，在察舉製下，個人的社會背景、家庭出身不再是選士任官的唯一依據。地方士人隻要有真才實學，有一定的社會威望，或有值得稱頌的道德品質，就有可能成為察舉對象，從而登上仕途。許多出身卑微的人才，像主父偃、東方朔、司馬相如，在漢武帝時得到重用，而這在世卿世祿製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世卿世祿製下，官職由貴族壟斷並世襲，一般人根本沒有條件成為官吏。而世襲的貴族往往奢侈腐化，無所用心，於國於民都為害不淺。軍功製起初，隻要有軍功，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能授以爵位，如若沒有軍功，哪怕他出身再高貴也不能獲得爵位，所謂“有功者榮顯，無功者雖富貴無所芬華”就是這個道理。
但到兩漢時，有了高爵低爵的區分之後，一般人不可能獲得高爵，換句話說，家庭出身此時使得爵位越來越無實際意義，百姓對是否擁有爵位也毫不掛心了。
第二，察舉製有利於招徠各類人才。察舉科目很多，有孝廉、秀才、明經、明法、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幾種，而且又讓熟悉地方情況的州郡長官親任察舉官，這就能把各類人才作為察舉對象，選仕任官，這無疑有利於封建國家的統治。
而軍功製不利於按才能來選拔官吏。在軍功製下，授爵僅以其軍功為依據，如此便剝奪了許多非身強體壯的士人之權利。韓非子有言：“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說得很有道理。秦朝實行“計首授爵”製，多次發生殺良冒功之事。
在軍功製的蠱惑刺激下，將士瘋狂屠殺，幾乎每次戰爭都要死許多人，給社會造成極大破壞。世卿世祿製不利人才選拔之弊則更明顯了。在世卿世祿製下，官職由貴族壟斷並世襲，出身的小貴族即使是昏庸之輩，也可繼承父兄的職位。如此弊病大矣哉！
第三，察舉製有利於中央集權，這與軍功製相比更加明顯。
在察舉製下，察舉權雖下放到地方，但官吏任免權最終由中央掌握，中央仍可自由委派官吏。
而在軍功製下，極易出現地方諸侯“功高蓋主”的現象，對皇權造成威脅。西漢初，分封的異姓王幾乎全是軍功製的受益者，結果造成地方王國勢力強大，中央無法駕馭。地方王國問題遂成為西漢中央集權的最大威脅，這很能說明軍功製是不利於中央集權的。
第四，察舉製在其實行之初一般能保證被察舉者的“質量”。
被察舉者有一年任期，隻有勝任者才能轉為正式官員。若不勝任，就要被撤換，而且推薦者也會因此受罰，這使得察舉人不敢隨便亂推薦士人。還用策問形式直接考察士人，其益處自不待言。
同時，察舉製也會產生弊端：
第一，在察舉製下，雖然察舉科目很多，但天下之大，賢人之眾，不可能把所有賢人都推薦給朝廷，仍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賢才被埋沒在鄉村野氓中，終身未得任用，造成了人才的流失和浪費。
漢朝由察舉而成為官吏的士人隻占總官吏人數的極少部分，而且有許多小人利用察舉機會，或賄賂或靠關係千方百計使自己成為被察舉對象。還有，被察舉者因察舉人而走上仕途，必對察舉者感恩戴德，並為之效命，這樣極易產生宗派行為，形成地方集團。
第二，對士人道德品質的考察是察舉製的前提，但這不易考量，因為很難對人的道德品質作出中肯的評價。人的道德品質須通過對他言行的長期考察才能得出較客觀的評價，而且這種言行還可能是假的，抑或他以後發生蛻變。
第三，察舉製廣泛推行，地方鄉閭因之有了評議之風，“清議”
名士好品評臧否人物，不重實際，空發議論。這種惡劣風氣還遺留給了後世，在魏晉時尤為明顯。“清議”名士中有許多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藝，以就聲價”者，清議成了這些偽君子攫取名利、撈取政治好處的資本。
察舉製是在漢代集權製國家中產生的，它為漢王朝選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有效充實和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統治機構，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