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並不僅僅是通常意義的“儒生”。在《論語》中，我們所見的孔子的確隻是一位教師。他希望經他教導的學生成為國家和社會的棟梁之材，即所謂“成人”，因此，他以經書包含的各種知識教誨學生。作為教師，他認為自己的首要任務是向青年學生解釋古代的文化遺產。因此，在《論語》中，孔子說他自己“述而不作”。但是，這隻是孔子的一個方麵；他還有另一方麵，在解釋古代的典製、思想時，孔子是以自己對道德的理解去詮釋古代的經書。例如古禮規定，父母死，兒子要為父母服“三年之喪”，孔子解釋這一點時說：“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論語·陽貨》)這是說，孩子出生後，前三年離不開父母的懷抱；因此，兒子為父母守喪，也應有三年，以感父母之恩。再如講授《詩經》的時候，他強調其中的倫理價值，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這些實例都說明，孔子在講授經書時，注入了新的東西。
孔子的弟子也仿效老師，在傳授經書時注入了自己的思想見解。這樣，在曆代傳授經書的過程中，形成了無數注解和詮釋，後來形成的《十三經注疏》，其中大部分便是對六經的注疏。
這是孔子和與他同時的其他儒生不同的地方，使他成為一個學派的創始人。由於這派學者都是諳習六經的專家，因此他們被稱為“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