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墨子看來，為使民眾實行兼愛，不僅要有宗教的規範，還要有政治的規範。《墨子》書中有《尚同》篇，分上中下三章，其中闡述了墨子關於國家起源的理論。墨子認為，國家的權威有兩個來源：其一來自民眾，另一來自天誌。國君的任務應當是監察民眾，對實行兼愛的予以獎賞，不實行的則予以懲罰。為有效實行這種監察，國君要有絕對的權威。說到這裏，人們會問：人民大眾為什麽自願選擇這樣一個絕對威權來君臨統治大眾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民大眾接受這個權威，不是出於自願，而是出於無奈，因為除此以外，別無選擇。照他看來，在國家興起之前，社會大眾生活在湯馬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之中。《墨子·尚同》上篇中說：在初民社會中，“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亂，至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據墨子的看法，國君最初是順應民眾的意願而產生，以免民眾陷於無政府狀態。
在《尚同》中篇裏，墨子又說：“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也。”照這裏所說，則國家和君主乃是按照神的意誌而設立的。
無論國君的權力是從哪裏產生的，按墨子的看法，君主一旦建立起來，就向民眾發出號令：“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由此引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同上)，意思是：對最高領導，要事事同意，而不要跟隨下麵的人。
按照墨子的理論，國家的性質必然是極權主義的，國君的權力必定是絕對化的。這是從他的國家起源理論所導致的必然結論。因為國家之所以產生就是為了製止人們由各行其是而產生的混亂。因此，依墨子的說法，國家的職責就是“一同國之義”(同上)。在一國之內，隻能有一個是非標準(“義”)，這個“義”隻能由國家製定。一國之內，不能容忍多重標準，那將導致混亂，使民眾又回到“自然狀態”中去，結果除混亂外，一無所成。從這種政治理論中可以看到，墨子把“俠”的職業道德發展到政治理論，強調集體紀律和集體的順服。它也反映了墨子時代的政治混亂局麵，使許多人傾向中央集權，認為即便專製，也比混亂要好。
這樣，墨子主張，必須劃一是非的標準(一義)。照墨子的主張，“是”就是“交相兼”，“非”就是“交相別”。墨子指望通過這樣的政治規範，再加上宗教的規範，可以使天下之人都實行兼愛。
這便是墨子學說的梗概。從當時各種文獻記載看來，墨子自己便是奉行這些原則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