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約前87年），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西漢時期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被後世尊稱為“太史公”。“司馬子長”這個名字之所以成為史學界的一張名片，原本用於自稱的“太史公”之所以化身為飽含敬意的“國民稱呼”，絕非憑空而來，這是他一生的苦難與堅持換來的，概括成一句話：榮譽，是苦難的勳章。
西漢史學家司馬談在他病終之際，對即將代替自己參加漢武帝封禪大典的兒子說：“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後來衰落了，難道要斷送在我這裏嗎？你繼為太史，就可以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一番叮囑後與世長辭。可能他做夢也沒想到，他的夢想真的會在這個兒子手裏變成現實，自己也因為兒子一並名垂千古。不過，他自然也沒有想到，兒子是在品嚐了人間奇恥大辱之後發憤著書而完成這個任務的。
司馬談的兒子就是司馬遷，那部史學巨著就是聲名赫赫的《史記》。雖然天漢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馬遷恪守良知，為戰敗被俘的李廣之孫李陵仗義執言，不幸被送進蠶室，遭受了宮刑，但是，作為大儒孔安國、董仲舒的弟子，他在這部著作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無論是史書的體例創新，還是史學精神的傳承與突破，都達到了一個新高度。魯迅先生曾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並稱為“史學雙璧”。當然，對於中學生來說，這是作文不可或缺的素材，沒有司馬遷、陶淵明、蘇軾，他們簡直不知道如何完成一篇作文。
“多年”後，司馬遷因為遭受了宮刑，心懷不能入葬祖墳的遺憾告別了人世。時光荏苒，一晃又是一個“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感動於外祖父的大義，折服於《史記》博大精深，上書漢宣帝，於是兩千多年後的今天，很多人家的書案之上有了《史記》，也有了一份回望曆史的深沉。
【原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35)左徒(36)。博聞強誌(37)，明於治亂(38)，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39)，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嚐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嚐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40)，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41)，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誌潔，故其稱物芳(42)；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43)濯淖(44)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45)泥(46)而不滓(47)者也。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既絀(48)。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裏。”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裏，不聞六百裏。”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49)，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複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複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眜。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50)。複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51)，眷顧楚國，係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複之，一篇之中，三致誌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52)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 （左饣右甫）(53)其糟(54)而啜(55)其醨(56)？何故懷瑾握瑜(57)，而自令見放為(58)？”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59)，受物之汶汶(60)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61)之白，而蒙世之溫蠖(62)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63)，為長沙王(64)太傅(65)。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嚐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 （左服右鳥）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思維式古文解讀】
可與日月爭輝嗎——《屈原列傳》
《屈原列傳》是司馬遷所著比較有代表性的列傳之一，外加《項羽本紀》《信陵君列傳》《伯夷叔齊列傳》都是他寫得比較好的。他有個特點，和他命運相似的都寫得好。越是“賦愁者聯盟”，他給的筆墨越多。屈原在曆史上就是一個懷才不遇、命運坎坷的標杆。他能幹，司馬遷給他量身定製了很多成語。“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後來的諸葛亮，比起屈原，恐怕都要稍遜**，畢竟屈原所在的楚國，地盤可比蜀漢大多了，國情也複雜。要論文采，屈原那就更不用說了，中國曆史上第一部詩歌個人專輯就是屈原創作的，“主打歌”《離騷》，諸葛亮雖然有《出師表》，但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略輸文采。論忠誠，屈原也不遑多讓，諸葛亮死而後已，但是屈原都投江了，還能如何？楷模有力量，司馬遷把這個千載的榜樣在《史記》裏樹起來了。當然，屈原投江加持了屈原的價值，他可是中國曆史上唯二令後人設置節日的名人之一，另一個是介子推。因為他太有能力，“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小人們開始誣陷屈原了。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這是權謀鬥爭的基本模式，懷王讓屈原寫一些國家的法案。不料上官大夫想看。可是法案的草稿剛剛寫完，還沒有公布，屬於國家機密，怎麽能給他看呢，結果上官大夫和屈原結下了梁子。後來他反複誣陷屈原，國君耳根子軟，三人成虎，也就疏遠了屈原。
這個悲劇最終導致了屈原沉江。
一
很多人以為讀完《屈原列傳》這篇文章會熱淚盈眶，因為多數人都先入為主了，心想屈原這樣的遭遇，讀起來難道不會熱淚盈眶嗎？
但是，我敢肯定，大家讀完了《屈原列傳》，並不見得如事先想的那樣。
因此，我想問一個問題：屈原的悲劇真的都是他人造成的？
我們可以看看屈原“誣陷門”的後續發展。屈原被流放之後，寫了一篇牢騷滿腹的長詩，詩很應景，名字叫《離騷》，目的是指責懷王和他身邊的一群小人，“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司馬遷的這個判斷很準確，事實確是如此。國君身上真是弊病多多，屈原在《離騷》裏好好地批評了他一頓。要知道，屈原寫的《離騷》雖然難哭了無數大中小學生，但楚懷王還是能讀懂的，他的智力還不可能感人到讀不懂《離騷》的程度。古代文人在作品中如此直接點名國君的不多，他們認為批評很重要，但建設更重要，沒有時間跟國君較勁。可是屈原有點不服輸，他不平則鳴，堅決不肯憋出內傷。
另外，司馬遷覺得屈原悲劇的根源是他太有才華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麻煩的是楚國的風還很大！屈原這樣的人物哪裏去找？可是楚國人如此不惜才，他覺得屈原委屈，他冒著“退群”的風險，站在了屈原這一邊，他表揚屈原：
“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誌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什麽都不用說，就兩個詞：“古今罕有”“空前絕後”。這麽完美的人，僅此一個，司馬遷的表揚詞有一句很重要：“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換句話說就是，除了天上的太陽和月亮，然後就是屈原了。
不僅如此，司馬遷還講了一個事例：屈原被放逐之後，楚國昏招迭出，就是因為沒有屈原這樣的人，楚懷王先是被當時的縱橫家的代表人物、連橫派的張儀一騙再騙，反複上演智力被碾軋的大戲，最後客死於秦。楚懷王得到了報應，甚至楚國都得到了報應。這就是高明的喊冤叫屈。
二
但是屈原自身真的沒有問題嗎？
我看也不盡然。我們來個反向思考。司馬遷興致勃勃地記錄了屈原在江濱見到一個漁夫的故事，漁夫問了屈原一句話：“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這個問題其實很考驗屈原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物，或者其智慧、毅力、襟懷的成色，而智慧、毅力、襟懷又是治國者所必需的。
屈原是怎麽回答的呢？非常傲嬌：“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屈原認為這個世界太薄情，對自己而言，這個世界太壞了。這個判斷沒有太大問題，但是作為政治家而非文人的屈原，這麽回答就有問題。首先，他不理性，天下要都是壞人，楚國也熬不到現在；其次，天下總有誌同道合者，誌同道合者一個都沒有，那就說明了更大的問題。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對整個楚國是悲觀的，他對自己其實也是盲目的。作為文人，這樣可以。當然，後麵的對話，逼得屈原說出了自己內心的秘密——投江。屈子要的是至清之水，至察之人。如果真能達到“至清”“至察”的程度，其實國家都不需要人治理了。然而，這段談話簡直就是直接把漁父塑造成了一個反麵角色，雖然這位漁父說的話有可能是反語。司馬遷太愛護屈原了，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屈原所說的一切都是人類的真理，而別人所說的一切都是謬論。司馬遷已經不會客觀地思考了，因為他認為屈原是完美的，絲毫不用承擔過錯。
可是，我們發現了什麽？範仲淹在他的《嶽陽樓記》裏是不是這樣？歐陽修在他的《醉翁亭記》裏是不是這樣？蘇軾在他的《赤壁賦》裏是不是這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屈原有點搞反了。治國平天下所需要的意誌力、掌控力、襟懷、格局，在他身上似乎都沒有看到，看到的隻是可憐，這說明修身的本領不夠強大，他沒有把自己的貴族氣質打造成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浩然之氣。
所以，屈原遠沒有我們想的那麽完美，他的悲劇有自身原因。我們不想推翻他的偉大，能有這樣的赤誠很不易，能有這樣的初心很難得。但是，真的偉大不會因為錯誤就黯淡了成色，反而，一個缺陷還有可能讓偉大變得真實。當然，這些我以後會講到。
三
誰在《屈原列傳》裏犯了錯誤？當然是司馬遷。
而屈原的回答和司馬遷幾乎如出一轍，那就是世人在我眼中隻算個零，我是一。沒有一有多少零都沒有意義，所以和這幫齷齪的人在一起，我是不肯，也不能遷就的。這裏有現實的原因，比如世態炎涼、君王薄情。當然憤激之情也在其中。國家未來的前途，百姓的幸福，都不可能成為談判的籌碼。屈原寧可不要國家，寧可去死，也不能放下他的這種理想，不能放下他的道德情操，不能放下他的高標準、嚴要求。真正的政治家明白：妥協其實也是一種智慧、一種忍讓、一種度量和胸懷。
可惜，司馬遷與屈原一道，是看不到這個東西了，司馬遷已經陷入了自己的情緒，而且情緒化非常嚴重。人們都說這篇文章為人稱道的地方在於“夾敘夾議”，不過大家別忘了，這篇文章首先是史學作品，不是文學作品。凡是感情泛濫的，都會以情害理，否則客觀公平、持中守正的史官態度從哪裏來？
魯迅先生評價過司馬遷的《史記》，他給了兩句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兩句話要好好體會。魯迅先生的這兩句話，好多人都當成了褒獎之詞，你看《離騷》，千古不朽，多棒啊，絕唱多經典啊，這樣的理解用來考試沒有問題，完全可以作為標準答案。然而，你別忘了一個問題。他說“史家之絕唱”還好，是在褒獎史書的作者發憤著書，用生命寫作品，而且《史記》確實開創了中國正史寫法上的很多先河，比如它采用“紀傳體”的形式，比如它打破了很多選人標準，項羽進了“本紀”，陳勝被放到了“世家”等，這些都配得上“史家之絕唱”的讚譽。
但是後半句你就得琢磨琢磨了。“無韻之《離騷》”，《離騷》是不折不扣的文學作品。魯迅這句話，實際上包含對司馬遷的一個非常委婉的批評，史書最重要的作用是啟示後人，客觀、如實地描摹記錄社會，杜絕帶入太多的個人感情和好惡，這是基本原則。但是司馬遷做不到。為什麽做不到？他在《報任安書》中七八次提到了自己受宮刑的遭遇，成為宦官的恥辱永遠縈繞不去，這種痛苦有時會讓他失控。雖然我們很多人說漢武帝有雄才大略，但是也許人們有另一種思考：雄才大略的人是不是就讓人發自內心地感到溫暖？可能未必如此，他有雄才大略，就得有說一不二的權力，沒有權力的集中，他就不太可能沿著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不論對錯——這是古代社會君王的一個特點。也正是因為這個特點，文人出於對國家社稷的關心，就會非常熱情地勸諫君王，隻有這樣才能表現出文人的價值。結果，這些“雄才大略”的君王對權力很敏感，你可能是為了他好，但是他覺得你會傷害他的“權力”，潛意識地有所反攻，甚至報複，你愛惜名譽，他毀你名譽，你愛惜羽毛，他給它來點汙垢。結果，曆史上的很多文人的命運，都是悲劇。
司馬遷就是這樣一個受害者，而他又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每每講到曆史上那些命運相類似的人，就等於又站出來審視一遍自己，回憶一遍過去，痛不欲生。沒有情緒，那才不是人！但是隻要承認了這一點，也就證明司馬遷對屈原的認識還是不那麽全麵，他給了太多同情分——同情弱者是美德，有時也是過錯。
這裏還有一個例子，他要塑造出項羽的那種雖然無謀，但坦**、磊落的樣子，有時就要犧牲劉邦。後者貴為一代天子，在司馬遷的筆下卻顯得內心齷齪不堪，其實劉邦十分具有長者風度，這是他的加分項，他也是靠這個贏得了天下，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比如張良的話劉邦言聽計從，犯了錯誤就承認，而項羽犯了錯誤不僅不承認，還要把預警的那些人當鍋來使，就像袁紹之於田豐那樣。當然，我不是在否定司馬遷的偉大，我隻是說個別的傳記可能融入了個人情感。作為曆史的記載者，要把情緒藏起來，永遠遵循史書的一個道理：不以情害理，不以情害文。
可是，也正因為這個錯誤，我們發現了史學的魅力，也發現了文學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