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種稅製的實行擴展到帝國所屬各殖民地，其究竟能帶來多少收入總額，想要獲得相當準確的數字，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國通過這一稅製，每年對不到800萬的人口，可獲得1000多萬英鎊的收入。愛爾蘭的人民，有200萬以上。據一份在美洲國會提出的報告統計，美洲十二同盟州的人民，有300萬以上。然而這種報告，恐不免有些誇張，借以鼓勵其國民，或威嚇英國公民。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假定：英國、北美洲及西印度各殖民地人民，合計不過300萬，歐洲美洲的全部帝國人民，合計不過1300萬。如果這種征稅製度，對於800萬以下的居民，能征收1000萬鎊以上的稅，那麽，對於1300萬居民，就應當征收1625萬鎊以上的稅。在這一假定即將獲得的收入中，必須減去愛爾蘭等各殖民地通常為孝敬他們的政府所負擔的經費開支而征收的款額。愛爾蘭的行政費用，以及軍費連同公債利息，按1775年3月以前的兩個年度平均計算，每年還不到75萬英鎊。根據最準確的計算，美洲及西印度主要殖民地收入在當前騷亂開始以前，共計達14萬1800英鎊。不過這個計算的結果，不包括馬裏蘭、北卡羅林那以及英國最近在大陸和島嶼方麵所獲得的領地的收入。這省略的結果，恐怕有三四萬鎊的出入為了簡明易懂，姑且假定愛爾蘭及各殖民地開支行政費所必要的收入為100萬鎊。在1625萬鎊中，減除這100萬鎊，尚剩有1525萬鎊，可供帝國開支一般性費用及償付公債利息。但是如果以英國現在的收入，在和平時期節約出100萬英鎊用以償還公債，則在此增加的收入中，就不難節約625萬鎊下來，償還公債。況且，這樣一大筆減債基金，由於以往各年度的公債利息都是前一年先支付的，所以還可以逐年增加。減債基金這樣急速地增加，在幾年之內，就足夠償還全部公債，並完全恢複現在趨於消沉憔悴的帝國活力。與此同時，人民亦可從若幹負擔最重的賦稅，即生活必需品稅或製造原料稅中擺脫出來。於是，勞動人民的日子就會好過很多，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出賣勞力，然後以低廉的價格將其生產的產品提供給市場。既然價格低廉，那麽對該商品的需求就會增加，結果是對生產該產品勞動的需求也會隨之增加。勞動需求增加，勞動人口的數量也就增加，他們的生活境遇也會隨之得以改善。這樣一來，他們的消費也會增長，對他們消費所有商品的征稅收入，也會增加。
然而，由這種征稅製度獲得的收入，並不會立刻隨納稅人數的增加而增加。對於帝國領地內以前從未負擔任何稅收，現在剛開始實行稅製的殖民地，在一段時間內應放寬要求，即要求各殖民地盡量嚴格地依法征稅，但不在所有地方都要求按照納稅人數的比例獲得相應的稅收收入。因為，在相對貧瘠的地區，需要付關稅和國產稅的消費商品相對較少；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區，走私的機會又非常多。蘇格蘭的下層人民，很少引用麥芽飲料。若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國產稅收入，是按人民人數及稅率（由於麥芽品質的差異，麥芽稅稅率英國與蘇格蘭不同）比例計算，蘇格蘭一定會比英國少得多。至於這些部分的國產稅，漏稅的情況在這兩國不相上下。對釀造所征收的稅和大部分關稅，若按人口比例征收，蘇格蘭的收入要比英國少很多，這不僅僅因為應繳稅的商品在蘇格蘭的消費比較少，而且在英國走私非常便利。愛爾蘭的下層階層人民，較蘇格蘭更為貧困，而愛爾蘭大部分地方的人口，則與蘇格蘭同樣稀少。因此，按人口比例計算，愛爾蘭應繳稅商品的消費，比蘇格蘭更少，而走私的容易，則幾乎與蘇格蘭相同。在美洲和西印度地區，哪怕最下等白人的生活處境也比英國同一階層的生活境遇要好得多。他們對通常喜愛享用的所有奢侈品消費，要比英國同一階層所消費的多得多。當然，美洲大陸南部各殖民地及西印度群島的居民絕大多數是黑人，由於他們現在還是奴隸，其生存狀況比英國或蘇格蘭最下層人的生活狀況更差。但是我們不可以以此為根據，就猜測他們比英國最下層人吃得更差，隻能消費輕稅商品。為了使他們好好工作，主人會使他們吃得好，把他們照料好，正如為了好好喂養為他們耕地的畜生一樣。無論在哪裏，黑人幾乎與白人一樣有甜酒、蜜糖及真樅酒，即使對這些食品也應繳納一定的稅費，但是這些配給是不會因此而取消的。所以，若按居民人口比例計算，在美洲和西印度群島，對應稅商品的消費，恐怕不亞於在英帝國的任何一個地方。當然，按照國土麵積計算的話，美洲居民比愛爾蘭或英國還要少得多，因此在那裏走私的機會要大得多。但如果把現在對麥芽及麥芽飲料所征收的個稅變為單一的麥芽稅，則國產稅最重要的部分則幾乎沒有逃稅的可能。如果把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關稅，代替為隻對用途最廣，消費最多的少數商品征收關稅，並且這些關稅都按國產稅法進行征收，那麽盡管走私的機會仍無法杜絕，但是會大大減少。顯然，經過關稅和國產稅這兩種非常簡單和易於操作的改革，按消費比例計算，哪怕在人口最稀少的地方也會獲得與目前人口最密集地區一樣多的收入。從這種估計必須做出的一些扣除， 會由少數修改造成的收入增加來彌補。
據說，在美洲沒有金幣或銀幣，所有的內地交易都是以紙幣進行的。偶爾也會有金銀交易，但是因為需要購買英國的商品而最終又流往英國了。由於沒有金銀，無法進行征稅。既然英國已經擁有了他們的全部金銀，那怎麽還能再繼續索取他們沒有的東西呢？
然而，美洲的金銀缺少，並不是由於那個地方貧瘠，也不是由於當地人沒有能力購買這些貴金屬。與英國相比，那裏的勞動工資很高，而食品價格則非常低廉，如果大部分人認為有必要購買金銀，那麽他們是肯定有能力購買的。因此，這些金屬的稀少，是他們自動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形勢所迫。這是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必然的結果。
正是因為有國內貿易和進出口貿易，才使得金幣或銀幣成為必要或便利的貨幣。
本書第二篇說過，至少在和平時期，各國的國內貿易，使用紙幣和金銀幣，便利程度相差無幾。美洲人總是把很容易獲得的較多資本用於土地改良上以獲利。因此，他們寧願把從生產品中盡力節省下來的資本（購買這些金屬的必要資本），去購買生產用具、衣料、家具及開墾農作所必需的鐵製農具等。換而言之，不購入死的資本，而隻購入活的生產資料。殖民地政府發現，給人們提供足夠或更多用於國內交易流通的紙幣，對政府有利。在這些政府中，尤其是賓夕法尼亞政府，以幾厘的利息把紙幣貸與人們，由此獲得一項新的收入。其他如馬薩諸塞政府，一有急需，便發行紙幣，以支付國家費用。往後，在方便的時候，以逐漸下跌的市場價回購紙幣。1747年，該殖民地即依照此種方法，以相當於其所發行紙幣十分之一的款，償還其大部分的公債。節省國內交易使用金銀費用的做法，方便了殖民地人民；而提供給其人民一種媒介物，盡管會有諸多不利因素，但是因此節省下來的費用也給殖民地政府帶來了利益。紙幣過於盛行，勢必會把金銀驅逐出殖民地國內貿易領域。因為紙幣過多，曾把金銀驅逐出了英國大部分國內貿易領域。在這兩國，紙幣過多，不是因為人民的貧乏，而是他們的企業精神和計劃精神，希望把所有資本都用在積極的生產性資本上。紙幣進行國內貿易對美洲人更為方便。
在各殖民地與英國之間進行的對外貿易中，所使用金銀的多少視需求量而定。在不需要使用金銀的場合，金銀很少見到；而在需要使用金銀的場合，一般總會有金銀現身。
在英國與以產煙殖民地之間進行的貿易中，英國貨物通常以長期信用的方式先行賒給殖民地的人，然後再以同等價值的煙草支付。以煙草支付，不以金銀支付，對殖民地人民，比較便利。不付金銀，而付以商人碰巧正在經營的他種貨物，對於任何商人來說都更為便利。這樣商人就不必為了臨時的需要，在他營業資本中劃出一定額現金作為預留。他可以在倉庫或店鋪中儲存較大量的貨物，或者擴大營業範圍。但是，幾乎沒有任何與其往來的客戶會認為他以他所經營的貨物來進行支付是便利的。不過，和弗吉尼亞及馬裏蘭進行貿易的英國商人，卻碰巧都覺得對於賣給這些殖民地的貨物，以取煙草為酬比取金銀來得便利。他們可從煙草牟取利潤，而不能從金銀得到何等利潤。因此，在英國與此等產煙殖民地間進行的貿易中很少用到金銀。馬裏蘭及弗吉尼亞的商人無論在國內貿易或是國際貿易中，都幾乎沒有使用金銀的必要。所以它們所擁有的金銀，據說比美洲其他任何殖民地都少。然而，就繁榮程度來說，不比任何其他鄰近的殖民地差。
在北部各殖民地，即賓夕法尼亞、紐約、新澤西、新英國四州等地，出口到英國的商品價值，與他們為了自己使用而從英國進口的商品的價值及為其他殖民地而進口的商品（他們扮演運輸員的角色）價值不相等，因此，這中間的差額就需要以金錢的形式支付給英國，通常他們也是這麽做的。北部各殖民地一般感到必須有金銀幣去支付與英國貿易的差額。
產砂糖的各殖民地每年出口到英國的農產品價值，比他們從英國進口的所有貨物價值的總額要大得多。如果必須為這些殖民地送往英國的砂糖及甜酒支付資金，那麽英國每年就不得不為此支付巨額的差額資金。於是，對西印度群島的貿易，就會如某些政治家所說，成為極端不利的貿易。但事實是，很多產糖農場的所有者，都居住在英國。他們的地租，都是以他們自己農場出產的農產品，即砂糖和甜酒，繳納給殖民地政府的。西印度群島商人為自己在這些殖民地購入的砂糖及甜酒的價值，亦比他們每年在那裏賣掉的貨物的價值小。因此，這個差額就必須以金銀的形式支付給他們，他們通常也是這樣做的。食糖殖民地常常感到必須有金銀幣去支付對英國的貿易差額，這種差額是由於不住在當地產生的。
各殖民地支付英國欠款的困難程度和拖欠程度，是不能以各自應付所欠金額的大小來評估的。通常北部殖民地要把相當大的貿易差額支付給英國，而產煙殖民地則不支付或少量支付他們之間的貿易差額。但是，一般而言，前者總能按期支付，而後者卻不能按期支付。英國向各產糖殖民地收取貨款的困難程度不是與各殖民地應付差額的大小成比例，而與它們所含荒地麵積的大小成比例。荒地麵積越大，殖民地人民從事超過他們自己資力所能經營的生意即開荒墾殖的動力越大，他們就越難付還欠債。反之，荒地麵積越小，結果正相反。正因如此，與那些土地已完全耕種多年，隻有很少餘地可供投機的小島，如巴道斯、安提瓜及聖克利斯托福等島相比，尚存有極多荒地的牙買加這個大島，其付款就充滿不規律性和不確定性。最近格倫納達、托巴戈、聖文遜特及多米尼加的收歸，給這類投機開辟了新天地；而這些島嶼最近付款的不規律與不確定，與牙買加這個大島沒有兩樣。困難不和所欠多少成比例。
因此，對於大部分殖民地來說，金銀幣收入的稀少並不是因為貧瘠。他們對活的生產資本需求巨大，而擁有死的資本越少越好。正是這種原因，使得他們願意轉向一種更為廉價的交易媒介，而不是金銀。從而，他們把一部分金銀的價值轉用在生產用具、衣料、家具及開墾農田所必需的鐵製農具上。在那些非金銀貨幣不能完成的交易部分，它們通常總能找到必要的金銀以供使用。如果找不到的話，那也不是貧乏的結果，而是由於他們從事不必要和規模過大的經營所致。他們不能按時償還債務，不是因為貧瘠，而是因為太過希望發財了，盡管殖民地的稅收大多數需上繳英國，除了用於支付當地行政費用和軍事設施費用的開支，但是它們仍然有足夠的資金購買所需的金銀。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把購買活的生產性資本的一部分剩餘產品轉購死的資本。為了進行國內交易，不得不舍棄廉價的交易媒介，而使用昂貴的交易媒介，而購買這一昂貴交易媒介的費用可能多多少少抑製了它們對於改良土地的過度冒險心理與進取心，但是美洲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需要換成金銀送往英國。這些收入可以以匯票的形式匯寄至英國。這些匯票是向曾委任代售美洲剩餘產品的特定英國商人或公司開出，並由其承擔兌現。這些商人或公司收到等值貨物之後，即按票麵金額以貨幣把美洲的收入繳納國庫。這一來，美洲無需為此輸出一盎司的金銀就可完成所有業務。困難是由於不必要的和過度的企業精神產生的。
愛爾蘭和美洲應該為英國償還公債做貢獻，這並不公平。英國的公債，本是為了支持由革命建立的政府所借的。有了這樣一個政府，愛爾蘭的新教徒才能在本國享有現在所享有的所有權利。他們的自由，他們的財產，乃至他們的宗教，才得以被保護。美洲若幹殖民地，也有賴於這個政府，才有其現在的租令特許，和現在的憲法。美洲所有殖民地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安全和財產，也是依靠這個政府。為了防禦而借的公債，不僅僅為了保護英國，同時也是為了保護英國的所有屬地。特別是最近戰爭中所借的巨額公債，以及前一戰爭中所借大部分公債，其本來的用途，都是為了保護美洲。
愛爾蘭歸並於英，除享有自由貿易的利益外，還會獲得其他重要得多的利益，這些利益補償因其歸屬而產生的賦稅綽綽有餘。蘇格蘭歸並於英國後，一直被貴族壓迫的中下層階級人民獲得了完全解放。貴族權力在愛爾蘭，壓迫更甚，受其害者也更多，如與英國合並，人民大部分會同樣從貴族壓迫之下得到解放。不同於蘇格蘭貴族，愛爾蘭貴族的形成，不是由於門第財產那些自然的、可尊重的差別，而是基於所有差別中最可憎的，即宗教的偏見及政治的偏見。這種差別比其他任何差別都更能助長壓迫階層的傲慢和被壓迫階層的憎恨和憤怒，使得同國居民間相互懷抱的敵意，大於異國人民間相互懷抱的敵意。假使愛爾蘭不歸並於英國，其居民在今後數十數百年間，也不會把他們自己看成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合並會使愛爾蘭擺脫由宗教和政治偏見所建立的壓迫性貴族政治。
在美洲各殖民地，從無專橫貴族存在。然而即使他們與英國合並，在幸福與安定方麵，也隻會受益。至少，他們可以從此免去在小民主政體下必然會發生的充滿敵意的黨爭。而這一黨爭，往往會以類似民主的形式，分裂人民之間的感情，並擾亂其政府的安定。如果美洲與英國完全脫離幹係——除非以這種合並去防止，否則似乎很可能發生——那麽，黨爭一定會比以前激烈10倍。在目前的擾亂開始以前，宗主國的強大壓力，往往能抑製黨爭，使其不至於發展成野蠻的行為和侮辱。假設沒有這種強大壓力，那麽這些黨爭很快就會變成因暴力而造成的流血慘案。在所有統一於一個政府的大國裏，黨派的精神通常對帝國中心地域的影響遠遠大於對偏遠地區的影響。與首都地理上的遠離，與黨派和野心爭鬥的漩渦中心較遠，這使得他們對各個敵對黨派所持的見解會采取一種比較超然的態度，對各黨派的所作所為也會保持一種旁觀者清的公正見解。就目前來看，在蘇格蘭的黨爭，不像在英國的黨爭那樣激烈；如果實現合並的話，愛爾蘭的黨爭大概會比蘇格蘭的黨爭要緩和一些；至於美洲各殖民地，則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英帝國任何屬地都看不到的一團和氣的和諧景象。誠然，實現合並以後，愛爾蘭及美洲各殖民地不免要支付比現在更沉重的賦稅。但是，如果能自覺忠實地把國家收入用於償還公債，英國的國家收入不久就會縮減至隻夠維持和平時期支出的資金水平，現在大部分的賦稅，也不至於要繼續征收下去。殖民地會擺脫仇恨的黨派鬥爭，這在和英國分離時會導致流血。
東印度公司獲得的領土，無疑是屬於國王的，也就是屬於英國國家與人民的。這些領土，可能成為英國收入的另一個來源，這來源也許比上述各收入來源還要充足。據說那些地方的土地更肥沃，麵積更廣闊，而究其土地麵積與英國相比較，人口更富裕，人口密度更大。因此，要從那裏獲得大筆收入，大概無需另征新稅，那裏的賦稅已經足夠甚至高於賦稅的標準了。最合適的做法是，與其增加那些不幸人們的賦稅，不如降低其稅收負擔；與其增設新稅以增加收入，不如防止大部分已收到的賦稅的挪用和濫用。東印度由於較輕的賦稅和較少的腐敗行政可能提供甚至更大的稅收增加額。
如果英國無法從上述源泉中大幅獲得更多資金，那麽對於他來說，可采用的唯一辦法就是減少開支。英國在征稅方法上，在國家收入的開支方法上，仍有改進餘地，不過與其他鄰國相比，無疑還算是節儉的。英國為了防禦，和平時期的國防軍事支出，比想要與它在財富和實力上相抗衡的其他歐洲任何國家的軍事支出都要少。所以想在這個項目上節省費用，似乎不可能。在眼下騷亂開始之前，英國花費在美洲各殖民地和平時期的建設費用過於龐大，如果不能從這些殖民地獲得任何收入的話，這筆費用無疑需要節省下來。盡管這些殖民地在和平時期的經常性費用很大，但是與英國為防禦這些殖民地在戰時所耗費的資金相比缺失微乎其微的。前麵已經說過，英國為完全保障殖民地而發生的最近的戰爭，共耗費9000萬英鎊以上。主要為保障殖民地的1739年西班牙戰爭，及由此次戰爭結果引起的法蘭西戰爭，開銷在4000萬鎊以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當然應由各殖民地負擔。在這兩次戰爭上，英國為各殖民地所耗費的資金，大大超過前一次戰爭開始以前英國所負公債總額2倍以上。如果沒有這幾次戰爭，當時的公債，有可能完全償還。如果不是為了這些殖民地，前一次戰爭，也許不至於會發生；後一次戰爭，則一定不會發生。英國支出了這麽大的費用，就因為它認為這些殖民地是大英帝國的省份。然而，對於維持帝國這些既未能提供財力，又未能提供武力的地方，決不能視其為省份。它們也許可以算是附屬於帝國的一種華麗壯闊的裝飾吧。但帝國如果不能應付這筆裝飾費用，就應當盡早拋棄它們；如果不能按照其支出的比例而增加收入，至少應當量力而行。要是各殖民地拒絕納稅，卻仍視為英帝國的省份，那未來保衛殖民地的戰爭，恐怕不免還要耗去英國以前幾次戰爭那麽多的費用。百餘年來，英國統治者曾以本國在大西洋西岸保有一個巨大帝國的幻想，使其人民引以為豪。然而這一個帝國，至今為止仍隻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中。不是帝國，隻是建立帝國的計劃；不是金礦，隻是開發金礦的計劃。這計劃，在過去以至現在，已使英國耗費得太多了，如果今後仍繼續耗費下去，將來費用一定極其浩大，而且得不到一點好處。這是因為，如前麵說過，殖民地貿易壟斷的結果，隻會損害人民的利益而沒有一點幫助。現在，英國統治者該是實現自己也許還有他們的人民一直以來深陷其中的黃金夢的時候了。如其不能，就應該自己趁早從那夢中醒過來，並使人民也醒過來。如果這個計劃無法實現，那實在應該趁早放棄。如果英帝國的任何省份，不能對全帝國的維持有所貢獻，英國就該擺脫為防禦那省份而支出的戰爭費用，擺脫任何維持和平時期的行政開支或軍事設施的費用，並努力使對未來的展望和計劃適應其實際情況。如果不能使收入增加，英國就應通過擺脫平時和戰時維持殖民地的費用來減少支出。
序言
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就是他們每年所消費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原始基金的源泉;這些消費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就是這種勞動的直接產物,或者是用這種直接產物從其他國家交換而來的產品。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出,一個國家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供應狀況,是受這種直接產物或用它來換取的產品與消費它們的人數之間的比例影響的。
不過這個比例,在每個國家中必然會受到兩種情況的影響:(一)國民在勞動過程中通常使用的勞動技巧,以及從中表現出來的熟練程度和判斷力;(二)從事有用勞動與非有用勞動的人數之間的比例。不論一個國家的土壤、氣候以及國土麵積狀況如何，在特定的情況下，該國的年供給是充裕還是匱乏肯定都是取決於上述兩種情況的。
而相較於第二種情況，供給的充裕還是匱乏更多的是取決於第一種情況的。在未開化的捕魚和狩獵國家中，任何一個具備勞動能力的人多多少少都在從事著有用的勞動，而且總是竭盡全力，為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庭或者部落中的老人、兒童等（即那些喪失或不具備勞動能力的人）提供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然而這些國家往往都是極端窮困，生活相對悲慘，他們時常因為物質匱乏，而不得不直接殺死幼兒、老人以及那些慢性病人，或者是遺棄他們，任其餓死或被野獸吞食。相反，在那些文明繁盛的國家裏，許多根本不勞動的人所消費的勞動產物卻時常10倍或者100倍於從事勞動者消費的。不過，整個社會的全部勞動生產物非常之多，以致所有的人都能夠得到充足的供應。即便是最低級最貧困的勞動者，隻要勤儉節約，能夠享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將比任何一個野蠻人可以獲得的要多得多。
本書第一篇所要探討的主題便是：勞動生產力的各種改進的原因，以及勞動生產物在社會不同階級人們之間分配的自然順序。
不論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通常使用的勞動技巧，以及從中表現出來的熟練程度和判斷力狀況如何，在國家持續的發展進程中，其供給的充裕與匱乏還是取決於國民中從事有用勞動和非有用勞動人數之間的比例的。而在任何地方，這個從事有用勞動和非有用勞動人數都是與用來推動他們工作的資本數量以及資本運用方式成比例的。
因此，本書第二篇所要探討的便是：資本的性質、資本逐漸累積的方式以及資本運行的方式是如何把不同數量的勞動投入運轉的。
在勞動技巧、熟練程度以及判斷力等各個方麵都已經發展到相當程度的國家裏，在勞動運用中對勞動的管理和指導都遵循著極不相同的原則；然而對於增加一國勞動生產物來說，這些原則並不都是同樣有利的。有些國家的政策對於農業的發展是相當有利的，而有些國家的政策則對於城鎮產業特別有利，很少有哪個國家的政策是能夠既有利於農業又有利於城鎮產業的。自從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歐洲的政策，通常都是更有利於手工業、製造業和商業，而不是農業；即對於推動城鎮勞動力的發展是大大超過對於農業勞動力的發展的。第三篇所要探討的便是：提出和確立這種政策的各種有關條件。
雖然這些不同的原則最初或許是某些特定階層的人出於私利和偏見所提出的，完全不會考慮到或預見到它們對於社會公共福利的影響，然而它們卻導致了各種極其不同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形成。其中的某些理論特別推崇城鎮產業的發展，而某些理論則特別推崇農村產業的發展。所有這些理論，不僅對於學者，甚至對於君主和主權國家的公共行為，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因而本書第四篇所要探討的便是:上述理論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所產生的影響。
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以及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為人民提供年消費的那些資源的性質，是本書前四篇探討和說明的主要對象。最後一篇也就是第五篇所要探討的則是：君主和國家的收入。
在這一篇中，我將竭盡所能說明:(一)什麽是君主和國家的必要開支，其中的哪些部分應由全社會共同負擔，哪些部分應由社會的某一特殊部分，或社會的某些特殊成員來負擔；（二）整個社會可以用什麽不同的方式來負擔整個社會的開支，以及各種不同方式的主要利弊；（三）什麽促使了幾乎所有現代國家以其收入的一部分作為擔保發行公債，以及這種公債對於社會的實際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產生了何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