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在過去時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褻”的作品。因此小說的作者姓名往往因不敢署名，而致埋沒不彰。更有若幹小說家不但不敢署名，並且還故意淆亂書中史實，極力避免含有時代性的敘述，使人不能捉摸這一作品的著作時代。《金瓶梅》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品。
但是，一個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時代性的記述，雖不是不可能，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不能離開他的時代，不能離開他的現實生活，他是那時候的現代人，無論他如何避免，在對話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敘述中，多少總不能不帶有那時代的意識。即使他所敘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題材，無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時代的現實生活。我們要從這些作者所不經意的疏略處，找出他原來所處的時代，把作品和時代關聯起來。
常常又有原作者的疏忽為一個同情他的後代人所刪削遮掩，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這舉動同樣不為我們所歡迎。這一事實可以拿《金瓶梅》來做一例證。
假如我們不能得到一個比改訂本更早的本子的時候，也許我們要被作者和刪節者瞞過，永遠不能知道他們所不願意告訴我們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們得到一個較早的《金瓶梅詞話》刻本，在這本子中我們知道許多從前人所不知道的事。這些事都明顯地刻有時代的痕跡。因此，我們不但可以斷定這部書的著作時代，並且可以明白這部書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為什麽這樣一部名著卻包含有那樣多的描寫**部分的原因。
（一）太仆寺馬價銀
《金瓶梅詞話》本第七回九至十頁有這樣一段對話：
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裏虛外實，少人家債負，隻怕坑陷了你！”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隻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著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著起來，朝3廷爺一時沒有錢使，還問太仆寺支馬價銀子來使。休說買賣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裏！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在崇禎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頁）和康熙乙亥本第一奇書（第七回第九頁）中，孟三兒的答話便刪節成：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裏管得許多。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天衣無縫，使人看不出有刪節的痕跡。
朝廷向太仆寺借銀子用，這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明史》卷九二《兵誌·馬政》：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征銀。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仆，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禦史謝廷傑謂：“祖製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太仆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又國家有興作賞賚，往往借支太仆銀，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二十四年，詔太仆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征甚少，而東征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由此可知太仆寺之貯馬價銀是從成化四年（公元1468）起，但為數極微。到隆慶二年（公元1568）百年後定例賣種馬之半，藏銀始多。到萬曆元年（公元1573）張居正做首相盡賣種馬，藏銀始達四百餘萬兩。又據《明史》卷七九《食貨誌》三《倉庫》：
太仆，則馬價銀歸之。……隆慶中……數取光祿太仆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至神宗萬曆六年……久之，太倉、光祿、太仆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仆矣。
則隆慶時雖曾借支太仆銀，尚以非例為朝臣所諫諍。到了張居正死後（公元1582），神宗肆無忌憚地向太仆支借，其內庫所蓄，則靳不肯出。《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載居正當國時：
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仆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仆金亦積四百餘萬。
在居正當國時，綜核名實，令出法行，所以國富民安，號稱小康，即內廷有需索，亦往往為言官所諫止，如《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傳》說：
萬曆六年……上言……陛下……欲取太倉光祿，則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
其用途專充互市撫賞，《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時傳》說：
萬曆五年召理戎政。……言……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仆馬價十數萬，十才二三耳。
到了居正死後，朝政大變，太仆馬價內廷日夜借支，宮監佞幸，為所欲為，專以貨利導帝，《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脈傳》說：
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言……數年以來，禦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錙銖取之，泥沙用之。
不到十年工夫，太仆積銀已空；《明史》卷二三三《何選傳》：
光祿太仆之帑，括取幾空。
但還搜括不已，恣意賞賜，如《明史》卷二三三《張貞觀傳》所記：
三王並封製下，……采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仆銀十萬充賞。
中年內外庫藏俱竭，力靳內庫銀不發，且視太仆為內廷正供，廷臣請發款充軍費，反被譙責。萬曆三十年時：
國用不支，邊儲告匱，……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仆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複忤旨切責。（《明史》卷二二〇《趙世卿傳》）
萬曆時代借支太仆寺馬價銀的情形，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二說得很具體：
太仆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兩。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至四十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
明神宗貪財好貨，至為禦史所譏笑，如《明史》卷二三四《雒於仁傳》所載四箴，其一即為戒貪財：
十七年……獻四箴。……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複入，此其病在貪財也。
再就嘉靖、隆慶兩朝內廷向外庫借支情況做一比較，《明史》卷二○六《鄭一鵬傳》：
嘉靖初……宮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詘，往往借支太倉。
《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
嘉靖二十三年……上奏曰：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改北部，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
據此可知嘉、隆時代的借支處隻是光祿和太倉，因為那時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馬價銀，所以無借支的可能。到隆慶中葉雖曾借支數次，卻不如萬曆十年以後的頻數。穆宗享國不到六年（公元1567—1572），朱衡以隆慶二年九月任工部尚書，劉體乾以隆慶三年二月任戶部尚書，劉氏任北尚書後才疏諫取太倉銀而不及太仆，則朱衡之諫借支太仆銀自必更在三年二月以後。由此可知在短短的兩三年內，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數絕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數目亦不能過大。到了張居正當國，厲行節儉，足國富民，在這十年中帑藏充盈，無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懾於張氏之威棱，亦無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詞話》中所指“朝廷爺還問太仆寺借馬價銀子來使”必為萬曆十年以後的事。
《金瓶梅詞話》的文本包含有萬曆十年以後的史實，則其著作的最早時期必在萬曆十年以後。
（二）佛教的盛衰和小令
《金瓶梅》中關於佛教流行的敘述極多，全書充滿因果報應的氣味。如喪事則延僧作醮追薦（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時則許願聽經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遊方（第四十九回），而歸結於地獄天堂，西門慶遺孤且入佛門清修。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假如作者所處的時代佛教並不流行，或遭壓迫，在他的著作中絕不能無中生有捏造出這一個佛教流行的社會。
明代自開國以來，對佛道二教，初無歧視，後來因為政治關係，對喇嘛教僧稍予優待，天順、成化間喇嘛教頗占優勢，佛教徒假借餘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到了嘉靖時代，陶仲文、邵元節、王金等得勢，世宗天天在西苑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獻一二秘方，便承寵遇。諸宮僚翰林九卿長貳入直者往往以青詞稱意，不次大拜。天下靡然風從，獻靈芝、白鹿、白鵲、丹砂，無虛日。朝臣亦天天在講符瑞，報祥異，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在皇帝修養或做法事時，非時上奏的且得殊罰。道士遍都下，其領袖貴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綰牙牌，躋朝列，再次亦淩視士人，作威福。一麵則焚佛牙，毀佛骨，逐僧侶，沒廟產，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銷聲匿跡，倒盡了黴。
到隆、萬時，道教失勢了，道士們或貶或逐，佛教徒又承渥寵，到處造廟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擬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過到萬曆時代替身僧的聲勢，則為前所未有）。《野獲編》卷二七《釋教盛衰》條：
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唄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
由此可知武宗時為佛教得勢時代，嘉靖時則完全為道教化的時代，到了萬曆時代佛教又得勢了。《金瓶梅》書中雖然也有關於道教的記載，如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六十五回的吳道士迎殯，六十七回的黃真人薦亡，但以全書論，仍是以佛教因果輪回天堂地獄的思想為骨幹。假如這書著成於嘉靖時代，絕不會偏重佛教到這個地步！
再從時代的習尚去觀察，《野獲編》卷二五《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妝台》《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何大複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髻》三闋為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弦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並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遊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
《金瓶梅詞話》中所載小令極多，約計不下六十種。內中最流行的是《山坡羊》，綜計書中所載在二十次以上（見第一、八、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五十九、六十一、七十四、八十九、九十一諸回）；次為《寄生草》（見第八、八十二、八十三諸回）；《駐雲飛》（見第十一、四十四諸回）；《鎖南枝》（見第四十四、六十一諸回）；《耍孩兒》（見第三十九、四十四諸回）；《醉太平》（見第五十二回）；《傍妝台》（見第四十四回）；《鬧五更》（見第七十三回）；《羅江怨》（見第六十一回），其他如《綿搭絮》《落梅風》《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畫眉序》《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搖金》《一江風》《三台令》《貨郎兒》《水仙子》《荼糜香》《集賢賓》《一見嬌羞》《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散列書中，和沈氏所記恰合。在另一方麵，沈氏所記萬曆中年最流行的《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卻又不見於《詞話》。《野獲編》書成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公元1606），由此可見《詞話》是萬曆三十四年以前的作品，《詞話》作者比《野獲編》的作者時代略早，所以他不能記載到沈德符時代所流行的小曲。
（三）太監、皇莊、皇木及其他
太監的得勢用事，和明代相終始。其中隻有一朝是例外，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從正德寵任劉瑾、穀大用等八虎，壞亂朝政以後，世宗即位，力懲其敝，嚴抑宦侍，不使幹政作惡。嘉靖九年（公元1530）革鎮守內臣。十七年（公元1538）從武定侯郭勳請複設，在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處各派內臣一人鎮守，到十八年四月以彗星示變撤回。在內廷更防微極嚴，不使和朝士交通，內官因之奉法安分，不敢恣肆。根基不厚的大璫，有的為了輪值到請皇帝吃一頓飯而破家**產，無法訴苦。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黴失意的時期。反之在萬曆朝則從初年馮保、張宏、張鯨等柄用起，一貫地柄國作威，政府所有設施，須先請命於大璫，初年高拱任首相，且因不附馮保而被逐。張居正在萬曆初期的新設施，新改革，所以能貫徹實行，是因為在內廷有馮保和他合作。到張居正死後，宦官無所顧憚，權勢更盛，派鎮守，采皇木，領皇莊，榷商稅，采礦稅。地方官吏降為為宦寺的屬下，承其色笑，一拂其意，緹騎立至。內臣得參奏當地督撫，在事實上幾成地方最高長官。在天啟以前，萬曆朝可說是宦官最得勢的時代。
《詞話》中有許多關於宦官的記載，如清河一地就有看皇莊的薛太監，管磚廠的劉太監，花子虛的家庭出於內臣，王招宣家與太監締姻。其中最可看出當時情形的是第三十一回西門慶宴客一段：
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槍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武官，都是錦繡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掾跟隨，須臾都到了門口，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裏麵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麵設十二張桌席，都是幃拴錦帶，花插金瓶，桌上擺著簇盤定勝，地下鋪著錦茵繡毯。
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遜讓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首，難為東家，咱坐了罷。”
於是羅圈唱了個喏，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傍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才是周守備，荊都監眾人。
一個管造磚和一個看皇莊的內使，聲勢便煊赫到如此，在宴會時座次在地方軍政長官之上，這正是宦官極得勢時代的情景，也正是萬曆時代的情景。
皇莊之設立，前在天順、景泰時代已見其端，正德時代達極盛期。世宗即位，裁抑恩幸，以戚裏佞幸得侯者著令不許繼世。中惟景王就國，撥賜莊田極多。《明史》卷七七《食貨誌》一說：
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言極言皇莊為厲於民。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宦戚輩複中撓之。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核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複名皇莊。詔所司征銀解部。
由此可知嘉靖時代無皇莊之名，隻稱官地。《食貨誌》一又記：
神宗賚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至四萬頃，群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征稅，旁午於道，扈養廝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由此可知《詞話》中的管皇莊太監，必然指的是萬曆時代的事情。因為假如把《詞話》的時代放在嘉靖時的話，那就不應稱為管皇莊，應該稱為管官地的才對。
所謂皇木，也是明代一樁特別的惡政，《詞話》第三十四回有劉百戶盜皇木的記載：
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撰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莊子。在五裏店拿皇木蓋房。……”
明代內廷興大工，派官往各處采大木，這木就叫皇木。這事在嘉靖萬曆兩朝特別多，為民害極酷。《明史》卷八二《食貨誌》六說：
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鑒、副都禦史戴金於湖廣四川采辦大木。
二十六年複遣工部侍郎劉伯躍采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核諸處遺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誤大工，逮治褫黜非一，並河州縣尤苦之。
萬曆中三殿工興，采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征諸民間，較嘉靖年費更倍。而采鷹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萬。科臣劾督運官遲延侵冒，不報。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按萬曆十一年慈寧宮災，二十四年乾清、坤寧二宮災，《詞話》中所記皇木，當即指此而言。
《詞話》第二十八回有女番子這樣一個特別名詞。
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刀……”
所謂番子，《明史·刑法誌》三說：
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一，理刑百戶一，亦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狷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青素
褶，係小絛，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為幹事，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幹事者為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於檔頭，檔頭視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曰買起數。既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即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牒，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幹榨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聞上，下鎮撫司獄，立死矣。
番子之刺探官民陰事為非作惡如此，所以在當時口語中就稱平常人的放刁挾詐者為番子，並以施之女性。據《明史》在萬曆初年馮保以司禮監兼廠事，建廠東上北門之北曰內廠，而以初建者為外廠，聲勢煊赫一時，至興王大臣獄，欲族高拱。但在嘉靖時代，則以世宗馭中官嚴，不敢恣，廠權且不及錦衣衛，番子之不敢放肆自屬必然。由這一個特別名詞的被廣義地應用的情況說，《詞話》的著作時代亦不能在萬曆以前。
（四）古刻本的發現
兩年以前《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我們所能見到的是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公元1695）皋鶴草堂刻本張竹坡批點《第一奇書金瓶梅》，和崇禎本《新刻繡像金瓶梅》。在這兩個本子中沒有什麽材料可以使我們知道這書最早刊行的年代。
最近北平圖書館得到了一部刊有萬曆丁巳序文的《金瓶梅詞話》，這本子不但在內容方麵和後來的本子有若幹處不同，並且在東吳弄珠客的序上也明顯地載明是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公元1617）冬季所刻。在欣欣子的序中並具有作者的筆名蘭陵笑笑生（也許便是作序的欣欣子吧）。這本子可以說是現存的《金瓶梅》最早的刊本。其內容最和原本相近，從它和後來的本子不相同處及被刪改處比較的結果，使我們能得到這樣的結論，斷定它的最早開始寫作的時代不能在萬曆十年以前，退一步說，也不能過隆慶二年。
但萬曆丁巳本並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這刻本以前，已經有過幾個蘇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並且已有抄本行世。因為在袁宏道的《觴政》中，他已把《金瓶梅》列為逸典，在沈德符的《野獲編》中他已告訴我們在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公元1606）袁宏道已見過幾卷，麻城劉氏且藏有全本。到萬曆三十七年袁宏道從北京得到一個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蘇州就有刻本，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個本子。
袁宏道的《觴政》在萬曆三十四年以前已寫成，由此可以斷定《金瓶梅》最晚的著作時代當在萬曆三十年以前。退一步說，也絕不能後於萬曆三十四年。
綜結上文所說，《金瓶梅》的成書時代大約是在萬曆十年到三十年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退一步說，最早也不能過隆慶二年，最晚也不能後於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