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到《金瓶梅》的，是袁宏道的《觴政》：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為內典。……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為逸典。（《袁中郎全集》卷一四，十之《掌故》）
袁宏道寫此文時，《金瓶梅》尚未有刻本，已極見重於文人，拿它和《水滸》並列了。可惜袁宏道隻給了我們一個藝術價值的暗示，而沒提出它的著者和其他事情。稍後沈德符的《野獲編》卷二五《金瓶梅》所說的就詳細多了，沈德符說：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公元1606）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袁中道，宏道弟）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雲。
關於有刻本前後的情形，和書中所影射的人物，他都講到了，單單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著者，他卻隻含糊地說了“嘉靖間大名士”了事，這六個字的含義是：
（1）作者是嘉靖時人；
（2）作者是大名士；
（3）《金瓶梅》是嘉靖時的作品。
幾條嘉靖時代若幹大名士都可適用的規限，更不妙的是他指這書是“指斥時事”的，平常無緣無故的人要指斥時事幹什麽呢？所以顧公燮等人便因這一線索推斷是王世貞的作品，牽連滋蔓，造成上述一些故事。康熙乙亥（公元1696）刻的《金瓶梅》謝頤作的序便說：
《金瓶梅》一書傳為鳳洲門人之作也。或雲即出鳳洲手。然洋洋灑灑一百回內，其細針密線，每令觀者望洋而歎。
到了《寒花盦隨筆》《缺名筆記》一些人的時代，便索性把或字去掉。一直到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還認定是弇州之作而不疑：
《金瓶梅》之出於王世貞手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時代不遠，當知其詳。乃斷名士二字了之，豈以其誨**故為賢者諱歟！（《小說考證》二，九十六頁）
其實，一切關於《金瓶梅》的故事，都隻是故事而已，都不可信。應該根據真實史料，把一切荒謬無理的傳說，一起踢開，還給《金瓶梅》以一個原來的麵目。
第一，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要先抓住它的要害點，關於《清明上河圖》，在上文已經證明和王家無關。次之就是這一切故事的焦點——作《金瓶梅》的緣起和《金瓶梅》的對象嚴世蕃或唐荊川之被毒或被刺。因為這書據說是作者來毒嚴氏或唐氏的，如兩人並未被毒或無被毒之可能時，這一說當然不攻自破。
（甲）嚴世蕃是正法死的，並未被毒，這一點《寒花盦隨筆》的作者倒能辨別清楚。顧公燮便不高明了，他以為王忬死後世貞還去謁見世蕃，世蕃索閱小說，因作《金瓶梅》以譏刺之。其實，王忬被刑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十月初一日，歿後世貞兄弟即扶柩返裏，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家，自後世貞即屏居裏門，到隆慶二年（公元1568）始起為河南按察副使。另外嚴嵩於四十一年五月罷相，世蕃也隨即被刑。王忬死後世貞方痛恨嚴氏父子之不暇，何能?顏往謁賊父之仇？而且世貞於父死後即返裏屏居，中間無一日停滯，南北相隔，又何能與世蕃相見？即使可能，世蕃已被放逐，不久即死，亦何能見？如說此書之目的專在諷刺，則嚴氏既倒，公論已明，亦何所用其諷刺？且《四部稿》中不乏抨責嚴氏之作，亦何庸寫此洋洋百萬言之大作以事此無謂之諷刺？顧氏說嚴氏之敗是由世貞賄修工爛世蕃腳使不能入直致然的，此說亦屬無稽，據《明史》卷三○八《嚴嵩傳》所言：
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許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擬，而日縱**樂於家。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旨。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是積失帝歡。
則世蕃之不能入直是因母喪，嵩之敗是因世蕃之不代票擬，也和王世貞根本無關。
（乙）關於唐順之，按《明史》：“順之出為淮揚巡撫，兵敗力疾過焦山，三十九年春卒。”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何能預寫《金瓶梅》報仇？世貞以先一年冬從山東棄官省父於京獄，時順之已出官淮揚，二人何能相見於朝房？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又安能遣人行刺於順之死後？
第二，“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話，假使可以把它遷就為王世貞，那麽，又為什麽不能把它歸到曾著有雜劇四種的天都外臣汪道昆？為什麽不是以雜劇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百穀或張鳳翼？那時的名士很多，又為什麽不是所謂前七子廣五子後五子續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們有什麽反證說他們不是“嘉靖間的大名士”？
第三，再退一步承認王世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做）。但是問題是他是江蘇太倉人，並且是土著，有什麽保證可以斷定他不“時作吳語”？《金瓶梅》用的是山東的方言，王世貞雖曾在山東做過三年官（公元1557—1559），但是能有證據說他在這三年中，曾學會了甚至和土著一樣地使用當地的方言嗎？假使不能，又有什麽根據使他變成《金瓶梅》的作者呢？
前人中也曾有人斷定王世貞絕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清禮親王昭梿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說：
《金瓶梅》其**褻不待言。至敘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羼雜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尚未見商輅《宋元通鑒》者，無論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譾陋若是，必為贗作無疑也。（《嘯亭續錄》卷二）
作小說雖不一定要事事根據史實，不過假如是一個史學名家作的小說，縱使下筆十分不經意，也不至於荒謬到如昭梿所譏。王世貞在當時學者中堪稱博雅，時人多以有史識史才許之，他自身亦以此自負。且畢生從事著述，卷帙甚富，多為後來修史及研究明代掌故者所取材。假使是他作的，真的如昭梿所說：“何至譾陋若是！”不過昭梿以為《金瓶梅》是贗作，這卻錯了。因為以《金瓶梅》為王世貞作的都是後來一般的傳說，在《金瓶梅》的本文中除掉應用曆史上的背景來描寫當時的市井社會奢侈放縱的生活以外，也絲毫找不出有作者的什麽本身的暗示存在著。作者既未冒王世貞的名字，來增高他著述的身價，說他是贗作，豈非無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