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注八十三前半的原文是：
“Der Finanz Mandarin Wan-mao-in liess sich beigeben, Dem Sohn des Himmels ein projekt zu unterbreiten, welches versteckt auf Verwandlung der Chinesischen Reichsassignaten in konvertible Banknoten hinzielte.
Im Bericht des Assignaten Komitees Vom April 1854 erh?lt er geh?rig den Kopf gewashen. Ob er auch die obligate Tracht Bambushiebe erhielt,wird nicht Gemeldet.‘Das Komitee’, lautet es am schluss des Berichts,‘hat sein projekt aufmerksam erwogen und findet, dass alles in ihm aufden vorteil der kaufleute ausgeht und nichts fur die krone vorteilhaft ist.’”（Arbeiter der Kaiserlich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Peking ü ber China,Aus dem Russischen von Dr. K. Abel und F. A. Mecklenburg. Berlin 1858,Bd. I.S. 47 ff.）
郭沫若先生譯作：
中國的財政大員王茂蔭上一條陳於天子，請將官票寶鈔暗渡為可兌現的錢莊鈔票。在一八五四年三月鈔法核議會的奏呈中，王茂蔭為此大受申飭。然其曾受法定的笞刑與否，則無明文。該奏議之結尾有雲：“本核議員等曾將其條奏詳加審核，覺其中所言專利商賈，於朝廷毫無一利。”
原文中的Reichsassignate日本高畠素之譯本第一卷九六頁譯作帝國紙幣，陳啟修譯本譯作大清帝國紙幣，郭譯作官票寶鈔，都是錯的。前兩個當時根本無此名詞，郭譯錯了一半，對了一半。因為官票和寶鈔是兩種東西，Reichsassignate指寶鈔而言，並非官票。原文中的Assignaten Komitee高畠素之和陳啟修都譯作帝國紙幣委員會，郭譯作鈔法核議會，也都是錯的，因為在有清一代，並沒有這樣名稱的機構。清製管理錢幣的機關名錢法堂，錢法堂有兩個，一由戶部右侍郎兼管，一由工部右侍郎兼管。所屬的造幣廠有寶泉、寶源二局，寶泉屬戶部，寶源屬工部。《光緒會典》卷二十四《戶部·錢法堂》條記：
管理錢法侍郎，滿洲一人，漢一人，掌寶泉局鼓鑄之政令。凡銅鉛進於局，驗而收焉。缺者補之，銅不足色者抵以耗。凡鑄錢月定其卯，驗而解於部。附鑄亦如之。考其式法，給其工料，越歲則奏銷。
卷六十二《工部·錢法堂》條記：
管理錢法侍郎，滿洲一人，漢一人（以本部右侍郎兼管），掌寶源局鼓鑄之政令。凡銅鉛之歲輸於部者定其額，至則以時驗收焉。凡鼓鑄分其爐座，核其緡數，出卯則盡數報解戶部，搭放兵餉。
職掌大體上相同。王茂蔭在鹹豐三年遷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關於錢法和鈔法的興革是他的專責。他在鹹豐四年三月初五日上《再議鈔法折》，提出辦法四條，當日即奉嚴旨申斥，並諭：“此折著軍機大臣詳閱後，專交與恭親王、載銓速行核議，以杜浮言。”初八日複有上諭：“諭內閣：恭親王奕?親王銜定郡王載銓奏：遵議王茂蔭條陳鈔法窒礙難行一折，著即照所奏均無庸議。”是所謂帝國紙幣委員會或鈔法核議會都是指交王大臣議奏而言。清製國家大政和臣工條議照例由皇帝交王大臣議奏，審核其可行與否，將意見貢獻與皇帝做最後決定。
在《資本論中的王茂蔭》文中有下列一段：
再看王茂蔭“自請嚴議”，可以知道這種不兌換紙幣的發行，本是出於他的建議。王茂蔭在鹹豐三年三月還在禦史職，但他對於國家財政很是關心。我疑心三年五月鑄大錢的辦法都是出於他。他是那年的十一月初二日升為戶部右侍郎的。四年三月的第二諭中有“經朕洊擢侍郎”之語，這“洊擢”一定是對於他的某種建議的報酬。“官票寶鈔”的施行在後，鑄造大錢之事在前，從論功行賞的程序上說來，連大錢鑄造的建議，恐怕也是出於這位理財家的吧？
也是一半對、一半錯的。寶鈔的建議者第一個是王茂蔭，可是他的建議並未通過。後來所施行的鈔法並不是根據他的建議來的，他以為那辦法不對，所以提出四條意見，結果反被申斥。至於鑄造大錢，恰好相反，王茂蔭是當時最堅決的一個抗議者，反對者。他論當時的鈔法應改良，不應鑄造大錢，他的意見沒有被采納，結果是大錢果然行不通，鈔法也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