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所記之如瑤貢舶事，明清人記載極多。日人記載則多據中籍迻譯，雖間有疑其支離者，亦僅及派使者之為征西或幕府，對於事實本身，則均一致承認。
關於胡惟庸通倭之明清人記述，其主要事實多根據《實錄》及《大誥》，《明史》和《實錄》更不過詳略之異，大體一無出入。文中洋洋灑灑據口供敘述胡惟庸的罪狀，於通倭投虜事，僅有二句：
惟庸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34)
惟庸誅後數日，在宣布罪狀的演詞中，亦未提及通倭一字：
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豈意奸臣竊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堤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蠹，皆就殄滅……”(35)
於罷中書省詔中，亦隻及其枉法撓政諸罪：
癸卯，罷中書省，詔曰：“……丞相汪廣洋、禦史大夫陳寧晝夜**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興。以致胡惟庸私構群小，夤緣為奸，或枉法以賄罪，或撓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36)
即在十六年後，太祖和劉三吾的談話中，胡惟庸的罪狀，也不過隻是擅作威福和僭侈：
二十八年十一月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僭亂如此，殺身亡家。”(37)
惟庸誅後七年，始於所頒《大誥》中提及林賢：
維十九年十二月望皇帝三誥於臣民曰：“……帝若曰前明州衛指揮賢私通惟庸，劫倭舶，放居倭，惟庸私使男子旺借兵私歸賢，賢將輔人亂，不寧於黔黎，誅及出幼子。”(38)
在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所頒《祖訓》中(39)，方才正式列出惟庸通倭的記載，其文雲：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今將不征諸夷國名列後：
東北：朝鮮國
正東偏北：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大琉球國 小琉球國
西南：安南國 真蠟國 暹羅國 占城國 蘇門答剌
西洋國 爪窪國 湓亨國 白花國 三弗齊國 浡泥國(40)
考《明史·胡惟庸傳》謂：“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查《實錄》十九年十月條不載此事。胡惟庸罪狀中之通倭一事，據史言發覺在十九年，其唯一之根據為當時官書《大誥三編》。據此則十九年以前不當有絕倭之事，而事實上則卻相反。《祖訓》之成，據《大事記》所言第一次編成於洪武二年。(41)第二次在六年五月。(42)第三次在二十八年九月，重定名為《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為《祖訓》首章。(43)由是可知最後定本即仍洪武六年之舊，不過把原來《箴戒》章改成首章而已。胡惟庸事敗在洪武十三年正月，通倭事發在十九年十月，不應先於洪武六年絕倭！細繹《祖訓》文意，知其大旨不過戒子孫勿務遠略損國威，所列不征之國，亦以其阻絕海洋，不易征服，於胡惟庸事，初無關涉。蓋日本之被列為不征之國事在洪武六年以前，在洪武十九年到二十八年這時期中方把胡惟庸事加入，作為佐證。後來讀史的人不留心，把不征之國和胡惟庸事因《祖訓》先後放在一起，就混為一事，並誤為有因果關係。因胡惟庸獄詞和《大誥》所載，輾轉附會，惟庸之通倭謀逆及明廷因之與日絕交數事，遂成信讞了。
《國朝列卿記》所記全用《實錄》原文，明代向例於《實錄》修成後即焚稿扃史館中，不為外人所見。所以後來人的記載大部分可說都是根據《列卿記》這部書。
因為《皇明祖訓》《大誥》和《實錄》中的記載，出於朝廷。後來的史家便都一致相信，以為事實。自鄭曉(44)、郎瑛(45)、章潢(46)、鄧元錫(47)、茅瑞征(48)、茅元儀(49)、陳仁錫(50)、張複(51)、葉向高(52)、方孔炤(53)、黃道周(54)及《製禦四夷典故》(55)諸書，一致以為太祖朝之中日絕交，是因為如瑤貢舶事件；如《蒼霞草》所記：
已複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
《吾學編》《製禦四夷典故》《皇明世法錄》《圖書編》諸書雲：
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私通日本，蓋《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
渡邊世《室町時代史》（二三五頁）亦謂：
時明胡惟庸謀反，使寧波之指揮官請援於征西將軍。征西府使僧如瑤率精兵四百餘人偽入貢赴之。謀覺，胡惟庸伏誅，逮林賢獄起，我邦通謀事發覺，太祖大怒，爾後一時交通遂絕。
何喬遠(56)、鄭若曾(57)、嚴從簡(58)諸人記林賢與如瑤之事跡較詳盡，《名山藏·王享記》雲：
丞相胡惟庸得罪懼誅，謀諸倭不軌，奏調金吾衛指揮林賢備倭明州。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日本使出境，則誣指為寇以為功。賢聽惟庸計，事覺，惟庸佯奏賢失遠人心，謫居之倭中。既惟庸請宥賢複職，上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密書奉日本王借精銳人為用，王許之。賢還，王遣僧如瑤等率精銳四百餘人來，詐獻巨燭，燭中藏火藥兵器。比至惟庸已敗，上猶未悉賢通惟庸狀，發四百餘人雲南守禦……十五年惟庸事覺，上追怒惟庸，誅賢磔之。於是名日本曰倭，下詔切責其君臣，暴其過惡天下，著《祖訓》絕之。
所記恰與《大誥》合。《籌海圖編》亦采此說，而誤以胡惟庸為樞密使，為王士騏所譏。(59)且以為先於洪武十六年詔絕日本，二十年如瑤事發，時代與各書歧異。日人辻善之助據之以為懷良親王已於前四年卒，足證使非征西所遣。(60)書中標明日使為歸廷用，足補何氏之缺：
日本使歸廷用入貢方物，厚賞回還，明州備倭指揮林賢在京隨駕，時交通樞密使胡惟庸，潛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謀，令將歸廷用誣為倭寇，分用賞賜。中書省舉奏其罪，流賢日本。洪武十六年詔絕日本之貢。賢流三年，逆臣胡惟庸暗遣人充宣使，私往日本取回，就借練精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具，意在圖亂，上大怒，磔賢於市，乃降詔責其君臣，絕其貢。
《殊域周谘錄》本之，而以為十三年發如瑤雲南守禦，林賢事發則在洪武二十年。日人飯田忠彥(61)、荻野由之(62)、辻善之助(63)、栗田元次及木宮泰彥(64)和德人希泊魯禿（Sicboldt）(65)諸人所記大率根據以上所引。
李開先所記則與諸書微異，其所撰《宋素卿傳》雲(66)：
自洪武年間因胡惟庸通倭密謀進壽燭，內藏刀箭。將夷以銅甑蒸死，絕其進貢。
這是他把永樂三年十一月日本使者自治倭寇的記載(67)和如瑤貢舶事件混在一起誤為一事的錯誤。
以上諸家所記都屬於胡惟庸使林賢通倭，如瑤偽貢事件。王世貞一流的史家所記，則與此異：
日本來貢使，私見惟庸，乃為約其王，令舟載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掩執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就日本有成約。(68)
以下便接著敘雲奇事件，把這兩件事發生連帶關係。他在另一記載中又說：
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日使）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裹挾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69)
又把這事件和如瑤發生關係。陳仁錫(70)、朱國楨(71)諸人都相信這一說，引為定讞。稍後穀應泰、夏燮等，便兼采兩家矛盾之說，並列諸事，作最完備之記錄。(72)
讀了以上諸家記述之後，最後我們試一持與當時的官書一核，看到底哪些史料是可靠的，哪一些是不可靠的，《大誥三編》說：
前明州衛指揮林賢出海防倭，接至日本使者歸廷用入貢方物。其指揮林賢移文赴都府，都府轉奏，朕命以禮送來至京。廷用王事既畢，朕厚賞令歸，仍命指揮林賢送出東海，既歸本國。不期指揮林賢當在京隨駕之時，已與胡惟庸交通，結成黨弊。及歸廷用歸，惟庸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計，令林指揮將廷用進貢舡隻，假作倭寇舡隻，失錯打了，分用朝廷賞賜，卻仍移文中書申稟。惟庸佯奏林指揮過，朕責指揮林賢就貶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廬州人充中書宣使李旺者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國王兵，假作進貢來朝，意在作亂。其來者正使如瑤藏主左副使左門尉右副使右門尉，率精兵倭人帶甲者四百餘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誅僇，其日本精兵，就發雲南守禦。洪武十九年朕將本人命法司問出造反情由，族誅了當。嗚呼人臣不忠者如此！(73)
又雲：
其指揮林賢年將六旬，又將輔人為亂，致黔黎之不寧，傷生所在，豈不得罪於天人者乎！遂於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賢於京師大中橋及男子出幼者皆誅之，妻妾婢之。(74)
我們且不推敲這事件的本身是否可靠，明太祖這樣一個梟桀陰忮的人的話——一麵之詞是否可信，光和其他的記載比較，至少以下幾件事是明太祖或胡惟庸所未曾想及的。這幾點是：
（一）詐獻巨燭，燭中藏火藥兵器的聰明主意。
（二）日本貢使私見惟庸，約貢千人相助綁票的事。
（三）時間的矛盾。
（四）歸廷用十五年之再貢發覺事。
（五）奏調林賢備倭明州事。
（六）三年前惟庸初由右丞改左，正得寵眷而反懼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