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董仲舒兩次從政，“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兩袖清風故得以自保，因而也就“以壽終於家”。[1]
董仲舒辭官家居之後，一方麵仍以“社會賢達”的身份預聞朝政；另一方麵主要的是以著述為事，“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2]
董仲舒勤於筆耕，著述頗多。司馬遷說他“推《春秋》之義，頗著焉”。[3]沒有指明董仲舒有哪些著作。班固指出：“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4]而《西京雜記》則徑說董仲舒夢蛟龍入懷，著《春秋繁露》。
不過，關於《春秋繁露》的正式著錄，隻是到了隋唐時期才有。這其中的原因，清代學者判定是因為在西漢末葉以後，古文經學盛行，因而使屬於今文經學派的董仲舒著作便不被重視而散失。這個解釋對於理解何以到了隋唐才正式著錄董仲舒的著作很有助益，但明顯地與曆史事實不合。
西漢末葉以後，古文經學異軍突起，確實對今文經學構成嚴重的挑戰。但在整個東漢時代，今文經學並沒有因古文經學的崛起而中斷。大量事實表明，董仲舒一係的嚴、顏學派在東漢一直擁有極大的勢力。[5]董仲舒本人的著作一直受到朝野各界的重視，不僅東漢明帝馬皇後“尤善”董仲舒書[6]，而且有應劭等人仿董仲舒著書體例撰《決事比例》及《春秋斷獄》等。[7]因此可以說，董仲舒的著作在東漢時還並沒有失傳，隻是不被那些古文學家重視而已。
現存《春秋繁露》的最早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台刻本，藏於北京圖書館。清代學者整理研究《春秋繁露》校著者有惠棟、紀昀、盧文紹、淩曙、蘇輿與譚獻等。其中，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校論最為詳盡，淩曙的《春秋繁露》較為通行。淩著成於嘉慶年間，收入《皇經解續編》，故而流傳甚廣。但實在說來，淩著也很粗糙，很少有校勘、訓詁、讀音和用典的出處。此外，手抄譚獻的《董子定本》藏於浙江圖書館，手抄張宗祥《董子改編》藏於杭州圖書館，也可備參考。
《春秋繁露》的傳世各本，均明顯經過後人改動，不是董仲舒著作的原貌。但它作為流傳不多的董仲舒著作，大體上仍可反映董仲舒的思想與學術。這部書猶如漢代今文經學的百科全書，它對當時所遇到的每一個問題都試圖從理論上加以解釋和概括。因此，認真研究《春秋繁露》不僅對於理解董仲舒的思想，而且對於研究漢代學術史乃至整個儒學發展史都是極為重要的。
然而，關於《春秋繁露》的研究，除了清代學者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外，則向來不夠充分，甚至對此書名稱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漢書·藝文誌》沒有著錄此書，而在董仲舒傳中也隻說《繁露》是與《聞舉》、《玉杯》、《竹林》等並列的說《春秋》事得失的一個篇名。至於為什麽取名“繁露”，向來也有不同說法。有人引《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麵玄絕無繁露，以為“繁露，冕之所垂也”。或引《博物誌》“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其實，這些都是將“繁露”作為具象，而無法說明董仲舒使用時的含義。
賈公彥在《周禮·大司樂》的疏中說：“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而《玉海》則說：“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屬辭比事，有連貫之象焉。”這兩種意見不知是否更接近董仲舒的本來意義。
關於董仲舒的其他相關資料，還散見於《漢書》的《五行誌》、《藝文誌》、《食貨誌》和《匈奴傳》等篇中。這些資料大部分由後人輯入《董子文集》。另，清人黃奭輯有《董仲舒文》二卷。所有這些，都是研究董仲舒的重要資料。
[1]《漢書·董仲舒傳》。
[2]《漢書·董仲舒傳》。
[3]《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4]《漢書·董仲舒傳》。
[5]參見馬勇：《漢代春秋學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6]《後漢書·皇後紀》。
[7]《後漢書·應劭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