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年，武帝建元元年，漢武帝主持的策問，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對，頗得漢武帝的好感，董仲舒由此應該在西漢政治生活中開始發揮自己的作用。無奈，這次策問的結果並沒有向這個方向發展。丞相衛綰奏向漢武帝提出，“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於是董仲舒隻得出任江都相。
為江都相是董仲舒從政的開始。江都易王劉非是武帝的哥哥，“素驕、好勇”，且野心勃勃。他希望董仲舒能像管仲輔助齊桓公，範蠡、種、泄庸等“三仁”輔助越王勾踐那樣，幫助他奪取中央政權，“卒為霸主”。劉非並以此意征詢董仲舒的意見說：“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皋、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為霸主。範蠡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皆為賢。孔子曰：‘殷有三人。’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
可惜，董仲舒是堅決維護中央集權政治體製的，其《公羊春秋》學對臣弑君的不義行為和不利於“大一統”的行為更是嫉惡如仇。於是，董仲舒借古喻今，好言相勸劉非潔身自好，安分守己，萬不可圖謀不軌。他說：“仲舒知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但見問尚羞之，而況乃與為詐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
仲舒接著說：“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於聖賢，何賢之有？”[1]明確告誡劉非應維護漢家王朝的政治統一而不要爭霸。
董仲舒的意見獲得劉非的認可，於是董仲舒平安無事地連任江都相六年。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這兩次自然災害今天看來應該沒有什麽更神秘的原因。但在當時人們可不是這樣認為。董仲舒便根據《春秋》關於災異的觀點，認為這兩次火災表明上天已經對武帝的行為表示了不滿，武帝正確地反映是應該檢查一下自己的言行。出於對中央政權愛護的虔誠願望，董仲舒匆匆寫了《災異記》。[2]並引申發揮道：“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3]很顯然，董仲舒是借助於兩次火災建議武帝任人唯賢，要敢於誅殺“骨肉大臣”。[4]
董仲舒的這份《災異記》雖然已經寫就，但並沒有及時送達武帝，而與董仲舒素來不和的主父偃不知通過什麽渠道知道了這一情況，“竊其書而奏焉”。[5]“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6]年僅20餘歲的漢武帝雄姿勃勃，血氣方剛，豈容臣僚譏諷，於是責成呂步舒嚴加懲處。
呂步舒為董仲舒的弟子，他秉武帝的旨意處理這一事件，由於他不知《災異記》為乃師董仲舒所著，遂認為著者“下愚”，並將作者逮捕入獄，準備斬首。後來，呂步舒大概知道作者為董仲舒，不得不在武帝麵前哀求，武帝詔赦之，使董仲舒免於一死。[7]但可能正因此事的折騰，董仲舒被廢為中大夫。從此再也不敢輕易談論災異了。
經過呂步舒的懇求，董仲舒“幸蒙不誅，複為太中大夫”，居家以著述、授徒為事，“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8]在平靜中度過了幾年光景。
建元六年五月，竇太後崩。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重演建元元年故事，冬十一月，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夏五月，複征賢良對策。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在儒學勢力重新崛起的過程中，董仲舒並沒有什麽突出活動，這大概是他由於《災異記》的事已被搞得聲名狼藉，既已被廢為中大夫，再積極幹預朝政不僅不太可能，而且對董仲舒個人來說也沒有多少實在意義。
公孫弘以白衣儒生而獲得武帝的高度信任，“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但從學術水平上說，公孫弘之《春秋》學實在不如董仲舒。而在政治見解上也有著顯著的差異。
更為嚴重的是，董仲舒看不起公孫弘的個人人格，“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於是公孫弘便不能不變著法地收拾董仲舒。其最利害的一著，就是公孫弘向漢武帝建議徙董仲舒相膠西王。
膠西王也是漢武帝的哥哥，“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於是公孫弘乃漢武帝建議道：“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於是董仲舒從江都相徙膠西相。[9]
至於公孫弘為什麽力薦董仲舒為凶殘、蠻橫的膠西王劉端的國相？這大概是因為：第一，董仲舒教了十年《公羊春秋》，弟子遍朝野，名聲越來越大，因而引起公孫弘的不安和嫉妒；第二，董仲舒在家居的開始幾年，可能還算本分，但後來隨著名聲的擴大，越來越幹預朝政，“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法”。[10]這對身為丞相的公孫弘顯然是難以容忍的。於是乎，公孫弘向武帝建議，唯董仲舒可為暴戾無行的膠西王的國相，企圖假他人之手致董仲舒於死地。
膠西王雖然驕橫，但當他得知董仲舒乃當世大儒，也就對董仲舒非常客氣，“善待之”。然而董仲舒有了前此的教訓，“恐久獲罪”，隻好找準一個機會，稱病免歸，回家賦閑去了。[11]董仲舒就此結束了他那短暫的從政生涯，回歸到營造思想體係的學術生活中來了。
[1]《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又見《漢書·董仲舒傳》。
[2]《史記·董仲舒傳》索隱。
[3]《漢書·五行誌》：
[4]蘇輿：《董子年表》。
[5]《漢書·董仲舒傳》。
[6]《史記·董仲舒傳》。
[7]關於此事，《史記》、《漢書》等還有一些記載。《史記·主父偃傳》說，主父偃因揭發董仲舒有功，受寵。“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漢書·劉向傳》引韓說曰：“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複為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嚐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就此事件，洪邁評價道：“以武帝之嗜殺，臨禦方數歲，可與為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至淮南、衡山二獄，死者數萬人。然則下吏幾死，非不幸也。”蘇輿《董子年表》說：“案：仲舒此書，因時之論。使武帝早從其言，何至興彼大獄。仲舒學術尚仁，而有時主刑，所以為大儒也。洪（邁）論失之。”
[8]《漢書·楚元王傳》。
[9]《漢書·馮衍傳》雲：“仲舒言道德，見嫉於公孫弘，此忠臣所為流淚也。”王應麟《通鑒答問》四雲：“《春秋》之學，所以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詭遇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為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太史公自序》雲：‘公孫弘以儒顯。’其意微矣。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薰子可以為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弘不能容也。《儒林傳》雲：‘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不鄉風。’夫弘以佞諛致斯位，猶翰音之登天，梯稗之有秋。而學者為之風動，明經誌青紫，稽古矜車馬，慕人爵之勢榮，忘天爵之良貴，弘實啟之。”
[10]《漢書·董仲舒傳》。
[11]《漢書·敘傳》說：“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懸車，下帷罩思，論道屬書，說言訪對，為世純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