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了董仲舒的天論、人論之後，讓我們看看他的天人之際理論吧。
上麵說過，以荀子為代表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人定勝天”的呐喊，“明於天人之分”的口號，從抽象思維的高度表達了中華民族不畏艱辛、勤勞勇敢的英雄氣概。遺憾的是，荀子片麵地誇大了人的作用，徹底否認了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之間本來存在著的某種聯係。
董仲舒試圖解決荀子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他以人副天數為出發點，認為天人之間在信息和情感方麵存在著一個相互感應的係統，這就是天人感應論。
人們對自然界的初級認識中，有著許多奇異的幻想，天人感應就是這些幻想中的一種，它和人做夢一樣，是主體自身在受到某種外界刺激之後而發生的對現實生活並非真實的反映，“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非人間力量的形式”。[1]在人類剛從動物界分離之初，大腦思維能力尚不發達，人類還隻能自發地適應自然，最初還不可能產生天人感應的虛幻觀念。隨著人體素質在勞動過程中不斷提高，人類的思維能力有了某些發展之後，他們認識到某些自然現象確與人類存在著某種聯係。但由於人類自身能力極為有限，他們對這些與人類有密切聯係而又變化無常的現象無法解釋時，於是逐漸產生一種幻覺，這種幻覺又演變成了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反過來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意識。
這種意識長時期的支配著中國人的思維活動，它既是科學不發達的產物，又是科學繼續發展的障礙物。在董仲舒的時代，相信天人感應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出現日食，文帝下詔罪己，詔曰：“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亦之以災，以誡不治。”並下令全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2]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天人之間確實存在著能相互溝通的感情。
天人感應的理論大致完成於戰國鄒衍學派之手，但在鄒衍之前的伯陽父那裏早已露出端倪。西周幽王三年，發生地震，伯陽父說：“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能蒸，於是有地震。”[3]伯陽父的這些理論雖是討論天人之際的交互感應，但它並不是用神秘主義的方法來解釋，他的陰陽概念，其內涵正是原始樸素唯物主義的內容。在“天變”、“周將亡”之間的關係上，伯陽父是企圖用物質的原因加以說明。
然而，到了鄒衍那裏，情況就不一樣了。生當諸國紛爭時期的鄒衍，“睹有國者蓋**侈，不能尚德”。[4]為了改變這種陋俗，鄒衍根據已有的思想資料和當時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的某些觀測成果，構造出一套新的理論體係，將自然界的變遷與人類社會的政治活動更為緊密地聯係起來。鄒衍“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5]天人之間的關係已被神秘化了。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不僅繼承了鄒衍的神秘主義內容，同時也吸取了伯陽父等人的唯物主義學說。
一方麵，董仲舒將在鄒衍之前各自獨立發展的陰陽五行學說引進自己的天人感應論，建立起一套嚴整而又神秘的思想體係，“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比相生而間相勝也”，特別是他的“中央者土，君官也”[6]的以土德配君主的理論，從理論上完成了以陰陽五行為主要內容的天人理論體係。
另一方麵，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借助於某些物質元素起中介質的作用。他認為，君主欲有所作為，宜求其端於天，而天人之間最關鍵的環節在於陰陽二氣的和諧。以政治生活為例，陰陽承擔著各自的職能，陽主德，陰主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陰陽二物，相互為用，缺一不可，“陽不得陰之功，亦不能獨成歲功”。[7]從這些議論中，不難看出先秦唯物主義天道觀對董仲舒的影響。
因此，我們認為董仲舒的天人理論，雖不是先秦各家學說的拚盤，但它是先秦以來天人理論的邏輯發展過程，這個理論的完成對於漢代社會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此以後，“天與人又漸覺親切，皆援天道以證人事”。[8]
[1]恩格斯：《反杜林論》第331頁。
[2]《史記·孝文本紀》。
[3]《國語·周語》。
[4]《史記·孟荀列傳》。
[5]《後漢書·劉瑜傳》。
[6]《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7]《漢書·禮樂誌》。
[8]《甘二史劄記》“漢儒多言災異”條。